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交游考略.pdf

西夏研究2024.01XixiaResearch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交游考略 郑立勇摘要：元朝政府虽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阴阳相地邪说，但地理风水之术依然流行不辍。出于卜葬、择居等社会需求，元代士人和地理术士之间交游不断，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尚。地理术士亦主动攀附士人，通过求取诗序提高自己的名气，以期赢得社会广泛认可，获得更为丰厚的物质收益和精神回报。科举制的停废促使士子完成了由儒士至业术的身份转换，这一群体的壮大强化了士人与地理术士之间的文化互动。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的交游既是一种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文化共鸣，又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动态交互过程。关键词：元代；士人；地理术士；交游作者简介：郑立勇，男，博士，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史、历史文献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元珍本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80）的阶段性成果。地理术是以大地形貌为对象的占术，又有“堪舆”“青乌”“青囊”“相地术”“风水术”等别称。地理术士因专精风水之学，故而又称风水家，亦可视为“地理家”。关于宋代地理术的发展与地理术士活动的相关研究，前人成果颇为丰富。遗憾的是，元代地理术相关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本文拟以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的互动为视角，系统考察元代地理术的发展与当时士人和地理术士的交游活动，以期深化学界对元代地理术问题的认识。一、元代地理术之发展在中国古代，风水起源于巫。最初的风水师作为巫师的一种，相关风水活动包含于巫术之中，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古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因而盛行死后信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促进了民间“阴宅”的产生。祖先崇拜和礼制规范激发了人们对“阴宅”的重视，地理风水之术便在此基础上衍化而成。最早的风水活动称之为卜宅、相宅、青乌术，汉代以后改名“堪舆”。“风水”作为专有名词，始见于托名郭璞的 葬经：“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1 23由此可见，风水与地理术、葬术和形法相关，此后风水成为这一理论的简称。风水术的盛行与儒家伦理思想关系密切，元人陈栎认为“地有理尚矣！地理二字昉于易 系辞，地理施于葬，则昉于郭景纯，而大明于近世儒家者流”2 283。儒家重视丧葬之礼，父母死后不但要举行隆重的葬礼，而且要选择风水上佳之地作为坟茔，风水术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潘晟认为地理风水之术以阴阳宅址为核心，既是紧紧围绕日常生活的一套术数体系，又是一 106门习俗与仪式技能的知识3 277。地理风水的适用范围颇广，所涉层次也很多样。一般来说，贵贱、知识、职业背景、人生经历与身体条件等因素都不会影响一个有志于地理风水的人成为风水术士。无论以之为职业谋生者，还是将其作为业余爱好之人，三教九流各式人等都有。风水术经过汉唐以来的发展，到宋代逐渐走向鼎盛4 110。北宋时期官方大力倡导风水之术，将官修 地理新书 颁行天下。两宋之际，风水术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风水活动及其理论盛极一时，相关观念深入人心。当时，僧、道、儒三类人群从事或兼习地理风水之术的现象蔚然成风3 292。到了元代，风水相地之术仍然大为盛行，甚至最高统治者也沉迷其中。这一现象在元代文献中时有所见，大都的修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 析津志辑佚 记载，“大都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先取地理之形势，生先王脉络，以成大业”5 33。刘秉忠在勘查、规划大都时，非常周详地运用了古代地理相术和风水中的堪舆手法，率领弟子郭守敬、赵秉温等人详细勘明燕京一带地理。苏天爵在 赵文昭公行状 中亦载，元世祖“命公（赵秉温）与太保刘公同相宅。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6 366。由此可见，元大都城的营造是风水选择与规划的结果。何晓昕、罗隽在 中国风水史 一书中认为，元代风水术进入衰退期，这种衰微可从元代风水书籍的数量之少得到印证4 119。