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pdf

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清代学术史的主要研究范式，多从学派划分的角度出发，以学术共同体为切入点，探讨学术流变、演进的规律与价值。吴、皖两派是清代学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学派，若单论清代汉学，吴派无疑更受关注。章太炎即言：“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士奇 礼说 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1东吴三惠，尤其是惠士奇、惠栋父子，及吴门后学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江声等人，不仅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且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将推尊汉人学术的观念不断放大，引领乾嘉学风，使考据求实成为一时风尚。与吴派经学在学界被如火如荼地研究不同，吴派文学成就，尤其是经学推衍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则鲜少被提及。但不论是惠周惕、惠士奇，抑或是后来的王鸣盛、江藩，均将自己的经学观念、立场、方法浸入诗文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吴派经学家均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王祥辰内容提要吴派是清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尊汉学、重考据的学术理念，影响了乾嘉以后学术发展的走向。然自乾嘉起，学术界给予吴派经学研究以充分关注，却忽视吴门学者的诗文创作与史学考证，此举不仅误读了吴派的治学理路宗旨，同时遮掩了吴门文、史流脉。吴派经学研究强调“证以史事”的方法，其诗文创作透露出“文好咏史”的态度，二者均隐藏以史学为根柢、实证为目标的学术脉络，直观体现吴派学人“好博尊闻”的思维模式与追慕古学的治学偏好。吴派学者以史学为串联，统摄经学与文学，落实经学注疏于史事，确立诗文创作于史书，是清代学人有意识以经、史统文的写照。而吴派以史统文，强化历史观念、史学文献之于经学研究、文学创作的作用，昭示乾嘉学术界由实学致用为主向考据还原为重的过渡历程，且显示了清代学术流变导引文学演进的内在关系。关键词吴派经术诗文文学旨趣创作取向经史统文王祥辰，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乾嘉吴派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21CZW028）的阶段性成果。1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 1934年第10期。205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6 期有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故吴门学者的文学创作呈现经、史统摄，经、史、文三者合流的态势。一、以史事为源的经典解读思路在多数学人的认知中，吴派学者的经学观以汉儒经传为矩矱。徐仁本曾转述汪中的话，专门谈到惠士奇、惠栋父子助力汉学恢宏：“经学莫昌于我朝，我朝之经学莫昌于两江。昆山顾氏宁人，武进臧氏玉琳，长洲惠氏半农、定宇，休宁江氏慎休、戴氏东原，皆实事求是，羽翼汉学。”1四库全书总目 谈到惠士奇 易说，则将吴派学者宗汉理念说得更为具体：“专宗汉学，以象为主。然有意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故征引极博，而不免稍失之杂。”2而论起惠士奇的 春秋说，则直接将惠周惕至惠士奇绵延的吴门汉学宗脉表述出来：“士奇父周惕，长于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3四库馆臣“专宗汉学”“承其家传”“考证益密”的评定，基本也讲明了以惠周惕、惠士奇等为代表的吴派经学家经解的主要立场，即多以汉学为依据，参以先秦两汉其他典籍，最终以实证为指归。尽管这种对先秦两汉典籍全面搜罗的方法，往往也被认作“失之不经”。但四库馆臣将惠士奇等的经典考证打上“赅博”的标签，还是能看出清代汉学阵营对乾嘉考证学风初起阶段惠周惕、惠士奇等先导经师的肯定。后来学人对有关吴派学人解经特色的评定，大多与 四库全书总目 的提法相类。顾千里即给予东吴惠氏家族“汉学之首”的极高赞誉：“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惠氏四世传经，为讲汉学者之首。”4今人张素卿谈及惠士奇 易说 时进一步说：“惠士奇依准 六经皆圣贤之语 之原则，会通诸经以解 易，博考诂训，以象说之，而征诸典礼，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礼 成为易 道会而通之的核心。”