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pdf

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特 稿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王 杰摘要“忧患意识”诞生于殷末周初，体现了人文精神的觉醒。从西周到春秋早期，让先哲们产生“忧患意识”的对象从周王室转向了所隶属的诸侯国，并体现在对“民”的重视上。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四家所倡导的忧患意识，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意识、责任意识，也形成了一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道家认为“礼”才是国家忧患的根源，主张从精神世界上来寻求躲避忧患。墨家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解决国家、社会、民生等一系列难题的方案之中。而在法家看来，由一个强力的国家结束乱世才是解决忧患问题的最佳方案，富国强兵是其基础。“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面对危机与挑战的重要智慧。关键词忧患意识 人文精神 生存智慧100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儒家哲学、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一“忧患意识”的出现何为“忧患意识”？系辞 言：“易 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 者，其有忧患乎？”又言：“易 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结合这两段话，可以获悉 系辞 的作者推测 易经 作于殷末周初，且认为“作 易 者”似乎已经具备了“忧患意识”。然而，为何“忧患意识”诞生于殷末周初，而非其他时期？按照学者徐复观的说法，“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于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因此，在宗教氛围相当浓厚的殷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先鬼而后礼，率民以事神”，无论是祭祀、渔猎，还是征伐、婚嫁，都采取一正一反的卜问方式。大量甲骨文的发现，也印证了殷人凡事贞卜皆问于“上帝”的特点。习惯贞卜于鬼神的殷人，或许更依赖于祖先的护佑而非超前的“忧患意识”。与殷人相比，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杰出政治家，看到了自恃有祖先神护佑的夏、商并未能够代代相传，而是走向了灭亡，于是开始思考未来国家的发展应如何突破夏、商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循环，以免重蹈覆辙，这标志着中国最早的“忧患意识”的出现。这在 尚书周书召诰 里说得更为清楚明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一方面周公强调应以夏、商的教训作为警戒，体现了周公对于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西周的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担忧；另一方面，周公为了论证“小邦周克大国殷”的政治地位合法性，从夏、商政权的灭亡中得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使周从过去殷商浓厚的宗教氛围中解脱而出，从重鬼神转向重人伦道德，体现了人文精神的觉醒。对文王、周公而言，“天命”之所以放弃殷商而转向周，是因为殷20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 20 页。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商统治者的肆意妄为，失去了“天命”的护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德”的观念与地位也由此明确，并与民心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 尚书周书泰誓 所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初的政治家们反复告诫世人，要“敬德保民”，不要重蹈夏、商覆辙，这种“忧患意识”既是一种道德意识，也是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一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周文王的忧患意识来自“小邦周”的励志图强，周公的忧患意识来自总结夏、商灭亡的原因，以警示后人，使周王朝能够国祚延绵。然而，到了西周末期，厉王、幽王已经忘却先王的警示，失去忧患意识，穷奢极欲，滥用王权，最终使西周走向覆灭。周王室东迁以后，国家已然是“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诸侯相互征伐，百姓流离失所。面对这样的情景，更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怀着一种忧道、忧国、忧民的危机感、责任感，针砭时弊，丰富了“忧患意识”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二“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西周时期到春秋早期，先哲们“忧患意识”的对象是周王室。如前文所言，文王、周公等早期西周政治家主要从夏、商的败亡教训中吸取经验。春秋中期以来，因分封制而产生的诸侯国，受周王室衰微的影响，相互攻伐争胜，以战争的方式吞并小国，增强自身的国力，“春秋无义战”，混乱局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对于本国人民的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周王室，先哲们由此将“忧患意识”的对象由周王室转向了所隶属的诸侯国。以屈原为例，作为楚国的贵族，屈原的“忧患意识”既体现为对楚国前途命运的担忧，也体现为对个人命运多舛的烦闷忧愁。离骚言：“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300转引自（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十九册）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 25 页。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秦国已有鲸吞六国之势，而楚国偏安一隅，佞臣巧言令色，蒙蔽楚怀王视听，只顾谋取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安危、百姓福祉于不顾。作为楚国大夫，屈原身系国家人民安危，多次向楚怀王进谏，言明楚国的内忧外患，并以夏桀、商纣肆意妄为、荒淫无度、任用佞臣的教训来劝诫楚怀王。然而屈原一片忧国忧民的耿耿忠心，触及了楚国贵族大臣的利益，因此被他们进谗言罢黜。屈原悲愤地发出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喟叹。政治上的失败使得屈原远离朝堂，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信念让屈原并未被现实所打败。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心怀爱国之心，希望楚国能有像古者圣王那般的贤明君主出现，挽救楚国大厦于将倾，这展现了屈原鲜明的“忧患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还体现在对“民”的重视上。早在西周早期，周人就已经意识到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强调为政者必须时刻关注民意、民心的动向，开始关注与肯定人民的存在、人民的价值，把人民作为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这种“保民”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延续。“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语句，就是“保民”思想鲜明的特征，体现了“忧患意识”中的民本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忧患意识”成为扎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三“忧患意识”在诸子思想中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政治地位自平王东迁之后一落千丈，诸国争霸，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代表各自阶级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四家，学术重心由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过渡，形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百家争鸣局面。