山东廉访使许师敬依据泰定二年（1325）颁布的禁令，“禁用阴阳相地邪说”7 654。何晓昕和罗隽据此认为，元代风水之术的发展受到官方抑制。实则不然，元朝政府虽曾明令禁止阴阳相地邪说，但从时人文集相关记述可知，阴阳相地学说禁而未止，地理风水术在元代依然盛行。元人在选择居址和墓葬时多注重形胜之地，笃信地理术者大有人在。饶州李存颇信风水之术，“有客来自江之西，家传地理姓则黎。淳风郭璞今远矣，妙绪未绝非君谁。吉凶祸福自有数，龙穴沙水宁无之。先当全我好心地，待子指顾方为宜”8 559。永新游杏隐家世业医，“平生喜地理家术，居屡迁。最后得里之大湖山，有林泉之胜，遂营筑以老焉”9 759。在元代，以占卜、地理风水等术谋生者不乏其人。游季常家族世学地理风水，史称“婺之游氏，世精于斯”2 287。平阳王绍祖，“倜傥好谊，涉猎经史，于地理医卜之学尤精”10 393。精习地理之术不仅可以解决生计问题，甚至能够带来巨额财富。章贡丘万原，“居福建者三十年。地理之术，闻于八郡，富家巨室争致之，得所指示葬其亲者，酬千金不吝也”11 卷二 赠万原丘公序。休宁朱升，其人自述云：“余幼而困穷，于卑猥事，盖多致力，俯察之学，尤为留心。患夫世之论二五者，不得其纲要，且莫别其用也。泰定初元，述 星卦提纲，以振举数派之，今二十有五年矣。岁在癸酉，而得龙穴阴阳之诀。越七年，又得山水、宗庙与四经五行之诀。然后形体与造化合妙，水涉与穴法同功，始敢稍出其说，与朋友商订传习焉。”12 39朱升自幼便留心风水之学，经过数十年的潜心学习和反复摸索，在元代以地理术大鸣于世，时人黄枢称赞曰：“风林地理合闽赣，藤溪天理明阴德。二公序说当并行，车有双轮鸟双翼葬山之术至于朱，研究精通已无敌。”13 210由此可见，朱升对地理术的研究造诣颇深，其学说盛行于当时，影响深远。歙县詹仲芳曾受学于朱升，以地理术为世代传承之家学，黄枢赠诗记述其家世：“詹生家世业青囊，得此名声尤籍籍。”13 210如上所述，元代地理术数并未因朝廷禁令而停止传播和发展，反而成为一种“富贵”之术，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与流行。不过，普通民众对地理风水的热衷，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礼制，而且深刻影响当时的社会习俗，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大德七年（1303），江西行省咨临江路新淦州上奏，有士民之家只图利己、不恤祖宗，听信风水师诳惑，导致“一墓屡迁不已者。又有子孙不肖，贫穷不能固守，从而堕师巫之诱，但图多取价钞，掘墓出卖剖分者有之。其富税之家，贪图风水，用钱买诱，使之改掘出卖者有之”14 1689。因此，时人对地理风水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者不在少数。赵文在康氏螺湖阡合葬墓志 中指出：“风水之说，不知起何时？或曰十三卦之制。作棺槨葬埋取诸大过，大过巽风，下兑泽上，风水之说或始此其然，岂其然乎？地以无风、无水为吉，而世之言地者，曰风水舛益甚矣。圣经虽曰 卜宅兆而安厝 之说，不过相其土地之高燥、草木之茂盛，且辟五患而已。自俗师之说兴，拘忌多，妄想广，始有亲死久 107而不得葬者。夫以葬亲为富贵之资，悖义已甚，其逆天理、坏心术尤莫甚于公位之说，幸而得地尽合其说。又或在数百里外，己则欲富贵而以亲之遗骸远窜广莫之野，传之数世，祭享不及，遂忘其处，哀哉！”15 293风水术的盛行深刻影响当时葬俗，为实现祖先庇护、后代富贵的愿景而求取上佳葬地，这一现象致使缓葬之风大为流行。在赵文看来，这种为追求“风水祸福之说”而缓葬其亲、以得地“尽合其说”才始下葬的行为是违背天理、“坏心术”的做法，对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元代中期亦有人提倡以天命统制地理术，认为祸福贵贱取决于天命，而不在于选地。天命吉，则地感而吉；天命凶，则地感而凶。庐陵刘诜在赠林可翁谈地理序 中指出：“余因念地理术亦奇矣。厮养童仆，择葬偶得所，即温饱可致。驯至居高门、出累骑者有之，凶尚霸，屈意奉葬师，设机阱，谋佳穴，甚者发他人冢，出累世枯骨而藏其亲，然莫不取富贵显荣，子孙昌奕。穷巷白屋之士，皓首谈诗书，动辄蹈规矩，恒世世苦饥乏弱不自振。夫福善祸淫，仁者必有后天之道也。然天理常不验，而地理常显然者，是地理可信，而天理不可恃也。呜呼！自地理之说胜，而天理隐邪？抑天理不可恃，而人始求之地理邪？自圣贤言之，天理必可恃，然苟非信道笃而轻外物，谁能舍地而俟天哉？虽然，使求之地而不弃乎天，岂不犹愈乎。吾惧夫世之求乎地而弃乎天也，故因可翁求赠言而发是慨焉，亦庶几为葬书者之初意云耳。”16 316至正年间，郯韶也对风水术表达不满，在 送地理刘汉章 一诗中叹曰：“刘也东瓯士，能探郭璞书。曰阴曰阳处，某水某丘余。坏隧飞金雁，阴房葬玉鱼。荒唐千古事，吾欲问何如。”17 952郯韶认为风水术数之学，乃千古之荒唐事。元末理学家赵汸也指出，“葬书 独曰：神功可夺，天命可改。嘻！其 欺 天 罔 神，谤 造 化 而 诬 生 民 也，甚矣。”18 536面对阴阳风水术的盛行，谢应芳亦曾极力否定，在诗中写道：“枯蝉蜕壳欲化，老蚕化茧自缠。一笑不拘风水，六藏姑代天年。”19 241谢应芳在 辨惑篇 中认为古人笃信风水是为了尽孝，今人则是为自己谋私利，并非为逝去的亲人着想：“择地以葬其亲，亦古者孝子慈孙之用心也。但后世惑于风水之说，往往多为身谋，使其亲之骨肉不得以时归土，又不若不择之愈也。”