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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修辞 临床 张力
共情共情:哲学修辞与临床张力哲学修辞与临床张力*余佯洋1王一方2摘要:叙事医学与关怀伦理的兴起,对共情的探讨陡然升温,并呈现不同伦理选择的声音。从哲学修辞的维度出发,对共情的语义范畴进行深入分析,对共情的互文性,即非共情、反共情、伪共情展开充分辨析,进而挖掘了临床境遇中的共情悖论与异化,探讨了叙事医学对共情的拓展与建构,如精细化文学阅读与共情的审美习得,如何开启“共情反思医患共同体”的三段论认知,如何杜绝“共情”的孤岛化,以廓清共情在全人医疗模式中临床实践的地位和意义。关键词:共情,语义范畴,互文性,叙事医学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72(2024)05-0001-04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5.01Empathy:Philosophical Rhetoric and Clinical TensionYU Yangyang1,WANG Yifang21.MedicalSchool,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2.School of Health Humanit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Abstract:Theriseofnarrativemedicineandcaringethicshassparkedasurgeintheexplorationofempathy.Voicesofdifferentethicalchoiceshaveemerged.Startingfromthedimensionofphilosophicalrhetoric,thisarticlemakesanin-depthanalysisofthesemanticcategoryofempathy,andfullydistinguishestheintertextualityofempathy,namelynon-empathy,anti-empathy,andpseudo-empathy.Wefurtherexploretheparadoxandalienationofempathyinclinicalsituations,anddiscusstheexpansionandconstructionofempathyinnarrativemedicine,suchasrefinedclosereadingandaestheticacquisitionofempathy,howtoactivate the syllogistic cognition of empathy-reflection-doctor-patient community,and how to eliminate the isolation ofempathy,soastoclarifythestatusandsignificanceofempathyinclinicalpracticeinthewhole-personmedicalmodel.Key Words:empathy,semanticcategory,intertextuality,narrativemedicine近十几年来,随着叙事医学的勃兴与关怀伦理的深度拓展,“共情”一词成为临床医学的热词。无疑,共情是一个医护患属关系纽带的考量,而非健康、疾病的本质呈现。这标志着临床医学的价值嬗变,从关注单一的生物医学维度转向高度重视社会、心理投射的关系维度,从单纯的疾病客观性分析转向复调的疾苦境遇中主客间性探究。究其原由,一是全人医学模式与叙事医学的倡导之功,二是慢病时代人们对多轨临床疗愈的认知,慢病的临床疗效不是单轨的靶点效应,而是复合因素的交互效应;不仅是药物、手术和患者躯体的技术响应,还包括对疾苦的接纳与恐惧的心理响应,对于救疗、生死的意义响应,患者与医院、医生、家庭、社区、社群的关系网络响应1,其后的三个响应都与“共情”密切相关。虽说共情是当下临床医学的热词,但对于“共情”的语义范畴与命名策略缺乏深究,因此,有必要对“共情”一词进行哲学维度的修辞辨析,并对叙事医学在临床共情上的拓展路径进行一番梳理,以彰显叙事医学对于共情建构的意义。1共情的语义范畴辨析首先,共情在临床认知中处于“三阶”的位置,一阶为“实在”,即疾病的客观性分析;二阶为“存在”,即疾苦的主体性打捞;三阶为“共在”,即对于多个关系主体同在的“主客间性”刻画。亦可将主体性特征的二阶与主客间性特征的三阶归并,称为“共存”,共存揭示了医患关系的境遇,随之而来的共情揭示了“他者”(医护、社工、亲属等)在场的疗愈价值(希波克拉底有“医生在*基金项目:2023 年广东省临床教学基地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3 年广东省“新医科”教学改革项目;2023 年深圳大学医学部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YXBJG202338);2023 年深圳大学医学部教学改革研究交叉项目(YXBJG202340)1.深圳大学医学部广东深圳5180552.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100191作者简介:余佯洋(198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叙事医学、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通信作者:王一方(1958-),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生死哲学、叙事医学。