5张素卿有关惠士奇 易说“会通诸经”的提法，立足点还是吴派经师经解援引之广博，不过是看出惠士奇等人经注已将目光集中于经典内部，并为此后汉学经师解经提供了一定标准。与其他学者视“博”为吴派学者经注理所当然的特点不同，潘雨廷提及惠士奇 易说、惠栋 易汉学 周易述 时，将惠士奇、惠栋等吴门学者渊博的原因用一种更为显豁的方式揭示出来：若所说者莫不有本，且通以他经，明以 说文，证以史事，旁及 老 庄 墨 荀，与夫内经 易纬 易林 太玄 参同契 等。他如 楚辞、汉赋亦时有所引，其博学盖可见焉。6在潘雨廷的论述中，可以直观看出 四库全书总目 评价惠士奇等吴派学者“征引极博”的原因所在。除了征引他经以佐 易经，潘雨廷还注意到，惠士奇等吴派汉学家的经注已经把材料搜罗的范围扩展到道家领域，甚至包括 楚辞、汉赋等集部文献。此外，潘雨廷对有关吴派学者广采众说特征的解释，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证以史事”，用历史文献考订经学文本。那么是否如潘雨廷所说，吴门汉学家经解常常从史事的维度出发论证儒家经典呢？答案是肯定的。以惠士奇 易说 注解 屯 六四 象传“求而往，明也”为例：四才柔暗，而 象 曰“明”，何也？离 火，外明；坎 水，内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祭有明水、明火，则水、火皆明矣。必离而始称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难之矣。汉光武失之龎萌，曹孟德失之张邈，诸葛武侯失之马谡，而萧相国独得之淮阴侯。淮阴侯乃楚之亡将，碌碌无能者耳，何所见而目为国士，且曰“国士无双”？非天下之至明，孰能与于此？屯 难之1徐仁本：书述学后，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64页。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页，第240页。4顾广圻：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7页。5张素卿：博综以通经略论惠士奇 易说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6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360页。206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时，天造草昧，不求国士，焉能成大业哉？1在惠士奇看来，居上位者能够礼求下贤，从而得贤人以辅之，方可谓“明”。这与前人的相关解说并无二致。四居上卦，柔得正正位，以上求下，则得以刚柔并济，屯 难局面便由此疏解。程颐谈到屯 卦时说到：“居公卿之位，己之才虽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贤，亲而用之，何时不济哉？知己不足，求贤自辅，可谓明矣。”2而惠士奇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程颐等人的提法与刘秀与龎萌、曹操与张邈等人的具体史事结合，并从 屯 六四 象传 出发，回复 屯 卦 彖传“天造草昧”，说明龎萌、张邈等人尚处事物萌发阶段，需“明”可见，使得“求而往，明也”得以落于“实象”。除了惠士奇，惠栋、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学者，在解读经典的同时，也都会借历史事件佐证他们的观点。惠栋弟子江声在其 尚书集注音疏 中的做法，与惠士奇、惠栋等人如出一辙。江声注解古文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曰：“太甲除丧即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礼，宗祀成汤于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从而与享焉。”3江声为了配合解说太甲除丧继位后的祭祀礼，引惠栋 明堂大道录：惠先生 明堂大道录 云：“配天之祭，百王与食。多士 称 自成汤至于帝乙，网不配天其泽，是其证也。”据此，则外丙、仲壬皆为王，自然与食；太丁则太甲之父、汤之冢适元子，虽未为王，不应独遗，故知亦从而举享也。4江声将惠栋有关祭祀礼的论证当作结论，以期讲明外丙、仲壬、太丁所配的祭祀，与太甲祭奠成汤的礼仪相同。江声看似没有充分利用惠栋 明堂大道录 有关上古祭祀礼的考论，详细述明古代祭礼的情况。但他借着讲述太丁、外丙、仲壬隐晦地透露，他接受了惠栋 古文尚书考 中相关考辨结论，否认了孔 传 太甲直接承成汤帝位的意见，并认可司马迁 史记 的成汤与太甲之间还有太丁、外丙两君的载录。江声论证 尚书 的立足点在 史记，是吴派学者经解“证以史事”的另类展示。吴门学者甚至会在经注中对史事任意化用，不志出处。惠士奇 春秋说 解说 左传 昭公十三年，谈到 左传 文辞出现“盟”与“同盟”不同指向，就有这方面特点：襄二十七年，九国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于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当是时晋、楚分为两伯，犹后世南、北两朝。