他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意识、责任意识，也是一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儒家特别注重“忧患意识”，孔子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展现了儒者肩负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自400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觉。镇守仪地的边防官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更是将孔子看作一个能够改变“礼崩乐坏”局面的领导者。儒家学说是意在济世救民，修身治国的仁学，是旨在解决忧患问题的哲学方法。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论语 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甚至悲愤地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已经由统一的整体概念化为零零碎碎的诸侯之“邦”，出于对“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忧虑，孔子认为应当推行“德治”“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家的兴盛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引导以及外在的礼仪规范调节。作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可以让人们信服。同时，孔子忧民生之贫。弟子冉求辅佐季氏，季氏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孔子因此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思是冉求辅佐一个剥削民众的执政者，他不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由此可见孔子忧民不聊生，痛恨这些搜刮民众财产的执政者。孔子忧民德更甚于忧民生，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比起水火，民众更需要的是仁德。因此，将“仁”推广至社会层面，在孔子看来更为重要。相较于孔子，孟子更为直接地指出“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孟子看来，“忧患意识”并非“杞人忧天”，当它作为国家外部压力之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孟子之忧虑不仅体现在“忧国”上，更体现在“忧民”上。与孔子从道德上规范民众行为相比，孟子认为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前提。他曾痛斥梁惠王，只顾自己口腹之欲，不顾百姓之生死安危，无异于率领禽兽侵害百姓，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乱世之中，一旦战起，百姓就要经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所能依托的，也只有统御他们的君主。君主倘若能够安抚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50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皆有所依，那么民心将成为改变春秋战国乱世格局、竞争制胜的关键。于是，孟子将民心推至相当高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认为政治得失的标准在于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一旦君主昏庸、腐败，民众也有革命的权利。“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唐代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皆表达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道家的“忧患意识”。与奋发有为的儒家不同，道家因为自身“崇尚自然”而被误解，他们逍遥出世、自然而为的态度被看作缺乏责任担当。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老子清楚地认识到，世人对他自身及思想难以理解。他以深邃的哲学视野看到了民众生活的艰难贫困以及统治者的贪欲妄为。和孔子推崇“礼制”不同，老子认为“礼”才是国家忧患的根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之所以被看作“乱之首”，一方面是由于“礼”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划分等差阶级，违背了自然，同时也成为剥削、压迫民众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繁文缛节的“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统治者越是用礼法去控制民众，越会适得其反，民众会用智慧来钻礼法的漏洞，导致盗贼越来越多。原本用来规制人行为的“礼”，成为老子眼中的枷锁，而老子最终想要批判的对象，并非“礼”，而是统治者。统治者制定“礼”，并利用“礼”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寥寥数语，体现了老子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和对民众遭受欺凌的担忧。老子的忧患具体体现在“民不畏死”这一命题上，他讲：“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一再警示统治者，如果一味地剥削民众，最终不畏死、不畏威的人民将成为推翻其统治的力量，国必危矣。故而，老子讲：600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又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面对国家忧患，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去除内心的私欲，只有统治者做到了“不贵难得之货”，才不会有祸乱的发生。需要注意的是，老子解决国家、民众之忧患的思想并未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因此，道家的另一位思想家庄子认为，社会的困境不是人的主观能够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家和社会的昏乱，无力改变现状的庄子只能从精神世界上来寻求躲避忧患，认为“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使得世人忽视了这只是道家面对忧患而选择的另一种解决方法 “以隐避忧”。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发。但是，这种面对忧患选择避让的做法，难免过于消极。墨家的“忧患意识”。墨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解决国家、社会、民生等一系列难题的方案之中。墨家之忧天下，在诸子之学中显得尤为积极、强烈。孟子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所处之世，国与国之间攻伐争胜，墨子率领弟子，奔走各国，阻止战争，体现了墨家努力担负时代赋予的责任，以强烈的使命感来匡时救弊。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争斗皆是缘于不能彼此相爱。因为不能“爱”对方，所以天下之祸患丛生。因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调和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该原则体现了墨子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天下百姓营造一个安定平和的生存环境。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表，墨家具有浓厚的忧民情感。