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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二二三年第九期61百 家 看 点肖像画是“以描绘具体人物相貌为目的的人物画”。美术领域的历史人物肖像创作，主要有绘画和雕塑两种形式，二者在中西艺术史上皆源深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隐喻的意义指向与阐释方式，不仅表征着不同的时代气象，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政治、军事、艺术及其他文化领域的名人造像或树碑以纪功立传，古今中外皆有相关肖像绘画和雕像存世。（中略）笔者认为历史人物肖像在多年之后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既是肖像作品背后深藏的历史情怀和哲理，也是特定时代或特定国家的精神和意志，但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肖像在创作思想上的文化隐喻。隐喻，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的思维方式，一直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明确指出：“用一个表示其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这些论述和事例其实都说明隐喻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中，但大多数人仍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的修辞方式。美国学者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摆脱了将隐喻仅视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艺术技巧的限制，而将其归结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途径，认为隐喻是“将意义赋予某一形式”的重要途径。人类通过隐喻而认识世界，隐喻具有创建和构造世界的功能，也是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工具。纵览世界艺术史，通过艺术创作传达丰富的社会意义，隐晦地表达个人观点，已然成为艺术家常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艺术家感时而发、借古喻今，许多集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于一炉的肖像名作应运而生。一般而言，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艺术家更倾向于创作军政强人来为民请愿。例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摩西，表现了带领人民摆脱埃及人奴役的犹太王；大卫则刻画了利用掷石器干掉巨人哥利亚以拯救同胞的少年大卫王的英武形象。这些创作以隐喻的方式借古喻今，呼唤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外侮寻求国家统一。而在时局相对稳定之际，艺术家则容易集中表现哲人、思想启蒙人士或者文学艺术大家。例如，乌东创作的雕塑伏尔泰、徐悲鸿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和俄国巡回画派大师列宾的油画肖像穆索尔斯基，他们在这些历史人物肖像里寄寓了无限情思对人民的关切、对民族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侵略者的痛恨。相对于普通的闲情偶寄式的小品，历史人物肖像作品绝不会是莫名感慨或者无病呻吟，它们是作者心中积蓄已久的激情迸发，是战斗勇士的呐喊。通过塑造模范典型为国发声，为民请命，展现时代精神和风采，这是历史人物肖像创作的最大动因和使命。历史人物肖像创作要发挥作品显著的典型效应和社会影响，不能仅仅依靠典型形象，还需要在作品的艺术性上有不懈的追求。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其他领域的知名人物，他们的名字和形象都是相对显性或显赫的文化符号。为显赫的文化符号创作一件肖像作品，有着比一般肖像创作更高的要求。神态的肖似、动态的典型、色彩的和谐以及整体气氛的把握等，都应该充分反映对象的个体特性以及所处的时代精神。（中略）历史人物肖像也可以说是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承载着众多时代的、地域的以及文化上的内涵和价值。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以及政治、军事领域的历史人物肖像都带上的各自时代、地域和民族的性格，具有强烈的文化隐喻性，是一个时代的综合象征。而且，这种隐喻或象征还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更深广的意义。历史人物肖像以其独特视角，将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浓烈的人文气息以及丰厚的文化属性熔于一炉，塑造出了众多既有独创性又有时代情怀的艺术典型。