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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敦其人许毅明*摘 要:近代中国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厦门关,曾经产生过 87 位税务司,卓尔敦(1938 年 4 月 11 日1945 年 9 月 30 日在任)是其中之一,也是特别的一个。他在任时间长,却生不逢时,在抗日烽火期间临危受命,在沦陷区内委曲求全,又在抗日战争行将落幕时高调复出,最终被时代抛弃,黯然退出职业舞台。他并非碌碌无为,他创造了电脑编码,在任期间努力保护华人的利益,保留海关财产,并按照既定程序延续海关运作,为战后重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有益贡献。关键词:卓尔敦 厦门关 税务司 中国近代海关厦门关税务司卓尔敦1911 年 3 月初春,同许多怀揣淘金梦想的西方人一样,来自北欧丹麦的 23 岁小伙卓尔敦,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加人了如日中天的中国近代海关,在江海关谋得四等 C 级帮办(临时)职位。自此卓尔敦在外籍税务司洋人至上的体制下,摸爬滚打 18 年,于 1929 年11 月晋升署副税务司,职务是“署襄办铨叙科副税务司兼署襄办秘书副税务司”。又过了 3 年,卓尔敦跻身税务司行列,仕途顺风顺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折。1938 年仲夏,日军频频进犯厦门,战事一触即发,就在战争阴影笼罩的紧要关头,4 月 11日卓尔敦奉调接管厦门关。301*许毅明,厦门海关史研究者,研究方向为厦门海关史。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一生不逢时1937 年 8 月,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国财政部关务署发布战时命令,“凡各属主管人员,均应谨慎从公,不得轻离职守,倘有故违,重惩不贷”。1938 年 4 月接到调令后,卓尔敦极不情愿,但又不能抗命不遵。他清楚战争带来的动乱,海关也在风口浪尖上,但其骨子里西方人的傲慢天性,令他自信以非作战国公民身份,能够远离战争或少受波及。他的前任美籍税务司铎博贲(R.M.Talbot),战前未雨绸缪采取了不少防范措施:“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将把海关迁往海关灯塔供应船 并征号 会计课已迁到鼓浪屿常务副税务司住所。”“3 艘较大缉私舰艇适时在香港设立基地,外籍家眷纷纷离开厦门去找她们的丈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责任。然而一旦要撤退,关员中还有13 名外籍关员,其中 7 人有家属,还有 80 名列人提名录的华员。”“我牢记你关于档案安全的指示,已将大量档案存放在安全的地方。”“我决定将总务课和稽查课人员组成 3 班轮流值班,其余留在鼓浪屿听候分派,各部门主管均需每天照常上班。”“由你批准的防空设施已经完工,看来相当坚固,足以抵御除最重型炸弹外的所有轰炸。它可容纳大约 50 人,即一半的海关人员,其规模受到我们手头的钢筋限制。”为贯彻总税务司梅乐和(F.W.Maze)要求沦陷区各关除万不得已撤退外、要以继续坚持工作为原则,卓尔敦到任后,随即部署一系列战时措施。1.转移1938 年 5 月 10 日,日军攻占厦门,税务司卓尔敦下令海关紧急撤离。“在我们的摩托艇数次横渡港口后,差不多把每一个部门的主要档案,办公设备包括全部的打字机和计算机运到安全地区确定没有关员留在大楼后,锁上海关大门到 11 日中午,日本海军军旗在海关大楼上升起,很显然 一切都完了 外勤课一个杂役被打死,另一个受伤。”随后,卓尔敦就恢复海关工作与日军代表谈判,无果。6 月 4日,日本公使馆官员从上海抵厦门,税务司卓尔敦应其要求提供厦门关关税项目、财产预算及人事等资料。三天后,日方开出厦门关返回厦门办公的四项条件:由日方担任税务司;大量裁减关员,节省开支;所有重要职务均由日本人担任;所有税款转存台湾银行。苛刻条件让卓尔敦犯难,却得到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支持:“我同意你所报401戴一峰主编 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 年1949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戴一峰主编 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 年1949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编著 厦门海关志(16841989),科学出版社,1994,第 409 页。