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特色的党项文献学专著——读《党项文献研究导论》.pdf

摘要：聂鸿音的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以党项文献为核心，讨论其产生背景、编译成文、制作刻印、典藏流传以及后世发现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以目录学的方式分类叙述现存文献的基本内容、收藏情况及研究状况等，内容全面，自成体例，可谓是国内首部党项文献学专著。该书首次提出以传统“四部法”对党项文献进行目录分类，并参照“四部法”调整部下小类，体现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融入中国文献学”的宏观理念。在综合运用传统古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书中广泛运用语文学方法解决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提倡“因声求义”在党项文献中的应用，用党项文献与汉、藏文献互证来研究问题，为有志于党项文献研究的青年学者走上治学道路指明了方向。关键词：党项文献；四部法；因声求义；多民族文献互证作者简介：王倩，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西夏文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 7 Z D A 2 6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夏文学作品选、译、注及西夏文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 7 A Z W0 1 1）的阶段性成果。颇具特色的党项文献学专著读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王倩西夏研究2 0 2 4.0 1X i x i aR e s e a r c h自2 0 世纪初内蒙古黑水城文献及其后宁夏、甘肃、敦煌等地的西夏文献陆续出土以来，西夏学研究日益兴盛。随着俄罗斯、英国、日本和中国藏品的发布，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献被翻译、释读。由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领军的西夏学研究，已广泛涉及其制度、法律、文化、风俗、宗教、历法、医术等诸多方面。面对浩瀚的文献和愈加细化的研究类别，尽管有如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西夏译佛典目录2 1-5 9等著作作为参考，但对越来越广泛的年轻学者群而言，更加全面的文献学角度的著述，仍然是迫切的需求。因此，为了适应学术界的这一需求，聂鸿音先生在大量翻译、释读西夏文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3（以下简称 导论）一书。如果说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的 西夏书籍业4 算得上是学界最早的一部西夏文献学专著的话，那么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应该算是国内首部西夏文献学专著了。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一词最早见于 论语?八佾，分别指文章典籍与贤人口述材料。发展至今，其指涉对象范围有了较大变化。以 文献学大辞典 为例，其将“文献”定义为“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5 2 3 7。而聂先生的 导论 则为狭义的“文献”，即将“党项文献”明确界定为“用西夏文字写成的、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作品，同时必须是以创作或翻译为目标的、具备书籍基本形态要素的作品”3 2。其强调文献文字、目标及形态，所以排除了西夏时期的汉文作品、西夏文书写的官私文书 1 2 0和民间应用杂写。此外，之所以称“党项”而不称“西夏”，是出于“西夏”一词受限于西夏时期（1 0 3 8 1 2 2 7）而无法涵盖元明时期党项遗民著作的考虑。一、自成体例，独具特色学界普遍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一门学科。聂先生 导论 正是立足于党项文献，以文献为核心，讨论其产生背景、编译成文、制作刻印、典藏流传以及后世发现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再以目录学的方式分类叙述现存文献的基本内容、收藏情况及研究状况等。虽然 导论 根据现存材料的不同而各有详略，但就整个体例而言，其自成体系，有助于学者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导论 第一章为 党项文献的产生背景，内容包括党项民族的简明历史，广泛涉及民族的生存空间、生产生活、社会习俗、组织形式、典章制度等；西夏文字的创制、推行、构成及其运用；西夏输入中原、吐蕃、契丹文化，形成多民族思想文化并存的特点；元明政府对西夏遗民的矛盾态度。第二章为 书籍的编译和流传。党项文献的一大特殊事实是，以西夏文字成书的西夏典籍，绝大多数译自中原和吐蕃。此部分将书籍的编译作为主要对象，讨论不同种类翻译文本的大致来源，明确“译”“校”“定”“造”“传”等错杂的7 种著作形式，说明文献作者和译者在题款或序跋中的署名问题与众人参与编译的情况，对比总结修订前代佛经的校译规则，讨论西夏时代及其遗民对于大藏经的编刊情况，推论党项文献的典藏与流通形式。第三章为 书籍制作工艺。此部分与传统版本学内容较为接近，介绍了刻本、活字本、抄本3种版本情况。