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pdf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 卷第2 期SHANTOUUNIVERSITY JOURNAL（H U M A NIT IES&SO CIA L SCIENCES M O NT H L Y)Vol.39.No.2 2023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何爱，刘志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 0 0 6)摘要：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是跨国公司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安全生产制度变化为切人点，基于2 0 0 6 一2 0 1 2 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考察了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跨国公司选址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人选址；相比于内资企业，跨国公司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地区的倾向更明显；总体上，高危行业企业和低危行业企业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倾向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高危行业的企业比低危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高的地区。关键词：跨国公司选址；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外来者劣势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1-42 2 5(2 0 2 3)0 2-0 0 49-0 9故死亡率高达0.7 3，这一数据是同期韩国的两倍、引言英国和美国的二十多倍。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遵守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或者由于劳工安全健康力越来越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显示，尽标准很难得到严格执行，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在进管近几年全球FDI总额呈下滑趋势，但中国逆势入过程中存在许多建设设施是重大危险源的情增长，在2 0 2 0 年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况。随着“十一五”时期国家将安全事故数量作为入国。全球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另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事故数量逐渐减少，一方面也危害部分劳工群体的利益，破坏生态环劳工安全健康相应得到保障。至2 0 1 6 年，亿元国境，恶化收人分配，使全球化及其主体跨国公司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已经降至备受争议，迫使各国提高劳工安全健康标准。0.058人。中国在对外开放早期，由于企业安全生产意然而，加强劳工安全健康保障是否影响中国识的薄弱和安全设施的短缺，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吸引外资进人呢？这是相关文献尚未涉及但呕发生的频率较高。例如，2 0 0 5年亿元GDP生产事待解决的研究问题。本文将以中国安全生产制度收稿日期：2 0 2 3-0 1-2 0作者简介：何爱，女，安徽芜湖人，经济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志强，男，广东汕头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0 2 3A1515012576）；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2 0 2 2 GZYB01）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数据来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回应安全生产热点话题。详见中国安全生产年鉴（2 0 0 6）。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 0 1 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中，外资进入、FDI进入和跨国公司进入将会交替使用。FDI区位选择、FDI选址和跨国公司选址也会交替使用。50为切人点，基于2 0 0 6 一2 0 1 2 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跨国公司选址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如何影响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行业新建企业的选址决策，一、文献综述研究跨国公司选址的文献非常多。其中，制度也被认为是主要解释因素之一2-4。管制标准作为一种制度体现,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这类文献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5-6 和劳工标准7-8 。劳工标准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结论并未统一。长期以来，跨国公司究竟倾向于选择高劳工标准还是低劳工标准地区存在争论。一种重要的观点是“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命题，即全球化会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1 9-1 0 。另一种观点刚好与“逐底竞争”相，认为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高劳工标准地区叫。国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最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研究。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涨降低已有FDI的进人深度，但对FDI初次进人的影响较小1 2 ,也会对不同企业以及不同地区FDI进人产生异质性影响3。而徐康宁和陈健则认为高端跨国公司选址对劳动力成本不敏感1 4。此外，郑新业等发现FDI的进入会通过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扩大中国的收人分配差距叫。综上可知,对劳工标准和FDI选址的研究仍然存在值得挖掘之处。一是以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进行研究结果将有所不同，正如Donnelly and Manolova通过对文献的总结，指出劳工标准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会随FDI的行业、目的、母国来源和时间的改变而存在差异1 5。二是劳工标准具有多重维度，探索劳动力成本以外的劳工标准如职业安全健康条件非常有必要。正如Magioni所指出的，不同劳工标准会对不同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6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现有研究中国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劳工标准包括强迫劳动、工资、工作时间、童工、就业保障、职业培训等多个维度。