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pdf

77关键词：晋制，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摘要：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KEYWORDS:Funeral systems of Jin Dynasty,Imperial sovereignty,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Systems of Mausoleum ABSTRACT:Funeral systems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imperial sovereignty are two most vivid characteristics of mausoleum systems represen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They are also useful departure poin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ausoleum systems during these periods.Although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Jin funeral system has not been defined,in general this term refers to the tradition of frugality and self-constraint,and embodies the cr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ao-Wei,Western Jin,and Eastern Jin mausoleums.Later on,the mausoleums of the Sixteen Kingdoms,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show the strengthen of emperors power through the site selection,stone carving,burial style and mural etc.These elements also show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imperial sovereignty upon the mausoleum system.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韦 正1 付龙腾2（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编号：17ZDA216）的阶段性成果。通常认为，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像魏晋南北朝历史一样，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这个时期的早期阶段上承两汉陵墓制度而有所变化，晚期阶段则开隋唐陵墓制度之先河而影响深远。对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这个认知和描述是合理和必要的，但也略显笼统，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引进两个概念“晋制”和“君统”，以加深对这个时期陵墓制度特征的把握。一、“晋制”与魏晋陵墓制度的连续性“晋制”是俞伟超早年在论述古代墓葬的“周制”“汉制”时附带提出的1，并没有进行论证，后来有不少学者使用了这个概念，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坦率地讲，“晋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概念，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作为“晋制”特征单室墓葬形制、走兽形镇墓兽和力士状镇墓武士俑、牛车鞍马和男女侍俑、四系罐和果盒等成组陶器，并不能断定是西晋时期才出现的。现在判明的曹魏墓葬数量有限，但曹魏和西晋国祚相当，将具有上述特征的墓葬都归为西晋时期的依据并不充分。曹氏父子又大力提倡薄葬，现在可以断定的西晋墓葬是薄葬制度下的产物，不能排除曹魏78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中后期就已经出现这些特征的墓葬。因此，如果要使用“制”这个概念的话，似乎称为“魏制”或“魏晋之制”更为合适。其二，作为一种“制”，不是在本朝具有一套标准，而主要是对此后朝代还具有影响。否则，无朝代无制度，那么，所谓“制”也就没有特别的价值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在西晋首都洛阳和东晋首都建康的高等级墓葬都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但首都之外地区遵循这个共性的墓葬很少。而且，从南朝刘宋开始的高等级墓葬就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将基本只存在于首都地区，且对后代基本没有产生影响的两晋墓葬称之为“晋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这里仍然使用“晋制”一词，是方便之策，是为了不引起混乱，但进行必要的说明是必要的。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使用“晋制”一词，侧重于西晋墓葬能够关联曹魏和东晋墓葬，这三个朝代墓葬代表了魏晋南北朝陵墓的一个侧面以对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的俭省和约束为主要特点，与此相对的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墓葬的主要特点是不断强调君权的地位，我们用“君统”一词予以概括。