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pdf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124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 乡村治理转向张瑞环，黄辉祥摘要：生存政治、生活政治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生存政治阶段的主题是满足基本生存，生活政治阶段的主题是追寻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用生存政治、生活政治概念考察我国乡村社会变迁，发现当下乡村正处于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过渡期。从日常生活视阈来看，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农业起步阶段，都维持着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相应的治理也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使农民基本摆脱生存政治状态并开始向生活政治状态过渡。转向生活政治的乡村治理应该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供多元的社会参与方式、生活方式选择，促使治理方式由宏观的事本主义向微观的、以服务为主的人本主义转型，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提供更多价值观念、情感链接以及自我实现方面的选择。关键词：生存政治；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码：1671-0681（2024）02-124-010作者简介：张瑞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治理；黄辉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治理。一、问题的提出在新时代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战略的输入下，我国已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农民的生存条件在温饱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是传统农村从未有过的情形，也是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和安全需求、社交（爱与归属）需求、认同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种a。一般情况下，人只有在生理、安全需求获得基本满足后，才会产生社交、认同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广大农民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追寻社交、认同与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乡村生活中主要以生活政治的方式呈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b。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成为现代人，它的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收稿日期：2023-09-08a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0-53.b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人民日报，2022-10-17（02）.125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性，这个国家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a。农村作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难点，从乡村治理转向的角度考察其现代化的变迁历程并进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关于乡村治理及其转向的研究主要包括乡村治理主体、乡村治理内容和乡村治理方式三个方面及其转向的研究。从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转向上看，郭振宗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因此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b；原超研究了乡村治理主体中新乡贤及新经济体制的产生和运作机制及其所带来的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向c。从乡村治理内容及其转向上看，治理内容主要集中于集体经济与乡村社会治理两个方面，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集体经济的历史梳理、现状分析、发展路径研究d等；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社会秩序、社会发展两方面展开，强调治理机制的创新e。关于乡村治理内容转向的研究，袁君刚、李佳琦提出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转向f；杜鹏提出由于市场的影响，乡村生活逐渐从生产本位转向了生活本位，因此乡村治理形态也应转向生活治理g；耿国阶、王亚群提出伴随农业税取消，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开始向“三治合一”体系转变，行政化逻辑则转向公共服务逻辑h。从乡村治理方式及其转向来看，有学者提出后疫情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应转向标准化治理i，也有学者提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方式要朝着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大方向开展基层治理实践创新j。其中，卢青青提出乡村治理正在转向行政激活自治的方式k；殷浩栋、霍鹏、汪三贵等则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l；孔德斌提出农村社区治理正在从治理方式上的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变m。综合已有关于乡村治理及其转向的研究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以改善农村、农民的生存条件以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主题，提出的治理模式也呈现出宏观统筹为主的事本主义的特征。但在农民生存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生存的主题正在发生转换，农民的需求、认识正在出现多元化的特征。本文立足于此，试图用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两组概念来考察乡村日常生活条件、需求的转化，并依据新时代乡村生活的变化及其出现的治理问题尝试提供更多可能的治理方案。为考察乡村社会的治理变迁及其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本文采取了日常生活的视角。日常生活研究由布迪厄、福柯、吉登斯等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入到主流社会学研究中。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将日常生活界定为总体中的社会实践的一个层次，是遍布整a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b 郭振宗.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J.理论学刊，2020（3）：76-84.c 原超.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 A 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9（2）：57-66、171.d 高鸣，芦千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70 年发展历程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9（10）：19-39.e 陆益龙.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现实基础、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101-108.f 袁君刚，李佳琦.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2-49.g 杜鹏.乡村治理的“生活治理”转向：制度与生活的统一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6）：91-99.h 耿国阶，王亚群.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 2019J.中国农村观察，2019（6）：19-31.i 范和生，郭阳.标准化治理：后疫情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转向J.学术界，2020（11）：67-75.j 陆益龙，孟根达来.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机制与创新方向J.教学与研究，2021（8）：50-59.k 卢青青.