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pdf

第 卷 第期 年月西安财经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 o fX ia nU n i v e r s i t yo fF i n a n c ea n dE c o n o m i c sV o l N o A p r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陕西零售企业的全渠道营销策略研究”(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造商视角下全渠道营销策略的影响因素与选择研究”(B G L )作者简介:王勇(),男,陕西洋县人,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战略;孙淑文(),女,陕西白水人,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间交易关系管理;郭祺(),男,陕西西安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战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王勇,孙淑文,郭祺(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利用它实现企业的目标是学术界与企业管理者重视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已经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影响机理尚缺乏相关解释.本文以企业间交易活动为研究情景,通过运用AMO S 对市场调研收集到的 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性地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企业的合同执行、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合同执行与知识获取对其交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同执行、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完全中介了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内容,能够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合同执行;知识获取;交易绩效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引用格式:王勇,孙淑文,郭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C i t a t i o nF o r m:WAN G Y o n g,S UN S h u w e n,GUO Q i T h ei n f l u e n c e m e c h a n i s m o fe n t e r p r i s es d i g i t a l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o n i t st r a n s a c t i o np e r f o r m a n c eJ J o u r n a lo fX ia nu n i v e r s i t yo ff i n a n c ea n de c o n o m i c s,():一、引 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国资委于 年月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近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埃森哲发布的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 显示,近年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中国企业比例由上升至.数字化技术是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正在深度嵌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之中,改变着企业原有的运作方式,有助于提高企业内外部协同水平,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推动管理变革,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促进创新等.比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通过引入数字化跟踪技术来改善汽车制造的生产效率与成品质量;海尔集团利用 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来连接与优化社会生产、流通、服务的各个环节.目前,全球数字化业务转型投资正以每年 的速度增长,数字化转型已经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的绩效是学术界与企业管理人员关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一方面,学者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他们分别从经济动机、产业环境、制度环境、资源条件等方面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前因.另一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经营效率和绩效等重要结果的影响作用.其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备受关注,研究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 ,但是学术界并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整合信息资源、重新配置资源的关键基础.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与交易伙伴之间的互动沟通,为企业之间的学习、协作提供了机会与保障,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在交易关系中更具有影响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一种重要转型战略.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的变革会引起经营活动发生变化,知识获取是企业建立动态能力以识别和利用新出现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外,企业的战略会影响到其在交易关系中知识获取的情况,并且知识获取是企业在交易关系中降低成本与提高绩效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知识获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交易绩效之间的重要变量.在交易关系中,企业的战略直接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使用情况,而合同治理是企业交易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正式治理机制,并且它对企业的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协调是企业动态能力过程的重要构成内容,而交易关系中的合同具有协调功能.由此可见,合同治理不仅是企业建立动态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交易绩效之间的重要变量.综上所述,本文以合同治理、知识获取为中介变量,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对此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有助于学术界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弥补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实践上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经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将数字化转型视作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思考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提升企业在交易活动中的知识管理与合同治理水平.