20 27他反对士人对时日的忌讳，认为时日与吉凶祸福无关，只要处事符合道理，就不必拘泥于“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刚日”的世俗迷信，强调“尽乎人事而已，夫天时何足泥哉！”20 40对于世俗迷信中的“方位”观念，谢应芳亦持反对态度，认为“庸巫谬卜，从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无已，甚者毁垣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为害亦岂小哉！”20 39二、士人与地理术士之互动士人与地理术士之交往，在宋代以后甚为常见21。对于这一现象，朝廷在官方层面并不鼓励。据前辈学者研究，由于民间反抗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冲突常与阴阳术士的活动相关，元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断阴阳图书和“左道乱正之术”在民间的流传。在此基础上，朝廷还颁布禁令禁止官僚阶层与各类术士交通往来，设立阴阳学集中管理阴阳人，严防阴阳术士在社会底层或上层贵族中开展各种不利于元朝统治的活动。虽然如此，无论官僚还是普通士人，他们与术士之间的交游从未间断，反而成为一种社会习尚。这既是时人对地理术的社会需求使然，又是元代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之一。从李祁与地理术士的交游，可以管窥当时社会之风尚。李祁与地理术士的交游关系，因择地葬亲而起。李祁曾在 赠地理刘济川序 中记述其事：“风水之说尚矣。余曩时种学绩文，刻志自厉，故未暇究其术。比因父艰，为宅兆计，业是术者，往往访余山中。尝试以意叩之，率多拘其数而昧于理，得其粗而不能其细，甚者或委曲迁就，以求售其说，余殆将厌之。既而得刘君济川于解后（邂逅）中，一见知其异于昔之所尝试者。或青灯共坐，历述所见而且持其说而不苟迁就以蕲用于人，于是而又知其有以异于昔之所尝试者。盖其习之也久，故其业之也精，其见之也明，故其用之也当，其守之也确，故不肯变其说以蕲用于人。是岂浅浅之为术者哉？嗟乎！世之怀才抱艺以自著者多矣，然或枉之以干时，屈之以媚世者亦不为少，其视济川得无恧乎？余既佳济川之术有以异于人，而又佳济川之志不少失于己，故序之以赞其行。”22 卷五作为儒者的李祁，早年亦兼习地理之术。地 108理术数和其他工匠技艺一样，其技术和知识的传承需要一定的修习过程，有时还须通过游历增长见闻，在实践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李祁早年虽刻苦自厉，却始终不得要领。父亲去世后，李祁为卜吉地而葬，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地理术士刘济川。在这篇赠序中，李祁高度赞扬了刘济川的技艺和人品，认为其不同于以往的“浅浅之为术者”，刘济川为李祁之父所选葬地甚合李祁心意。在平时的交流中，李祁对刘济川所谈之地理术大为折服，深歆其学识深厚。李祁在称赞刘济川技艺的同时，又高度赞扬其人格操守和传统美德，认为“世之怀才抱艺以自著者多矣，然或枉之以干时，屈之以媚世者亦不为少，其视济川得无恧乎？”那些只知道以“售卖地理术”媚世的术士，与刘济川作比，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从李祁和刘济川的交游过程，可以看出地理术士刘济川获得了李祁的高度认可。此外，地理术士丘万原与士人陈和仲的交游亦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丘万原来说，“君为人，负仁术，尚义气，喜与儒者交若清源林先生、和仲陈先生皆巨儒，不妄许可，而皆与之交，其坟地皆其所相择。既皆称誉之，又以文章光宠之，于是万原之术，益重于君子矣”11 卷二 赠万原丘公序。林清源与陈和仲皆为福建巨儒，因自视甚高而不轻易称赞他人。陈和仲出于延请风水术士择地安葬亲人的社会需求，与丘万原相识相交。林、陈二人不仅对丘万原的阴阳风水之术交口称赞，而且属文相赠，使丘万原为时人所重。建阳名士蒋易仰慕丘万原之名，在好友张昌龄推荐下将丘万原邀至居所，请其为父母卜选改葬之地。蒋易曾这样记述其与丘万原的交游：“余父母之宅兆亦皆其所自卜，而未知何如也。今年夏，万原适自三山来，昌龄为余言，始敢邀至山中。既为定穴，改葬其先祖，及视先考之墓遂正其穴与向。曰如此如此，则尽美矣。初未尝与余较直也。谓君负仁术，尚义气，讵不信乎！然余亦不能具礼者，故谢之以文，将使读余文者知万原之不苟取，又以垂令名于无穷也。”11 卷二 赠万原丘公序由此可见，士人因择地葬亲之需而寻求地理术士的服务，这是促使两大社会群体交往互动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地理术士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亦会主动访求当时有名的士大夫为其撰写序记、赠诗唱和，借助士大夫名笔的褒扬和赞美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的关注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物质收益和精神回报。尤其在时局不稳、社会动荡之时，通过著名文士撰文的褒扬、宣传和推荐，更多的是维持一份生计，以期获得养家糊口的机会，这一点可从李祁与龙朋远的交游过程略知一二。李祁在 赠地理龙朋远序 中记述：“时师俗士持浅陋之术，以误当世之人，指伪以为真，饰非以为是，以愚诳愚懵不自悟，岂不深可叹哉！