E-mail:专论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5期总第 736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5,Total No.7361场就是治疗”的名言),以及疾苦的承担者与治疗者、照护者、陪伴者、见证者、抚慰者、安顿者“共在”的意义。由此,临床认知半径从主体拓展到关系,从客观性延展到主客间性。共情(empathy)一词的词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自希腊语 empatheia 过渡到德语 einfuhling,再过渡到英文词汇 empathy,其意涵包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感受与共鸣2,einfuhling由 ein 和fuhling 两个词根构成,表示由感觉、感情的导入,开启了审美共情的维度3,另一种是 1909 年由心理学家爱德华泰特齐纳(EdwardTitchener)改变“同情”(sympathy)一词的前缀而新创的单词4。Sym-与 Em-的语义差别大约就是同情与共情的温差,前者是境遇(状态),后者是矢量(有方向性),因此,前者只是情感的共轭(情感共同体),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共享某种特别的疾苦经验和体验,后者则是进入,很显然,不是身体对身体的进入,而是意念的植入,因此,也可理解为神入,通过意念的植入,不仅能够获得情感共轭,还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行为共同体),特指“一个客体情感化、人性化的过程,感觉自我进入另一个主体的内部,产生共感体验的历程”。究其深意,共情还蕴含着共鸣(心灵)、共识(观念)、共担(责任)与共荣(意义)。中文里有“入情”一词,其实,更加贴近共情的本意。心理学上有“移情”,也是一个矢量词,但多数情形下指向“移出”,如“移情别恋”。其实,同情也罢,共情也罢,归结点是情(pathy 词根含义等同于 feeling,译为感情,情感,情绪),情为何物?有情感,情缘,情愫之分,亲情,友情,爱情之别,情的氤氲与传导类似于中医所讲的“移精变气”,是一个有形变无形的过程,有形的是呵护、关怀和倾力相助,无形的是思念、祈福和无限眷顾;聚焦到病中情,它是一种疾苦折磨与煎熬的体验,是残酷生命(求愈而不得的幻灭感,死亡逼近的崩溃感)的经验。临床上,绝对共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并非每一个在场者都能够进入这一境遇,并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相反,“感异身不受”才是人之常情。祈望通过“假(非真)如(若即若离)”,如假如患者是我的亲人,假如患者是我自己,而深入疾苦的黑洞与深渊,只具备可能性,而不具备必然性。也就是说,疾苦、生死悬崖上的临时“换位”而思考去承担、去搏击,似乎缺乏道德的必然性,即使存在着可能性,也是需要论证的。论证的过程就是“同理”化,因此,共情与同理是一个心智转圜,目的是将穿越苦难时朴素的情感共同体提升为认知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因此,将共情对等译为同理心,将个体情感体验与集体伦理共识专指对于他者苦难、生死的态度,以及医患、护患、患属间疾苦观、生死观、救疗观的齐同与同频共振混为一谈,值得商榷。共情的动因何在?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触动情弦,激发情愫,续写情缘。首先浮出的隐形话题是情商,即情商与共情的互鉴关系。众所周知,情商不是智商,特指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宜人性与包容性,它是一种境遇性、道德化、阅历型的素养与行为惯性,取决于家庭教养、道德修养、阅历积累,可以对冲诊疗中的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倾向,对于医护职业而言,职业精神语境中的共情理念超越情商的公共表达,成为一份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职业敏感,一份不可移易的职业意志,深深根植于美德主义、人文主义、利他主义的沃土中。走进人心人性,趟入情理关系的深水区,必然要面对同理心与恻隐之心内在勾连的话题。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意指同理心是一种本能,人同此心,事同此理;但下文如何,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培育,也需要矫正。如果说某人建构了同理心,共情就会自然生发,似乎缺乏因果的递延性。首先,知与行之间有落差,面对苦难,有人同情(有知,未必践行关怀),有人共情(有知,还践行关怀);其次,也会“见多了,心就硬了”,滑向道德麻木,道德失范(冷漠、傲慢),一些人会表现为视而不见,且不予同情、共情,由恻隐走向隐忍,即情感道德的浅迷失,越陷越深,会从隐忍走向残忍,坠入情感道德的深度迷失,由善意滑向恶意,恶意导致人性的扭曲(残酷)和恶行。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狱卒变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恶5。