此外,研究还指出了一条中国市场经济规范化改革的新路径,即通过数字化转型,严格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合同执行,进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一)动态能力理论动态能力是企业能力的一个子集,它指的是企业感知市场变化,抓住机遇,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它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它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动态能力理论强调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它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以及实现卓越的绩效.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的动态能力密切相关.数字化转型为企业与客户、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企业能够通过先进的数字设备和渠道收集最终用户、交易伙伴以及行业的相关数据,提高了企业整合信息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准确、更及时地感知和抓住商机.此外,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的制造与管理流程以及利用资源帮助企业实现多样化的敏捷响应,从而实现资源重构.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更大,动态能力对企业就变得更加重要,动态能力理论在解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它使得企业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和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成为可能.数字化技术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具体包括云、社交、移动、分析、物联网等相关的技术.现有的研究虽然确认了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也同时指出了技术本身易于被竞争对手复制,从而会导致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直接获取.因此,企业只有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战略思维、商业模式等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才能形成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将多种数字化技术应用于自身的经营管理体系,以推动业务流程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体系重塑,进而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强调综合应用多种数字化技术、综合应用数字化技术于经营管理的多个过程以及实现一定的成果转化,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化应用范围.其中,数字化技术水平是指企业所应用的数字化技术种类,它强调的是在商业实践中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数字化应用范围则是指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不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它强调的王勇,孙淑文,郭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是帮助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和客户价值创造.由此可见,数字化技术水平与数字化应用范围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体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来源,缺一不可.以往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关键要素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效率、信息环境改善、技术市场扩张、实体经济发展 以及农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 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企业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出口增长、资本配置效率、社会责任、财务稳定性、人才管理流程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等 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企业的费用粘性、网络关联性、系统性风险以及股价崩盘风险 则具有抑制作用.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才结构、提高创新能力、改善成本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以及降低研发操纵等 提升企业绩效.根据文献回顾发现,在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证性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信息的二手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量,虽然二手数据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受限于上市公司年报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此外,这种方法仅适用于以上市公司为对象展开研究,而非上市公司的数量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企业中占绝大多数,该方法难以用于测量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上述不足,学者们根据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设计调研问卷,通过市场调查收集一手数据对其进行测量,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范围,.目前,上述两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方法均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学者们根据其研究的具体情境可以选择相应的测量工具.(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伙伴合同执行的影响在交易关系中,企业之间通常会签订详细的合同来明确交易的数量与价格、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以及交易活动中争端处理的程序等.学术界主要通过合同的详细性来度量合同治理的程度,他们认为合同的条款越详细,合同治理的效用就越大.然而,基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的限制,合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够详尽、完备的情况.近年来,学者们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只有当合同条款得到执行时,合同治理的效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们认为合同执行能够更有效地度量企业间交易关系中的合同治理.合同执行是指企业在管理交易活动时对合同条款执行的严格程度,它反映了企业在交易关系中对合同条款遵守的程度,包括履行其职责、按照合同规定程序处理争端等内容.合同执行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提供法庭可验证的证据,以及双方的充分沟通商讨等.本文认为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水平有助于其执行合同条款.首先,数字化技术提高了企业客观衡量交易活动的水平,为其执行合同提供了依据.高水平的数字化技术体现了企业具有先进的硬件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技术等,能够详细、准确地记录与存储企业在交易活动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不仅确保了企业能够提供具有法庭可验证证据,而且提高了企业之间客观评价对方在交易活动中表现的水平.