这些经典作品的问世，是应时代的要求、人性的呼唤及精神内省的顺势而生，引发观众的积极共鸣。故此，历史人物肖像不仅是对个人形象的描绘，更是一种文化隐喻，一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与见证。摘自刘湘东历史人物肖像的文化隐喻，美术2023 年第 7 期刊林撷思62师道二二三年第九期百 家 看 点关于儿童电影教育功能的争论由来已久，贯穿近代电影发展始终。20 世纪 20年代，电影的教育功能得到社会关注，并成为争议的焦点。在儿童是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具有独立于成人的主体性等儿童本位观念的影响下，针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电影教育活动即儿童电影教育成为当时社会讨论的重要话题，当时的知识界出现了不同观点相互争鸣的局面。倡导儿童电影教育功能说。电影是促进儿童教育的理想工具，有利于儿童品行发展。电影作为西方舶来品，传入中国不久就被赋予“增长知识”“劝善戒恶，叫人警醒”等教化功能，蕴含着国人对电影承担起培育民众智识、增进国民道德素质的期许。胡愈之较早在 活动影戏发达之将来（东方杂志1919 年第 16 卷第 4 期）一文中指出，教育影片在学校教育方面效用极大，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视听特性能够将知识更加直观形象地传达给学生，易于学生理解，能够提高教学效率，“譬如对小学生讲尼亚加拉瀑布之情形，教员虽具悬河之口，亦难使学生了解其意。若以活动影片开演之，则不及三分钟，学生即已心领神会矣”。电影是活动的图书，具有多方面价值。王昌祉在电影与教育（圣教杂志1926 年第 15卷第 5 期）中，将电影视为活动的图书，认为相对于文字、图画、幻灯片而言，电影更能吸引、激发儿童的注意力，使儿童记忆更加牢固。随着电影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电影代替教育的观点。朱佐廷在儿童教育电影问题（河南教育月刊1934 年第 4 卷第 11 期）中，认同爱迭生“以电影代教育”的主张。他认为，教育电影是艺术化的教育产物，能与儿童有感情的生活和以往经验直接发生联系，容易引起儿童真实的兴趣和学习动机。（中略）还有学者承认电影对儿童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主张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了规范电影行业发展，1930 年颁布了电影检查法。随后，“电影检查委员会”和“中国电影教育协会”相继成立，电影规范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蔡元培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会辞（中央日报1932 年 7 月 9日）中，特别强调了儿童与电影的关系，提出“儿童好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影响最大，因此坏的影片，如淫戮荒谬之类，宜禁止放映”。他以保护儿童为由，赞同对电影实行检查。伯珩在 电影与儿童（东方杂志1933 年第 30 卷第 1 期）中，首先肯定了电影对儿童的教育意义，认为电影中的故事与童话一样，都是儿童的爱物，但故事经电影色彩和声音渲染，给儿童的印象比童话要深刻得多，使儿童容易着魔，受教育于无形之中。为了检测电影对儿童的实际影响，他介绍了英国伯明翰电影调查委员会所作的电影对于儿童影响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电影对儿童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亟须关注电影所应承担的儿童教育责任。徐公美在 电影教育概说（教育与民众1932 年第 3 卷第 8 期）中提出，既要利用儿童的模仿性、电影对儿童的吸引力，养成其向善之心，又要限制儿童的观览时间，避免观看电影妨害儿童健康。（中略）在谈儿童电影（现代父母1935 年第3 卷第 7 期）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对儿童观览电影时间、年龄的规定，还建议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规范儿童观影行为，防止儿童生理上早熟和心理上的衰颓现象。（中略）朱彤在值得注意的儿童电影教育（教育与民众1937年第 8 卷第 9 期）中，充分肯定儿童电影教育的必要性，从视觉教学、陶冶儿童品性道德和培养民族意识三个层面进行详细论述。同时指出，当时以营利为目的的成人本位电影，摧残儿童心理和生理发展。（中略）可见，随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知识界在电影是儿童教育重要工具、对儿童的思想行为有正负面影响等方面逐渐达成共识。但是，围绕电影对儿童究竟产生怎样的教育效果、如何影响儿童品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知识界出现了不同观点和争议，且衍生出对儿童看电影的年龄、频率、主题限制及对现有电影教育改良等问题的讨论。此后，电影能对儿童培养产生巨大影响且利大于弊，成为官方和部分教育者的共识。因此，如何趋利避害，政府、学校、家庭等分别应承担怎样的电影教育责任，成为当时讨论的重点。摘自王丽、屠凤娜近代儿童与电影教育功能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