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281949-2023年%29.pdf

626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 第38卷 第6期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为何与如何评价中国竞技体育体制 70 余年演进历程，并借以指明新时代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向，是我国体育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40 年来，体育在国家改革波澜壮阔的大潮中搏击奋进，砥砺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也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确立了部分带动整体、典型性运动项目引领全局的渐进改革模式。2019 年 9 月颁布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再次提出“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要改革任务。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制度改革，体制建设则是过去、当前和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竞技体育体制是国家组织管理竞技体育活动的制度框架。作为体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延续和变化深刻影响竞技体育乃至体育治理效能。目前，学术界关于竞技体育体制变革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历程2、改革现状3和对策路径4等，基于历史和结构视角，通2023年 第38卷 第6期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626 632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19492023）MA Bowei1，XIONG Yan2（1.School of PE，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2.School of P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Abstract The key content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New Era is system innovation，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ompetitive sports.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a glorious course of saving the body，reviving the body，enriching the body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dy.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ath dependence，key nod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macro background and micro 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and proposes that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should evolve along the path of“from absolute right to balanced right，from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to favorable environment，from institutional defects to institutional norms”.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political center，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ptimize the training of talents，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competition，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so on，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Key words sports system；National System；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马博威1，熊 焰2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 年）摘要 新时代深化竞技体育改革重点首推体制创新，这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顾历史，新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经过了以制救体、以制兴体、以制富体、以制强体的历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在分析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以及与宏观背景、微观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应沿着“由绝对权利向均衡权利、由不利环境向有利环境、由制度缺陷向制度规范”的路径演进。为此，需要在完善组织架构、优化人才培养、激发赛事活力、加快法治建设等方面蓄力、发力，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关键词 体育制度；举国体制；竞技体育体制；历史制度主义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0000（2023）06-626-07 DOI：10.13297/ki.issn1005-0000.2023.06.002参考文献引用：马博威，熊焰.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 年）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38（6）：626-632.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作者单位：2023-05-15；修回日期：2023-09-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BTY020）马博威（1991-），男，河南商丘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竞技体育治理，E-mail：；通讯作者：熊 焰（1963-），男，湖北荆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竞技体育文化，E-mail：pe_。1.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2.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体育强国Sports Power627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过梳理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历程，总结经验并分析现状，为未来提供建议。总体来看，鲜有基于规范理论工具的考察和阐释，以至于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主要逻辑和内在机理。在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有必要更新研究视角，将制度本身作为核心分析变量；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下，回顾并解读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全貌，深入探究其中机理，为突破当下困境指明方向，为推进我国竞技体育现代化提供积极参考。