具体而言，本章讲述刻本包括牌记、补花在内的版式行款等内容；活字本以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为代表，论述了西夏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文献特征；抄本以寺院经折装写经的抄写、校对为主，兼涉其他非佛教作品的抄写和巾箱本、袖珍本。在3 种版本之前，本章介绍了制作各类书籍的主体与工具，即可考知的刻书机构、刻工与纸张、笔墨等。本章最后部分说明党项文献中出现的插画种类、特征与书籍装帧式样，主要包含梵夹装、卷子装、经折装、册叶装、缝缋装、蝴蝶装等。第四章为 整理研究简史。本章节简述了2 0 世纪初法、俄、英探险队发现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宁夏灵武县偶然发现的五坛佛经，2 0 世纪下半叶陆续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武威、内蒙古黑水城、宁夏银川等地发现西夏文献的历史，以及伴随文献的发现而整理公布藏品的情况，介绍解读西夏文献的研究发展历程，以及2 0世纪国内外文献编目的整理成果。第五章为 党项文献的内容四库、第六章为 党项文献的内容释典。以佛教作品和非佛教作品为界，将党项文献分为“四库（经、史、子、集四部下细分1 3 个小类）”“释典（汉传佛书、藏传佛书、本土撰述）”两大类，分别叙述各类典籍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现存情况和研究情况等。作为少数民族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党项文献面临着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文献研究的难题，诸如文字识读、文献残缺、内容分布不均佛教文献占绝大多数、多为译著、很少本土原创作品，还有大量古籍没有得到初步整理和鉴定等。这些都使得聂先生的 导论 在撰述体式上，不可能照搬传统文献学。导论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党项文献产生背景的介绍，正是以阅读者为中心，展开党项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讲解，帮助学者解决西夏没有独立正史记载以及西夏文字乃消失古文字的两大疑难点，为研究党项文献扫清阅读认知障碍。此外，“书籍的编译”亦是其一大特色。在传统文献学研究中，很少见到对译自不同民族著作的介绍。郑鹤声、郑鹤春的 中国文献学概要 曾专章讨论“翻译”，认为“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6 1。由此，该书分为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6 大板块。聂先生的 导论 不仅有专题讨论夏译佛经的板块，还有对其他语种文献翻译问题的探讨，可谓是9 0余年后对郑先生“中国文献学”概念的回应。当然，这与现存西夏文献多为译本的实际情况分不开，同时也是此 导论 的一大学术特色。二、体现“融入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理念“融入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理念，由聂先生在开拓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新局面 一文中提出，1 2 1 120摘要：聂鸿音的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以党项文献为核心，讨论其产生背景、编译成文、制作刻印、典藏流传以及后世发现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以目录学的方式分类叙述现存文献的基本内容、收藏情况及研究状况等，内容全面，自成体例，可谓是国内首部党项文献学专著。该书首次提出以传统“四部法”对党项文献进行目录分类，并参照“四部法”调整部下小类，体现少数民族文献研究“融入中国文献学”的宏观理念。在综合运用传统古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书中广泛运用语文学方法解决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提倡“因声求义”在党项文献中的应用，用党项文献与汉、藏文献互证来研究问题，为有志于党项文献研究的青年学者走上治学道路指明了方向。关键词：党项文献；四部法；因声求义；多民族文献互证作者简介：王倩，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西夏文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 7 Z D A 2 6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夏文学作品选、译、注及西夏文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 7 A Z W0 1 1）的阶段性成果。颇具特色的党项文献学专著读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王倩西夏研究2 0 2 4.0 1X i x i aR e s e a r c h自2 0 世纪初内蒙古黑水城文献及其后宁夏、甘肃、敦煌等地的西夏文献陆续出土以来，西夏学研究日益兴盛。随着俄罗斯、英国、日本和中国藏品的发布，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献被翻译、释读。由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领军的西夏学研究，已广泛涉及其制度、法律、文化、风俗、宗教、历法、医术等诸多方面。面对浩瀚的文献和愈加细化的研究类别，尽管有如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西夏译佛典目录2 1-5 9等著作作为参考，但对越来越广泛的年轻学者群而言，更加全面的文献学角度的著述，仍然是迫切的需求。