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pdf

第 卷 第 期太 平 洋 学 报，年 月 ：仇华飞、田佳霭：“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太平洋学报，年第 期，第 页。，“”，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仇华飞 田佳霭（同济大学，上海；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摘要：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关键词：印度；角色理论；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印太战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修订日期：。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与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仇华飞（），男，江苏扬州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全球治理；田佳霭（），女，贵州贵阳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目标定位推进国家战略，以取代长期以来在大国关系中扮演的“平衡力量”。这一“领导大国”战略在内政方面主要表现为建设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化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外交方面体现为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性事务。莫迪政府通过维护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保持在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自主性、提高在多边外交中的能动性与影响力，并采取“多向结盟”（）政策，以提升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实现长久以来的“大国梦想”。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激增以及大国战略竞争引发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行国际秩序中全球性多边机制的改革僵局和治理赤字，使得地区性和跨地区性多边或小多边机制成为推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为印度充分发挥外交能动性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积极倡导“改革太平洋学报 第 卷的多边主义”（），旨在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并通过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国际机制，增强自身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近年来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建立了小集团式的“价值观同盟”，深化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多边合作，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以推动其战略地位的提高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莫迪政府在多边外交议题上的倾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发展合作和战略安全。印度既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共推“改革的多边主义”，同时又与美西方国家共推基于民主价值观的阵营化多边外交。尽管涉及的议题各有侧重，但印度此举背后体现的是当前国际社会中关于开展国际合作的两种理念和路径的对立与竞争，即“包容性多边主义”与“排他性多边主义”，因此需要对莫迪政府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予以关注。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偏离传统的“不结盟”（）路线，相较于“不结盟”对避免卷入大国矛盾的消极中立立场，印度当前的“多向结盟”外交呈现为基于特定议题需要和主动推进面向不同对象、但维持一定限度合作关系的特征，具有在相互重叠或相互对立的方向上进行“纵横捭阖”和风险抵消的“对冲”色彩，以确保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平衡。这是莫迪政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选择。然而，对于“多向结盟”背后的学理机制与行为逻辑的深入研究尚不足够。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印度为何在相互对立的多边机制中开展外交？换言之，如何解析印度莫迪政府开展“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质和行为逻辑？本文认为，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政策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对此，本文将以角色理论为视角，构建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对印度的外交行为进行解释，以把握莫迪政府治下印度参与国际互动的角色定位及其行为逻辑，从而理解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对外政策的动向和特征。一、基于角色适配概念的分析框架角色理论认为，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国家的角色建构与实践，就是国家对外活动的策略选择及调整的过程。国家角色是内部自我定位和外部他者预期相互作用及协调的结果。然而，国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外部的角色期待并不具有绝对一致性，或形成角色共识（），或 产 生 角 色 冲 突（），由此决定国家在外交行动中的具体取向与策略。在分析印度莫迪政府的多边外交时，角色理论的适用性在于它能够解释印度表现出的矛盾行为，这些行为反映了具有多重角色的国家在特定角色下塑造出的不同行为取向。国家角色的基本概念角色理论源于社会学对个体及其行为的分析解释。角色是指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行为体，根据相应的规范基础而做出的符合预期的适当的行为模式，并且角色能够通过社会互动及各种认知和观念而演化，这些互动和观胡仕胜、王君：“印度国家安全战略：诉求、成因与实践”，国家安全研究，年第 期，第 页。相关研究如：张洁：“地区力量持续战略调整，阵营对立呼之欲出”，世界知识，年第 期，第 页；，“（）”，；，“：”，；，“”，；，“”，“”，：，毕世鸿、马丹丹：“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南洋问题研究，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仇华飞等：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念来自于行为体对自己和他者行为的理解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卡列维霍尔斯蒂系统性地将国家角色（）概念引入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析中，并将国家角色的分析分为角色认知（）和角色行为（）两个方面。