这些为企业执行合同条款提供了依据,从而能够更为顺畅地针对交易活动执行合同条款.其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给企业提出的挑战,而数字化技术是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水平的关键基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赋予企业较强的信息搜索、存储与沟通的能力 ,企业能够及时地获取市场需求、成本变化等外部相关信息,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及时沟通协商,从而更可能会对合作关系中的交易量等做出调整.与此同时,企业的数字化技术确保了交易双方能够进行多种形式的即时沟通,提升了企业的跨组织协同能力,有助于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共同制定合同条款或在合同推进受阻时积极解决问题,进而增进交易双方的良性互动与相互理解,从而提升企业对合同条款的执行.第三,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提升了它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保留更多的客户,增强了其在终端市场的竞争力,由此提高了交易伙伴依赖该企业进行市场终端推广、销售产品的程度.因此,企业在交易关系中具有更大的权力,提高了其执行合同的能力.数字化应用范围可以提高数据的总体可用性,有助于打破交易双方的“信息壁垒”,从而增强其交易行为的规范性与透明性.这种基于数字化技术应用所形成的透明的信息环境使交易双方能够对交易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进而降低交易伙伴的道德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感知,从而提升企业对合同执行的严格性 .此外,西安财经大学学报数字化应用范围提高了企业的动态能力.数字化应用范围有助于联通交易关系中的各个“信息孤岛”,为企业提供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方法,从而提升交易双方沟通与协调的时效性与多元性.这种基于数字化技术应用所建立的完善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使信息能够在渠道中加速流动与交互协同,进而减少交易关系中的权责模糊与角色冲突,从而提升企业对合同执行的严格性.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在交易关系中,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水平(a)和数字化应用范围(b)对合同执行具有正向影响.(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知识获取的影响知识获取是指企业为将外部知识吸收并整合为内部资源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的集合.在数字经济时代,面对信息的迅速迭代、市场化的不断加深以及顾客需求的日益差异化,企业越来越强调对自身动态适应能力的培育.作为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与信息交换的有机体,知识获取是企业动态适应能力的重要来源.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其在交易关系中获取知识.首先,数字化技术水平是保证信息流一致性的最重要因素,增强了企业的动态信息整合能力,确保交易关系中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顺畅交互.数字化技术使企业能够实时地、持续地同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频繁地沟通与互动,拓展了信息流的深度与广度.企业由此建立的紧密网络关系不仅能够提升知识搜索的效率,而且能够保障获取知识的质量,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水平.其次,数字化技术能够消除企业与交易伙伴之间的知识传递障碍,提高了企业的动态学习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当企业需要获取有关产品、市场、促销等方面的知识时,只需访问跨组织知识管理技术平台并输入正确指令,系统便会做出相应反馈.这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知识获取成本,而且能够减少知识传递过程中的“牛鞭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外部知识的获取.数字化应用范围提高了企业对零散、无序信息的敏感度以及对它们进行加工处理的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进行充分挖掘与价值转化,从而提升其知识管理与整合水平.例如,利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企业能够将碎片化信息系统化;而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软件,企业能够获取隐性知识.这使企业能够将内外部知识深度融合为更具适应性与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 .此外,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企业通过大量已有信息或数据获取有用的见解和知识,从而提升其动态知识管理能力.例如,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移动互联技术以及分布计算技术,企业能够迅速、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用户数据,进而发现潜在的消费动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使企业能够对隐藏的、可理解的知识进行再创造、再转化与再应用,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综上所述,提出假设:假设:在交易关系中,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水平(a)和数字化应用范围(b)对其知识获取具有正向影响.(五)合同执行对交易绩效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的合同执行有利于提高其交易绩效.首先,合同执行体现为企业根据合同条款规定对交易伙伴的不当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这不仅直接弥补了交易伙伴给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且也对企业的其他合作伙伴产生威慑效应,能够抑制他们在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减少渠道冲突的发生以及交易关系破裂,确保交易双方的正当权益免受侵犯.这有助于形成规范清晰的交易环境,进而提高交易双方的交易效率,降低其交易成本,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交易绩效.其次,合同执行表现为企业对交易活动的协调.企业的合同执行能够提高交易伙伴的信任、促进交易伙伴的依从,从而提高了合作伙伴对交易关系的协作水平.此外,合同执行体现为企业与交易伙伴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沟通与互动,按照事先共同商定的程序进行分工与决策等,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未可预见突发情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企业实现经营目标.再次,企业的合同执行能够降低交易活动中的角色模糊与信息偏差,从而增进交易双方的互信基础,使其在复杂竞争的动态市场中加强协作行为.这有助于提升交易双方在履行责任时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互相协作、互助互利,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交易绩效.此外,合同执行提供了一种可信赖与可预测的协调机制,从而使任何变更或争议都能够被及时、公平地解决.这有助于交易双方对偏差予以及时纠正,进而将其不利影响最小化,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交易绩效.综上所述,提出假设(a):假设(a):在交易关系中,企业合同执行对其交易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王勇,孙淑文,郭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六)企业知识获取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知识获取是企业从外部网络环境中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价值的过程,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交易绩效.