1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框架1.1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适用性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一，注重从权力结构及其运行、制度因素等角度分析制度变迁路径，最早成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制度主义5。在中观层面关注制度本身，从制度发展中挖掘制度关联性。通过回顾历史，分析制度引起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制度与行为观念之间的作用机理，解释特定宏观背景下行为观念导致的制度变化。竞技体育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属于国家中层制度。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并受社会、经济等宏观环境影响，契合中观层面的中长期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提供宏大的历史视角。不但可以运用广阔对话空间审视竞技体育体制的历史延续性，而且能够探寻多重变量作用关系，呈现制度演化中的偶然性和断裂性6。1.2 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融合了理性选择与社会学制度主义观点，分析范式超越了单一历史性分析和结构性研究。为了更好地阐释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笔者尝试构建包含结构观和历史观的分析框架（见图 1）。历史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时机与情境，内含制度的遗产7。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存在历史路径依赖，强调体制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维持和强化功能。这种功能既有正反馈效应，即体制演进规律；又有负反馈效应，即体制演进困境。关键节点能够打破路径依赖，使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呈现“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螺旋式特征。因此，要特别留意关键节点上的大事件和特定小事件8。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宏观制度结构、微观行动者权力的非对称性等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9。竞技体育体制作为一种中观制度，变迁受宏观背景、微观行动者的影响。首先，特定环境中的竞技体育体制如果无法发挥作用，行动者将会进入新一轮利益博弈，促使形成适应于环境的新制度。其次，制度创设是一种契约形成过程。在权力集中的环境下，关键行动者观念认知有助于推动变革。因此，竞技体育体制演进与行动者，尤其是关键行动者的观念紧密相关。2 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基于时间与空间维度，结合历史制度主义“关键节点”观点，可将 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历程划分为形成与断裂、重建与发展、调整与完善、改革与创新 4 个阶段。形成与断裂（1949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形成适合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强化了体育事业管理力度，初步形成政府统一管理的局面10。1955 年，国家体委创办了 3 所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逐步建立以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或军区体工队与中央体训班为主的人才培养三级结构。1959 年，国家体委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此外，各类各级别单项体育赛事纷纷开办，如 1951 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篮、排球大会。20 世纪 60 年代，竞技体育体制依据“八字方针”做出积极调整，1966 年后体制演进出现阶段性断裂，直至 1972 年体育主管部门机构开始重设，以运动员为核心的训练竞赛制度逐渐恢复。重建与发展（1978199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体育领域随即提出“侧重抓提高”的发展方针。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体制开始重建。1986 年，国家体委颁布 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政府之外的主体开始参与竞技体育管理活动。人才培养方面，建立初、中、高三个训练层次，即“三级训练网”。同时，国家教委与体委批准 59 所院图 1 1949 年后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分析框架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New China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年）马博威等628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 第38卷 第6期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校作为高水平运动队建队试点，迈出打造多元化人才培养体制结构的第一步。体育竞赛方面，采取分类分级管理，按照有利于奥运会备战原则调整全运会、青运会举办时间；全运会项目设置以奥运会项目为主，青运会只设置奥运会项目。调 整 与 完 善（19922008 年）。1992 年，党 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竞技体育事业随即制定“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方针，加快打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同年 6 月，“红山口会议”确立以足球为突破口的职业化发展道路。1993 年国家体委提出，体育行政部门要将大量具体事务交给社会团体。自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逐渐成型。进入 21 世纪，成功举办 2008 北京奥运会使得“举国体制”进一步完善。运动员培养在“三级训练网”基础上探索体教结合、社会力量办队等多渠道、多层次的训练方式。全运会调整项目设置，以夏季奥运项目为主兼顾冬季项目。足球等职业赛事以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等青少年赛事创办并快速发展。改革与创新（2009 年）。2008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逐步进入全面改革阶段。2015 年，以足球为突破口的运动项目改革拉开序幕。2016 年，中国足球协会（简称中国足协）完成“脱钩”，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同年，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成立，“管办分离”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 年颁布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明确提出，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成为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由“三级训练网”“大学、中学、小学”三级结构以及各级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构成的训练框架逐渐形成。此外，全运会、职业联赛等赛事纷纷进行改革，如CBA联赛实施选秀制度；体育竞赛结构也得到完善，如创办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等。