角色认知是指“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规则和行为与他们的国家身份相符的主观认知和判断，以及对国家在国际体系和次体系中应该具有的功能的认识”。角色行为是指“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相较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从单元层次出发，强调国家的认知观念对其角色及行为的决定作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学派从结构层次论述国家角色建构的主体间性。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角色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身份，源自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塑造了个体对自身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形成角色，“行为体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行为体互动。”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的身份认知为国家提供了理解所在社会结构的框架，帮助国家形成关于自身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及其功能的观念，以及为社会所期待的适当行为模式。由此，国家的角色生成并被赋予意义。结合上述定义，国家角色的形成可简要归纳为“自我认知他者互动相互协调”的逻辑过程。布瑞顿汉姆将国家角色定义为内在的角色观念和外在的角色规定（）共同作用的产物，前者指国家的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于自己国家的决策、目标、规则和行动以及功能的认知观念；后者指影响国家角色扮演的外部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体系共享的价值以及一般的法律原则、规则、习俗，以及他者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表达的预期、世界舆论等。因此，国家角色既具有单元属性，也具有结构属性，它是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位置以及采取何种恰当行为的认知，同时还受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角色的期待或要求的影响，由此国家依据相应的角色开展外交实践。国家角色实践的行为逻辑：角色定位与角色规范国家角色的本质是符合规范的适当行为模式，其主体间性决定了角色的主体和客体都会对角色及其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是自我维度的角色定位与他者维度的角色规范。（）角色定位：国家对外行为的内生驱动所谓角色定位（），是指作为外交决策者的国内政治精英基于对本国特性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功能以及目标的认知，对以何种恰当方式参与国际互动的行为及模式的设定。角色定位能为国家的外交活动提供目标导向的驱动力，由此驱动产生基于特定议题的策略反应或政策行为。对于角色定位的判定，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角色定位指涉了国家角色扮演的具体内容，即国家在特定互动情境中的位置和功能。根据霍尔斯蒂的国家角色定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依据国家政府的工作报告、外交决，“”，“”，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年版，第、页。，：，“：”，：，国家的角色认知是通过其决策者的认知选择获得的，即通过决策者的认知过程整合和过滤国家身份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来。参见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年第 期，第 页。对于国家特性（）的衡量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包括物质特性和精神特性，物质特性即国家地理位置、资源、政治经济实力等方面；精神特性即文化传统、历史观念、意识形态等。参见毕世鸿、马丹丹：“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南洋问题研究，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策、会议声明以及领导人的演讲等文本或言论来判断国家的角色定位。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国家角色具有多种类型，例如：根据国家的实力和规模可以分为超级大国、地区大国、中等强国、小国等；根据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相对地位可以分为霸权国、崛起国、追随国、辅助国、制衡国、中立国等；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性作用可以分为领导者 主导者、倡议者、参与者、搭便车者、游离者等；根据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位置分为中心国、半边缘国、边缘国等。其次，角色定位界定了国家在角色扮演中的议题偏好及其所需达成的行动目标，即角色动机。这些动机蕴含在国家利益之中，是由特定角色承担并实现的行动目标。具体来说，可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三个主要维度进行界定。不同的角色对于外交议题的行动目标具有不同的优先级排序，这将决定国家在特定外交议题上采取的行动或反应的轻重缓急程度。例如，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威胁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成为当务之急；当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总体上得到保证时，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则成为优先事项。对于大国而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尤为关键，因此安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领域的政策甚至都会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角色规范：国家对外行为的外部约束角色规范（）是指在特定实践情境中，国家需遵守的由其他行为体汇总形成的关于角色及其适当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化的期望和要求，由此采取与之相符合的行动。其中实践情境是指国家开展外交活动所依托的特定领域的制度安排或机构实体，在本文特指广义上的国际制度，即罗伯特基欧汉所定义的“规定行为体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系列持久并相互联系的（正式或者非正式）规则。”