2共情的互文性辨析哲学修辞的要义是洞悉话题的正反合趋势与转圜。因此研究共情,不能只关注正命题,而忽视逆命题、反命题,这是一个互文性建构问题,也是一个逆向辩护的向度,所谓“反弹琵琶”,这一话题却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重视。人类的情感世界,也如同自然生态系统的演进,高下、善恶、荣辱、清浊同在,因此,反/逆命题应该成为共情研究的新向度。即开掘共情的反向认知,将研究路线指向非共情、反共情、伪共情等话语谱系。共情,从逻辑上考量,存在着“是非”“有无”“真伪”的悖反范畴,如果借用临床思维,共情是常态,非共情就是病态,共情适度是常态,共情耗竭则是疲态,“皮笑肉不笑”是伪共情,“刀子嘴豆腐心”却是真共情。要区分勘察“共情”与“非共情”的边界,厘清二者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向度去探究。其一,是“形态功能”向度,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共情的机制提供了神经生理学基础,1992 年,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佩里格里诺(diPellegrino)等6率先报道,猴子大脑里有一种特殊细胞镜像神经元,可将外界发生的事物跟自身的境遇联系起来,当察觉到别人出现某种痛苦状态,自己的同类经历就会被唤起,这并非有意识的记忆,而是不经思考的被自动激活的神经回路。例如,看到别人在忍受“疼痛”,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这份遭遇,并萌生出手抚慰与帮助的冲动。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现代智人,其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数量与品质自然不在猿猴之下,这是人类共情能力的神经精神基础。但是,共情:哲学修辞与临床张力余佯洋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5期总第 736 期2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5,Total No.736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情感淡漠”“虐待或受虐心理”,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心理疾病,或是缘于社会、家庭道德境遇的偏倚,导致“镜像神经元”发育不足,表现为情感淡漠,或内闭症,或社交恐惧,或转换障碍,无法适应社会服务类职业的“高共情”素养标准,这些人的“非共情”行为似乎与道德教化无关,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无法改变其行为特征,只能通过人才甄别机制将他们隔离在医疗职业之外。其二,是“动机行为”向度,直面“非共情”“失共情”的主体性,并非“镜像神经元”的稀缺,其行为却徘徊于共情之外,究其原因,无非是动机行为或动机行为效果的分离,只有体验层面的些许“共感”(同情),没有动机与行为层面的倾力“共担”(共情)。针对此,首先要追溯共情的道德源头,为共情夯实利他主义的伦理根基。无疑,人生十字路口,利他与利己的选择并非一次锚定,而是永远的诱惑,永远的彷徨,永远的纠缠,是永恒的道德站队,也是永恒的伦理纠结,常言道:“风物长宜放眼量”,须跳出共情回报的即时性考量,从阅历、成长角度彰显共情的“行为价值”。临床交往中,共情是医患信任的前提,因而也是诊疗效果的催化剂,唯有共情,医者才能充分地进入患者的心灵深处,获得更真实的身心社灵偏移证据与因果判断,才能给予更立体、更精准的干预,获得更满意的疗效。对医护而言,不仅收获了成长,还获得心智与社会化的完整性,从而达成利他与利己的人生价值统一。总之,非共情的本质是隐匿,而非缺失。要根除“共情隐匿症”,最好的办法是“请君入病”,以医护罹患重疾的切身去体验“脱掉白大褂,换上病号服”的窘境与苦况,才能返璞归真,重现共情本色。反 共 情 的 情 形 比 较 复 杂,首 先,要 厘 清 是 哪 一 个“反”,是反对,还是反思。反共情的背后无疑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的影子,但也并非完全是医学现代性异化与迷失的呓语。因此,不能逢“反”必拒,而应该冷静地分析,回应各种合理的质疑,丰富共情谱系的内在张力,一方面热烈地拥抱共情,另一方面谨慎地界定共情,不让共情跨界,导致共情耗竭。反思最切的是“医不疗亲”,即医护为情所累,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或因入情太深不敢开展正常手术与合理用药,或因共情的倡导而违背了传统的技术中立原则,甚至干扰诊疗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于是主张回归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学本质,淡化社会心理投射的关注,所谓“心慈做不了大手术”。其次,也有人质疑疾苦的关系维度的叙事是否稀释了疾病的本质维度的循证,使得共情沦为平庸主义(情长技短)的托词,还有人质疑“陌生亲密关系”中何以快速培育、滋生共情,既然医患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无知之幕”,医护是否需要无条件共情。