北指南为岛夷，南亦斥北为索虏。异俗、异制、异齐、异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观晋楚之盟，不言“同”，则 穀梁“外楚”之说益信。5虽说 春秋 作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其文本本身就带有史学属性，但由上例依然能看出惠士奇选用史事时的别具匠心。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论说，他在阐述为何 昭公十三年 与 襄公二十七年 同载会盟提法却不一时，以南、北朝史作为具体事例，说明南、北朝习俗与制度多有不同。如若南、北朝会盟，需使两朝人统一习俗、制度，于是有“同盟”之说。昭公十三年 提到“同盟于平丘”，实际上就是为了强调晋、楚两国各自称霸，两国习俗、制度等各方面已然不同，故若会盟，亦会着重明确需要“同”之特点。将晋、楚两国与南、北朝相比照，昭公十三年晋、楚两国国情特点一目了然。惠栋再传弟子江藩，在其 汉学师承记 中特意记载了师祖惠士奇青年时一段轶事：二十一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乃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 史 汉 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1惠士奇：易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2程颐：周易程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页。34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儒藏精华编 第1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第231页。5惠士奇：春秋说，清经解，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8页。207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6 期“闻君熟于 史 汉，试为诵 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1以经学饮誉清代学术界的东吴惠氏家族，却被后学江藩记录了这么一桩记诵史书的趣事，此中缘由值得玩味。江藩此记录一方面说明师祖惠士奇读书用功甚勤，且天赋较高，其经学著述广收博览与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说明惠士奇的史学功底深厚，给吴派后学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亦以此为榜样，进而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同为吴派重要学者的钱大昕，论起前辈惠士奇学术渊源时，也着重提到史学的影响：“先生盛年兼治经史，晚岁尤邃于经学。”2且此后钱大昕还着意强调惠士奇“幼时读 廿一史”3之事。钱大昕不仅被后人视作吴派核心之一，实际生活中亦与惠栋等人过从甚密，其有关惠士奇生平的记述较为可信。质言之，惠士奇青壮年时，不单单将注意力集中在经学研究上，对史学亦十分重视，这也与江藩的讲述不谋而合。从钱大昕记述中可知，惠士奇晚年方才集中精力于经学。足见，惠士奇经学研究的方法与结论，不仅受到其青年时期学术倾向的影响，还能起到总结其学术研究特色的关键作用。如此也就不难解释，以惠士奇为代表的吴派经师经解著作带有鲜明的史学印记，且多运用“证以史事”的学术手段的原因。二、基于“咏史”倾向的诗文创作趣味吴派学者虽以经学名世，但诗文创作亦取得了较高成就。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 谈到惠周惕诗歌成就时说：“诗格每兼唐宋，然皆自出新意。”4今人漆永祥言及惠士奇之文，则表彰道：“引譬议论，左采右获，游刃有余。”5而清儒李绂更是作诗，记述其与惠士奇在国史馆论学、为文、饮酒的雅事：“金铺日昃影初凉，晚出蓬山笑语香。未要采丝重宛转，肯寻兰沐独摧藏。同人健笔追迁固，异事冥搜到雅苍。有酒剧怜能折简，共君痛饮论文章。”6而对钱大昕、王鸣盛等文学创作的赞誉甚多，有清人论钱大昕之诗谓：“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屑以挦撦涂抹为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舂容渊雅，蔚为大宗。”7提到王鸣盛时则说：“知其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余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8吴派学人的主要工作虽不在诗文创作上，但他们深厚的学养为其文学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以至对他们诗文进行的褒奖都难脱离他们的学术研究而独立展开。其实，吴派学人还创作出不少清新雅洁的诗歌作品，这部分诗作几乎看不出任何学问底色。