因此，角色规范内嵌于具体的国际制度中，通过相关规则或规范影响国家在特定议题领域的行为。根据所依托制度性质（正式性或非正式性）的不同，角色规范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对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作用，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在正式国际制度中，角色规范主要以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规则、条约和协议等为表现形式，对国家的角色及行为产生规制性作用，为其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正式国际制度是指具有正式国际法地位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存在契约型（）的法律承诺关系。国家会受到这些规则和协议的规制，以确保其遵守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其二，在非正式国际制度中，角色规范存在于以国际惯例、国际论坛、对话机制等为载体的非正式制度中，这些制度通常不具备正式国际法地位。角色规范主要以声明、宣言、原则、活动议程、价值理念等为表现形式存在，对国家的角色及行为产生引导性作用。非正式国际制度通常不涉及正式国际法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是基于保证型（）的政治或道德承诺关系，以软约束的方式来引导国家的责任和认同的产生，为其提供行动的价值标准。表 角色规范的内涵正式国际制度非正式国际制度主要载体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等国际惯例、国际论坛等关系性质契约型保证型规范形式规则、协议、条约等宣言、理念、声明等约束作用规制性引导性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自制。由此看来，在国家外交活动的框架下，国家角色的塑造与扮演实质上是为了确保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成功的角色实践不仅需要实现由角色身份所界定的利益和目标，还需要去理解并尽力符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战略与管理，年第 期，第 页。宋伟：“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年第 期，第 页。，刘宏松：“中国参与非正式国际制度：以 和 为例”，国际展望，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仇华飞等：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合其他相关行为体对该角色所提出的期望和要求，使行动符合相应规范而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决定了国家角色实践是一个需要将自我定位与他者期待、内部驱动与外部约束相互统一与相互平衡的动态过程。（）角色适配与国家的对外行为取向基于此，本文认为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因素是作为内生驱动的角色定位和作为外部约束的角色规范，两者的相符程度会影响国家的角色实践，从而决定国家的外交方向和策略。当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外部角色规范一致时，由此达成角色共识，国家将推动相应的角色实践，从而产生正向积极的外交行为。当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外部角色规范不一致时，由此产生角色冲突，国家的角色实践受到阻碍，从而产生反向消极的外交行为。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国家通常拥有多种角色，它们会面临发生在同一角色内或不同角色间的矛盾冲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国家内部与外部对于同一角色认知的冲突情况。这是因为国家角色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角色的主体，国家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会影响其外交行动的进程与成效。因此，国家追求角色内外认知协调与兼容的过程就是追求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特定角色的适配问题。对此本文将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外部的角色规范产生的共识或冲突的状态统称为“角色适配”（）。图 国家角色及其对外行为的产生机制 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对于特定角色，当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外部规范较为一致时，会形成角色共识（），国家与该角色具有高度适配性。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正向的行为来履行该角色，促进与其他国家的积极外交互动。这种积极外交互动包括签署国际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主办国际首脑会议、成为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参与全球治理及多边机制、参与协调国际危机或冲突、吸引大量投资或发展援助资金等行为。假设二：对于特定角色，当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外部规范出现分歧时，将导致角色冲突（），国家与该角色的适配性较低。角色冲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国家对角色的设定与自身实际情况不符，即“似然角色”（）。在履行相应角色的实践过程中，国家的行动无法与其角色设定相一致，外部对于角色的理解无法满足国家期望的认可和支持。二是外界对国家的角色期望或要求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即“应然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承受过高或过低的角色关注，自身对于角色的承载及实践能力无法满足相应的角色预期。两种冲突情况都会给国家带来角色压力，使其履行相应角色的实践陷入被动的境地。因此，国家采取消极的态度和反向的行为陈小 鼎、王 翠 梅：“援 助 国 是 经 济 人 还 是 社 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 政策比较”，当代亚太，年第 期，第 页。孙志强、张蕴岭：“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调整”，欧洲研究，年第 期，第 页。杨双梅、曾向红：“国家角色间冲突的应对 以美国参与中亚区域治理为例”，俄罗斯研究，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来应对角色分歧，从而导致与他国的负面外交互动，例如在双边关系中出现对抗、冲突、断交等情况，在多边合作中表现出游离、退出、违约等行为。现实中的国家通常扮演多重角色，会交错面临着发生在同一角色内或不同角色之间出现角色共识或冲突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角色通常具有主次之分，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外交议题或性质，在国际互动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或一类角色来参与。