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解构的辩证——阿多诺“天才”观探微.pdf

宁波开放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INGBO OPEN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22-09-23【作者简介】刘秀哲，男，内蒙古锡林浩特人，黑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文艺理论。第 21 卷 第 3 期 2023 年 9 月 Vol.21 No.3 Sep.2023 建构与解构的辩证 阿多诺“天才”观探微 刘秀哲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摘要】在西方，“天才”理念与文学、美学有先天的亲合关系，它伴随着文学、美学的产生而产生，又伴随着文学、美学的演变而演变。“天才”理念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衰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不计其数的文学家、哲学家试图为“天才”一词立法，各种关于“天才”的探讨此消彼长、莫衷一是。进入 20 世纪，阿多诺基于对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双重考量，对此前的“天才”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提出了具有批判色彩的“天才”观。阿多诺“天才”观的提出，旨在消解“天才”的“神性”特质，彰显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涵，进而凸显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能动作用，强调其所具有的社会使命与时代担当。【关键词】阿多诺；天才观；真理性【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24（2023）03-0055-05 在西方文学史、美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天才”一词屡见不鲜。作为“天才”理念奠基者的柏拉图就曾以“神启”“迷狂”等概念来注解“天才”，其后继者亚里士多德、郎基诺斯、普罗提诺等无一例外地强调“天才”之于文学、哲学的重要性。到了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依旧标榜“天才”的崇高特质，强调“天才”的特立独行；直至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天才”理念才在浪漫主义的鼓吹中走向衰落。在“天才”理念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曾有学者试图以“神性”“人性”“古典”“现代”等几对概念来对“天才”理念进行阐释，毫无疑问，这对于理解“天才”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庸俗的。就现实情况而言，“天才”理念的发生与演进确实是一个由“神性”到“人性”，由“古典”到“现代”的过程，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神性”的复归，以及“古典”的重现。换而言之，“神性”“人性”“古典”“现代”等概念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在同一时间段内，甚至同一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天才”概念也呈现出多种含混的状态。所以，对于“天才”概念我们很难进行简单的划分，更多的是进行学理上的论证。基于此，阿多诺旗帜鲜明地对传统的“天才”观进行了否定，建构出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天才”观，并推而广之，使其具有更为普遍的真理性内涵与广泛的现实意义。一、阿多诺“天才”观的理论来源 纵观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他并未对“天才”一词下过明确的定义，甚至不曾对此做过详尽的阐释，即使在其遗作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对“天才”的相关论述也仅是些零散的片段式论述。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通过他的论述窥见其“天才”观的生成及其价值取向：从对艺术品的评判标准出发，强调“没有外在权威会判断该艺术品的等级”1251。言外之意，艺术品有其自身的评判标准，它们为自身立法，并始终不渝地遵循着这一准则，而不取决外在于艺术品的“权威”。显然，阿多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便已经对外在于艺术的道德、政治、宗教，乃至艺术家为艺术品立法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明确了“天才”若要实现救赎，必须对外在于艺术品的“权威”进行解构，以此建构具有批判色彩的“天才”观。从“天才”观的发展谱系上来看，在 19 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哲学中，神学主义与理性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理论家旨在通过诠释神学的至上与符合逻辑的推理来获得对于“天才”理念的认知。所以，无论是古希腊罗马以柏拉图的“神启”“迷狂”说来解释“天才”，还是中世纪以56 宁波开放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3 期 上帝的视角来解释“天才”，抑或是文艺复兴以神、人二分的方法来解释“天才”，无一不具有浓郁的神性色彩与理性特征。彼时，“天才”概念集“神性”与理性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天才”是外在于创作主体的，它是由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凭附于创作主体，进而“赋予个体（在有限的艺术领域）一种表现某种有效性且真实可信之物的能力”1252，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显现自身。阿多诺认为，“神”对于人而言不过是虚妄的存在者，他并不具有显现真理的特性，而这种神力之所以会为人所信服是源于“神”赋予个体以超验的色彩，并于其中倾注了表现真理的普遍契机，即信仰。