今年春，予以老病来就医药于永新之上麓主刘君子琚，子琚为予谈山水之在其乡境之内者，且曰，此固予之所自得者也，必待龙朋远来决之。未几，而朋远来，一览而决曰：是固有得有失，然皆未足以尽吾之所见也。吾之所见者，异于是。于是遂指其处以语子琚。子琚见之，乃大喜曰：朋远不吾负也，吾不徒誉朋远矣。由是遂留宿馆中，朝夕相与谈，而予亦由是而得以尽窥朋远之学焉。大抵朋远之学，其传之也有其宗，其求之也有其要。故其得之也，直足以上追古之作者而无愧焉。惜其艺成而时乖，志远而迹近，局蹐乡里，而无以自见于世。故虽磊砢自负，而人或疑之及亲与之语，而尽窥其学，然后知子琚之果能知人，而朋远之果有以异于人也。今四方多难，诚难远图，然亦宜稍出而试之，使自有宇宙以来，山川之秘一旦由我而发，则人之见者，必将嗟叹骇服，诵之于当时，而传之于后世。又可使曾、杨数公得专美于千百载之上哉。朋远既深得山水之妙，而尤精沙涤，与人论寿夭祸福，不差毫厘。由其识趣高朗，故所学辄精。又性刚直，不苟取，不妄谀悦人，故极为子琚所称许。而予之子位，亦辱与朋远游，故为序赠之。”22 卷四此序作于元明易代之际，李祁开篇谈到很多无良术士为追求纯粹利益，多持“浅陋之术”诓骗世人，使人信以为真。随后，李祁记述自己与龙朋远朝夕相处、交游的过程，认识到其地理之术的“传之有宗”和技艺高超，足以与古之名术士相埒。然而龙朋远生不逢时，虽才气卓著，却在“四方多难”的时局下无法施展所学之术，更不能为世人所知。李祁“亲与之语，而尽窥其学”，确信龙朋远绝非一般术士，认为如果得到机会，其地理之术必将使人“嗟叹骇服”。最后，李祁又高度赞扬了龙朋远的人格和美德，夸赞其“性刚直，不苟取，不妄谀 109悦人”，这是龙朋远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通过李祁赠序中的褒扬和赞美，龙朋远不仅提升了名气，而且获得更多为世人提供服务的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李祁之子从学于龙朋远，展开了又一个士、术之间互惠的动态交互过程。李祁之所以不吝文字褒扬龙朋远，除双方之间的互惠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即李祁对地理术数之学亦有兴趣爱好，从而为二人之间产生共鸣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元代士人有术数爱好者数量甚多。师山先生郑玉曾自述，“予有山水癖好，堪舆家言号地理学，琮从予游三日，尽得吾意”23 408。岳阳甘鉴翁，“以儒者业医，又博通天文、地理、阴阳、法家之言”24 298。胡深，“胡氏仲渊雅善书，谨而不拘又善诗，洁而无疵君通地理、明葬法，观山水之美恶，卜时日之吉凶，折之以理”24 188。对地理术数的兴趣爱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元代士人对地理术士群体的认同感。另外，当时的地理术士为求生计，也多主动攀附士人。李祁在 赠地理刘济川序 中记述：“业是术者，往往访余山中。尝试以意叩之，率多拘其数而昧于理，得其粗而不能其细，甚者或委曲迁就，以求售其说。”22 卷五赠地理龙朋远序 亦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时师俗士持浅陋之术，以误当世之人，指伪以为真，饰非以为是，以愚诳愚懵不自悟，岂不深可叹哉！”22 卷四当时学习地理术者鱼龙混杂，为追求利益而无是非之心，曲意逢迎者不乏其人。李祁对此种风气表达了不满，“殆将厌之”，部分看法切中时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以地理术谋生者群体庞大，因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地理术士不得不主动上门服务。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术士事后放弃索取费用，转而向士人邀文，以期通过文士的诗文赞誉扩大个人影响力。元代停废科举加速了士人的职业分化，社会的多元化又为士人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25 322。元仁宗虽恢复科举，终因录取人数有限而竞争激烈。这一局面导致元代儒士绝意仕进，由文转习术数者颇为常见，“地理家于儒家若异，然地以理言，理无二理，则当无以异。兼通儒学，始精通地理之学”2 282。大多数术数的基本理论不会超出阴阳、五行、八卦的范畴，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内容，由儒转习地理术因难度较小而成为当时颇为常见的现象3 280。袁州王玄石即是此例，“袁之古萍有簪缨之裔曰王氏，往余举于乡，其族玄石为江西行省知印，邂逅钟陵逆旅，知其意气奋发志于功名者也。后乘时积官至理问近岁乃闻有以地理之术称于吾郡，询之，玄石也，其貌苍然，其鬓皤然”9 561。王玄石生于袁州簪缨世家，早年以考取科举功名为人生追求，屡试不第后以吏仕进。元末之乱，王玄石转习地理之术，闻名乡里。安仁邓深秀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李存在 赠邓深秀地理 中记述：“安仁之东南有山，苍苍然在百数十里外者，临川之云林也自昔多邓氏居之。而邓氏之贵且显者，文且艺者，前后盖相望也。余生晚，不能皆亲薰而炙之。今曰叔仪、曰汝励、曰季文、曰谦伯，咸好学而多材，未尝辱友。余元统甲戌之秋，则又得深秀焉。