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强本”是指重视生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需求，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节用”，顾名思义，是指节约资源，杜绝浪费行为，这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已经威胁到了民众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上，“食必梁肉，衣必文绣”；在精神生活上，“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70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笙而扬干戚”。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这些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并引起其他官员的效仿，最终导致国家贫困，民怨沸腾。解决这一忧患问题，除了在消费方面要求统治者要“节用”“节葬”“非乐”，做到“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还要求统治者在施政纲领方面加以保障，这便是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墨子主张为平民的权益奔走呼告，认为“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种“尚贤”思想恰恰与先秦以来的世卿世禄思想相对，具有鲜明的革新色彩。法家的“忧患意识”。法家与儒、道、墨三家一样，面对社会的变革，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与商鞅的历史观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认为造成乱世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之世的人性皆有“欲利之心”。韩非子看到历史在不断地发展，时代在不断地进步，因此他反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谋划解决方案。在法家看来，由一个强力的国家结束乱世才是解决忧患问题的最佳方案，而国家的强力，则需要富国强兵作为基础。“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也”，耕战“二者力本”。以耕战为本，才能在诸国争胜的局面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法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耕战的政策，商鞅提出“作壹而得官爵”，即民众能获取官爵的唯一方式便是耕战。韩非子继承商鞅的耕战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措施，除去不利于耕战的“五蠹之民”，在政策的保障下，国家才能迅速强盛。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如此强烈，除了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还与“士”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关系。随着“士”阶层的扩大，“士”的社会地位、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因为“士”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观察、思考较其他阶层更为深刻，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要代表的“士”，都纷纷从各自阶级利益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思索、考察、探究、解决、回答现实问题。诸子百家的争鸣、学术思想的碰撞，其目的皆是为拯救天下苍生开出一剂良方、交出一份答卷，诸子百家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共同铸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为璀璨中华文化的历史增添了一缕光芒、一份厚重。800居安思危：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四“忧患意识”的现代启示“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基础。“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危难忧虑和疾苦民众的道德关怀。如前文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落使地方诸侯国的政治地位提高。大国相互攻伐争胜，穷兵黩武；小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奢靡生活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使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诸子百家忧天下、忧民生的“忧患意识”，从孔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再到庄子的“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可谓“忧患意识”诞生以来的第一次发展与高潮，较西周时期的“忧患意识”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忧患意识”的第二次发展与高潮在两宋时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士大夫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进而形成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士”阶层与国家命运、民族安危联系得更为紧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大夫在中央政府中积极参政议政，在地方上兢兢业业、勤政为民。一代名相王安石，谋求变法革新，以图国富民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邓州，非但没有意志消沉，还写出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其中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北宋灭亡之后，以岳飞、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阶层，面对外患，纷纷表现出驱除外寇、收复河山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士”阶层胸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维系了两宋三百多年的国运。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选择委曲求全、卑躬屈膝，促成了“忧患意识”的第三次发展与高潮，如果将前两次“忧患意识”的集中爆发看作中华文明内部的矛盾，那么近代以来的“忧患意识”则是因东西方文明碰撞而产生的对中华文明能否在世界发展大潮中生存的强烈担忧。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百日维新”，皆是“忧患意识”警示下近代文人志士面对列强威胁下的一种自我救赎。梁启超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指出：“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90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若；今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梁启超发自肺腑的感言，正是传承传统“忧患意识”的自白，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有了中华民族的衰而复振，再次崛起。“忧患意识”是中国面对危机与挑战的重要智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中国面对无数次危机与挑战仍能安然度过的重要智慧。从历史发展看，当前中国进入了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抱团取暖”。面对这样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当有“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忧患意识，不忘古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谆谆教诲，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机遇，从容化解所忧之患，将其转化为“忧患”年代中华民族崛起之养料。010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 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