3 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观”3.1 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3.1.1 路径依赖的正反馈效应：一般演进规律 “举国体制”作为体育振兴发展的坚强保障，发挥了巨大的制度优越性11。1949 年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本质上就是“举国体制”形成、发展、成熟、创新的过程。受路径依赖影响，该过程具有明显的一般规律性。组织管理方面，以体育主管部门为主导、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度逐渐增强的制度设计持续发挥作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专业训练路径依赖、业余和职业训练逐渐完善的演变规律。体育竞赛体制演变始终沿着服务“奥运备战”的基本路径，逐渐重视青少年成长和市场发展。整体来看，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呈现阶段渐进、关键突破的特征。政府影响范围逐渐收缩，但依然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和市场重要性日益增强。3.1.2 路径依赖的负反馈效应：现实演进困境 路径依赖生成得益于“报酬递增”效应，即一旦选择某种制度，惯性的力量会使得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1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因此时常陷入困境。（1）组织管理边界难以划清。经过 70 余年演进，我国竞技体育逐步演化出以国家体育总局为领导，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组织体制（见图 2）。但组织管理边界仍难以划清，具体表现为“政社不分”“管办不分”，如中国足协仍占有中超联赛 36%的股份。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在适应性预期上，利益相关者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果性预期13。因此，政府部门更加倾向于在维持现状基础上进行制度微调。另外，由于协会“脱钩”不久，路径依赖的协同效应还未发挥作用，制度匹配度也不高，导致协会自治能力较差，这就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介入协会工作，加剧了组织管理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图 2 我国竞技体育组织管理结构Figure 2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s Organization in China（2）项目偏态分布结构固化。运动项目是竞技体育价值功能实现的重要载体。截至 2022 年，我国共参加了 10 届夏季奥运会、12 届冬季奥运会，曾在22 个大项上获得 284 枚金牌：跳水、举重等优势项目197 枚，占 69.73%；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成绩一般，占 9.15%；备受关注的“三大球”只有排球获得 3 枚金牌，占 1.06%；冬季奥运会共获 22 枚金牌，占 7.7%。显然，我国运动项目发展结构呈偏态分布特征。虽然近年来一直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但受制度“滞后供给”效应影响，相关主体更加倾向强化对既有体制的路径依赖，甚至产生“报酬递减”下的低效“锁定”状态14，629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致使运动项目偏态分布局面难以改善。（3）人才培养主体重心偏移。当前，我国运动员培养正从“举国体制”下政府主导方式转向“新理念”下多系统协同方式，呈现“横向拓宽、纵向延伸、多层级交叉”的特点（见图 3）。但在“报酬递减”负反馈下，“三级训练网”自我强化增加了退出成本，多元主体培养结构建成后存在滞后供给等问题。这无疑在“成本收益”维度形成对既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15，阻碍了体制演进。如CBA联赛在 2021/22 赛季391 名国内注册球员中仅有 43 名球员是从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输送的球员16。究其原因，高昂的投入成本影响了校园培养效果。另外，在我国参加 2019 年篮球世界杯的 12 名球员中，至少有 8 人受过体校培养，说明我国运动员培养主体重心仍偏向体育系统。图 3 我国运动员培养体制结构Figure 3 System Structure of Athlete Training in China（4）体育赛事质量仍然不高。按照精简有序、竞技与大众兼顾等原则，我国对全运会、职业赛事展开一系列改革。但就效果来看，赛事质量有待提高。中超和CBA联赛近年来经济危机频发，2022 年浙江同曦和广州龙狮俱乐部亏损分别达到 1 573 万元和 2 610 万元，以中超冠军球队江苏苏宁为代表的俱乐部也因资金问题相继解散或转让球队；受经济危机影响，“劳资纠纷”问题也很严重，CBA山东西王主教练就曾于2019 年联名 16 名球员向俱乐部讨薪，2 名外援球员更是申请了国际仲裁。究其原因，虽然竞赛体制不断扩建、改制，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矩阵”并未完善，尤其缺少完善的资金监管等规范性制度。3.2 1949 年后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关键节点”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断裂往往取决于关键节点和阈值效应14。分为突变式和渐进式两种断裂形式。突变式断裂，指制度在外部冲击力的巨大作用下崩溃17。这种情况在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 1949 年后，竞技体育生成新的体制和路径依赖；第二次是 19661976 年，打破了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连续性。渐进式断裂常发生在制度运行稳定期，是关键性前因与关键节点等因素相结合的结果18。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中出现过两次渐进式断裂。第一次以党的十四大为关键节点。在此之前，国家体委于 1986 年确立“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竞赛和训练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思路，之后围绕体育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调整，如形成“中心协会”的项目管理体制。另一个关键节点是党的十八大，体育发展理念、目标等发生较大改变，竞技体育体制也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管办分离、校园足球等工作相继展开。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也明确提出，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可见，我国当下正处于改革关键节点，需把握好此次契机，再次推进竞技体育体制演进。4 1949 年后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结构观”4.1 宏观制度背景中观制度的结构关系从宏观制度背景中观制度的结构看，只有将事件置于宏大的制度或历史情境中，才能更深刻理解其发生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19。政治、经济等宏观制度背景建构了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结构化场域，框定了基本演进方向与内容。1949 年后，我国初步构建了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竞技体育体制。20 世纪 60 年代，竞技体育体制遭到破坏。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成为竞技体育体制变迁的宏观背景。竞技体育围绕“提高竞赛成绩”的目标，对组织机构、训练方式等进行调整，社会主体参与度逐步提高。党的十四大后，我国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开始市场化发展，体制结构发生较大改变，逐渐显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 21 世纪，党和政府对于竞技体育的定位成为体制演变的重要政治变量。