其气廉以和，其神清以长，问其所成名，则曰：吾素嗜阴阳家言也。余曰：子之艺，其必精乎？近世之业此者，或负贩之流。子既有诗书世泽之远以为之本，而又有里居林泉之胜以助之养，泊乎其中，而蔚乎其外者，非偶然也。”8 611安仁邓氏家族世业儒者前后相望，邓深秀则转习地理术数之学，这种情况在元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术士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因而更易于与士人产生交集，二者通过互相切磋诗文技艺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雅趣。元代大儒吴澄曾在赠地理邹晞阳 一诗中写道：“单衣只影苦羁栖，至宝携持欲向谁。刚有天资刚有志，善谈地里善谈诗。王门海阔裾徒曳，寒谷春迟律试吹。认得田园真乐处，归来尧舜是吾师。”26 87吴澄笔下的邹晞阳不仅是一位地理术士，更是一位善诗之人。元儒陈栎曾作诗称赞樵阳熊心泉：“只道寻龙解识真，岂知诗亦尽惊人。胸无尘俗方名世，心有渊泉可润身。”2 469陈栎笔下的这位地理术士熊心泉亦擅诗文，二人经常寄情山水，以诗文唱酬相往来。李祁在 与地理叶梅窗 一诗中赞美了好友叶梅窗的雅洁之趣：“窗前不种寻常树，只有梅花兴味长。踏遍江南山水窟，归来和酒咽清香。”22 卷二李祁以梅花比喻叶梅窗的品格和操守，希望好友归来后能再次饮酒畅聊。因为士人与术士在身份、知识两个方面存在认同基础，共同话题促使术士在技术之外追求艺文之雅趣，从而得到士大夫的认可乃至共鸣。110三、结语元代地理风水学说并非如学界所言进入衰退期，风水术的发展亦未因朝廷禁令而完全抑制。得益于两宋以来风水活动和相关理论盛极一时、蔚然成风的社会环境，元代风水地理之术依然盛行，甚至元朝统治者也沉迷其中。元代地理术在民间的流行延续了前代之风，笃信和研习者不绝如缕，以地理术谋生者亦不乏其人，地理术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一种“富贵”之术。普通民众和统治阶级上层对地理术的热衷，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礼制，对当时的社会习俗造成冲击，一些不良影响带来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导致时人对地理风水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元代地理术的发展带动了士人与地理术士之间的交游，科举制的停废加速了士人的职业分化，由文转习术数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具有一定儒学基础的地理术士，更易于与士人产生文化共鸣，通过切磋诗文技艺增加文化互动，强化士人和地理术士之间的认同感。一方面，士人和地理术士的往来大多出于卜葬、择居的社会需求，依靠地理术士择得风水佳地成为相互结识的契机；另一方面，地理术士为谋求生计和嘉誉，也会主动攀附名士大夫，通过为其免费服务求取赞誉性诗序，以期获得更大的名气和声望，从而得到更多的物质收益与精神回报。总体来看，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之间的交游既是一种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文化共鸣，又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动态交互过程。注释：参见廖咸惠著、上内健司译 墓葬風水：宋代地理師社会的位置，都市文化研究 第10 期，2008年；刘祥光 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 2010年第45期；杨晓红 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兴盛及原因探析，西夏研究 2010年第4期；张瑞 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余格格 宋代风水文献研究，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潘晟 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余格格 知识、观念与实践：宋代地理术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潘晟从知识社会史角度出发复原了宋代地理术数的各个方面，深刻剖析了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是全面研究宋代地理术的大成之作。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陈高华 元代的地方官学，载 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叶新民 元代阴阳学初探，蒙古史研究 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页。六朝以来风水之说渐行，风水多与丧葬礼仪、住宅选址等活动相关联。在“求利”观念驱动下，通过对风水的追求改变命运、祈福求祥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重要风尚。参见雷玉华 唐宋丧期考兼论风水术对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四川文物 1994年第3期；张邦炜 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黄志繁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史学月刊 2005年第11期。参考文献：1 郭璞.古本葬经 M/四库存目青囊汇刊.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2 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 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 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 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4 何晓昕，罗隽.中国风水史（增补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5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6 苏天爵.滋溪文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97.7 宋濂，等.元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8 李存.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 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9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60册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0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 M/明别集丛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11 蒋易.鹤田集 M.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明抄本.12 朱升.朱枫林集 M.合肥：黄山书社，1992.13 黄枢.后圃黄先生存集 M/续修四库全书：第13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 元典章 M.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1115 赵文.青山集 M/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9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 刘诜.桂隐文集 M/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9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 郯韶.送地理刘汉章 M/草堂雅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18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4册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9 谢应芳.龟巢稿 M/明别集丛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20 谢应芳.辨惑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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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this group strengthened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literati and Geomancer.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Geomancer in the Yuan Dynasty was not only akind of cultural resonance out of common interests,but also a mutually beneficial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Keywords:Yuan Dynasty;literati and officialdom;the Geomancer;socialized（责任编辑保宏彪）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