因此，为了适应学术界的这一需求，聂鸿音先生在大量翻译、释读西夏文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3（以下简称 导论）一书。如果说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的 西夏书籍业4 算得上是学界最早的一部西夏文献学专著的话，那么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应该算是国内首部西夏文献学专著了。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一词最早见于 论语?八佾，分别指文章典籍与贤人口述材料。发展至今，其指涉对象范围有了较大变化。以 文献学大辞典 为例，其将“文献”定义为“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5 2 3 7。而聂先生的 导论 则为狭义的“文献”，即将“党项文献”明确界定为“用西夏文字写成的、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作品，同时必须是以创作或翻译为目标的、具备书籍基本形态要素的作品”3 2。其强调文献文字、目标及形态，所以排除了西夏时期的汉文作品、西夏文书写的官私文书 1 2 0和民间应用杂写。此外，之所以称“党项”而不称“西夏”，是出于“西夏”一词受限于西夏时期（1 0 3 8 1 2 2 7）而无法涵盖元明时期党项遗民著作的考虑。一、自成体例，独具特色学界普遍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一门学科。聂先生 导论 正是立足于党项文献，以文献为核心，讨论其产生背景、编译成文、制作刻印、典藏流传以及后世发现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再以目录学的方式分类叙述现存文献的基本内容、收藏情况及研究状况等。虽然 导论 根据现存材料的不同而各有详略，但就整个体例而言，其自成体系，有助于学者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导论 第一章为 党项文献的产生背景，内容包括党项民族的简明历史，广泛涉及民族的生存空间、生产生活、社会习俗、组织形式、典章制度等；西夏文字的创制、推行、构成及其运用；西夏输入中原、吐蕃、契丹文化，形成多民族思想文化并存的特点；元明政府对西夏遗民的矛盾态度。第二章为 书籍的编译和流传。党项文献的一大特殊事实是，以西夏文字成书的西夏典籍，绝大多数译自中原和吐蕃。此部分将书籍的编译作为主要对象，讨论不同种类翻译文本的大致来源，明确“译”“校”“定”“造”“传”等错杂的7 种著作形式，说明文献作者和译者在题款或序跋中的署名问题与众人参与编译的情况，对比总结修订前代佛经的校译规则，讨论西夏时代及其遗民对于大藏经的编刊情况，推论党项文献的典藏与流通形式。第三章为 书籍制作工艺。此部分与传统版本学内容较为接近，介绍了刻本、活字本、抄本3种版本情况。具体而言，本章讲述刻本包括牌记、补花在内的版式行款等内容；活字本以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为代表，论述了西夏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文献特征；抄本以寺院经折装写经的抄写、校对为主，兼涉其他非佛教作品的抄写和巾箱本、袖珍本。在3 种版本之前，本章介绍了制作各类书籍的主体与工具，即可考知的刻书机构、刻工与纸张、笔墨等。本章最后部分说明党项文献中出现的插画种类、特征与书籍装帧式样，主要包含梵夹装、卷子装、经折装、册叶装、缝缋装、蝴蝶装等。第四章为 整理研究简史。本章节简述了2 0 世纪初法、俄、英探险队发现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宁夏灵武县偶然发现的五坛佛经，2 0 世纪下半叶陆续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武威、内蒙古黑水城、宁夏银川等地发现西夏文献的历史，以及伴随文献的发现而整理公布藏品的情况，介绍解读西夏文献的研究发展历程，以及2 0世纪国内外文献编目的整理成果。第五章为 党项文献的内容四库、第六章为 党项文献的内容释典。以佛教作品和非佛教作品为界，将党项文献分为“四库（经、史、子、集四部下细分1 3 个小类）”“释典（汉传佛书、藏传佛书、本土撰述）”两大类，分别叙述各类典籍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现存情况和研究情况等。作为少数民族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党项文献面临着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文献研究的难题，诸如文字识读、文献残缺、内容分布不均佛教文献占绝大多数、多为译著、很少本土原创作品，还有大量古籍没有得到初步整理和鉴定等。这些都使得聂先生的 导论 在撰述体式上，不可能照搬传统文献学。导论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党项文献产生背景的介绍，正是以阅读者为中心，展开党项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讲解，帮助学者解决西夏没有独立正史记载以及西夏文字乃消失古文字的两大疑难点，为研究党项文献扫清阅读认知障碍。此外，“书籍的编译”亦是其一大特色。在传统文献学研究中，很少见到对译自不同民族著作的介绍。郑鹤声、郑鹤春的 中国文献学概要 曾专章讨论“翻译”，认为“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6 1。由此，该书分为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6 大板块。聂先生的 导论 不仅有专题讨论夏译佛经的板块，还有对其他语种文献翻译问题的探讨，可谓是9 0余年后对郑先生“中国文献学”概念的回应。当然，这与现存西夏文献多为译本的实际情况分不开，同时也是此 导论 的一大学术特色。