这种“真实可信性或普遍契机如今仍以个体化原则为先决条件”1252。可见，在阿多诺看来，“神性”与理性交织下的“天才”观看似是一种相对个体化的“天才”观，实则是以个体化原则为旨归的“神性”崇拜“天才”观，其可取之处并非在于个体于其中表现出“某种有效性且真实可信之物的能力”，而是在于个体通过“神”这一中介来表现某种观念。古典时期的“天才”观，以其至高无上的个体化原则引领西方艺术发展千余年，在一度看似极为繁荣的艺术表象下，不仅将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所淹没，更以其神秘化色彩消解了艺术的真理性内涵。在阿多诺看来，古典时期的“天才”观形式大于内容，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天才”观，而真正的“天才”观应该是个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同时也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对古典时期“天才”观的辩证审视，不仅成为阿多诺“天才”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更为他“天才”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阿多诺在对之后“天才”理论的批判与反思中，始终围绕着个体、主体，主观与客观所展开。不同于对古典时期“天才”观的辩证否定，阿多诺对于启蒙运动以降的“天才”观是彻底批判的。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文艺观念开始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神性”逐渐隐退，“人性”进一步凸显。此时，由古典主义所建构起来的理性大厦逐渐倾斜，尽管以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为代表的 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仍高举着理性的标语摇旗呐喊，但非理性主义已渐露端倪，至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诞生，古典主义所建构的理性大厦彻底倾倒。而后，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荣格对无意识的开拓，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的强调，以及浪漫主义对于艺术家才能的重视等，均不同程度地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提出挑战。非理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解构了理性主义所塑造的“天才”观，特别是对于个体的张扬，将个体与主体混为一谈，以及将客体置于个体与主体之下予以审视。康德便认为，“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3。诸如此类的见解使“天才”理念的弊端愈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个体性成为艺术家的唯一特性，阿多诺认为对“天才”观的此种理解应予以纠正。更为阿多诺所苦恼的是，当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工业社会非但没有将人塑造成完美的人，反而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人格的丧失。如果“天才”要实现自我的救赎，艺术便成为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倾轧之下，艺术品已经沦为商品，而作为艺术品的创造者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的深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艺术的真理性内涵已然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并走向覆灭。就此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天才”观俨然已变得不合时宜且略显讽刺，这就需要对能够表现“生命的痛苦、社会的野蛮和不人道”2的艺术重新立法，对于“天才”的拯救也便成了现代社会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在阿多诺看来，“天才”理论的建构过程即是被消解的过程，所以，我们理应对传统“天才”观予以辩证的审视。由此阿多诺提出，“倘若天才概念要继续予以保留的话，就必须脱离那种原初与创造性主体的认同关系”1252。历史上之所以对“天才”推崇备至，是基于艺术品客观性的被消解，而“天才”，即艺术家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文化工业进一步繁荣，如果仍一如既往地标榜这种传统的“天才”观，艺术势必走向“终结”；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操控下，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艺术已经步入了“终结”的边缘。当艺术不能恰如其分地形成对社会的批判，不能够彰显出真理性的内涵，作为艺术家的“天才”也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显然这对于人类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基于此，阿多诺从否定辩证的视角出发，对传统的“天才”观进行了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进而构建出具有批判色彩的“天才”观。阿多诺旨在通过对传统“天才”观的消解来呼唤艺术的真理性内涵，进而使艺术能够真正地形成对物化的社会与异化的人类的批判，达到“反世界”与“再启蒙”的双重目的。二、阿多诺对传统“天才”观的解构 阿多诺在对传统的“天才”观进行条分缕析地梳理后，便对传统“天才”观的弊端展开了彻底批判，这种批评具有非常清晰的理路与指向。社科广角 刘秀哲：建构与解构的辩证 57 在他看来，“天才”论自问世之日起便带有着强烈的“原罪”感，“它错误地把自发性归于神授权力”1285，而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外。