曹魏、西晋、东晋三个时期中，只有东晋帝陵基本可以确认。南京鼓楼岗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被认为是某位东晋早期皇帝之陵，甚至就是晋元帝之陵2。南京北郊的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大墓普遍认为是晋穆帝之陵。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东段曾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在石碣西约400米处发掘东晋晚期大墓一座，墓主普遍认为是东晋晚期诸帝之一。从南京鼓楼岗向东到富贵山是一条山垄，其南部是东晋建康宫所在。西晋帝陵分布在邙山之上，其南部为西晋洛阳宫。可见，东晋建康城与陵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是对西晋洛阳的忠实模仿。以上几座东晋大墓都为单室墓3，洛阳邙山西晋崇阳陵、峻阳陵经钻探也基本可确定是单室墓。东晋陵墓从布局到具体形制方面对西晋的继承是相当明确的。两晋帝陵的显著特征有两点，一是一字形排开，一是单室墓。这两项特征同样也是当时一般家族墓地的特征，而汉代只有诸侯王和皇帝才能采用黄肠题凑墓葬形制，诸侯王、皇帝陵墓不见一字形分布，与两晋帝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两晋帝陵的这个情况就不只是一个俭省的问题，更是两晋帝陵家族化的问题帝王已不再对官僚贵族具有绝对优势。或者说，帝王只是官僚贵族的最上层而失去了神性和唯一性，这是比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更具本质意义的特征。曹魏陵墓没有明确的发现，但不同于两晋是可以肯定的，这由综合曹魏东吴相关发现可知。洛阳曹休墓为带耳室的双室墓，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曹操墓的安阳西高穴2号墓也是这种形制，且出土了曹休墓没有的成组陶鼎，表明西高穴2号墓的等级要高于侯一级的曹休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也出土有陶列鼎4，墓主人被推测为孙吴诸侯王乃至帝王，这暗示西高穴2号墓主的身份类似。不论西高穴2号墓主是否为曹操，这座墓葬至少达到诸侯王一级是可以肯定的，但墓葬形制并不是东汉诸侯王习用的黄肠题凑。因此，这个变化自然也是一种俭省，也可以说曹魏诸侯王乃至帝王的陵墓放弃了形制上的特殊性，实际上与高级官员贵族的墓葬没有什么区别了。西晋墓葬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俭省，但表现得更为突出，连那些具有古典礼器性质的列鼎也最终舍弃了。这正是我们将曹魏、西晋、东晋陵墓加以合并叙述的缘由。二、君统对南朝陵墓制度的影响从变化的角度看，南朝陵墓体现出与魏晋陵墓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地面石刻，且日趋丰富和制度化；石兽、神道石柱、石碑从形制到规格都有所不同，加上陵墓入口的门阙，这是两汉帝陵也未曾有过的地表形态；除梁代帝陵因特殊原因而集中于一处外，宋、齐、陈三朝各代帝陵皆呈散点状分布，迄今找不到明确的空间分布规律；随葬品中石制品越来越多；墓葬装饰方面出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嵌砖画。79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结合文献可知，刘宋有意反东晋而动，创设了不少陵墓制度新内容，并利用了汉代的石兽，但不能因此得出取法于汉代的结论。南朝君主在陵墓位置上有自主权，这不仅是君权的伸张，更是皇权大于族权的标志。以上南朝陵墓制度体现的新情况，其核心就是君统。南朝时世家大族不再构成政权的支柱，普通家族也不再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皇权也就不必受制于族权，皇帝可以为所欲为，陵墓位置的选择就可以自主决定。后来的隋唐陵墓也是如此，这与南朝陵墓所依托的社会背景相同，这也是认为南朝陵墓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历史内因所在。在具体因素方面，南朝陵墓的影响也灼然可见，如唐高祖献陵神道东侧石柱的形制，特别是顶部圆盘上的狮形蹲兽，虽然形态与南朝有一定差别，但其意匠来自南朝无疑，而与北朝神道石柱截然不同。献陵神道西侧石犀牛也绝不见于此前北朝墓葬，但南朝镇墓兽不乏形近犀牛者，因此也不排除源自南朝的可能性5。三、君统对十六国、北朝陵墓制度的影响十六国北朝陵墓制度的发展历程比魏晋南朝曲折，线索也不单一。十六国与北朝陵墓制度并不衔接。十六国陵墓制度，特别是关中地区陵墓的特点很鲜明，但发展历程被北魏统一北中国而打断。身份明确的十六国帝王陵墓并没有发现，但西安中兆村M100、西安焦村M25、M26等墓葬规模很大，墓道动辄数十米，墓室为2室或3室，这些墓主的身份一定不低，有可能相当于王一级。而且类似形制的墓葬在关中地区已发现数座，且表现出规模上的差异，说明当时存在着一定的墓葬制度。中兆村M100等大型墓葬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墓道中有多个天井和过洞、过洞前壁面雕出建筑模型或绘出建筑图案、甬道和墓道后段开出小龛并放置仪仗俑等于其中。这几个现象同样见于唐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以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表明隋唐帝陵也可能大致如此。职是之故，我们说十六国已经开启了隋唐陵墓制度是不为过的。也因此之故，我们可以将北魏的入主中原看作是对十六国陵墓演化历程的人为阻断。北魏早期皇帝、皇后和重臣埋葬金陵，采取的当是本民族葬法。这虽然没有考古发现，但从其他鲜卑墓葬来看，不同于魏晋和十六国陵墓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北魏平城时代后期帝王陵墓就体现出一定的君统性质，这既集中表现于冯太后的永固陵，也表现在孝文帝规划了洛阳陵区。冯太后生前决定不按照鲜卑传统死后入葬金陵，并选定今大同东北西寺儿梁山（今方山）为自己陵墓所在，孝文帝遵从了冯太后遗命，这就是大同方山永固陵。