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 卷更加细致。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逐底竞争”假说(Racetothebottom）关于规制制度和FDI选址的关系，一种重要的观点就是“逐底竞争”命题，这种企业之间的竞争被批评为不是勤奋的竞赛，而是松懈的竞赛1 8 ,也就是全球化会导致标准的下降1 9 。“逐底竞争”出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目的，可能会从高标准地区转移到低标准地区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延长工作时间和减少安全设施投入2 0 ,从而通过降低经营成本使自身利润最大化。此外，严格的劳工标准也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阻碍企业的选址1 8。二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各国或者各地区政府渴望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标准的逐底竞争。例如，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FDI流人会导致各省份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伤案件数增加，即劳工标准降低叫。据此，本文此处认为企业更倾向于在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地区选址，且会导致国家和区域间政府的“逐底竞争”。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la：其他条件相同时，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低，企业在该地区选址的可能性越大。一些学者对“逐底竞争”理论持反对论点。一方面，高劳工标准并不必然会提高劳动成本，因为更高的劳工标准意味着更高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2 1 。同时，随着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对企业劳工标准状况的关注加强，企业2023年）劳工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的文献主要讨论劳动力成本，而本文重点关注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FDI选址的影响，研究视角新颖；现有研究考察FDI与劳工标准的关系时，很少探讨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行业的企业的异质性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对国内各地区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对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区位选择，体现了“走向地方化”1 7 的趋势，使研究范围何爱，刘志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第2 期不仅要注重法律责任，也对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2 。跨国公司已经逐渐从侵犯劳动者权益、污染环境转向关注中国供应商的生产状况2 3。另一方面，选择低劳工标准得到的利益是短时间的。长期中企业必须考虑到适合其长远发展的劳动法规，从而维持其之后的运营8 。社会责任运动使企业在选择侵犯劳工权益和污染环境的时候会受到更多媒体负面关注和非政府组织的抵制，损害企业形象，从而对公司的长期利润有负面影响。对于国家和地区政府而言也是如此，选择高的劳工标准可能筛选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企业，从而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据此，本文认为跨国企业更关注长期利润和长远发展，因而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的地区进行选址。本文提出竞争性的假设如下：假设1 b：其他条件相同时，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高，企业在该地区选址的可能性越大。(二)外来者劣势理论(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外来者劣势指在海外市场经营的企业所面临的、当地企业不会产生的所有额外成本2 4,这种成本主要由经济、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来解释。对跨国公司而言，与劳工标准相关的声誉成本通常比内资企业更严重2 5,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内资企业更容易受到媒体、非政府组织及当地民众的关注和质疑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声誉和盈利能力。同时，相比于内资企业，跨国公司需要面对东道国、母国和国际社会三方的关注，所以他们在建立和恢复声誉和商誉方面做得比当地公司更多。因而，多数跨国公司会选择劳工安全标准更高的地区或者对当地供应商进行社会责任规制，以在当地获得合法性。此外，根据FDI选址理论，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制度相似的地区，也就是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和母国经济、文化环境更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性也体现在劳工标准等制度上2 6 。相似的制度有利于跨国公司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环境，减少外来者劣势。中国的跨国公司来源地多数是发达51国家，更高的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为他们所更熟悉。因此，跨国公司更可能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的地区，也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据此，本文此处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其他条件相同时，跨国公司比内资企业更可能在劳工安全健康标准高地区选址。(三)CSA/FSA框架根据CSA/FSA框架，国际化决策主要基于企业特有优势(FSAs)和国家特有优势(CSAs)27,前者涉及企业自身特点，而后者涉及当地的区位特点。该框架意味着跨国公司在选址决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特点和行业、地区异质性问题。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地区的选址决策是否受到当地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影响。尽管现有文献更聚焦于国别研究，但中国幅员辽阔,且各地区市场存在分割的现象，因而现有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次国家地区样本。如上文所述，跨国公司更在意声誉的建立和长期经济利润的可得。企业对经营成本和声誉成本的敏感性也因行业不同而不同，这取决于行业活动的危险性和地理流动性1 6 ,直接影响了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选址策略。相比于低危行业，高危行业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更高，死亡率和伤亡率也更高，因而该行业跨国公司也会面临更高的声誉风险。不仅如此，高危行业也更容易受到政府监管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高危行业跨国公司可以通过选择高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地区进行新建选址，以证明自身在努力减少负外部性和尽量增加当地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收益，从而获得合法性。