行政激活自治：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24-31.l 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12）：48-56.m 孔德斌.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D.南京农业大学，2014.126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个社会的具有生成力和活动力的基础层次a，是一种物质文化，其中包含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等b。我国学者郑震认为，“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称，它意味着具体的实践”，日常生活具有熟悉性、高度重复性、和基础性c。借鉴以上对于日常生活内涵、内容的研究，本文试图将日常生活的内容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联系起来，将日常生活界定为：第一，决定生理和安全等生存状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取决于家庭收入和支出支配）；第二，决定爱与归属的个体交往活动；第三，认同需求基础上的观念、自我实现活动。以此来考察不同时期乡村日常生活及其治理模式，从而发现生活政治的转向，以期重塑相应的乡村治理模式。二、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的时空之辩（一）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的概念辨析政治的最高价值是人类整体的协调d。为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文使用了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两个概念。生活政治的概念来源于吉登斯，按照吉登斯的分析，现代性在发展中会经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两个阶段。解放政治是一种摆脱型政治，体现为个人和群体试图从对其生活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观念和行为，通常具有群体性甚至是革命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选择型的政治。彼时个人和群体摆脱了外在条件的不良影响，开始关注生命的选择与实现。因此，生活政治体现为个人与群体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观念与行为e。生存政治的概念可以在詹姆斯C.斯科特对于东南亚农民群体的考察中找到渊源。东南亚农民群体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构造了一种农民群体间的生存伦理，在与国家政权进一步互动中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种日常的、低成本非正式的、隐蔽的、个体自助式的反抗形式，这种日常的反抗主要以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目的f。彭正德认为生存政治学就是农民在各种制度和物质条件的约束下，受生存理性支配而形成的关于政治社会的一套观念和反映其政治态度的日常行为模式g。从生存政治和生活政治的概念中可以看出，生存政治的主题是维持和追求更好的生存，生活政治的主题是追求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选择以及自我实现。（二）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的时空差异通过考察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含义，并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在生存政治状态下，人更多处于需求的低层次阶段，以满足生理和安全为主要诉求的结论。生活政治状态下，人开始追寻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分别代表个a 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2011（3）：191-217、246.b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77-199、245-246.c 郑震.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1）：65-88、242.d 陈华兴.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论 A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线索J.浙江社会科学，2020（9）：88-95、159.e 英吉登斯.现代化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47-248、251、252.f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39.g 王可园.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6.127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人与社会的两种不同发展和需求阶段，那么生存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否是不相容的两种需求模式？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之间是否有明确界线或者一段明显的过渡期？另外，各国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不同方面都存在着不均衡发展的状况，那么在这种不均衡发展的现代性中是否存在生活政治？事实上，即使在现代化、市场化的社会分工下，生存仍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存在失业、争取社会保障等生存政治问题，但并不妨碍生活政治才是其主要诉求。而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可能物质水平并不十分充裕或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但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深入也会使其出现生活政治的诉求。本文认为，生存政治处在生活政治的时空序列之前，在现代性即使不均衡发展的背景下，生活政治的倾向依然会出现。因此，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之间有一个转型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生存诉求基本得到解决，生活政治开始兴起。（三）转向生活政治的前提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生活政治是在社会处于高度现代化阶段，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的a。全球化、后物质主义是生活政治兴起的物质前提。在这一阶段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消费娱乐方式都会变得丰富而多元，极度丰富的物质使人们不再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发愁，而开始追寻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个体化的兴起和与传统世界的脱嵌是生活政治兴起的观念前提。查尔斯泰勒认为，欧洲大约经历了长达五个世纪漫长的“长征”，完成了整体宇宙秩序到“人类中心主义”到“个人主义”的两次转向，第一次使人类从整体宇宙秩序中脱嵌出来，第二次使个人从有机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个人从共同体中脱嵌使个人的自我理解不再依赖任何外在的意义框架，而具有了自我的本真性，成为“分离自在的独立个体”b。个体化的兴起不仅意味着社会交往从原有共同体中脱嵌，也意味着文化、观念属性的脱嵌，是一种彻底的个人与社会共同体在社会交往、情感链接、价值观念脱嵌以及社会权力向个人的赋权。生活政治的第三个前提是反思性，现代性社会中物质水平的充裕、生活方式的多元使人们拥有了更多时空延伸的可能性。当生命不再全部被生存所占据，开始拥有更多闲暇和生活方式选择的时候，当旧有观念、价值体系发生断裂时，个体就开始对生存、生活、生命、自我实现等进行反思。以上是转向生活政治的前提，通常情况下只有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才可以认为个人与社会进入了生活政治阶段。但从生存政治状态到生活政治状态并无一个明确界限，鉴于现代性的由来已久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生存政治状态向生活政治状态的转型期同样也会呈现出生活政治的特点，这种生活政治更多表现为一种现代性迷茫。本文认为，我国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是普遍处于一种维持基本生存的生存政治状态的，即便是在近现代化转型中的大部分时间，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初期，也普遍处于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直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日常生活状态才开始由生存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三、生存政治：乡村日常生活及其治理变迁（一）生存政治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部分时间，乡村日常生活都处于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维持生存是农民的主要需求。