因此，要明晰特定外交情境下国家所选择的主要角色，国家与主要角色的适配程度决定了其在对外活动中的主要行为取向。二、莫迪政府对印度国家角色的基本定位 自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大国”思想始终贯穿于印度不同发展阶段的角色实践中，这些角色包括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领袖、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中间力量、后危机时代的新兴大国以及地区大国等。莫迪担任总理后，对印度的国家角色进行了延续与创新，结合地区大国、新兴国家以及民主国家的角色身份，进一步提出“领导大国”（）的角色构想，并通过“多向结盟”来实践“立足南亚进军亚太走向世界”的崛起路径。究其实质，“多向结盟”是印度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以此构建战略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崛起。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莫迪政府对印度国家角色定位的基础和内涵，本文采用霍尔斯蒂的国家角色定位分析方法，以莫迪政府 年外务部年度工作报告为数据源，并结合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官方文件，将涉及到外交议题的部分按照与角色关联的定位词进行分类和统计。表 印度的主要国家角色及关键词统计（单位：次）领导大国地区大国 霸权国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领导责任全球性地区性邻国互联互通发展改革和平多边印太安全民主战略伙伴合计占比 数据来源于：。关于领导大国的定位关键词有“领导”（，）、“责任”（）、“全球性”（）。莫迪政府“领导型大国”的本质在于大国地位诉求以及战略角色的转变，它既是对尼赫鲁“有声有色”大国梦的延续，同时也是对“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偏离与革新。其内涵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维护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保持在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自主性、提高在多边外交中的能动性与影响力。因此无论是“领导大国”外交还是“多向史明涛：“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国际观察，年第 期，第 页。贺先青、林勇新：“国家多重身份与对外行为 以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为例”，国际论坛，年第 期，第 页。贺平、周倩茹：“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太平洋学报，年第 期，第 页。钮维敢：“论当代世界格局中印度的中间游移力量角色”，南亚研究季刊，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仇华飞等：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结盟”政策，都显示出莫迪治下的印度在外交上更具进取性和灵活性，巧妙地把握或制造各种机会，以务实的方式开展全方位外交，为晋升成“领导大国”创造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对于“责任”的强调较少，体现了莫迪外交思想中的地区霸权意识以及国家利益优先于国际责任的现实主义倾向。关于地区大国 霸权国的定位关键词包括“地区性”（）、“邻国”（，）、“互联互通”（）等。一直以来，印度将南亚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贯维护并掌控该地区的秩序，防止域外国家介入其中，具有明显的主宰者心态。莫迪上台后将周边邻国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提出“邻国优先”政策。莫迪认为，要实现“领导大国”的目标，在多极世界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周边。莫迪还将周边范围扩展至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区域，将其定位为印度的“扩展邻国”。因此，“邻国优先”政策不仅是印度“小周边”政策的支柱，还是与其“大周边”政策，即“东进”（）、“西联”（）、“中亚政策”等相互衔接的关键要素。最新出台的 年外交年度报告明确指出，“邻国优先”政策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支柱之一。该政策的核心是“互联互通”，试图通过多边框架，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季风计划”（），加强与邻国的互联互通，以深化互利关系，护持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为印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奠定基础。关于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关键词包括“发展”（，）、“多边”（，）、“和平”（）、“改革”（，）等。在冷战期间，印度通过“不结盟外交”，代表第三世界国家，主张实现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入 世纪以来，作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提出了“改革的多边主义”，核心思想是现行的国际多边机制已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纳入多边机制的“领导国”行列，或者至少赋予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全球治理方面，印度在气候治理、多哈回合谈判、粮食与能源安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国际反恐等方面表现积极，提出自身发展诉求。年 月，印度接替印尼成为 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莫迪表示印度将作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议题纳入 的系列会议议程，试图通过关注发展议题来增强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关于民主国家的定位关键词包括“印太”（）、“安全”（，）、“民主”（，）、“战 略 伙 伴”（）等。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因此遗留下一定的“民主”色彩，一些西方国家将印度视为“民主国家”，甚至将其与英美国家视为拥有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印度外务部 年度报告中提到，印太地区是印度与其最亲密的伙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联系的中心，并强调这一关系的实质是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然而，实际冯传禄：“领导型大国战略构想与印度推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访问时间：年 月 日。谢晓光、杜洞光：“印度莫迪政府邻国优先政策研究”，南亚东南亚研究，年第 期，第 页。“”，：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年第 期，第 页。