据此，本文此处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其他条件相同时，高危行业跨国公司比低危行业跨国公司更可能在劳工安全健康标准高地区选址。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研究中国分地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52跨国公司进入选址的影响，数据样本主要包含企业数据和省份层面数据。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期间为2 0 0 7 一2 0 1 2 年。省份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安全生产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减少反向因果关系，省份层面数据样本期设定为2 0 0 6 一2 0 1 1 年，即后文中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提前一期。由于工企数据库存在数据质量和指标不统一的问题，本文参照聂辉华等2 8 的方法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缺失值和不合理样本，选取采矿业和制造业两大部门的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此外本文将工企数据库中的“企业开工时间年”作为判断新建企业的依据，筛选出2 0 0 7 2 0 1 2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新建企业，并依据行业代码和所有权性质进行分类。最终筛选出样本期内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5356 0 家新建工业企业。后文回归过程中，对样本数据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企业选址企业选址（location）是一个二元变量，若企业在当年选择一个特定省份进行新建投资，则取值为1，其余省份对应取值为0。2.解释变量：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本文采用两个指标来测度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分别为：（1)亿元GDP事故死亡率(saf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亿元GDP事故死亡率作为衡量标准。该衡量指标是一个负向衡量指标，即亿元GDP事故死亡率数值越大，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低。（2)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laborcase_ind）。本文借鉴郑新业等的方法，用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反映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该指标用各省份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除以省份工业增加值计算得出。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越多，则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低。该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新建企业数量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数量最少的五个省份分别是西藏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 卷了大多数。4.控制变量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控制了以下省份控制变量：市场规模（gdp）、集聚经济（dom_com,for_com）、土地成本（land）、劳动力成本（salary）和运输成本（traffic）。为保证数据回归的合理性，本文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此外，本文将31 个省、市、自治区分成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六大区域，通过添加区域虚拟变量，控制各省份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各变量定义及来源如表1 所示。（三）模型设定因本文被解释变量企业选址是二元变量，故而采用条件Logit模型来验证劳工安全健康条件对企业选址的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固定效应控制企业特有的未观察到的异质性，从而使我们能2023年）中，作为替换指标处理3.调节变量：所有权特征和行业特征（1)所有权特征（for）。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两个变量在2 0 0 8年和2 0 0 9 年缺失数据，无法算出外资份额。因此本文直接采用数据库中登记注册类型指标，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视为外资企业。调节变量for是一个虚拟变量，外资企业取1,大陆企业取0。（2)行业特征（hri）。行业特征调节变量hri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对于高危行业企业取值为1，低危企业取值为0。本文采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表（人社部发【2 0 1 5 7 1 号）分类方法，将风险程度较低的四档划分为低危行业，风险程度较高的四档划分为高危行业。本文从风险程度较高的四档中挑选出属于采矿业和制造业的行业，总共有14个行业、1 6 2 1 3家企业。在高危行业中，与煤炭石油的开采生产、金属非金属制造相关的行业占何爱，刘志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第2 期够聚焦区域决定因素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Pr(locationjr=1)=Pr(Tir Tikt)jk,j,k=1,.31Tir=safej-1+Xji-1+8jt其中,i（i=1，,53560)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k表示地区。企业根据在每一个地区的利润Ti进行比较,选取最高利润Ti，即在j地区选址。其中,Ti由地区的劳工安全健康标准 safeit-1 和其他控制变量Xit-1共同决定。在对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进行比较时，计量模型在(1)的基础上调整Ti如下：变量被解释变量locationsafe解释变量laborcase_indfor调节变量hrigdpdom_comfor_comland控制变量salarytraffic四、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2。研究样本期内工企新建企业为5356 0 家，31 个省级地区总观测值为1 6 6 0 36 0 个。因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观测值稍有差异。将跨国公司进入和内资企业进入进行对比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点，从统计结果看，两类新建企业平均值和最大值相差不大，因而进行对比是合理的。本文也考虑了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不超过3.9,可以直接进行回归。53Tur=safejr-1+safej-1*hriu+yXr-1+8j(2)其中,通过加人所有权特征调节变量for和劳工安全健康标准safe的交叉项，可以探究所有权对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和企业选址的调节作用。