最后,共情是人际间的双向互动,如何面对共情(恩宠)与共情响应(感恩)的“剪刀差”,这些都是临床共情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伪共情,大多发生在某些具有表演型人格的服务者身上。其基本特征是交浅情深、别有用心(诱导过度诊疗,或参与伤害性治疗计划),常常与“花式沟通”“伪关怀”形成配套,对服务对象构成“共情裹挟”与“共情陷阱”,违背了临床伦理学的“获益”“不伤害”“自主”“知情同意”等原则,也为后续的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留下隐患。3临床境遇中的共情悖论与异化对于“共情”的强调正在改变临床医学的境遇与趋势,但临床哲学不可回避的现实悖论是共情悖论,有如一锅夹生饭,锅底饭烧糊了,锅面还是生米。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临床境遇中,一方面共情不能、不足,一方面共情耗竭;在一些医患信任缺失的关系网络中,甚至表现为共情异化,“越需要,越稀缺,越倡导,越犹豫”。形成悖论的社会土壤是一方面高度认同,一方面高度漠视,把它视为“买一送一”的医疗福利,既然是福利品,也就无需在过程、内涵上较真。耶鲁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721-39在摆脱共情中列举了八个有关共情的错误观点,并对共情做了一定的反思。首先,卢布姆把共情拆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认为情绪共情“狭隘且充满偏见”,会影响人的理性判断(当下与未来),扭曲人的道德决策,可能会产生一种破坏公平的关怀,从而导致社会痛苦值的增加。其次,在医患关系中,它会使医生的精神不堪重负,使患者忽略医生的专业能力。最后,作者提出了颠覆性的结论,认为只有摆脱情绪共情,才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和道德的决策。这是一种绝对理性主义立场下情理对立的观点。共情心理行为过程的认知反应模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尽力去想象对方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第二阶段是反馈和确认对方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与对方感同身受;第三阶段是抽离回到自己的状态中8。由此可推,临床上共情疲劳甚至共情耗竭实际上是对共情概念的混淆和误解,根据以上对共情心理行为过程的阐释可以得出,共情的核心是理解,在理解了他人的情感和观点的同时,仍保有对自我清醒的认知、清晰的理性和价值判断。共情疲劳和耗竭,实际上是一种情感过度消耗而非共情,来源于过度同情、情绪感染、超负荷情感或行动付出及道德捆绑感。保罗对情绪共情的定义更像是“同情”而非共情,是对他人困境的自我情感表现。无疑,共情作为一种临床能力,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自我与他者、社会的认知和评估,也需要医疗职业文化的滋养、培育、激励。如果医疗文化的风向标是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导向,共情的“施与受”自然就会拧巴起来,本质上还是情与理的纠结。现实生活中,就有部分医者与患者采取某种将共情与疗效对立起来的认知。部分医者认为“患者来医院是求医问药,花钱是要换来目的性的疗愈,而非过程性的共情”;部分患者与家属也认同:“给我实实在在的疗效就好了,别来共情那套虚套的共情:哲学修辞与临床张力余佯洋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5期总第 736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5,Total No.7363服务。”殊不知,医患共情是通往目的性疗愈的必要条件,也是实实在在疗效的体验部分,况且,在当下,许多疾病(深度衰老、阿尔茨海默症、癌症晚期等慢性疾病)只能获得过程性疗愈,而无法抵达目的性疗愈。这种情况下,共情与关爱就是核心的诊疗服务。因此,认知迷失导致的共情不甘远比阅历不足导致的共情不能要难以矫正。莱斯利贾米森(LeslieJamisen)曾经断言,人们对共情的定位总是在赠予和侵扰之间徘徊不定7 题记。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一方面有着“仁者爱人”“入情入理”“通情达理”的人际关系需求与道德激发;另一方面又有着人情如债的算计,人情牵系着人心与人性,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医者不是神,无法像神一样扮演全能全善的共情与关怀者,更何况世间人情是有价的,人情债是需要偿还的。于是,人们不大愿意接纳无条件的共情,或者思量共情的背后是否另有所图,是裹着糖衣的炮弹,不敢轻易施受。无疑,医疗服务是对弱者的救助,是苦难中的人类需求,但医患间的“陌生亲密关系”也为共情的施与受投注一道诡异的幽光,毕竟在利益共同体的博弈底色与情感共同体的共情亮色之间,孰真孰假,值得细细揣摩。于是乎,讴歌共情、选择共情、接纳共情,与摆脱共情、跳脱共情、抵制共情耗竭都有着深层次道德驱动与伦理平衡感。而关怀伦理更讲求平衡,主张共情而不滥情,提倡适度共情,既反对共情麻木,也不赞成共情过度。4叙事医学对共情的拓展现代临床实践中遭遇的共情缺失与缺乏既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也是生物医学模式下技术主义至上的苦果。共情缺失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背道而驰,从而让医者悖离医学的初心,陷入医学的现代性危机。