二、体现“融入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理念“融入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理念，由聂先生在开拓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新局面 一文中提出，1 2 1 121“我们的研究成果还不能为中国文献学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学者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过分地强调本民族的特性而忽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由此，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必须融入中国文献学的主流。7 这是聂先生为推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乃至中国文献研究所作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总结。而 导论 提出用“四库”分类法，则无疑是此理念的具体示范。文献分类是文献学重要分支目录学的首要任务，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夏文献的类别问题的处理办法一般较为模糊化，即多以收藏单位或佛教文献、世俗文献笼统别之。2 0 世纪西夏文献目录著作有4 部：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西田龙雄的 西夏译佛典目录2 1-5 9、史金波的 西夏文佛经目录8 3 4 3-4 1 3、克恰诺夫的 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9。其中后3部主要为佛经类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为俄藏综合性的西夏文献目录著作。其将西夏文文献分为世俗文献与佛经文献，又将世俗文献分为6种，即“汉籍的西夏文译本”“字典和语音表”“西夏文学原著”“历书、图表、图样”“咒语和医书”“西夏法律文献”等1。这样的分类主要以文献内容、样式及其是否为汉译本作为标准，是早期汉学家们根据当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做出的归纳和总结，它简洁明了地展示了西夏文献的大概面目，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随着西夏学在2 1 世纪的飞速进展，更多的西夏文文献得以解读和深入研究，这使得前人的目录学分类难免面临一些左右为难的新问题，从而不尽能满足现在的检索需求。如西夏文献 明堂灸经，早期该文献因为没有获得解读而被列入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佛经类。今聂先生考证，明堂灸经 的翻译底本是书商据北宋王怀隐等所编 太平圣惠方 卷一百所抄出的单行本1 0。那么，如果按照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分类，此书则既可以归于“汉籍的西夏文译本”类，又可以归为“咒语和医书”类，因此难免分类标准上就有所为难。又如 三代相照语文集，早期目录将其置于“西夏文学原著”中，后来经学者深入研究可确定，该文献主体为白云宗三代祖师的诗文集，由党项后裔译作西夏文，而 夏国本道门风颂 等押韵诗歌当是元代党项裔僧的原创，可以说此书是“一部翻译作品和新创作品的合编”3 2 9 4-2 9 71 1 1 2。故将其放入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文学原著”类就不合适了，但如果置于其中的“汉籍的西夏文译本”类，似也欠妥。惠宏、段玉泉于2 0 1 5 年编著了西夏文献综合性目录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1 3。此著作在继承前人目录著作基础上，又吸收学界丰富的新研究成果、顺应时代需求而有所改进。该书以语言文字分为“西夏文”“汉文”“藏文”3 种文献，扩大了西夏文献文种的收录范围。因收录藏文文献数量较少而与汉文文献合并为一卷，故该书总目分为上编 西夏文卷 和下编 汉藏文卷。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中的“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献同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一样又都分为“非佛教文献”和“佛教文献”两大类，不过，此著的进步意义在于，关于西夏文的“非佛教文献”部分，作者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作了更为细致和科学的区分，将其分为“语文类著作”“蒙书类著作”“史书、类书类著作”“夏译汉文典籍（儒家、兵书、政论及类书）”“法律著作”“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社会文书”等8 种。事实上，大体而言，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中的“字典和语音表”可对应此著的“语文类著作”“蒙书类著作”；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中的“汉籍的西夏文译本”，可对应此著的“夏译汉文典籍（儒家、兵书、政论及类书）”；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文学原著”，可对应此处的“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咒语和医书”，可对应此处的“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法律文献”，可对应此处的“法律著作”等。