(1)在对高危行业和低危行业进行比较时，计量模型在(1)的基础上调整i如下：Tir=Bsafejr-1+safej-1*hrin+yXr-1+8j(3)其中,通过加人行业特征调节变量hri和劳工安全健康标准safe的交叉项，可以探究行业特征对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和企业选址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所有省份变量提前一期,以减少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表1 变量定义及来源定义企业新建选址取值为1，否则为0亿元GDP事故死亡率（人/亿元）单位增加值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件/亿元）外资企业取值为1，内资企业取值为0高危行业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0各省份生产总值（亿元）各省份分行业内资企业数量（个）各省份分行业外资企业数量（个）各省份竣工房屋造价（元/平方米）各省份两位数行业分行业平均工资（元）各省份（铁路里程*0.5+公路里程*0.3+内河航道里程*0.2）/省份面积（公里/万平方公里）计的主回归结果。其中，safe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高,FDI选址的概率越大。该结论与RTB理论相反，支持假设1 b，不支持假设1 a。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选址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集聚效应和企业选址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与企业选址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集聚效应越高、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越低，则企业进人选址概率越大，这一结论与现实中企业选址策略相一致。数据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 0 0 7 一2 0 1 2 年）中国安全生产年鉴（2 0 0 6 一2 0 1 1 年）和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 0 0 6 一2 0 1 1 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 0 0 6 一2 0 1 1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 0 0 7 一2 0 1 2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 0 0 7 2 0 1 2 年）中国统计年鉴2 0 0 6 2 0 1 1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 0 0 6 一2 0 1 1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 0 0 6 一2 0 1 1 年）中国统计年鉴（2 0 0 6 一2 0 1 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 0 0 6 一2 0 1 1 年）中国统计年鉴（2 0 0 6 2 0 1 1 年）表3中模型（1)展示了以条件Logit模型估54变量locationsafelaborcase_indforhriIngdplndom comInforcomlnlandInsalaryIntraffic表3全样本和全样本调节机制回归结果(1)(3)-0.401*-0.301*safe(0.054)safe*forsafe*hriIngdplndom_comInfor_comInlandInsalarylntraffic区域虚拟变量N1414076Pseudo R?0.173Log likelihood-142441.95-142407.26-142441.82注：*、*、*分别表示1%、5%和1 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二调节机制表3中模型(2)和(3)分别加人for和hri与safe 的交叉项，以验证所有权特征和行业特征对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和企业选址的调节作用。可看出safe*for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内资企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高劳工安全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 卷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数平均值1 660 3600.0321 660 3600.4551 630 3470.1591 660 3600.0851 660 3600.3031 660 3608.8341 616 1354.9281 437 4433.1161 660 3607.4061 631 3089.8251 660 3607.489(2)-0.413*(0.055)(0.060)-1.008*(0.124)0.175*0.179*(0.016)(0.016)0.814*0.814*(0.009)(0.009)0.022*0.020*(0.007)(0.007)-0.587*-0.588*(0.029)(0.029)-0.829*-0.831*(0.028)(0.028)-0.022-0.023(0.016)(0.016)YESYES14140760.1732023年）标准差最小值0.1770.0000.3100.0650.1030.0120.2790.0000.4590.0001.0415.6721.8030.0001.8480.0000.3226.7650.4346.3970.9234.716健康标准的地区，该结论支持假设2。safe*hri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即以高、低危行业区分的行业特征对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和企业选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法体现。然而，本文最终更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选址问题，为进0.036一步探究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不同行业以及企业(0.071)选址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分成跨国公司和内资企0.175*(0.016)0.814*(0.009)0.021*(0.008)-0.587*(0.029)-0.829*(0.028)-0.022(0.016)YES14140760.173最大值1.0001.9800.8211.0001.00010.8828.9637.8438.47612.1278.822业进行分样本回归，估计内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分样本中，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不同行业企业选址的影响。表4报告了行业和所有权同时分样本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4)探索行业特征对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企业选址之间关系的影响。safe*hri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于跨国公司，高危行业企业相对于低危行业企业更倾向于进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较高的地区。模型（5)研究行业特征对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内资企业选址之间关系的影响。