党的十八大后，竞技体育体制也展开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党和政府对与市场等主体关系的新论断，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等，影响竞技体育改革主体关系、机构调整和权利分配等具体安排。70 余年的演变历程表明，在重大关键节点上，宏观制度背景决定了竞技体育体制的演进方向，相关改革影响其变迁的具体内容。新时代，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须紧密结合建设体育强国、助力民族复兴的宏观背景，借助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改革创新，切实做到由竞技体育管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变。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年）马博威等630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 第38卷 第6期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4.2 微观行动者中观制度的结构关系从微观行动者中观制度的结构看，关键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和相关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性利益关系推动制度演变，塑造制度基本形态。我国行政体制决定推动竞技体育体制演变的关键行动者是党和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经验塑造了以各级体委为核心的竞技体育领导体制。在此之后，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体制做出了多次调整，如 1998 年国家体委改组国家体育总局，2016年撤销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等。另外，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属性的认定决定体制调整的具体措施。进入新时代，竞技体育文化、经济等多重属性受到重视。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采取“简政放权”等多种措施，推动竞技体育体制演变。竞技体育体制变迁也离不开社会、市场等行动者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竞技体育发展及其体制建设主要依靠党和政府。改革开放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党的十四大提出“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市场主体地位提升使得利益格局改变，竞技体育体制也做出相应调整，如创办职业体育赛事。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主体地位再次升级；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适应发展新需求，单项协会脱钩等工作逐步开展，竞技体育体制再次变迁。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体制演变受行动者思想、行为等影响。新时代，党和政府以及其他行动者面临新的改革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可被看作此次改革指导方针与关键行动者理性选择，即构建党领导下协同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的竞技体育体制。5 1949 年后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未来展望5.1 组织管理体制：由绝对权利向均衡权利演进5.1.1 构建扁平式网络组织结构，逐步平衡行动者关系 坚持“举国体制”前提下完善“举国体制”，是保持和提升制度效率的必然要求20。基于网络治理理论，应通过构建扁平式网络组织结构，逐步平衡行动者之间的关系。（1）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部门向“元治理”角色转变，通过积极关注、回馈其他行动者利益诉求，扩大体制演进的共识基础，实现由绝对权利向均衡权利演进。针对“政社不分”等问题，国家总局可与其他部门联合执行“大部制”或精简部门规模，适当缩小影响力；并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进行切割，落实实体化工作。（2）设置枢纽型组织机构。国际实践表明，枢纽型组织机构能有效协调政府、社会、市场等主体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竞技体育治理效率，如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依据我国国情，可由政府部门牵头，联合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组建，也可以将独立后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枢纽型组织机构。（3）建立良好的协调制度，促进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结合，并通过渐进式微调策略，逐步释放多元主体潜力，缓解体制变迁带来的成本压力。为此，政府需下放权力至枢纽型组织机构，明确主体间关系，保障各主体“手中有权、心中有责、行中有利”。5.1.2 升级监管评价机制，培育现代化组织机构 社会与市场组织机构的自治能力决定了新时代竞技体育治理效率。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变迁产生的绩效“滞后供给”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和市场力量的盲目性和趋利性2，致使治理效率下降等，对此，应升级监管机制。（1）加强外部监督，鼓励群众参与监管，同时强化舆情监测，确保信息传播流畅性与合法性。（2）改进内部监督方式。社会和市场组织机构内部应设立纪检部门，并明确其独立性、权威性和自主性。监督的目的是防止腐败，评价的目的是避免治理失效，因此要升级评价制度：构建全面的评价标准，参考国际经验，评价标准要做到结果性与过程性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改变现有评价方式，为确保评价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评价工作需要由第三方机构以不定期抽检的方式完成。为了更好地培育现代化体育组织机构，应从以下3 方面着手：（1）社会与市场组织机构转变“等靠要”的思想，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消费需求，提高竞技体育服务品质和产品质量；（2）社会与市场组织机构促进自身建设，着力完善人员管理、资源管理、内部监管等制度，同时要定期举办专业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3）政府部门加大帮扶力度，持“扶上马，送一程”的态度，发挥引导服务功能，建立服务机制、救助机制，如税收减免、资金补助等。5.2 人才培养体制：由不利环境向有利环境演进5.2.1 采用分项管理办法，优化科技创新体系 运动项目是竞技体育为国争光、服务群众、满足市场需求631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等目标的载体，项目发展特征不同，发展目标也不相同，要通过分类分项管理办法，改善运动项目的发展环境。（1）优势项目仍应以“举国体制”为基础开展训练竞赛活动，确保我国始终立于“奥运强国”之列。（2）具有市场基础的运动项目，应依托市场机制创新训练竞赛方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提高项目发展水平。（3）新兴和社会普及性较好的运动项目，可依托各级学校和社区俱乐部，在服务群众体育、推动全民健身的同时开展训练竞赛活动。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是推进竞技体育科学化发展的路径保障，应以助力运动队建设为主体，提高训练竞赛水平为导向，产教学研多元协同为突破口，建立集科学训练、研究和保障于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要建设体育科研所与高等院校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要建设以企业、运动队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科技企业积极投入运动队技术研发；要建设智慧化管理创新体系，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善训练竞赛条件。