当然，这其中又有诸多调整更新和增补细化，如根据学界丰富的最新研究成果，新增了“社会文书”一类，并将其细分为“契约文书”“地租粮账及租税文书等”“户籍文书”“军籍军抄文书”“告牒文书及审判记录等”等5 种；新增“史书、类书类著作”一类，将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历书、图表、图样”类中的 西夏官阶封号表 和“西夏文学原著”类中的 圣立义海 均归入此类；又将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西夏文学原著”类中的 新集碎金置掌文 归于“蒙书类”，德行集 新集慈孝传 归于“夏译汉文典籍”类等等。可见，随着西夏学成果的不断发展，惠宏、段玉泉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1 2 2在继承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分类成果基础上，又很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优化、细化、更新。前文提到的 明堂灸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归入西夏文佛教文献类，但此著则归入了“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类；前文提到的 三代相照语文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归入到“西夏文学原著”类，在此著中被归于“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凡此，均是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获得的新成就。由此可见，随着新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旧有分类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限制。随着近年来西夏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聂先生导论 在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倡并实践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法”，界定“西夏文”书写的党项民族古文献，以便于从根本上把西夏文献纳入“中国文献学”的理念之中。事实上，四库分类法在西夏文献的整理和汇集上最早见于晚清学者王仁俊所作 西夏艺文志。但聂先生将此分类法用来对西夏文党项文献进行分类，即在区分佛经和非佛经的基础上，将学界所熟知的经、史、子、集，作为党项文献中非佛经类著作的一级分类；再参照 四库全书总目 的二级类别继续区分。当然，此类划分需要综合考虑现存党项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灵活合并或增加，因此无疑具有较为深远的探索意义。比如导论 考虑到目前西夏文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总量并不多，类型也很有限，因此将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孝经”“四书”类，合并为“儒经”类；同样的原因，导论 也把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杂史”“史钞”类，合并为“杂史”类。此外，考虑到西夏文文献中的字书和蒙书类数量较多且品种多样，因此 导论将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小学”类细化为“字典”和“蒙书”等等。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对西夏文党项文献中非佛教典籍的“四部法”处理方法概况表大类非佛教著作部经史子集类儒经字典蒙书杂史政书儒家兵家医书术数类书道家别集谣谚著作举隅孝经传 论语全解 孟子章句 孟子传 文海 文海宝韵 同音 五音切韵 三才杂字 番汉合时掌中珠 碎金 同义 贞观政要 十二国 贞观玉镜将 天盛革故鼎新律令 亥年新法 德行集 新集慈孝传 孙子 六韬 三略 将苑 明堂灸经 谨謱（谨算）圣立义海 类林 唐忠国师二十五问答 孔子和坛记 大圣五公经 宫廷诗集 贤智集 正行集 新集锦合辞 三代相照语文集 格言诗 月月乐诗 显然，这种分法放弃了对西夏文文献作“西夏原著”和“夏译汉籍”的区分，这足以体现聂先生“中国文献”的大局观以及将少数民族文献“融入中国文献学”的古文献整理理念。聂先生“融入中 1 2 3 122“我们的研究成果还不能为中国文献学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学者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过分地强调本民族的特性而忽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由此，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必须融入中国文献学的主流。7 这是聂先生为推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乃至中国文献研究所作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总结。而 导论 提出用“四库”分类法，则无疑是此理念的具体示范。文献分类是文献学重要分支目录学的首要任务，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夏文献的类别问题的处理办法一般较为模糊化，即多以收藏单位或佛教文献、世俗文献笼统别之。2 0 世纪西夏文献目录著作有4 部：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西田龙雄的 西夏译佛典目录2 1-5 9、史金波的 西夏文佛经目录8 3 4 3-4 1 3、克恰诺夫的 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9。