safe*hri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由此，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综合而言，本文验证了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提高可以吸引新建企业进人选址，并且跨国公司相对于内资企业更倾向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的地区。而在跨国公司中，高危行业企业相对于低危行业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的地区。Maggioni从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权的企业对运营成本和声誉成本的相对敏感性来解释这一事实，即处于高危行业的跨国公司何爱，刘志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第2 期相对于处于低危行业的跨国公司需要承担更高的声誉成本，所以会选择更高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地区以规避风险。表4分行业分所有权的调节机制回归结果（4）跨国公司(5）内资企业0.543*-0.456*safe(0.229)-0.946*safe*hri(0.315)控制变量YES区域虚拟变量YESN123036Pseudo R20.2722Log likelihood-10919.13（三）稳健性检验1.更换变量本文此处更换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衡量方式，采用省级地区每年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工伤死亡案件认定数/工业增加值，laborcase_ind)。结果见表5,模型(1)中laborcase_ind的系数符号和基准回归相同，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劳工安全健康标准越高，跨国公司新建选址越多。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行业的异质性，模型（2)和（3)分别报告了全样本laborcase_ind*for和跨国公司样本laborcase_ind*hri的回归结果，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结果。表中展示(1)全样本-1.786*safe(0.095)safe*forsafe*hri控制变量区域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NPseudo R2Log likelihood55的数据表明跨国公司相比于内资企业更可能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高的地区，且所有高危行业企业均倾向于选择高劳工安全健康地区进行新建选址。研究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表5稳健性检验：更换变量(1)全样本（2)全样本（3)跨国公司(0.062)-0.834*laborcase_ind(0.108)0.085(0.074)YESYES12910400.1694-130545.05表6 稳健性检验：更换样本和控制省份虚拟变量更换样本(2)全样本（3）跨国公司-1.688*-0.697(0.096)(0.424)-0.941*(0.182)YESYESYESYES4087204087200.0730.073-87450.38-87436.54-0.620*(0.107)-4.168*laborcase_ind*for(0.351)laborcase_ind*hri控制变量区域虚拟变量N1413588Pseudo R20.173Log likelihood-142437.69-142352.522.更换样本条件Logit模型需要满足独立不相关假设，即两个备选地的机会比与任意第三个备选地无关。由此，本文从原来的全样本中筛选出新建企业数量最多的十个省份，构建一个新的数据集，对其进行原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 中（1)一(3），从中可看出劳工安全健康条件与企业选址显著正相关,所有权异质性显著调节两者之间关系，而行业异质性显著调节跨国公司样本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更换样本后本文结果依然成立。控制省份虚拟变量(4)全样本(5)全样本-1.228*-1.105*(0.094)(0.0940)-1.120*(0.130)-0.973*(0.524)YESYES381950.187-7153.04-0.725(0.536)-1.482*(0.879)YESYESYESYES14135880.173（6）跨国公司-0.316(0.426)-0.656*(0.339)YESYESYESYES141407614140760.1930.194-138892.88-138853.77YESYES1229750.272-10921.63YESYES1230360.287-10704.28563.控制省份虚拟变量由于误差项中可能存在影响跨国公司选址的遗漏变量，从而导致估计系数存在偏误的问题。此处本文通过更换控制所有省份虚拟变量来替代控制区域虚拟变量，以控制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并减少遗漏变量偏差。估计结果见表6 中（4)一(6),从系数符号和统计显著性看,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相同,再次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五、结论与启示本文基于2 0 0 6 一2 0 1 2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对应省级数据，以中国的安全生产标准变化作为切人点，以“逐底竞争”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并借鉴外来者劣势理论和CSA/FSA框架分别探讨了所有权和行业异质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机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均倾向于选择更高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地区进行新建选址。相比内资企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的地区。从行业异质性看，高危行业企业和低危行业企业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地区的倾向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而进一步区分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在跨国公司中，高危行业企业比低危行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标准高的地区。通过更换样本、更换解释变量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 卷2023年）以及控制省份虚拟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本文主要结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发现，分地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正向促进了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选址，与“逐底竞争”理论结果相反，一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另一方面也启示各地区政府在制定引资稳资战略时，应将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提高作为有利条件。本文研究样本期刚好经历了次贷危机引起的大衰退，中国外资进入增长率也有所回落，而该段时间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跨国公司进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也表明不论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还是从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凸显了职业安全健康条件日趋重要的特征。