比如惠士奇的 自石公山泛舟至消夏湾二首 其二：暮帆欲乱寒鸦色，秋涧长流玉罄声。夜来仍鼓沧洲枻，水清石瘦两奇绝。月上平添宝镜波，风回半卷芦花雪。孤棹洄沿兴不穷，每逢佳处一推篷。青天漠漠鸟飞去，飞上吴王辟暑宫。9惠士奇此诗描写泛舟至消夏湾时所见之景色。不论是诗一开头提到的“暮帆”“寒鸦色”，还是此后言及的“芦花雪”“孤棹”，“雅洁”之感贯穿始终，尤其是“夜来仍鼓沧洲枻，水清石瘦两奇绝”此句，显然借助 楚辞 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的内涵，使其独自泛舟湖上的孤寂之感，更添几分凄清，且与诗中“乱”“瘦”“平添”“漠漠”等语词运用桴鼓相应。有人认为该诗“缠绵婉约”，并认为惠士奇1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612页。2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11页，第612页。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 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页。5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2页。6李绂：穆堂初稿，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2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7钱大昭：潜研堂诗续集序，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8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2页。9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55页。208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的这首诗作“几如梅村手笔”1，实际上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肯定士奇诗歌创作“清新雅洁”的总体特色。以学问家身份为主的吴派学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并非只展露文人才情，他们的很多诗作难以撇去终日为学而带来的学问底色。惠士奇在 赠宋坚斋先生三首 中就提到“数典方三世，传家在一经”2，虽该诗只是与宋骏业酬唱之作，但惠士奇还是特意提及家族三世传经之事，足见穷经问学在其人生中的重要位置。王鸣盛的 杂诗 也有“士不通一经，学术总荒芜。爱博反遗精，涉猎徒得粗”3之句，把学术追求和治学理念一一道明。当然，吴派学人诗歌所体现的学问倾向不止于此，与之经学考证“证以史事”异曲同工，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屡屡展示出极强的咏史意识：五道通诸郡，三江绕故都。白猿终霸越，黑犬竟亡吴。人去空芳草，春来长绿芜。萧萧杨柳岸，愁煞夜啼乌好上三台望，还从九曲行。可怜文种水，犹抱伍胥城。风雨松陵暗，烟波笠泽清。公孙今在否，寂寞久无声。4惠士奇至姑胥台，即想到攻伐楚国，雄霸东南一时的吴王阖闾，同时也回忆起对伍子胥、公孙圣等人的劝谏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力主伐齐，而至吴国灭亡的吴王夫差。阖闾任用伍子胥等开创大好局面，与夫差大意听信伯嚭等的谗言被越人灭国的鲜明对照，借着惠士奇“黑犬”“公孙”等典故的运用跃然纸上。惠士奇在诗后自注道：“吴王书寐姑胥台，梦前园横生梧桐，召公孙圣占之，圣曰：梧桐心空，不为用器，但为甬僮，与死人俱葬也。公孙圣曰：我死，当使后世有声响。及吴亡，三呼三应。”5沈德潜也发现了惠士奇的匠心独运，并特意指出该典故的出处：“黑犬及下章公孙圣事，俱见 越绝书。”6从惠士奇自注典故内容，再到沈德潜着意标出典故来历，都足以看出惠士奇咏史诗所化用 吴越春秋 之史事并不常见，侧面也表明惠士奇对史学文献之精熟。钱大昕、王鸣盛等因为更加热衷史学，创作的咏史诗数量较之于东吴惠氏也更多一些。钱大昕对元代历史研究颇具热情，他曾经发愿重修 元史，可惜未能如愿。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学术兴趣写入诗歌之中：“兀朱加叶总名邦，大将征西金鼓”7钱大昕以 元史 为主题，一连写下二十首诗，作 元史杂咏二十首，将其有关元朝兴盛、灭亡的思考一同嵌入诗中，史学解读与文学趣味并兼。王鸣盛的诗歌也常围绕历史事件展开评点，他的 咏古六首 就是其中代表。他甚至还梳理出 诗经当中的咏古诗，用以佐证经学家创作咏古诗的合法性：“盖 诗 有咏古而意在伤时者，七月 信南山采菽 之类是也。”8钱林介绍惠士奇诗集时提道：“士奇诗集名 红豆斋小草，又有 半农人诗 咏史乐府 南中集 采莼集 归耕集 各一卷，人海集 四卷。”9从钱林记述中可以得知，惠士奇除了现可见的 南中集 采莼集 等两部诗集，还有包括 半农人诗 咏史乐府 等在内至今未见的多部诗集。但即便如此，由 咏史乐府 的集名，结合钱大昕、王鸣盛等对咏史主题的重视，依然能大致看出以惠士奇为代表的吴派学人咏史怀古的诗学旨趣。