其中后3部主要为佛经类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为俄藏综合性的西夏文献目录著作。其将西夏文文献分为世俗文献与佛经文献，又将世俗文献分为6种，即“汉籍的西夏文译本”“字典和语音表”“西夏文学原著”“历书、图表、图样”“咒语和医书”“西夏法律文献”等1。这样的分类主要以文献内容、样式及其是否为汉译本作为标准，是早期汉学家们根据当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做出的归纳和总结，它简洁明了地展示了西夏文献的大概面目，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随着西夏学在2 1 世纪的飞速进展，更多的西夏文文献得以解读和深入研究，这使得前人的目录学分类难免面临一些左右为难的新问题，从而不尽能满足现在的检索需求。如西夏文献 明堂灸经，早期该文献因为没有获得解读而被列入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佛经类。今聂先生考证，明堂灸经 的翻译底本是书商据北宋王怀隐等所编 太平圣惠方 卷一百所抄出的单行本1 0。那么，如果按照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分类，此书则既可以归于“汉籍的西夏文译本”类，又可以归为“咒语和医书”类，因此难免分类标准上就有所为难。又如 三代相照语文集，早期目录将其置于“西夏文学原著”中，后来经学者深入研究可确定，该文献主体为白云宗三代祖师的诗文集，由党项后裔译作西夏文，而 夏国本道门风颂 等押韵诗歌当是元代党项裔僧的原创，可以说此书是“一部翻译作品和新创作品的合编”3 2 9 4-2 9 71 1 1 2。故将其放入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文学原著”类就不合适了，但如果置于其中的“汉籍的西夏文译本”类，似也欠妥。惠宏、段玉泉于2 0 1 5 年编著了西夏文献综合性目录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1 3。此著作在继承前人目录著作基础上，又吸收学界丰富的新研究成果、顺应时代需求而有所改进。该书以语言文字分为“西夏文”“汉文”“藏文”3 种文献，扩大了西夏文献文种的收录范围。因收录藏文文献数量较少而与汉文文献合并为一卷，故该书总目分为上编 西夏文卷 和下编 汉藏文卷。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中的“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献同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一样又都分为“非佛教文献”和“佛教文献”两大类，不过，此著的进步意义在于，关于西夏文的“非佛教文献”部分，作者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作了更为细致和科学的区分，将其分为“语文类著作”“蒙书类著作”“史书、类书类著作”“夏译汉文典籍（儒家、兵书、政论及类书）”“法律著作”“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社会文书”等8 种。事实上，大体而言，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中的“字典和语音表”可对应此著的“语文类著作”“蒙书类著作”；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中的“汉籍的西夏文译本”，可对应此著的“夏译汉文典籍（儒家、兵书、政论及类书）”；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文学原著”，可对应此处的“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咒语和医书”，可对应此处的“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西夏法律文献”，可对应此处的“法律著作”等。当然，这其中又有诸多调整更新和增补细化，如根据学界丰富的最新研究成果，新增了“社会文书”一类，并将其细分为“契约文书”“地租粮账及租税文书等”“户籍文书”“军籍军抄文书”“告牒文书及审判记录等”等5 种；新增“史书、类书类著作”一类，将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历书、图表、图样”类中的 西夏官阶封号表 和“西夏文学原著”类中的 圣立义海 均归入此类；又将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西夏文学原著”类中的 新集碎金置掌文 归于“蒙书类”，德行集 新集慈孝传 归于“夏译汉文典籍”类等等。可见，随着西夏学成果的不断发展，惠宏、段玉泉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1 2 2在继承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的分类成果基础上，又很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优化、细化、更新。前文提到的 明堂灸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归入西夏文佛教文献类，但此著则归入了“医药、历法及易占术数等著作”类；前文提到的 三代相照语文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归入到“西夏文学原著”类，在此著中被归于“文学作品（骈体文、诗词、谚语）”。凡此，均是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获得的新成就。