在过去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方式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a 英吉登斯.现代化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51-252.b 刘擎.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J.书城，2011（10）：61-67.128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为主，传统小农经济规模狭小，生产条件贫乏，经济基础薄弱，农民必须把农业与手工业、家庭养殖业结合起来，减少对外依赖，才能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农民通过勤劳节约，把劳动强度扩大到人可接受的自然界限，而生活却下降到仅可维持生命的地步”。a例如，马若孟对顺义县沙井村19 世纪末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被调查的 17 户人家消费的赤字高达总收入的 13%，粮食无法满足需求，必须通过卖菜、打工赚钱买粮食b。另外，受到生产力、生产方式的限制，农村日常生活方式也极为单一、贫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对传统农村日常生活最朴素的诠释。传统农村高度封闭、社会关系简单，社会交往往往以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为主，血缘、地缘是主要社会关系纽带，日常社会交往内容包括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互助借贷、休闲娱乐往往也在亲族、乡邻之间进行c。而且，传统乡村人伦情感色彩浓厚且重视习俗，以此来维系传统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稳定性及赋予传统农村日常生活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由过去封建的生产关系转变为以农民为主的生产关系，使土地资源在农民间得到了更为公平的分配，农民的生产、生存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处于绝对贫困当中，1949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44 元，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土地改革过程中以阶级划分为主的斗争方式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观念生活，为农村日常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合作化直至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体制造就了一种完全集体化形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村居民从集体所得的工分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通常占 70%以上d。由于计划经济的实行，取消自由市场，国家成为农民与市场的中间人，统购统销导致商品单一，从而使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娱乐活动，也呈现出单一、清贫化的特征e。1957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 73 元，到了“十年动乱”结束的 197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34 元，全国仍有 2.5 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f。合作化和公社时期的社会交往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的宗族交往，社会交往披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生产队仍然以自然村为界，因此内部的邻里、亲缘等传统的社会交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冲击。在生产队里，宗族作为一种组织、一种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一种观念，则继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g。改革开放后，公社体制走向结束，农村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更多生产自主性，从而使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升。伴随计划经济的结束，市场逐渐发展及政社分开的实行，农民的生活方式开始更加自主、开放、多元起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崛起，大量农民选择离土离乡，不仅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也突破了过去传统区域的限制。同时伴随市场化、现代化的深入，农村日常生活的开放多元，过去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农村社会不再遵循“生于斯死于斯”的安土重迁价值观念，理性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占据更多主导权，生存的意义a 王宪明.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的制度选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47-48.b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8.c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7-18.d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中国 60 年：城乡居民生活从贫困向全面小康迈进EB/OL.（2009-09-21）2023-09-23.http：/ 郭景萍.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流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58.f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中国 60 年：城乡居民生活从贫困向全面小康迈进EB/OL.（2009-09-21）2023-09-23.http：/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4.129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也早已不止于满足基本生存以及血缘继承，追求更为富足的生活成了主要目标。但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还没有获得根本的改变，现代化还流于表面，以国家新贫困线 2300 元为标准，2012 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为 1.29 亿a，农民主要诉求还是维持生存。（二）生存政治的日常呈现生存政治状态的日常生活主要以满足基本生存为主，尽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从其物质生活水平、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政治呈现来看，农民处于维持生存阶段。传统时期生存政治表现为农民日常的抗拒主要表述为诸如自耕农通过将田地登记在士绅名下从而免服徭役等现象b；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过多的管制，农民私底下也出现了消极怠工、自发创造经营模式的生存政治的抗拒行为；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农业税等税费、收费的汲取型性质，也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而将土地抛荒进城的情况；自农业税取消，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也引起了农民的维权、抗争等生存政治行为。直到新时代，大量资源、政策的输入使农村开始走出贫困、静态、封闭，走向进一步现代化，才使生存政治的问题逐渐减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活政治的出现。（三）面向“生存政治”的乡村治理针对生存政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与生存政治的日常呈现，处于生存政治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应主要解决农民的生存需求。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赤贫生存模式、简单日常生活下的简约治理，以非正式治理为主。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限制，传统农村日常生活与治理模式长期维持着一种低水平均衡。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农村基层，但也由于公社时期的全能型治理，导致乡村生存状态进一步内卷化。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社分开的实行，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化的推进，都使农村生存状况获得了极大改善。然而，由于乡村治理和改革不够深入彻底，农民生存状况都未得到本质改善。