当然，吴门经士不单单在咏史诗中展示出博采史书的意识，从他们创作的其他类型的诗歌中，也经常能察觉到利用历史文献的痕迹。譬如惠士奇 夜泊庐陵：“系缆双流岸，舟人语夜阑。推蓬千顷白，欹枕一灯残。明月鹧鸪洞，秋风苦竹滩。平生流水意，欲取素琴弹。”惠士奇在诗后自注曰：“庐陵1漆永祥：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55页。245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6页，第251页，第251页。3王鸣盛：西沚居士集，嘉定王鸣盛全集 第1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页。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页。7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8王鸣盛：蛾术编，嘉定王鸣盛全集 第7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页。9钱林：文献征存录，续修四库全书 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209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6 期有鹧鸪洞，见 南唐书；苦竹滩，见 南史 周文育传。”1又如 为宋药洲先生题出塞图：“跃马过临洮，当年意气豪。首簪银立笔，腰佩玉环刀。令比三秋肃，功成一箭高。试看真学士，千骑拥旌旄。”而后，惠士奇写道：“宋史：学士簪银立笔。”2由此足见，惠士奇等吴门学者的诗作不仅浸润着史学文献的印记，他们还有意将自己诗歌与史书间的联系，以自注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透露出来。吴派经师在文章创作方面，也非常重视史论结合。漆永祥讲评惠士奇 红豆斋时术录 时，发现了惠士奇文章与宋史间的瓜葛：“所论多宋时政事，则士奇盖于宋史研究，每有心得之故。”3惠士奇在论析 孟子“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时，即援用宋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请借赵宋事证之：司马光，天下之正人也。国人皆曰贤，则将可之乎？章惇，天下之邪人也。国人皆曰不可，诸大夫皆曰贤，则将可之乎？”4此外，惠士奇还专门以 寇准 王安石 高宗 等为题作文来，品评宋史。钱大昕此类文章也不在少数，虽然在 潜研堂文集 中，看到的大多是应制文，不过依然能明确看出钱大昕关联史学的良苦用心。与惠士奇相同，钱大昕也以 王安石 为题撰作文章，在文章开篇，钱大昕就旗帜鲜明地点出“世称王安石误用 周礼 而宋以亡”5观点的错误，并结合 周礼 地官 中“泉府”职能，讲明王安石强行关联 周礼 与青苗、市易之法非正确之举。王安石变法不成功是因立法内容所致，与是否参考 周礼 无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在该文中，还特意引用王安石的诗歌“今人未可轻商鞅”之句，足见其与其他吴派学人一样，有会通经、史、文的追求。吴派学人一直都有融史于文的意识。梳理他们的诗歌、文章亦能明显看出，咏史是其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吴派学人诗文创作中，采用史学思维、利用历史文献的观念，和他们学术成长过程中长期受前辈史学著述浸染有很大关系。惠士奇曾与惠栋共同撰作 汉书纂录，有学者从 汉书纂录 的考证经过指出，顾炎武治史思路对惠氏父子的映射：“惠士奇治史，最取法顾炎武。顾氏 日知录 的考证内容涉及 汉书 与 后汉书，而惠士奇对两部 汉书 的研究就以之作为梯航。”6惠士奇、惠栋都没有直接向顾炎武问学的经历，质言之，惠士奇、惠栋在读书积淀的过程中，主动且有意识地吸纳顾炎武等前辈学者的史学经验，并将其融入后续的经史研究。而这种经验的汲取，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诗文创作宗尚的形成，此中联系并不难说清。三、好博尊闻之绪与经史统文之习融合阮元在 畴人传 中介绍惠周惕、惠士奇时说：“惠氏世传汉学，今世学者皆宗之，盖儒林之选也。”7沈竹礽提到惠士奇也认为：“惠氏士奇，宗汉学者也。”8但惠周惕、惠士奇的治学特色是否能真正与乾嘉“纯汉学”画上等号，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近人柴德赓谈到东吴三惠时，就惠周惕、惠士奇是否能代表汉学发出质疑：“然三惠之中，周惕、士奇实兼词章，非专汉学。”9梁启超论及惠士奇学术地位时讲道：“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 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10在梁启超看来，124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5页，第265页，第274页。3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425页。