卓尔敦其人 告的,在因战事来临不得不撤离厦门以后,你为继续在鼓浪屿维持海关手续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不失时机地筹措重开海关所采取的行动。”也许是受 1938 年 5 月 2 日英日两国在东京非法签订了一份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的影响,也许是战争初期,日本对激起英美等国的敌对有所顾忌,日方不再坚持上述四项强硬条件。最终,厦门关接受了日方开列的如下条件:施行新进口税则及修正出口税则;从 9 月 1 日起,所有税款转存台湾银行;任何支出均须征得日方同意;商人改以日元缴纳进口税和进口附加税;取消缴验领事签证货单办法;运输违禁品,改向日军当局请领护照或证书。8 月底,厦门关迁回海后路原址办公,得到总税务司通令嘉许:“查该税务司及各员役,此次能沉着应变,及时采取有效行动,俾人员生命及关产得以保全,殊堪嘉许。”2.应急处置1938 年 6 月 28 日厦门关南部灯塔管理中心所属的牛山灯塔遭劫,灯塔主任内尔森(N.B.Nelsson)及工作人员 2 人被劫持,公私财产损失严重,这是卓尔敦上任后碰到的又一棘手事件,这件事同样牵涉到日本占领当局。当时的福建沿海岛屿已被日本军队控制,海关船只出人必须向日本占领当局通报在这一地区的海洋活动,海关回迁岛内的斡旋正在进行中,卓尔敦不想与日本人节外生枝。牛山灯塔遭劫时,灯塔运输船“并征号”不在厦门基地,在上海的海务巡工司一时无船只调派,只能就近寻求船只救援。当时厦门港内有一艘日本拖网渔船和一艘英国货船 H.M.S.Diana。英国货船同意救援,但要请示香港总部批准。电报交叉出现在厦门香港两地的海关、英国领事馆,导致日本海军当局对海关使用英国货船的误解,货船迟迟不能出港,只能急电“并征号”返航。事后,鉴于灯塔站孤悬海岛,无防卫能力,加上战争期间海面不靖,盗匪活动频繁。“劫匪船最近对东犬和东涌灯塔袭击,该地区北部的劫匪活动频繁。这些劫匪,据称携带机关枪,两个灯塔都遭到打劫。在东犬岛还发生当地渔民和土匪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于是,卓尔敦通过“并征号”在上海招募 8 名受过武器训练的人员担任牛山和东涌灯塔的反劫匪警卫。但这一做法被总税务司署海务巡工司否决,巡工司认为在灯塔派驻武装警卫的策略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于是,1939 年 4 月 1314 日牛山和东501戴一峰主编 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 年1949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1938 年 8 月 31 日厦门关海关长谕令第 2544 号,笔者抄自厦门海关档案,下同。海关大巡船只分别配置在沿海一线各关,建有泊船基地,如“并征号”在厦门,“厘金号”在福州,“开办号”“专条号”在九龙,“流星号”“运星号”“海星号”等在上海。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涌灯塔的反海盗警卫悉数被撤回。巡工司的顾虑是对的,面对武装的亡命之徒,少数警卫是抵挡不了的,万一灯塔受损更是得不偿失。卓尔敦权衡再三,下达了“凡遇有海盗抢劫等事,灯塔绝对不能作为防御物之用,只可作避难之所”的命令。当然他也不忘转述总税务司的“传令嘉奖”,给予遭劫人员精神上的抚慰,而对遭劫人员赔偿个人损失的强烈呼声爱莫能助:“虽然我对有关工作人员遭受的损失深表同情,遗憾的是总署第 3928 号文第二部分的措辞,排除了我建议赔偿私人财产损失的可能性。据了解,灯塔看守员的个人财产损失只能通过保险获得索赔。”他能做的只是“有权注销被劫匪抢劫的现金账户余额191.25 元,记人你的专用账户 M:SCH,10”。3.恢复港口检疫上海和厦门是国内最早开展人境检疫的口岸,1873 年至 1931 年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口岸检疫工作在近代中国海关体制内不断发展壮大,检疫范围不断拓展,检疫手段日益丰富。尽管 1931 年 1 月厦门海关检疫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厦门海港检疫所,结束了检疫主权长期不能独立自主的局面。