直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实施精准扶贫、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民的生存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例如，精准扶贫针对因病、因教等致贫原因展开了分类施策、精准帮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权分置、股份化改革从多方面推动了农村资源的市场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经过精准扶贫、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输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民生活水平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民的日常生活正在从生存政治状态转向生活政治状态。四、生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村日常生活与治理转向（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村日常生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经过农村的精准扶贫、集体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输入，农村的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市场化也在进一步发展。过去农民主要通过农业、打工来获得经济收入，在要素市场化、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实行中，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土地承包权、流转权得到进一步保障，农民可以通过入股、土地a 汪三贵.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70.b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22.130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流转等更多方式获得收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例如，山西临汾蒲县村发公司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土地托管”模式，成立党员服务队、生产服务队和销售服务队 3 个志愿服务队，为农户提供蔬菜大棚的全链条、保姆式服务。项目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 80 余人，农户户均增收 5 万元以上，村集体增收 37 万余元a。在生产方式上，也呈现出了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社会分工的趋势，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机械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过去分散的家户经营模式开始转向家庭农场、企业大户、合作社等经营模式，开始向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转型，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抽身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 B 村，人均耕地有 3 亩左右，实际户均耕地有 20 亩左右，春种、秋收都有专门的播种机、收割机等进行机械化操作。很多上了年纪的劳动力愿意将其土地流转，有其他主要谋生方式的劳动力也只耕种一部分土地，剩余的进行抛荒或流转，并且伴随农村加重的老龄化趋势，流转趋势正在不断扩大，有的在村居住，有的甚至不在村。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开始更加多元化。农村信息化的普及使诸如快手等网络平台丰富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村电商的发展，使消费主义开始浸润农村。以内蒙古 B 村为例，自从快递进村，基本上每天都有一部分人在网上消费，消费主要以各种日用品、衣服为主。在该村，农民一年中除了农忙的几个月，剩余半年以上都是闲暇时间，而且这种闲暇时间正在进一步延长。闲暇时候网络聊天、串门子、看网络直播，甚至打牌成了主要娱乐方式。物质水平、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农民的社会交往逐渐突破传统的区域壁垒。伴随社会交往的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命意义体系正在式微，农民开始接触更多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寻找更广泛的生活意义。以前述村为例，过去家族、子孙世代同在一个地方，生命意义是稳定的。如今很多人由于子女生活在城市，因此成为了居住于农村、城市的两栖人，生活的流变使他们的社会交往、生命意义也变动不居。（二）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新时代乡村日常生活的过渡属性剖析当下乡村日常生活，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日常生活图景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了从生存政治向生活政治过渡的属性。第一，物质生活虽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但已进一步丰裕、多元。2023 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51 元，同比增长 7.8%，人均消费支出 8550 元，增长 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9%。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烟酒、居住，但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支出也大幅增长b。2022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9285亿元，形成了一个消费人口近5亿、体量近 6 万亿元的庞大市场c。以上情况足见新时代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已经可以在满足衣食住行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多元的娱乐、教育、文化、生活服务。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农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处于从生存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过渡阶段。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民在社会交往、文化属性上也呈现出过渡期的特有属性。尽管社会交往囿于自然村的现实藩篱，其文化、自然共同体的属性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不可a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临汾实践与探索关于山西省临汾市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调查EB/OL.（2023-06-05）2023-09-23.http：/ 国家统计局.2023 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23-07-17）2023-09-23.http：/ 佘颖.农村消费环境持续改善N.经济日报，2023-03-18（010）.131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否认，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年代以来大规模农民的离土离乡，共同体就逐渐出现了衰败的趋势。新时代以来，集体产权制度的三权分置、股份化改革以及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使农民的承包权、收益权等权利进一步固化。在此基础上，农民被允许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带权进城。以上措施使以自然村为边界的共同体属性进一步式微。不止如此，在信息化时代，农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农民与外部世界进一步接轨，使其社会交往进一步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文化属性上，乡村过去兼具了自然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户籍制度）共同体属性，而在乡村资源、人口加速流动过程中，制度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属性逐渐被打破，文化共同体属性也遭到侵蚀，由此呈现出个人从共同体中逐渐脱嵌的趋势，个人主义兴起和其从共同体中的脱嵌也是转向生活政治的重要前提。第三，在价值观念上开始呈现出价值虚无、真空和进一步反思性迹象。尽管我们依然会看到传统价值观在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支配作用，例如一些婚丧嫁娶中的仪式和传统邻里的互惠与恩情，传统乡村固有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但伴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的改变，生活的闲暇及与外部世界的进一步接触甚至是家庭生活的变革（子女不在场导致后代陪伴断裂）都使农民开始出现反思日常生活、追寻意义的迹象。