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6赵四方：惠栋的史学思想及经史研究关系论析，中国典籍与文化 2021年第2期。7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63页。8沈竹礽：周易易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9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页。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 第9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页。210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惠士奇与顾炎武一样，是清代复古学术主潮的推动者。但顾、惠二人，只将学术复古运动带到六朝、唐之注疏学，并未到深入东汉郑玄、许慎之学的地步。章太炎更是跳过惠周惕，直接点明惠士奇 礼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士奇 礼说 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1虽然对惠周惕、惠士奇等吴派先导学者是否能代表清代汉学尚存争议，但学人并没有忽略惠周惕、惠士奇等人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引领作用。与章太炎、梁启超等的观点相类，萧一山 清代通史论述惠周惕、惠士奇之于东吴惠氏学术发展意义时，也并未专门提及士奇的汉学研究思路。不过萧一山强调，惠氏著作体现出“博闻强记”的特点，仍然为学林所重：“惠派之学注重博闻强记，此于士奇见其端矣。”2而事实上在多数学人的认知中，除了强调汉学以外，“尊博”亦是吴派的学术特色之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3惠周惕、惠士奇“博闻强记”的特点，其实与吴派“好古”的总体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同一性。因为嗜博必然带来的就是求之古学。就像钟文烝提到的那样：“惠士奇父子倡古学于东南。”4只不过与在惠栋带领下，吴门后学江声、余萧客等将古学的主要标准确立为汉学，尤其执郑玄之学一端不同，惠周惕、惠士奇的“好博而尊闻”，并无学术源流时序谱系编列上的明确排序。清史稿 对惠周惕、惠士奇治学特色概括得比较恰当：“于 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于 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5赵尔巽等大致交代了惠氏解诸经的不同特色，较之于惠栋、余萧客、江声等吴门后劲，惠周惕、惠士奇的经解没有单纯指向汉学，但复古、用古企图显露无遗。在惠周惕、惠士奇的经解过程中，郑玄等汉儒之学更多起到沟通当下学术与先秦典制媒介的作用。而最能体现惠栋以前吴派学术思想框架的，是四库馆臣介绍惠士奇 礼说 的一段话：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 礼 之家，持论最有根柢。6惠栋以前，东吴惠氏此类解经方式，看似是回归到汉人学术话语系统中，实则是想要把经学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落实，所以 四库全书总目 才给予 礼说“持论最有根柢”的品评。而这种经典研治的总体思维方式，与我们此前强调的吴派“证以史事”的经解倾向、“文好咏古”的文学宗尚，达成了微妙的统一。不论是经典注疏以史学文献作为主要支撑，还是文学创作多用史学典故追慕古事，归根结底，都是以实证为手段，是学有根柢的具体表现。而这种追求“根柢”的学术态度，亦为后来吴派后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惠栋言及诗歌时，既不谈汉学也不说考据，而是单单提“诗之道，有根柢焉”7，其实亦是变相对吴门学术特色做出了另一种概括。而“根柢”之说，与汉学、考证学也能达成互动8。1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 1934年第10期。2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565页。3章太炎：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142页。4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7913180页。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157页。7惠栋：古香堂集序，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326页。