文艺复兴的发生，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觉醒，它本想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中世纪的“神”拒之门外，将人作为另一个“神”加以供奉，但实质上作为上帝的“神”并未完全隐退，依旧在形而上的层面俯视着众生，并对传统“天才”观不合理的一面起着导向作用。可见，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彰显出人之于“神”的必然性，以及个体的重要性，却并未对“天才”理论做出具体的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天才”仍在“神权”统治之下苦苦挣扎。而真正为“天才”立法的则是启蒙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康德，以及康德的后继者们。阿多诺认为，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天才”曾是一个残余的范畴，康德仅是“为了主体而保留了天才，于是忽视了天才的非自我特质”1252。阿多诺做出这一判断，并非扬才露己，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天才”特性所做的四点概括并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康德所谓“天才”的特性，即独创性、典范性、自然性，以及“天才”限于美的艺术领域，虽然这种概括充分显示出主体之于“天才”的指向性，“天才”作为“天选之才”的必然性，以及异于常人的超然性，但是康德对“天才”的规定却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将主体与个体的差异性消解于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他“通过赋予个体（在有限的艺术领域）一种表现某种有效且真实可信之物的能力，天才理念意在弥合这一鸿沟”1252。所以，阿多诺认为，康德对于“天才”的规定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特别是当主体与个体由非同一性向同一性无限趋近时，“天才”所具有的真理性内涵便逐渐消失了。基于此，阿多诺提出了对于原创性的重新阐释，阿多诺所谓的原创性并非康德所谓的独特性，阿多诺所提倡的原创性是指“某一特定作品的特征”，它是以“被解放的主体为先决条件”1255。这便意味着，“天才”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是判然有别的，“天才”需在原创性的历史变迁中来救赎自身，使其有效性得以保证。对“天才”的膜拜虽然肇始于康德，但真正将其推向顶峰的却是其后继者，其中尤以黑格尔与席勒最为突出。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天才”代表着“抽象主观性”；在席勒的话语体系中，“观念论的傲慢自大将创造思想从超验主体转给经验主体，即生产性的艺术家”1253。可见，德国古典主义者是将“天才”置于主体性的视域下加以考察的，而完全“否认技艺契机的重要意义，过分强调艺术绝对原始地位的特征，并将艺术视为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1252。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人们对艺术理解的偏差，使艺术的有机性与无意识性发生了错位，艺术的真正本性由此而误入了非理性主义的隐晦之流。同时，德国古典主义者将个体与主体相混同，并将个体绝对化，使“天才”论美学在反对不合逻辑的共相的同时，借助于将个体人格化的方式转移人们对社会的注意力1252-253，这显然与阿多诺对“天才”理念的理解背道而驰。通俗地来讲，阿多诺所推崇的“天才”观是主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真理与启蒙同在的而非同一的。而德国古典主义者对“天才”的推崇，让作为“天才”的艺术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性，其本身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与担当，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真理的隐退与启蒙的消失。浪漫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天才”理念走向衰落最为明显的标志，虽然尼采、叔本华等唯意志者对“天才”的衰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尼采对“无自我要素”的宣扬，叔本华认为“天才能够独立于根据律之外”4，但诸如此类的言说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天才”理念的根基。浪漫主义者则不然。浪漫主义者主张以主观世界为契机，用奔放炽热的语言、瑰丽新奇的想象来抒发情感，“自我”成为浪漫主义者的代名词，亦成为“天才”的同义词。柯勒律治即认为，“诗是诗的天才的特产，是由诗的天才对诗人心中的形象、思想、情感一面加以支持，一面加以改变而成的”5。柯勒律治对自我内在情感的片面强调实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心声，这在阿多诺看来是极为荒谬的。因为浪漫主义者对“天才”主体性的过度强调，使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弃他者与社会于不顾，艺术的客观性被消解殆尽，此时“天才”显然不再是真理的预言家与社会的批判家，而是成了无用之物。所以阿多诺认为，“天才”理念在浪漫主义的推动下已变为“某种一文不值的浪漫主义残余”1252，对此我们应予以抛弃。当然，浪漫主义者的“天才”理念也并非一无是处，浪漫主义者对于“幻想”概念的运用，使作品衍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性便为阿多诺所推崇。在阿多诺看来，新颖独特不仅标示着艺术品的独一无二特性，更蕴藏了某种潜在的批判契机，一旦“幻想”的阀门被打开，“天才”便可以担负起批判社会、救赎大众的使命。阿多诺对待文化工业的态度与本雅明也判然有别。