永固陵的形制与已经发掘的其他大同北魏墓葬都不太一样，比较特别的是进入墓门之后就是一个被称为前室的近方形空间，这个空间与常见的墓葬前室不一样。后来的北魏宣武帝景陵、节闵帝陵、磁县湾漳大墓（可能为文宣帝高洋陵墓）都是这种形制，可见方山永固陵的创制意义；也可见北魏最高统治者可以冲决传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安葬。关于北魏洛阳北邙陵区，宿白有精深研究，有关帝王陵墓的主要内容是：洛阳瀍河两岸是北魏墓葬最集中的分布区。孝文帝长陵是这个墓区的中心，其子恪（宣武）景陵位于它的右前方，恪子诩（孝明）定陵在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距长陵较近左前方的高地埋葬了自拓跋宏七世祖拓跋珪（道武）子孙以迄拓跋宏自己的一支子孙。其布局是以拓跋珪（道武）子孙的墓地为中心，宏六世祖嗣（明元）、四世祖晃（景穆）、二世祖弘（献文）的子孙的墓葬位于右侧；宏五世祖焘（太武）、三世祖濬（文成）子孙和宏子怀一支的墓地位于左侧。墓葬的排列方式系不同辈分按前后布置，同辈按长幼一线布置6。魏宣武帝景陵经过发掘，孝庄帝静陵得到确认，都证明宿白的推测是正确的。孝文帝发明的这个皇族聚葬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80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例，似乎结合了昭穆制、集中公墓制、内臣陪葬制度，以及不得其详的草原民族墓葬制度成分在内，是一种实施于高级人物的“族坟墓”。这种以源远流长的血缘纽带为基础的陵墓制度，本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与来自漠北的拓跋鲜卑本来并无关系，只是孝文帝以强大的皇权强行安排的结果，这可以视为君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也符合草原民族政权巩固后容易走向君主权力的绝对化这个历史规律。孝文帝开创的这种族坟墓形式需要以权力秩序的超稳定为前提，迁都洛阳以后的北朝社会已经迅速发生变化，这种制度不能长久也是必然。东魏孝静帝陵为今磁县申庄乡前港村俗称“天子坟”的大墓（编号为北朝墓群M35），在“天子坟”东南3.5千米发掘的东魏皇室元祜墓墓志说葬于“邺都城西漳河北之皇宗陵内”，可见东魏还试图维持皇族聚葬方式。东魏权臣高欢的墓葬（编号为北朝墓群M1）与东魏其他贵族官员一道被集中安排在邺城的西北部，以家族墓的形式而存在。北齐建国后，文宣帝高洋的陵墓脱离出去，在距高欢陵墓2千米之外按照帝陵的规模构建。北齐帝陵周边，除高氏皇族墓及王妃墓外，勋贵大臣、上层官吏墓葬或也具有陪葬墓的性质，这自然是君统的进一步加强。北周与北齐相似，也建立了功臣陪葬制度，而不是皇族聚葬。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政权，在墓葬制度方面对北魏都有所继承。但是，东西分裂所造成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相比而言，东魏北齐对北魏洛阳时代继承的更多并有所发展，在墓道中绘制以大龙大虎为首的仪仗升仙图最为显著，成为东魏北齐邺城、晋阳地区皇帝以及重臣墓葬的基本配置。西魏北周墓葬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向关中传统的回归，包括北周武帝陵在内的高等级墓葬重又流行多天井多过洞的形式，有些墓葬在过洞前壁上绘出建筑，在甬道或墓道中绘出侍卫人物。隋唐统一后的帝王陵墓的形制似乎是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样式的合并；再加上前面提及的唐高祖献陵的神道石柱，充分显示了南北朝墓葬对隋唐陵墓的直接影响。但正如上文所指出，十六国墓葬已经上演过这个进程而未最终完成。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历史进程没有完成的时候，陵墓制度演化的进程也不可能完成。总之，魏晋南北朝的陵墓制度在纷繁表象之下，发展的脉络依然清晰可见。魏晋南朝对华夏传统墓葬制度的扬弃，入主中原的北方政权在陵墓制度方面的创新，各地墓葬特点与陵墓制度的互动，这几个方面从宏观上制约着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方向，晋制和君统则是其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1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 C中国考古学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32-337.2a.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 J.文物,1973(4).b.吴桂兵.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一 J.东南文化,2003(9).c.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 J.东南文化,2003(9).3 南大北园东晋墓的形制情况较为特殊，其一侧的耳室有可能是一座南朝墓，当年考古发掘未能区分出来。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当涂发现高等级东吴宗室墓葬“天子坟”N.中国文物报,2017-03-10.在已公布的报道中，并未提及列鼎出土情况；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继承与创新：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学术研讨会上，叶润清先生对此信息进行了披露。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J.考古与文物,2013(5).献陵的营造距南朝灭亡已数十年，尚有明确的南朝因素，隋朝陵墓具有南朝因素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6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 J.文物,1987(7).(责任编辑 田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