8王祥辰：“根柢”重构、“诗史”追寻与家学接续论惠栋的诗学旨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211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6 期尽管惠周惕、惠士奇的学术研究并未明确以汉学为指归，但其“好博而尊闻”的总体学术思维框架的确立，还是对惠栋、江声、余萧客、江藩等人推尊汉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展现在惠周惕的 诗说、惠士奇的 易说 礼说 春秋说 等经解上，甚至作用在惠栋文学观的塑造上。惠士奇曾经在讨论音律的时候，透露过他对诗、词、曲等不同文类的看法：然则律何以正？曰：正以 诗。凡人有志斯有诗，有诗斯有声，有声斯有律，有律斯有数。书 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古者以六诗为之本，六律为之首，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十有二声为之齐量汉兴，制氏以 雅 乐声律，世为乐官，至晋而犹有雅 乐四章存焉。后世官失其守，诗 存而声亡。汉 郊庙乐歌，其 风 雅 之变乎？宋词、元曲，淫声、慢声也。1惠士奇认为，诗经 合乐而歌，使得声音、律吕等得以存续。至汉代立制氏世代为乐官，尚且保存住 雅 乐之声律。但晋朝时，仅存 雅 乐四章。后来的乐官，尽管有此官衔，却在其位不谋其政，致使声律流传中断。由是，存世的只有 诗经 文本，散失了合乐的音乐。汉代的 郊庙乐歌 因为制氏通晓声律，依托 国风 大雅 小雅 得以有音乐配合。而宋词、元曲则由于声律的散失，流为俗乐。惠士奇对于宋词、元曲“淫声”“慢声”的评价，显示出他对汉晋诗歌以后逐步兴起的词、曲之不满。从惠士奇评论诗、词、曲的不同表述方式，以及惠周惕追溯 诗经 合乐发展的经过并明确指向汉晋的倾向中，能够看出，吴派学人好博尊闻，追慕古学，这种倾向必然使其回归经典。而以经典为根本的阐述过程，自然需要以史学发展为线索连接古今。因此，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制度层面，更接近于经典的汉晋学术，得到他们更多的关注。这种以经学理论为基础、史学脉络为线索的倾向，也作用在他们文学创作、文体使用的偏好上。惠周惕写作 过田家、惠士奇创作包括 牧童词 樵客行 行路难 等在内的众多乐府诗，其实也投射了他们经学价值观念下的文学立场。在沈德潜看来，惠士奇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正是这部分乐府诗：“皆张、王体中最雅洁者。”2惠周惕、惠士奇父子经典研治的总体思维方式，也为其文学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罗时进指出，吴派自惠周惕起始有文学家数：“学术与文学兼优可以打通仕宦的道路，而仕宦又需要以学术与文学维持其社会雅誉，扩大文化交友圈。这一特点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惠氏家族数代仕宦，数代治学，余事作诗，形成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交融的文学家数。”3在清代朴学界，惠士奇并非首先因为音律问题而关注乐府诗的学者，顾炎武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述：“诗 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诗。宋以下，则其所为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4但即便如此，惠士奇将音律学与乐府诗关系的问题，直接落实到汉、晋，较之于顾炎武的说法，更为具体，而惠士奇的详细阐述，也影响到了惠栋。惠栋就说：“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奏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以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唐以后则有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5此后，惠栋将经学的兴盛与诗学的发展相联系，并将诗学发展的转折指向汉唐，就是在惠士奇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动。而惠栋在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 中引述的一段王世禛 池北偶谈，亦为惠1惠士奇：半农先生集，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68269页。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5页。3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页。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285页。5惠栋：九曜斋笔记，丛书集成续编 第9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212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士奇关注声律与乐府诗的关系做足注脚：“乐府之作，宛同 风 雅。