由此可见，随着新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旧有分类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限制。随着近年来西夏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聂先生导论 在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倡并实践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法”，界定“西夏文”书写的党项民族古文献，以便于从根本上把西夏文献纳入“中国文献学”的理念之中。事实上，四库分类法在西夏文献的整理和汇集上最早见于晚清学者王仁俊所作 西夏艺文志。但聂先生将此分类法用来对西夏文党项文献进行分类，即在区分佛经和非佛经的基础上，将学界所熟知的经、史、子、集，作为党项文献中非佛经类著作的一级分类；再参照 四库全书总目 的二级类别继续区分。当然，此类划分需要综合考虑现存党项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灵活合并或增加，因此无疑具有较为深远的探索意义。比如导论 考虑到目前西夏文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总量并不多，类型也很有限，因此将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孝经”“四书”类，合并为“儒经”类；同样的原因，导论 也把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杂史”“史钞”类，合并为“杂史”类。此外，考虑到西夏文文献中的字书和蒙书类数量较多且品种多样，因此 导论将 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小学”类细化为“字典”和“蒙书”等等。党项文献研究导论 对西夏文党项文献中非佛教典籍的“四部法”处理方法概况表大类非佛教著作部经史子集类儒经字典蒙书杂史政书儒家兵家医书术数类书道家别集谣谚著作举隅孝经传 论语全解 孟子章句 孟子传 文海 文海宝韵 同音 五音切韵 三才杂字 番汉合时掌中珠 碎金 同义 贞观政要 十二国 贞观玉镜将 天盛革故鼎新律令 亥年新法 德行集 新集慈孝传 孙子 六韬 三略 将苑 明堂灸经 谨謱（谨算）圣立义海 类林 唐忠国师二十五问答 孔子和坛记 大圣五公经 宫廷诗集 贤智集 正行集 新集锦合辞 三代相照语文集 格言诗 月月乐诗 显然，这种分法放弃了对西夏文文献作“西夏原著”和“夏译汉籍”的区分，这足以体现聂先生“中国文献”的大局观以及将少数民族文献“融入中国文献学”的古文献整理理念。聂先生“融入中 1 2 3 123国文献学”的思想还暗含在先生 导论 的许多细节之处，共同诠释着党项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学术研究旨在与“大众学科”一道为阐释整体的中华文化服务。如聂先生导论 在对比同类作品评价西夏典籍文献价值时，认为西夏小学著作 同音 一反前代韵书，改以声类为纲编排，文海 在每个韵内按三十六字母列字使同音字排列整齐，这不仅是党项民族文化在相关文献领域内的进步，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此领域内的进步。聂先生还进一步分析其独特功能未被传承下去的原因“大约是因为西夏偏居一隅，其语言文字不大为宋元两朝学人所知，所以上述两种体例并没有被编纂汉文字典的后人继承下来”3 2 1 5。事实上，导论 将中国古典文献传统的“四部法”引入到西夏文献的分类中，尤其是西夏文党项文献的分类中，还具有对未来新发现或者新研究成果无限开放和接纳的分类意义。由于中国传统“四部法”具有1 0 0 0 多年的发展历史，能将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各式各样的古籍都囊括在内，清 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以此法共收书 3 5 0 3 种、7 9 3 3 7卷，抄成3 6 3 0 4 册，约有1 0 亿字，这足已证明“四部法”的强大容纳性和适应性。在此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已经发现解读或将来发现解读的党项古籍进行归类，便可以实现不变主体框架或增加主体限制范围的条件下进行微调和细化，这是此方法的一大优势。如夏译医学著作 明堂灸经，导论 可以将其归入“医书”类而毫无争议；兼具党项民族作品和传统汉文译作性质的 三代相照语文集，导论 可以在不用顾忌他类的情况下直接将其归入“集部”的“别集”类。另外，聂先生 导论采用传统“四部法”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在最为简洁的目录中，窥见作者鲜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比如聂先生曾指出西夏文 孔子和坛记 是“中古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产生的一部道家俗文学著作”1 4。导论 将 孔子和坛记 划入“子”部“道家”类而非“集”部的“别集”类，体现了聂先生对其更多反映道家思想学说的学术判断。此外，从查找利用古籍的实际效用来看，“四部法”是各领域古籍研究者所共同熟知和通用的分类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导论 无疑为西夏学领域外的其他学者共享党项古文献资源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实现西夏学界与汉文古籍乃至其他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的互通有无、相互佐证。三、因声求义、多民族文献互证的特色研究方法事实上，传统文献学经过漫长的发展，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涵盖范围广，已经形成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在内的基础知识及其方法论体系，它们大部分也适用于党项文献研究。