“19 世纪前后、复制技术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58 宁波开放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3 期 而以其影响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6现代技术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传统艺术，甚至导致了传统艺术的解体与“灵韵”的消逝，但本雅明并未因此否定现代技术，恰恰相反，本雅明极力肯定了现代技术对于传统艺术的创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观点的同时，将其应用于艺术生产，特别是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引申出艺术生产理论，他认为艺术创作与劳动生产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对艺术生产同样奏效。艺术生产只不过是劳动生产的变种，艺术家作为生产者，艺术品自然而然也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欣赏者便成了消费者，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正是生产与消费的本质体现。然而，阿多诺对此却持反对意见，阿多诺认为，在文化工业极度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太多的非艺术要素介入到艺术之中，特别是艺术家被商业利益所规训，而不再以批判社会与启蒙大众为旨归；艺术能够用金钱来衡量，而不再以塑造审美与揭示真理为鹄的。凡此种种无不挑战着艺术的底线，以及作为“天才”艺术家的品格。由此阿多诺提出，“天才”想要再次“回归”，就必须对文化工业提出批判，重塑艺术的启蒙色彩。可以说，阿多诺对传统“天才”观的批判是彻底而明晰的。阿多诺认为，从德国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文化工业，无一不解构着“天才”理念的真理性内涵，使得“天才”理念在社会的发展中不再昭示真理。如果要重新建构具有真理性的“天才”观就必须对不合理的“天才”进行否定和扬弃，这也是拯救“天才”的唯一途径。三、“天才”观真理性内涵的重构“天才”理念自诞生之日起便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一再阐释，可以说“天才”理念是在不断地解构与重构中发展至今的，只不过这一现象在 20 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阿多诺对其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清算。究其缘由，一方面源于阿多诺亲身的经历，阿多诺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残害犹太的残暴行动给阿多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政治对于艺术的介入使得他满怀忧愤地写下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天才”的艺术家在政治的介入下已经走向了真理的反面，成了纳粹者的帮凶；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化工业对于艺术的冲击，在资本主义迅猛的发展过程中，艺术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侵袭，它不再能够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社会的肮脏与腐朽做出批判，而是与资产阶级站在了同一立场，以娱乐化的方式展现自身、麻痹大众。基于此，阿多诺认为对于“天才”的拯救，以及对于艺术真理性内涵的召唤是当今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而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并非在于他者，而是在于艺术本身，即一方面要对艺术的创作者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要对艺术的同一性做出批判。阿多诺认为，“一位天才是一个个体，其自发性与主体的绝对行为是相互重叠的”1252。在这里，阿多诺肯定了“天才”的个体性特征，对于历史上“天才”的绝对主体性内涵予以了否定。同时，阿多诺强调了个体性之外的主体性原则。也即意味着作为“天才”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其次应该是与主体相重叠的，二者是辩证统一而非同一的。阿多诺对于“天才”是个体与主体重叠的认知实则是对艺术家所做出的规训，意味着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不是脱离他者独立存在的人，也不仅是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唯其如此，艺术家才能够在现实社会的关照下进行审美地艺术创造，艺术才能够再次显现出真理性内涵。既然作为“天才”的艺术家需要接受时代与社会的“改造”，那么对于艺术而言是否也理应如此？其实早在德国古典主义时期，黑格尔便在美学一书中宣判了艺术的死刑，阿多诺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艺术终结的必然性。需要强调的是，“艺术的终结”并非意味着艺术走向了覆灭，而是艺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这就是阿多诺所谓的“反艺术”，即“天才”的艺术。“反艺术”的实质并不在于抛弃艺术，而是标志着艺术的变迁，其自身不仅具有艺术的特征，也蕴含着对传统艺术的反思。诚如阿多诺所言，“如今，现代艺术在其否定模式方面，有别于所有先前的艺术。昔时，风格与艺术实践，被新的风格与实践所否定。然而在今天，现代派否定了传统本身”131-32。换言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传统艺术走向消费艺术，无法对现实社会做出理性的批判，其自身的真理性也便消逝，而“反艺术”恰恰颠覆了传统艺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使艺术家成了真正的艺术家，其“天才”的真理性内涵在反抗社会与人的异化时得以显现。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将大众带进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听觉上，大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并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在看似欣欣向荣的社会现实中，实则蕴含了社会与人的异化，而大众所标榜的视听愉悦只不过是一种感知觉社科广角 刘秀哲：建构与解构的辩证 59 的错位，使人难以像以往一样对社会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可能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此时，艺术已不能够称之为艺术，它丧失了艺术之为艺术的内容与实质，使自身的美学原则早已消失殆尽。