但厦门海港检疫所一直依靠海关经费支撑,每月划拨经费 2000 元(海关两)(经费列人海关普通总预算,依照紧缩办法七成九折发给,划拨数额屡有变化)。卓尔敦接任后,每月划拨经费按惯例继续进行。在厦门沦陷后,厦门海港检疫所人去楼空,奉关务署令,厦门关再度接管厦门海港检疫工作。1938 年 6 月在鼓浪屿设立以甘饶里(Dr.Gumming)为临时所长的检疫所机构,海关按月划拨 2000 元经费,1939 年减为 1400 元。此时,日军虽然占领厦门岛,而鼓浪屿依然是英国、美国、法国庇护下的公共地界,海港检疫所不受日本人掌控,日本人极为不满。1939 年 9 月 19 日日本驻厦门领事致函卓尔敦,以不容置疑的措辞,要求海关必须在本月 23 日组建新检疫机构,实施新章程,并于当日迁往厦门海后路中央银行旧址办公。慑于日本占领者的淫威,卓尔敦无奈地向甘饶里表示:“我将于22 日停止向你每月供给1400 元经费,自23 日起转发给代理港口检疫长田村政太郎(M.Tamura)。请你在 22 号之前把账户交给我,田村政太郎会安排你移交检疫所财物及资金等。”新组建的检疫所共计 19 人,所长、主任医师及会计长由日本人充任,只有 1 名非正式医员由第三国籍人员充任,每月继续供款 1400 元,如有盈余充作改良本所费用,不执行紧缩办法,调整拨款比例。6011939 年 5 月 1 日岸本广吉致厦门关,IG.commrs.No.174394/Amoy.No.6276。1939 年 1 月 21 日“并征号”船长马劳白致东犬、西洋、七星等灯塔启事。1938 年 11 月 8 日岸本广吉致厦门关,IG.commrs.No.172358/Amoy.No.6214。1939 年 9 月 20 日税务司卓尔敦致甘饶里(No.12692/general)函。卓尔敦其人 4.编撰厦门关第六辑十年报告编撰通商口岸过往十年报告的传统始于 1890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能否继续按现行形式出版海关十年报告,普遍持有怀疑,一般认为第五辑为最后一辑。“当第五辑出版后获得的反响,表明了该项报告不仅视为了解中国之简明、实用及权威资料,而且可作为预测中国今后发展之具有相当价值之参考资料。”于是 1941 年 8 月 28 日总税务司下发“各关主事按前例向总税务司提供 19321941 年第六辑十年报告”要求:务求每份十年报告成为十年间所发生事件之扼要而客观记录,对事实之叙述平实且不修饰,不加批判,不作推论,不对和平与战争时期之形势作出对比,如此方可避免贬低报告之历史价值。又,报告应涵盖整个十年,务求不因过分注意后几年发生之突出事件而忽略早期之重要事件。卓尔敦不敢怠慢,随即组建编写组,按照 17 项专题一一落实到人。副税务司彭家杰等 15 名中外职员,奉命收集编撰,率先按要求完成厦门关第六辑十年报告。太平洋战争突发,打乱了原定的部署,上海总税务司署被日军占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第六辑十年报告编辑出版计划流产,而厦门关已完成英文版本编写稿,保存了这一段历史资料,殊属难得。资料收录在 1990 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的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一书中。二委曲求全抗战爆发后,在对日本要求海关大量增用日籍关员的问题上,总税务司梅乐和一再迎合日本。据统计,1937 年 8 月前,各口岸日籍员工内班 14 人,外班 61 人;1939年 2 月,日籍员工增加到内班 24 人,外班 242 人,海务 22 人。此时,日籍员工总数已占海关外籍员工总数的 45.7%。1.在日籍员工掌控海关的强权下保住自己的要职1941 年 12 月 13 日,卓尔敦接悉总税务司电令:“通知所有英、美籍雇员(除灯塔员外)薪津等发到 1941 年 12 月底,立即解职。”随即卓尔敦按照日本人的意愿进行人事调整。任命椿本(Tsubaki)接任东区指挥官兼海务巡视员;任命二等 C 级驾驶员7011941 年 8 月 28 日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 5764 号,事由:为总税务司有关编写 19321941 年十年报告第六辑之指令事。1941 年 12 月 20 日卓尔敦致总税务司呈文。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岸诚一(Kishi)接任“并征号”临时指挥官。卓尔敦做了如下解释:“任命椿本暂时接管东区指挥官兼海务巡视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