但聂先生的 导论 并未仅仅止步于一般综合性汉语言文献学著作的阐释方法，而是始终把握西夏文党项文献的特殊性，将“因声求义”和“多民族文献互证”的优秀研究成果运用其中，从而探索出饶有特色、极富有针对性的适合少数民族语言和文献的研究方法。换言之，聂先生针对以西夏文字书写的党项文献，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因声求义”和“多民族文献互证”的语文学方法，不仅颇具特色，而且行之有效，非常值得青年学者们的重视和学习。“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是 导论 破解西夏文党项文献“假借”现象的有力工具。通过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寻求语义，在研究汉文典籍中早有运用，至清代已发展成熟。而西夏学界关注西夏文通假现象并使用此法当始于孙颖新1 5，导论 对此法在西夏文的运用做过详细介绍3 3 6-3 8。西夏文中的通假有不同于汉籍之处，其通假不仅限于单字，还有双音节词的情况，如“篟 霹 端 落掂 宫 哗（不动言者苦知无）”，“掂 宫”d z j i1d a2（苦知）在此语义不通，而读音相同的放于此处便能语义通顺，且合于 大宝积经 原意“言不动者无蹶失”，此“掂 宫”d z j i1d a2（苦知）便是“戴 硑”d z j i1d a2（过错，蹶失）的同音假借，在疏通文意、理解文本方面，可见此法的重要性。王引之 经义述闻?序 记王念孙言：“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1 6 2因声求义破假借似乎说来简单，但找到被通假的本字实属不易，运用于以西夏文书写的党项文献难度更大，然此法的提出与用例范示确为学者提供了思考方向。“多民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是 导论 针对西夏文党项文献的特点而采用最多的校勘方 1 2 4法。“多民族文献互证”作为方法论的提出，其本意在于创新传统文献学方法，提倡结合少数民族文献来校理汉文古籍以加深认识。而“多民族文献互证”实质内涵广泛，不仅适用于汉文献，也适用于党项文献在内的其他民族文献。故而聂先生提倡在多种文字史料基础上的综合研究，尤其提倡少数民族文献与汉文献乃至其他民族文献的互证，以此来讲清古书形式或内容的来历。导论 虽没有对此方法作理论性的阐释，但却屡屡用于卓有成效的研究实践中。比如由于党项文献多汉文译本，传世汉文史料中亦散见西夏相关记载。则汉文献与党项文献的对勘互证，运用较多较广。兹以西夏“天盛律令”的全称翻译为例。学界此前一般将 天盛律令 全称 猜 泊 纗 蕸 耬 绢 妹瞪 直译作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但聂先生认为这部法律译名当参考汉文史料 宋史?夏国传（下）的记载：“（宋绍兴）十八年（1 1 4 8），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 鼎新。”此鼎新 即指 天盛律令，再据 易?杂卦 所言“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先生指出“纗 蕸 耬 绢（改旧新定）”更准确的汉译当为“革故鼎新”，是以敕编法典 天盛律令 的全称汉译当作 天盛革故鼎新律令3 2 3 31 7。再如，学界曾在翻译西夏 胜住令顺法事 番语圣观自在千眼千手之供顺 正理滴之句义显用 等佛典题款时误将“须摩底吃底”“得啰各名”“慧势”等人认为是西夏传译佛经的重大贡献者，聂先生指出“须摩底吃 哩底”是梵文S u m a t i k r t i 的音译，“得啰各名”是梵文C a n d r a g o m i n 的音译，“慧势”是藏文Y e-s h e s s d e的意译，这些人是中古时期西藏佛教史上的名人，他们“只是把梵文佛经译成藏文或者直接用藏文撰写佛教著作，和西夏一点关系也没有”3 6 9-7 0。可见，在翻译解读相关党项文献时，学习一些藏文基础知识，将西夏文文献与藏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比对也是很有必要的。又如 导论 综合运用党项民族文献与汉、藏文献进行相互印证，以此更为深刻、准确地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兹以西夏历史开端为例，中国学者一般将李元昊于1 0 3 8 年向宋仁宗上 于宋请称帝改元表 这一事件为西夏历史开端，而聂先生认为西夏人心目中认可的西夏历史开端与此不同。西夏大臣嵬名讹计所作西夏文德行集?序 称：“伏惟大白高国者，执掌西土逾二百年，善厚福长，已成八代。”由 德行集 成书于夏桓宗时期（1 1 9 4 1 2 0 6）往上推“二百年”与“八代”（太祖继迁、太宗德明、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可追溯到太祖李继迁。聂先生发现，这则材料正好与藏文史书 红史 的记载相吻合：“当汉人皇帝宋太祖兄弟二人执政三十年后有西胡国王出世，由西胡国王传出西夏的十二个国王，共计执政二百六十年，然后失陷于蒙古。”1 8 2 3此处“西胡国王”（s eh u）即是夏太祖李继迁，党项史诗 夏圣根赞歌 中说西胡王（光蜏）“初出生时有二齿”，与 宋史?夏国传上 所载李继迁“生而有齿”相吻合。由此，聂先生推论西夏人心目中所认西夏历史始于夏太祖继迁。3 1 3-1 41 9 1 1-1 2聂先生根据西夏文、藏文和汉文3 种文献的互证而得出的这个结论，无疑是可靠而新颖的。在很大程度上，导论 善于通过考察重点词汇的语种来源及其文献翻译规律等，来解决西夏文献的重要学术问题，其实也属于“多民族文献互证法”的拓展。比如，聂先生通过考察汉译佛教术语“如来”、三藏之“经”等语源，指出西夏文指称“如来”用“窾 紴”，相当于藏语的D e b z h i ng s h e g sp a 而不同于梵语的T a t h g a t a 和汉语的“如来”；西夏文指称“经”用“瞲 其”，相当于藏语的m d 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