林民旺：“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当代世界，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上，印度只具备民主政体的形式，却无民主的实质，将印度标榜为“民主国家”的说法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旨在巩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以提高印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战略地位。通过表 的统计结果可以总结出莫迪政府对印度国家角色的基本定位。首先，印度的核心角色是世界性的“领导大国”，相关关键词共计出现 次并呈上升趋势。这一角色不仅是莫迪政府对新时期印度发展愿景的战略构想，也是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为领导者的目标定位，其内政和外交都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其次，印度的基础角色是南亚地区的大国 霸权国，相关关键词共计出现 次，这一角色使得印度能立足于地区主导国的基本定位，逐步融入亚太地区秩序并向外辐射影响力，最终争取成为世界性大国。最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还扮演着“西南国家”的功能性角色。作为一个兼具发展中国家和民主国家身份特质的国家，印度自认为能够作为连接“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桥梁，并发挥代表发展中国家、对接美西方国家的“西南国家”功能。报告中关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关键词共计出现 次，关于民主国家的角色关键词共计出现 次，且近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西南国家”角色是印度开展“多向结盟”外交的重要支柱。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莫迪政府试图在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议题上将印度塑造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积极争取充当相关议题的领导角色，并力图参与规则制定进程。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在战略安全和地区秩序中强调作为“民主大国”的身份，与美西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试图通过与西方民主大国的战略合作来提升印度的战略地位，以增加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因此，莫迪政府通过“多向结盟”外交，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角色扮演和战略平衡，以获取与世界性大国相匹配的物质实力和国际声誉，营造有利于印度崛起的战略环境。三、印度的角色实践：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为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大国的角色实践（）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角色实践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合作。迄今为止，金砖领导人峰会共举行了十四次，印度领导人均出席了每一届的金砖国家峰会，并于 年、年和 年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办三届金砖峰会。在金砖机制中，印度不仅是组成金砖国家的支柱之一，也是合作的积极推动者，还是推动金砖机制从多边经济合作向国际新兴政治力量转变的重要角色。在机构建设和议题设置方面，印度曾提出过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并推动落实了相关行动。例如，年新德里峰会上，时任总理辛格提出建立由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倡议，并成功推动新开发银行的筹建，印度的平分股权提案得到采纳。年果阿峰会期间，莫迪政府推动金砖国家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领导人会晤，以促进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在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莫迪表达了“改革的多边主义”理念，呼吁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作为轮值主席国，莫迪在 年新德里峰会上提议加强金砖国家的反恐合作，成功推动通过了金砖国家反恐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融资渠道以及恐怖主义组织对互联网的滥用等方面。此外，印度还将推动数字和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扩展人文交流等议题作为金张建岗：“莫迪政府印太外交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年第 期，第 页。陈利君、和瑞芳：“印度在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中的角色地位”，载林跃勤、周文、刘文革、蔡春林著：金砖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 月，第 页。第 期 仇华飞等：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砖国家合作的其他重点事项。与此同时，印度在金砖机制中也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在强调金砖合作重要性的同时，采取了灵活的参与策略。近年来，由于中美战略竞争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印度对金砖国家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下降，对相关议题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复杂。当涉及对美西国家的强硬立场时，印度往往保持中立或犹疑的态度，致使金砖国家内部难以达成实质性合作共识。例如 年的北京峰会重点讨论了金砖机制的扩员问题，但印度对此持保留态度。印度学者认为，扩容后的金砖成员国将会包括具有反西方立场的国家，并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金砖机制内的主导地位，同时削弱印度在金砖国家中的影响力。印度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的“西南国家”的角色，强调具有沟通全球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因此，印度极力避免在金砖框架内表明与美西国家对立的立场。对此，印度国内媒体普遍认为，莫迪政府对金砖机制采取了“平衡”和“灵活”的外交策略，既在其中谋取经济利益，与中俄保持适当的外交距离，同时坚持“西方优先”的外交导向。