此时艺术应该对自身的同一性做出批判，走向“反艺术”。阿多诺以贝克特的 残局等待戈多、卡夫卡的变形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作品为例，对“反艺术”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上述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主题与以往艺术完全不同，它们不再以忠实地描写现实，或浪漫地憧憬未来为旨归，而是以零散化、片段化来表现现实的异化；以隐喻与象征表现出现实世界荒谬、怪诞与虚无。阿多诺称这种“使现实成为无”的“艺术”为“反艺术”。就其根本，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推崇似乎并非在于其艺术性，而在于通过现代艺术的特有表现形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异化的抗议，对文化工业操纵下消费艺术的抗争。此外，艺术要获得拯救，也必须以原创性作为契机。艺术的原创性是以“被解放的主体为先决条件的”1255，即艺术的原创性并不是康德所谓的那种“无中生有”，它总是关联着主体，并以真理性为其存在的依据，而艺术家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地追求真理。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市场中，原创性只能隐含在消费品中，“与所谓的个人风格不再有任何关系”1255。同时，为了迎合消费者对于类型创新的需求，原创性只好做出让步。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原创性经历着质变，并没有真正地消失”1255，当社会能够为艺术家“精确地提供一个星丛”，艺术家是能够“凭借主观手段取得某种客观的东西”1254的，这种“客观的东西”正是阿多诺所强调的原创性艺术。阿多诺之所以将星丛的概念与原创性、“天才”产生联系，是由于“星丛表征着概念理当如此却无法企及的更多内涵”7。即是说，阿多诺意在以星丛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遮蔽下的原创性进行解蔽，并赋予原创性以更丰富的内涵。而“天才”要实现真正救赎，正应该以原创性的内涵为切入点，让原创性回归于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中。这就如同阿多诺所说，原创性虽然经历这质变，但不能消失于历史之中。“天才”观念也同样如此，虽然在经历着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并不能真正地消失。在美学理论一书中，阿多诺并未对“天才”观真理性内涵的重构作出详尽的阐述，但是透出阿多诺对于传统“天才”观的批判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天才”所寄寓的厚望，以及对于重构“天才”观真理性内涵的期许，即通过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拯救来彰显真理依旧可能。阿多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这一期许为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天才”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艺术家的行列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我们也不禁会去思考对“天才”的真理性内涵进行重构真的可能吗？当然，对此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多争议，但笔者认为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其实现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社会中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流派，例如解构主义、生态批评、荒诞派戏剧等，皆通过对传统权威的解构、颠覆来召唤艺术所具有的真理性内涵，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路径。四、结语 阿多诺通过对传统“天才”观的批判，特别是对于个体与主体、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审视，不仅体现出了他思想的深邃性，更体现出他观念的前瞻性。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对社会的痼疾做出诊断，并进一步阐发应如何去对艺术创作主体加以限定，使其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面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自身不被同化。同时，他对具有真理性内涵“天才”观的建构，更彰显出他自身所具有的时代使命与社会担当。基于此，他对社会改革的迫切性溢于言表，他希望通过对现代艺术的拯救来实现对社会的批判与对人类的救赎，以此来避免奥斯威辛的悲剧再次在人间上演，这或许才是阿多诺对于艺术真理呼唤的真正缘由。参考文献 1 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 王芸.文学知识手册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78.3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0.4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白冲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0.5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3.6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83-84.7 ADORNO T W.Negative DialektikM.Suhrkamp Verlag,19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