首先,企业通过获取企业管理、交易关系维护、冲突协调等管理知识与技巧有助于其优化原有的管理流程和制度,提高其经营管理的理念和能力,能够更高效地处理与合作伙伴的交易业务关系,不但可以提升交易效率,而且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交易绩效.其次,企业通过外部知识获取能够有效扩充其知识资本,提高了信息掌握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在交易活动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靠性.在此种情况下,企业能够更加清楚其销售产品的技术性能,及时了解到市场的需求情况,从而能够在采购商品的种类、数量与价格等方面做出更科学的决策,不仅降低了采购、库存等成本,而且确保了市场需求的充分供给.与此同时,企业设计出创新性的销售模式和促销策略等,与目标市场的偏好更为匹配,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图研究模型服务于 目 标 市 场,由 此 提 升 企 业 的 交 易 绩效.第三,企业通过外部知识获取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潜在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展知识结构,优化知识配置,而且能够促进其取得规模、收益增长,以及附加值状态升级,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交易绩效.综上所述,提出假设(b):假设(b):在交易关系中,企业知识获取对其交易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所示.三、研究方法(一)样本本文以中国零售企业中熟悉营销、采购工作的管理人员为调研对象,通过委托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进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该公司根据工商企业的目录,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华北、华南、华东、华中以及西部和东北区域的 个省市(北京、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广东、江苏、辽宁、吉林)和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在市场调研过程中,调研工作人员首先与拟调查的企业取得联系且征得对方同意后,通过网络向对方发放问卷 份(每个省市区域发放 份问卷),回收问卷 份,有效问卷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受访企业位于广东省和江苏省的样本数量分别为 和,位于北京市、重庆市、陕西省的样本数量分别为、和,位于四川省、辽宁省和吉林省的样本数量均为,位于内蒙古和云南省的样本数量分别为 和.受访企业及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如表所示.表受访企业与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基本特征频率百分比()基本特征频率百分比()企业规模 人以下 性别男 人 女 人 职位总经理 人 部门经理 人以上 其他 交易关系的时间年以内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年以内 民营企业 年以内 合资企业 年以上 其他 受访者从事该工作的时间年以内 受访者在该行业工作的时间年以内 年以内 年以内 年以内 年以内 年以上 年以上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二)变量测量本文变量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和交易绩效等,它们的测量量表均来自现有中英文研究已经反复使用过的点成熟量表(表示完全不同意,表示完全同意).其中,对于本文所使用现有研究中的中文量表,在保证原意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研究情境对措辞进行了修改;对于本文所使用现有研究中的英文量表,由不同的研究人员分别将其翻译成中文之后再翻译为英文,将它们与原始量表进行比较,以保证翻译后量表中题项的测量内容不变.其中,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的量表源于杨震宁等的研究,包含个题项;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的量表源于杨震宁等的研究,包含个题项;合同执行的量表源于A n t i a和F r a z i e r的研究,包含个题项;知识获取的量表源于K o t a b e等的研究,包含个题项;企业交易绩效的量表源于H u l t等的研究,包含个题项.具体的测量如表所示.表变量的测量及相关指标变量题项因子载荷数字化技术水平(D T L)AV E C R D T L:我公司拥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如,人工智能等)D T L:我公司拥有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如,大数据库、数据分析技术等)D T L:我公司拥有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如,云应用、云平台技术等)D T L:我公司拥有先进的移动技术(如,移动互联、无线通信技术等)D T L:我公司拥有先进的社会交互技术(如,在线商务、即时通讯技术等)数字化应用范围(D A R)AV E C R D A R:我公司应用了支撑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平台 D A R:我公司应用了大量数字产品或服务 D A R:我公司拥有数字化程度很高的商业模式 D A R:我公司有数字化程度很高的内部管理与运作模式 合同执行(C E)AV E C R C E:在交易关系中,我公司会对该制造商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 C E:当交易出现问题时,我公司会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划分责任 C E:在交易关系中,我公司会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开展工作 知识获取(KA)AV E C R KA:我公司从该制造商学到公司内部人员管理的知识和技巧 KA:我公司从该制造商学到公司间合作和协作的知识和技巧 KA:我公司从该制造商学到公司间关系维系的知识和技巧 KA:我公司从该制造商学到公司间矛盾解决的知识和技巧 交易绩效(T P)AV E C R T P:与该制造商的合作使我公司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地位 T P:与该制造商的合作给我公司带来了更大的销售量 T P:与该制造商合作,我公司的利润增长率比主要竞争对手高 T P:与该制造商合作,我公司的市场份额比主要竞争对手高 零售商依赖(R D S)AV E C R R D S:我公司很难找到其他的制造商提供与该制造商相类似的产品 R D S:如果找其他制造商代替该制造商,我公司会有严重的损失 R D S:我公司很难找到一个制造商,像该制造商一样带给我们这么多利益 制造商依赖(S D R)AV E C R S D R:在本地区,该制造商很难找到其他零售商提供与我公司相同的服务 S D R:如果找其他零售商代替我公司,会给该制造商带来严重的损失 S D R:该制造商很难找到一家零售商,像我公司一样带给他们这么多利益 注:模型拟合指数:CM I N/D F ,C F I ,A G F I ,RM S E A ,T L I .此外,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之间的依赖、交易关系的时间、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其中,零售商依赖、制造商依赖的量表来源于L u s c h和B r o w n的研究,分别包含个题项;交易关系的时间和企业规模为开放性的问题,由受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具体的数字;企业的性质为选择题,由受访人根据提供的选项进行作答.(三)信度和效度检验首先,本文运用S P S S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与预期的一致,各测量题项均落在了对应的因子.其次,本文运用AMO 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所示.