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动机包括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及提升其作为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金砖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拥有市场和能源资源，因此印度一直寻求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并减少对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此外，借助金砖国家的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印度也希望创造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吸引成员国来印投资，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在 年的北京峰会上，莫迪强调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一致立场，认为相互合作可以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做出有益贡献。此外，印度也将金砖机制视为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实现“领导大国”目标的平台，尤其在综合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依托金砖国家的整体力量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莫迪政府提出的“改革的多边主义”主张不仅呼吁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反映了印度希望在金砖平台上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并争取更多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议题的规则制定和决策权，包括气候治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反恐及能源安全等议题。此外，印度还希望通过在金砖合作中发挥新兴大国的作用，获得中俄对其“入常”及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支持。（）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角色适配性金砖合作机制是一种政府间对话机制，具有非正式性质，不对成员国施加法律约束，仅具备政治上的软约束力。该机制主要通过首脑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和宣言来提供成员国行为规范。因此在金砖框架下，成员国遵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以及开放透明、团结互助、自主平等、公平共享等的宗旨原则，以这些角色规范为基础，展开相互合作，并实施相关行动。作为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中的重要方向，金砖合作机制是印度连接新兴大国及“”，：，“：”，“：？”，：，“，”，：万佳：“金砖峰会难掩印度多向结盟的外交底色”，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年 月 日，：？。陈剑煜：“金砖机制与中印双边关系的联系结构与影响路径”，战略决策研究，年第 期，第 页。“：，”，：林跃勤：“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摘，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角色实践与实现“领导大国”战略崛起之间的关键纽带。总体而言，印度在金砖框架内拥有较高适配性的相关角色，但也存在一定的角色冲突现象。从共识来看，印度与新兴崛起国这一角色具有高度的适配性。这主要源于印度对自身新兴大国的角色定位和诉求与金砖机制宗旨和理念的高度一致。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生的新兴力量，金砖国家始终倡导包容和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强调金砖国家团结面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尤其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不足问题。因而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能源安全等议题上，印度与金砖国家在利益和立场上有着共同或相似之处，这也满足了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发挥相应作用的诉求。在 年北京峰会前夕，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金砖国家已成为讨论和审议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平台。”此外，就尊重成员身份的多样性和维护独立自主方面，印度的诉求也与金砖机制的理念相契合。长期以来，印度注重在国际合作中保持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尽可能地进行规则和行为规避，以减少受到制约。金砖机制对成员国的规范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强约束力，因此成员国具备行动上的灵活性，能根据自身情况设置合作的优先议题或执行会议的有关文件。这符合印度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也为其提供了将自身的发展诉求融入金砖国家合作议程的平台和空间。在分歧方面，莫迪政府与金砖机制存在两个主要角色冲突。一是印度“领导大国”的角色追求与金砖机制关于成员平等和公平共享的理念之间的冲突，印度存在与当前自身情况适配性较低的“似然角色”现象。金砖成员国倡导平等相待的合作理念，但印度并不满足于自身与其他成员国共享相同的新兴国家身份，而是希望在金砖平台上扮演更为突出的角色，不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还希望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莫迪政府“领导大国”战略蕴含着对于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和“领头羊”的角色构想，但由于印度自身实力的限制，以及与其他成员国对于合作议题的角色安排、路径方式和未来图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角色抱负难以实现。此外，印度对自身“西南国家”这一特殊角色的追求也有悖于金砖机制的平等原则，这也是印度在金砖合作中时常出现立场摇摆和态度犹疑的主要原因。二是印度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国际责任的合作意识与金砖机制强调团结共赢的合作精神存在矛盾。印度一直将金砖机制视为谋取大国地位和发展利益的平台工具，多次将安全问题政治化和为自身诉求争取国际支持。例如，在 年的果阿峰会上，印度要求其他成员支持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并试图将印巴问题纳入会议的讨论议程，以换取成员国对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的支持，对此莫迪在北京峰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应理解彼此的安全关切，并在指认恐怖分子方面相互支持。”然而这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重点是经济发展事务而非政治安全事务的理念不符，也与成员国团结包容、同时关心他国利益的互助规范相冲突。