此时,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作为矫枉的力量登场了。叙事医学创始人丽塔卡伦(RitaCharon)认为,医学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患者有强烈的个体性、独特性和社会性,导致医疗活动中的因果偶然性常常超越因果必然性。因此,面对无法疗愈的病痛、伤残、衰老和死亡这一终极问题,生物医学模式是无法完成救赎的,也无法解答日益凸显的医学难题。生物医学模式实现的是干预的外在化,即对象化、客观化,取决于技术财富(支付)效应。叙事医学则关注关怀的内在化,即主体化、主体性、主客间性,取决于共情同理效应。丽塔卡伦曾说过:“只有听得懂他人的疾苦故事,才能开始思考如何解除他人的痛苦。”共情服务于医患理解的达成及主客间性的缔结从而成为叙事医疗实践的核心。叙事医学强调通过叙事能力即“认知、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共情能力,超越救死扶伤实现苦难的救赎。这种“认知、吸收、解释、回应故事”的叙事能力的建构融合了临床医学、叙事学、语言学、文学、认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历史等学科领域知识能力和素养9,使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又超越这种融合开启新的医学模式,因此也给医务工作者、医学教育乃至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带来巨大的挑战。叙事医学对于临床“共情”的拓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针对医护阅历不足导致的乏共情现象,以“细读”“精读”开启“获得性共情”的审美体验和医患“主体间性”的互动。丽塔卡伦受益于现象学的启示,在布伦塔诺那里,共情不过是一种具身认知,是一份内感受和内意识,而这份内感受的获得、内意识的确认,可以通过文学阅读,透过接受美学的激发而觉醒。也就是说,文学阅读的过程是主客体互渗的过程。职业阅历总是有限的,而文学的再现(复述)是无限的。痛苦的体验,死亡的隐喻,求而不得的欲望历历在目。生命神奇而圣洁,疾苦疯狂而曲折,医疗激越而无奈,都构成医护精神世界的层层皱褶、朵朵涟漪。许多人质疑文学的虚构性,有悖“求真务实”的医疗文化,然而,故事或许是虚构的,却来源于现实,且对心灵的洗涤是真实的,对医患共情的开启是真实的,那是一份使得灵魂在文学中变得可见而获得的体验1027-28。其二,开启“共情反思医患共同体”的三段论认知,也就是说,仅有共情,无法抵达医患共同体,必须在共情(神入)的语境中反思(包括反思性写作),才能创造医患共同体的境况。反思的内涵包括厘清医患的主客体二元经验,以及他们在疾苦、死亡的情境,病因认知,病耻感、自责与恐惧上等的分歧10151-184。在当下,有品质的临床反思还应该进一步拓展,大致有四个要点:一是要干预,不要干预主义,干预适度而不过度,着眼于扶弱,而不是助强助狂,不仅躯体干预,还要全人干预,不仅要救助,还要顺应生命归途。二是要技术,不要技术主义,手中有技术,也不滥用,有高新技术,依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三是要规范,不要教条主义,追求个性化,适度讲规范,适时讲变通,因人应时因地制宜。四是要创新,不要猎奇主义,并非新就好、老就朽。彻底走出“战争模型”“替代模型”的临床认知窠臼,真正缔结“患者至上”的诊疗价值观。其三,作为丽塔卡伦话题的延伸,应该杜绝“共情”的孤岛化,尽力推动“共情沟通”的二元建构,促进“共情关怀”的融通,从而实现“共情沟通关怀”的一体化。首先,要将共情的角色交互作为医患沟通的原则,确立临床沟通的新原则,认定生命信念大于诊疗资讯,生命关怀大于疾病关注,人文沟通大于技术沟通,沟通话题大于沟通言语,沟通人格大于沟通技巧。透过共情的愉悦氛围,导入有品质的人文关怀,将温情的叮咛,眼神的交集,躯体的抚慰,灵魂的安顿都纳入医疗的关爱清单,成为医疗关怀的新规范,新路径。总之,共情是一个关乎爱与关怀,审美与体验,道德与公正,认知与行为的多元、多镜像的话题,不仅需要哲学修辞,更需要伦理思辨,以及实践理性与判断力的建构。(下转第 26 页)共情:哲学修辞与临床张力余佯洋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5期总第 736 期4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5,Total No.736 蒋兆强,靳明英,谢小萍,等.国外生物样本库大数据伦理管理的现状及启示J.医学与哲学,2021,42(11):23-28.3FERRETTIA,IENCAM,SHEEHANM,etal.Ethicsreviewofbigdataresearch:Whatshouldstayandwhatshouldbereformed?J.BMCMedEthics,2021,22(1):51.4徐雪芬,王红燕,郭萍萍,等.人工智能在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23,58(9):1063-1067.5FERRETTIA,IENCAM,HURSTS,etal.Bigdata,biomedicalresearch,and ethics review:New challenges for IRBsJ.Ethics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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