在信度方面,本文中所有变量C r o n b a c hs值(最小值为 )与组合信度(C R值)(最小值为 )均大于王勇,孙淑文,郭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 ,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 ,在 的水平上显著;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AV E)大于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表显示了本文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相关系数等,变量的AV 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表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以及AV E值的平方根数字化技术水平 数字化应用范围 合同执行 知识获取 交易绩效 零售商依赖 制造商依赖 交易时间 企业规模 均值 标准差 注:为p ,双尾检验;对角线的粗体数值为对应变量AV E的平方根.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采用结构方程路径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控制变量为零售商依赖、制造商依赖、交易关系的时间、受访企业的性质与规模.本文首先对企业规模进行取对数处理,以确保数据服从近似正态分布.分析结果如图所示,模型拟合指数为CM I N/D F ,RM S E A ,C F I ,I F I ,G F I .图结构方程路径模型注:表示p ;表示p (双尾检验).根据图可知,第一,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合同执行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p ;b ,p ),由此假设(a)和假设(b)获得支持;第二,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知识获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p ;b ,p ),由此假设(a)和假设(b)获得支持;第三,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对企业交易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p ;b ,p ),由此假设(a)和假设(b)获得支持.此外,本研究运用B o o t s t r a p程序对企业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交易绩效间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具体流程如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中抽取 个B o o t s t r a p样本;()用这些样本拟合模型,生成 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正态的抽样分布;()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值,将其按数值大小排列;()用第 的百分位数和第 的百分位数估计 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该区间未包含,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分析结果如表所示.如表所示,在数字化技术水平到交易绩效的两条间接影响路径中,数字化技术水平合同执行交易绩效(b ;S E ;C I ,)与数字化技术水平知识获取交易绩效(b ;S E ;C I ,)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这说明由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到其交易绩效的中介路径存在,且是由合同执行、知识获取中介的.在数字化应用范围到交易绩效的两条间接影响路径中,数字化应用范围合同执行交易绩效(b ;S E ;C I ,)与数字化应用范围知识获取交易绩效(b ;S E ;C I ,)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这说明由企业数西安财经大学学报字化应用范围到其交易绩效的中介路径存在,且是由合同执行、知识获取中介的.此外,直接影响路径数字化技术水平交易绩效(b ;S E ;C I ,)的置信区间未包含,而直接影响路径数字化应用范围交易绩效(b ;S E ;C I ,)的置信区间包含.由此可见,本研究所考虑的变量中,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在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在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表中介效应显著性B o o t s t r a p检验分析结果中介效应路径B o o t s t r a p分析检验结果 置信区间均值标准误Z值显著性下限上限数字化技术水平合同执行交易绩效 数字化技术水平知识获取交易绩效 数字化技术水平交易绩效 数字化应用范围合同执行交易绩效 数字化应用范围知识获取交易绩效 数字化应用范围交易绩效 五、结果与讨论本文以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为研究情境,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合同执行、知识获取提高企业交易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对中国零售企业进行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合同执行、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对企业交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合同执行、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完全中介了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一)理论意义本文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化技术水平与数字化应用范围两个维度,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与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交易绩效的影响关系是学术界与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尽管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化技术本身与数字化应用范围的内在功能差异.有研究指出,企业不仅需要数字化技术为其信息交互、加工与存储赋予潜在优势,还需要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商业实践使其成为企业的现实竞争力.基于此,本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细分为数字化技术水平与数字化应用范围两个维度,考察它们对企业交易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与理解.第二,本文揭示了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交易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以往研究确认了数字化技术对合同治理的正向影响关系,以及合同治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合同条款详细程度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间交易关系中的合同治理,而在新兴经济体中,合同治理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此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知识通常是难以完全自给的,而知识又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提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从交易伙伴获取知识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文从合同执行、知识获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交易绩效影响关系的中介作用,进一步证明了合同治理、知识获取在交易关系中提高企业绩效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企业数字转型是合同条款顺利执行、获取知识的重要前因,加深了学术界对合同治理与知识管理的理解.第三,本文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化技术水平与数字化应用范围在提高交易绩效中影响作用的差异.一方面,本文发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合同执行对交易绩效的影响关系中,数字化应用范围比数字化技术水平的影响作用更强.