因此，印度在金砖机制内对角色特殊性的追求，以及试图将双边问题多边化的相关行动，与金砖机制的合作原则存在冲突，包括成员平等、多边方式和侧重经济议题等规范。这将限制印度与金砖机制的有效互动，对金砖国家的团结合作和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杨胜兰：“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模式与限度”，学术探索，年第 期，第 页。陈利君、和瑞芳：“印度在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中的角色地位”，载林跃勤、周文、刘文革、蔡春林著：金砖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 月，第 页。“”，：？陈剑煜：“金砖机制与中印双边关系的联系结构与影响路径”，战略决策研究，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仇华飞等：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四方安全对话”：作为“民主国家”的角色实践（）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实践自 年美国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来，这一机制已在多个层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从高官会谈到外长会议，再到 年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呈现机制化程度持续加深、合作议题不断扩展的趋势。在“四方安全对话”合作中，印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多个合作领域的发展，包括疫苗合作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应对、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基础设施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等。此外，印度还与美日澳分别建立“”对话机制，并提出“印太海洋倡议”（）等，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推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安全防务与经济合作的“脱虚向实”。印度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主要基于保障战略安全与提高国际地位的角色动机。首先，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担忧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尤其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挤压印度的战略空间。印度战略学家拉贾莫汉认为，印度要追求多极世界，现在更担心的不是美国的“一超独霸”，而是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因此，印度视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以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避免中国主导亚太地区。印度希望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并为印度的崛起谋划有利的战略布局。其次，印度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为提升自身地缘优势和国际地位的战略平台。通过“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印度试图将自身地理优势转换为地缘优势，以增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印度寻求获得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军事、地区秩序以及经济领域的支持，尤其是在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莫迪政府试图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推动经济“去中国化”，意图通过美国对华“脱钩”和产业链重塑的契机，提升印度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以期替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性“四方安全对话”属于非正式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举行定期会晤、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推动“准联盟”合作。成员国以共享“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旨在构建自由、开放、包容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并支持所谓的“法治、航行和飞行自由、和平解决冲突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以此作为行动准则和角色规范。从印度在其中的角色来看，印度既是四方合作的共谋者，也是合作中的不稳定因素，这限制了该机制升级为正式联盟的可能性。总体而言，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性有限。尽管莫迪政府与四方成员国在印度的角色和作用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在角色定位及认知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存在的角色共识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四方安全对话”以“民主”国家属性为前提开展基于价值观的合作，这为印度与其他成员国建立了高度的角色共识。它们认同彼此作为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具有相似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这种共识已经成为“四方安全对话”行动的基础，用于区分友敌，并强调对抗潜在威胁。，“，”，：，“”，楼春豪：“印度全面拥抱四边机制”，世界知识，年第 期，第 页。姜文玉、兰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的局限性与路线差异”，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第 页。“”，：，“”，：杨思灵、任吉蕾：“美日印澳（）：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南亚研究，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在实质上，这是由美国主导下，以民主价值观为依据，打造排他性、对抗性、阵营化的战略合作机制，通过协调在经济、安全、科技等领域的政策，将经贸关系、科技交流、基础设施、供应链等问题“泛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拉拢地区国家对华进行“协同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