5.2.2 创新协同合作方式，完善业余训练体制 纵观国际经验，人才培养体制基本以业余训练为基础。新时代，要在坚持“举国体制”的基础上，创新各主体协作方式，为完善业余训练体制创造有利条件与环境。完善业余训练体制的关键在于树立开放融合的协作理念。通过资源流通降低原有体制退出成本，形成新的路径依赖。2020 年 9 月颁布的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基本指明了协同合作办法，即体校开放式办学，对外提供服务；社会俱乐部积极与学校合作；学校敞开人才流通通道，积极吸收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应创新协同合作方式，如以社区或校区为单位，由普通学校、体校、俱乐部等组织机构协同创办“精英教育训练中心”，汇集当地知名教师、教练员，负责优秀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教育等工作。此外，以普通学校为主的业余训练组织机构应提升自身水平。（1）提高教练员水平。积极组织优秀体育教师参加高水平培训，或邀请专业教练员授课指导。（2）改善训练条件。通过翻修等方式升级场地设施；同时严格执行配比标准，改善训练条件。（3）完善保障体系。各级学校应设置体育训练专项资金，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补助，同时要提供有效的医疗、科研保障，同一社区的“兄弟学校”可联合购买相关服务。（4）有效解决“学训矛盾”。既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安排训练，又要提高训练效率，争取更多文化教育时间与精力。与此同时，要保障文化教育质量，明确学生运动员学业标准，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改变“训练影响学习和升学”等观念。5.3 体育竞赛体制：由制度缺陷向制度规范演进5.3.1 全面推进赛制改革，积极激发竞赛活力 体育竞赛是竞技体育价值实现的主要平台，建立精简有序、竞技与普惠兼顾、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竞赛体制。为此，要通过赛制改革激发体育竞赛活力，充分发挥体育竞赛的杠杆作用与溢出效应21。（1）为了更好地服务“奥运计划”，全运会应在不违背基本竞赛原则和理念的基础上创新赛事制度。项目设置要与奥运会看齐，规则制度、理念精神也要与之保持一致。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应在财政支持、商业赞助、社会募捐下，创新采用“循环办赛”制度。依据“精简办赛”原则，全运会可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等赛事合并，提高办赛质量和赛事影响力。（2）青少年赛事方面，应以奥运项目为基础、新兴项目为扩充，增设各类单项赛事；构建多组别多层次赛事结构，满足不同水平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另外，要消除体制壁垒，充分调动社会与市场力量办赛、组赛、参赛的积极性。可效仿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通过社会化、市场化增加学校竞赛经费来源，在减轻政府、学校等主体压力的同时提高青少年赛事的关注度与影响力。（3）职业赛事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矩阵”，提高赛事稳定性。参考美国“四大联盟”和欧洲“五大联赛”制度建设经验，应着重优化财务评价、监督审查和仲裁调解等制度。此外，还要加紧推进“管办分离”工作，着力打造职业体育联盟，保障职业体育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自治与善治。5.3.2 加快法治制度建设，保障赛事发展质量 法治是体育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的最大保障，也是体育获得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22。新时代的体育法治建设首在健全体育法律法规体系23。为了满足发展需求，要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为基础，制定更为精确的竞赛法律法规，形成“依法管人、依法管权、依法办赛”的长效机制。通过详细条文明确各类赛事发展的主体权责、相关规定与处理办法等内容。其中，应着重完善赛事活动中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护与合法依据，如制定 职业体育赛事安全法 职业体育赛事转播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广大体育消费者与投资人权益。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年）马博威等632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 第38卷 第6期Journal of TUS Vol.38 No.6 2023单项体育协会内部仲裁具有很大局限。为了确保仲裁有效性，应规范协会内部仲裁机制，加强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保障仲裁过程的公开性，明确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上诉或寻求司法救济等权利，取消“一裁终局”制度。另外，竞技体育赛事虽然是特殊社会活动，但并未超出国家法律的约束范围。因此，要适时促进司法介入。各级公安机关要密切与体育部门协作，及时对违法违纪人员与事件联合打击处理24。6 结束语新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得益于顶层设计和一以贯之地坚持与坚守。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体制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体育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道路与制度过程中不懈努力的成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已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形势变化下，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为此，要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助推体育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考文献：1 2 3 4 5 6 7 8 杨桦.体育改革：成就、问题与突破J.体育科学，2019，39（1）：5-11.辜德宏，田兵兵，郑广霞.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2）：188-195.贾志强.改革创新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2）：1-9.杨国庆，彭国强.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使命与创新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9）：3-14+46.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2（5）：25-33.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03.ELLEN I.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J.Poli-tics and Society，1998（1）：23.MA S Y.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Edge of Chaos?The Paradigmatic 10 11 12 13 14 15 16 1718192021 22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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