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知识获取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中,数字化技术水平比数字化应用范围的影响作用更强.这一研究结果从企业间交易关系管理的视角深化了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有助于学术界更深刻地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交易关系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王勇,孙淑文,郭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二)实践意义本研究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管理者需要重视和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与消费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数字化联系在一起,这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带来了无限机遇,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抓住这一重要发展机遇的关键.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涉及到企业各个部门的业务以及跨部门的协调工作,企业应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参与到数字化转型工作之中,需要向全体工作人员强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从理念上提高员工对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所有部门共同目标的认知,为企业顺利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环境.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动中,一方面,零售企业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即企业需要重视引入先进(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程度高)、匹配度高的硬件设备、应用软件等,它们在为终端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能够为企业全面收集与分析消费需求、偏好等信息,由此及时了解、动态掌握他们的消费方式与习惯,进而为企业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零售企业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即企业需要建立高水平的数字化团队,加强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采购部门、营销部门、财务部门以及法务部门等,基于整体、全面的导向进行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各部门之间业务能够实现有效连结,发挥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效应.第二,企业管理者要重视交易关系中合同条款的执行,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于合同治理的推动作用.合同是交易关系正式建立的基础,在重复交易关系中企业使用较多的是框架合同,其具体的条款内容具有保障功能与协调功能.虽然详细的合同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合同条款得到执行才能有效发挥合同治理的效用.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合同执行,而合同执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交易绩效.这要求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及数字化应用范围与合作伙伴进行合同的商谈、签订以及交易活动的动态管理,构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提高企业与交易伙伴之间的协调效率,通过有效促进合同的执行从而提高企业的交易绩效.对于保障功能合同条款的执行,企业要重点利用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范围为其提供可验证的证据以及能够即时监督交易活动等;对于协调功能合同条款的执行,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跨组织的即时沟通、协调等.第三,企业管理者要重视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其获取知识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提高交易绩效.知识获取是增强企业实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在交易关系中的获取知识,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一方面,企业需要加强让管理者树立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下保持学习的理念与习惯,重视培养他们识别新鲜事物,接受创新观念与思想,学习新的管理模式与方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具备运用数字化技术与合作伙伴、企业内部以及竞争对手的沟通,有针对性地优化企业内部流程管理、供应商与客户关系维护、冲突解决等方面的能力,从而提升交易绩效.另一方面,企业要以价值效益为导向,新型能力建设为主线,重视将获得的知识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整合、再造与创新,从而来指导现有商业模式的调整与变革,提高交易的效率与绩效.(三)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能够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第一,本文仅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合同执行、知识获取对交易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未关注关系型治理、企业创新能力等影响交易绩效的重要因素.此外,本文忽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关系可能存在的边界影响条件及其作用,在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区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等因素对它们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二,未来研究可对企业交易绩效的测量维度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比如,财务绩效、关系绩效、创新绩效等,进一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它们的影响.第三,由于本文通过市场调研收集到的是截面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无法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续研究可对纵向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观察它们之间动态的、持续的关系.第四,本文仅从零售商一方开展数据收集工作,虽然这是市场调研中常用的方法,但是可能存在样本代表性问题,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获取零售商与制造商双边配对数据的方式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西安财经大学学报参考文献P A R I D A V,S J D I N D,R E I M W R e v i e w i n gl i t e r a t u r eo nd i g i t a l i z a t i o n,b u s i n e s s m o d e li n n o v a t i o n,a n ds u s t a i n a b l ei n d u s t r y:p a s t a c h i e v e m e n t sa n df u t u r ep r o m i s e sJ S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