今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后人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 风 雅，是使然也。”1可见，惠栋治经，言必汉唐，与其祖、父的综合影响直接相关。由是亦能看出，乾嘉汉学研究范式的确立，脱离不了惠士奇的作用。吴派秉持的汉学理念之所以在乾嘉后引发学界关注，的确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代人合力苦耕的结果。胡适总结清代考据学特点时说：“清代考据之学有两种涵义：一是认明文字的声音与训诂往往有时代的不同；一是深信比较归纳的方法可以寻出古音与古义来。前者是历史的眼光，后者是科学的方法。”2将清代考据学单单指向音韵、训诂，胡适的论断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将错综复杂的清代考据学内部关系，简练地概括成“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两面，应当说，胡适的论述基本达到了化繁为简的目的。而吴派学人“好博尊闻”的思维框架带来有关经学、文学研究的深入，强调时间发展的脉络，无疑指向胡适所归纳的“历史的眼光”。陈平原肯定胡适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清代考据学之于古代学术发展的推进价值：“清儒为了这种学术上的 还原，发展出一整套考据学理论与方法，这正是胡适所赞叹不已的 科学精神。”3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能够具有好博态度、慕古精神，将学术眼光由主流宋明理学上移至汉晋学术，吴派学者实际上做到了“学术上的还原”。且这种还原并不单单定格在经学研究之上，而是依靠“历史的眼光”的串联，尊博、好古、实证气氛笼罩下的经学、史学、文学等传统学术的多个领域，在吴门学人的学术系统中，均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统一与合流。这种统一与合流的态势，从某种层面也引发了后来汉学考证渗透到学术发展的各个领域，即用一种史学还原的方法，去处理经学与文学所涉及的具体学术问题，从而在方法层面对学术的演进做出指引。这种学理层面的推动，此后又作用在经学注疏特色与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上。而经学注疏特点的巩固与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又会反过来更加稳定学术导引的意义，使得雍乾之后以秦汉典籍为根本、考证为手段的学术理念大行其道。四、结语自魏晋南北朝刘勰等人明确“征圣”“宗经”始，文人文学实践活动极重经学渐成主流，兼具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之人亦渐增多。但考据学风主导下的清代学坛，文学家之文风较前代仍然大有不同。学人文学创作，一方面需要展示自己文学创作的才情；另一方面，受制于考证学风的浸染，即便写作诗文，也力图做到文必有据、言必有征。而这种以实证为主的学风、文风，甚至演绎成一股实学潮流。吴派是这股实学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惠士奇直接在经注中提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仍从 说文为正。”4“非舍经而从传，实事求是，正所以尊经。”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达成“实事求是”的目标，吴派学人以史学为线索总辖经学、文学。将经学研究落实到历史史事，以史证经、以经观史；将文学创作立足于史学文献，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吴派经学著述、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上述特性，是他们“好博尊闻”思维模式导向的必然结果。而经由吴派析论亦能看出，从事清代学术研究，不能偏执于经学家学术的某一方面。跨学科分析清代学术史，不仅能揭示个体学术特色之隐含脉络，且有助于以小见大，统观同时期学术发展之潮流。责任编辑：雨泽1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四部备要 第85册，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202页。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3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4惠士奇：礼说，清经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5惠士奇：春秋说，清经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