本研究发现如果区分高危和低危行业，内资企业选址不受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影响，而跨国公司选址却非常注重该标准，侧面反映出跨国公司更注重企业和行业的声誉成本，也更容易遭受外来者劣势。通过选择高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地区，跨国公司可以相应规避这些问题。当然，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工企数据库没有母公司数据，因而难以探索过去经验和母国对企业选址的影响；二是囿于数据可得性，难以考察更长样本期的动态变化，也无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 0 0 2)的政策效应；三是地级市层面数据较难获得，无法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参考文献：1郑新业，张阳阳，马本.全球化与收人不平等：新机制与新证据J.经济研究，2 0 1 8,53（8)：1 32-1 46.2PENG M W,WANG D YL,JIANG Y.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A focus onemerging economie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2008,39(5):920-936.3MAKINO S,TSANG E W K.Historical ties and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An exploratory study J.Journal of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1,42(4):545-557.4 JGAO G Y,WANG D T,CHE Y.Impact of historical conflicton FDI location and performance:Japanese investment in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8,49(8):1060-1080.5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 0 1 1,46(6)：1 33-1 45.6王芳芳，郝前进.环境管制与内外资企业的选址策略差异一一基于泊松回归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1(4):29-40.7BASINGER S J,HALLERBERG M.Remodeling thecompetition for capital:How domestic politics erases therace to the bottom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261-276.8 JDUANMU J L.A race to lower standards?Labor standardsand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 countries何爱，刘志强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第2 期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4,23(3):620-634.9JJAVORCIK B S,SPATAREANU M.Do foreign investorscare about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J.Review of WorldEconomics,2005,141(3):375-403.10JOLNEY W W.A race to the bottom?Employment protection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2013,91(2):191-203.11JBROWN D K,DEARDORFF A V,STERN R M.Labor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trade and investmentR.IDEAS working paper 622,2011.12马双,赖漫桐.劳动力成本外生上涨与FDI进入：基于最低工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 0 2 0（6)：8 1-9 9.13郭娟娟.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世界经济研究,2 0 1 9(1 0）：9 9-1 1 8+1 36.14徐康宁，陈健.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研究，2 0 0 8（3)：1 38-1 49.15JDONNELLY R,MANOLOVA T S.Foreign locationdecisions through an institutional lens:A systematic review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International BusinessReview,2020,29(4):101690.16JMAGGIONI D,SANTANGELO G D,KOYMEN-Ozer S.MNEslocation strategies and labor standards:The role ofoperating and reputation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indus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9,50(6):948-972.17HUTZSCHENREUTER T,MATT T,KLEINDIENST I.Going subnational: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20,55(4):101076.18JDAVIES R B,VADLAMANNATI K C.A race to thebottom in labor standard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57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3:1-14.19 JRODRIK D.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2018,1(1):12-33.20MA Y,ZHAO Q,XI M.Decision-makings in safetyinvestment:An opportunity cost perspective J.SafetyScience,2016,83:31-39.21JBERMAN JE,WEBB T,FRASER D.Race to the top:attracting and enabling global sustainable business R.World Bank,Washington,2003.22刘瑛华.从SA8000看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对我国的影响J.管理世界,2 0 0 6(6)：1 59-1 6 0.23HARRISON A,SCORSE J.Multinationals and anti-sweatshop activis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247-73.24 ZAHEER S.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341-363.25 JKOSTOVA T,ZAHEER S.Organizational legiti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