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 B 村，在村民闲谈之余总可以听到“生活越来越没意思”的声音。由这种在满足生存之余、闲暇中发出的声音可见，传统的生存意义观出现衰微的迹象，农民开始出现价值的虚无、真空，开始反思日常生活的意义，而反思性也是转向生活政治的重要标志。总而言之，新时代的农村在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都呈现出了从生存政治向生活政治过渡的属性，即生存需求的问题逐渐减少，生活政治的问题逐渐抬头。基于此，应该针对过渡期出现的问题，推动乡村治理模式作出相应转型。（三）过渡期的治理难题呈现及其生活政治转向贺雪峰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a。当下乡村处在从生存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型的过渡阶段。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b，这也是当下乡村过渡阶段的主要治理难题。第一，物质生活水平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在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收入可以在覆盖基本生存基础上，追求更为多元的娱乐文化服务。但相对而言，这种生活方式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为有限，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决定了其收入的大部分必须用于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导致以上情形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农民的生存负担较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仍然具有较大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一方面需要通过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升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减少农民生存之后顾之忧。第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在乡村转向生活政治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方a 贺雪峰.当前农村存在的 6 个问题EB/OL.（2020-01-10）2023-05-10.http：/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3-09-23.https：/ 卫小将.“生活政治”治理：精准扶贫工作新转向J.江海学刊，2020（4）：101-107.b 卫小将.“生活政治”治理：精准扶贫工作新转向J.江海学刊，2020（4）：101-107.133张瑞环，黄辉祥：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主要参考文献1 周超，颜学勇.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中国城市化的宏观叙事转向及其政策意蕴 J.云南社会科学，2021（5）.2 张敏.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生活政治:源起、本质及意义 J.学海，2021（2）.3 张敏.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政治行动方式与政治领域：对生活政治的扩展性分析 J.国外理论动态，2020（4）.4 英 吉登斯.现代化与自我认同 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5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6 杜鹏.农民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基于婆媳关系的分析 J.社会科学文摘，2023（1）.7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 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From Survival Politics to Life Politics: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a Daily-Life PerspectiveZhang Ruihuan，Huang HuixiangAbstract:Representing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theme of the survival political stage is to meet basic survival,while the theme of the life political stage is to pursue diverse lifestyl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elf-realization.By using the concepts of survival politics and life politics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rural China,it is found that the rural villages ar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survival politics to life poli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China has maintained a state of survival politic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eve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its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is also guided by maintaining survival.It was not until China gradually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farmers were able to break free from their political state of survival and begin to transition towards a political state of life.Rural governance that shifts towardslife politics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of farmers,provide diverse way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style choices,enh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approach from a macro-oriented,material-oriented approach to a micro-oriented and service-orientedhuman-centered approach,cultivating diverse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providing more choices in values,emotional connectionsand self realization.Keywords:survival politics;life politics;daily life;rural governance（责任编辑：罗添仁）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Social Justice on Public Trust Levels in the Context of E-governmentXue Tianshan,Yu TianyueAbstract:The level of public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governance capacity,and e-government has been proposed as a solution to diluting 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trust.Therefore,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government on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public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in e-governments role in building government trus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2,629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and promotion of e-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s government trust level.The positive shap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