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与米芾“卑唐”论_李正庚.pdf

062美术学报ART JOURNAL2023.01雕版印刷术与米芾“卑唐”论*李正庚摘要法度严谨的唐楷是唐代书法繁荣昌盛标志之一，宋代米芾却持“卑唐”论调，对唐楷几乎全盘否定。唐楷法度化、装饰化是写本时代信息传播性质和石刻视觉性内在要求。宋代雕版印刷术勃兴，消解了写本时代字体、媒介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规制性。米芾贬斥唐楷，是宋人于其传播环境下对唐楷的误读。从媒介与艺术关系看，米芾“卑唐”论反映的是，宋代雕版印刷术媒介变迁引导的宋代书法新变。关键词雕版印刷术；米芾；卑唐法度严谨的唐楷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又一高峰，是唐代书法繁荣昌盛标志之一，然宋代米芾却持“卑唐”的评书标准，对唐楷名家几乎全盘否定。然米芾在否定唐楷时，却对唐楷名家行书极为称赏，如评颜真卿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1又称颜真卿送刘太冲序：“碧笺宜墨，神彩艳发，龙蛇生动，睹之惊人。”2在评判颜真卿楷书、行书两种不同字体时，米芾表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有研究者认为，宋代“重视尺牍书的时代风气”3、“尚意与尚法水火矛盾”4、“宋人复古倾向”5等是米芾“卑唐”论产生原因。“尚意”等的确可视为宋代书法之时代特色，但其与唐代“尚法”只是书法发展历史前后时间序列关系，其间并无内在本质联系。因此，书法史研究视角难从根本上阐释米芾“卑唐”论产生内在客观原因，尤其难以解释唐代颜真卿，为何要书写两种趣味完全不同的字体，而宋代米芾，为何要用其行书来否定其楷书。一、写本时代石刻与唐楷商周时期作为国之重器用于郑重场所的青铜器一般藏于宫廷，或用作陪葬品埋入地下，一般人难以接近。秦汉以来，青铜器逐渐被石刻所取代，所谓“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6。刘熙释名释典艺碑云：“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7可见，碑刻等石刻是主动向社会展示所要传播的文字信息，使信息公之于众，广被人知，永久流传，达到“被金石而德广”8之传播效果。唐兰云：“书于竹帛既不永久，也不能公之于大众。刻石的兴起，可以弥补这些缺点。费一些人力去开采一些大石块，略加琢磨，在经济上是上算的。不怕风雨，不怕熔毁，不怕掠夺，可以保存永久。体积大可以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媒介变迁视角下雕版印刷术与唐宋书法嬗变研究”（项目编号：2020BF00876）阶段性成果。063古代美术史研究ReseARch oN ANcieNt ARt histoRy大字，便利于蔚多人来看。”9石刻是为了“被看见”而竖立，这与殷商青铭文完全不同。“金文之少见，可能是因为铜器多半为皇室或私家所收藏，通常不易为一般人所见到，不若石刻之公开和大众化。”10石刻文字信息的公开化、大众化，意味着在写本时代，石刻具有大众化传播媒介的性质。同时，秦汉以来由于石刻长期用于记录郑重场所信息和显示权威，石刻媒介逐渐形成并凝固了一种文化传统，即石刻是权威、经典、正统地位的象征。一旦石刻垄断了传播内容的经典性、权威性、郑重性，石刻也建构了字体的崇高性、庄严性、典重性。当石刻作为一种大众化性质传播媒介、一个整体视觉对象被社会受众观看、阅读时，石刻视觉性被凸显出来。“石刻竖立于野外，或嵌置于室内，其与周遭山河或者建筑如何互动，当其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观看和阅读的对象之时，文献形式如果不是比其内容更为重要，至少也是难以轩轾的。”11所谓文献形式，即石刻字体形式、款式布局等，也就是说，石刻视觉性决定了石刻文字有自己的技术处理方式和书写机制。石刻视觉性要求石刻一般放置于野外，与受众保持一定距离，石刻文字字迹不能太小，否则会影响观者对文字的识读和辨别；同时，为了对抗自然力侵蚀，刻写肤浅亦会制约文字传播时间延续性，因此石刻文字有其特殊的书写方式。吾丘衍云：“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体。洪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隶法颇深，具其大略。”12此即阮元所谓：“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13表明字体方整严谨、笔画深入劲刻是石刻隶书的书写要求。唐楷是承继石刻隶书书写传统而来，欧阳询被认为是完善唐楷字体的标志性书家。“钟王楷书脱胎于行书，作为碑刻上的正体来用，结体和笔法都有不够庄严稳重的地方。南北朝时人已经为了这个原因，对钟王楷书作了一些改造。不过直到唐初的欧阳询，才较好地完成了这项改造工作。”14钟王楷书本是手写体，其笔法、结体、形态并不符合石刻文字方严深刻、庄严稳重要求，欧阳询最大贡献，是将钟王手写体楷书改造为一种适合石刻展示的字体。李煜云：“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15张怀瓘评欧体楷书：“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16反映的正是欧体楷书石刻视觉性字体视觉效果呈现。李煜评颜真卿、柳公权：“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17又评颜真卿：“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18此即米芾批评“颜、柳挑踢”之意。相比欧体楷书，颜、柳楷书点画更趋饱满、厚实，字体架势更趋端庄开阔，尤其是笔画末端提按明显、出锋夸张。颜、柳楷书的这种写法，一方面是出于石刻文字架势端庄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1米芾：书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2同上注，第10页。3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4王世征：在抑唐崇晋中确立自我略论米芾的“真趣”观，中国书法，2015年第8期，第118-125页。5黄修珠：论当代书法发展背景之“唐楷时代”兼及康有为的“卑唐”说，文艺论坛，2019年第3期，第110-117页。6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7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8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48页。9唐兰：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10美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7页。11程章灿：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古典文献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8页。12吾丘衍：论篆书，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13阮元：北碑南帖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37页。1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4页。15李煜：书评，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1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440页。16张怀瓘：书断，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91页。17同注15。18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7页。19包世臣：艺舟双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5页。20侯开嘉：书法史求真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4页。21郭绍虞：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上），学术月刊，1961年第11期，第47-50、46页。22米芾：海岳名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23同上注，第3页。24同上注，第1-2页。25王南溟：唐楷是唐代的美术字，书法，2005年第12期。26黄惇：颜柳的障碍，中国书画，2011年第2期，第51页。27黄永年：碑刻学，新美术，1999年第3期，第4-16页。28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21页。29“可知唐人也曾扩大八分的范围，用以指称真书了。”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1页。30孙过庭：书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6页。31阮元：北碑南帖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37页。32刘昫：旧唐书张廷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54页。33朱长文：阅古丛编序，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 第1册，齐鲁书社，2015年，第368页。34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 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12页。064美术学报ART JOURNAL2023.01颜、柳楷书字体空间增大，为保证文字识别度、清晰度，方便观者在一定距离上对石刻信息阅读的需要。由于石刻要面向大量匿名、不同层次大众化人群，要适应一般受众观看和阅读，其文字必须是当时社会最常见、最通用字体，也只能是社会接受度最高、社会最熟悉、最容易释读的字体。包世臣云：“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19有研究者认为，“此言可谓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端庄厚重的字体特点，还阐释了其民间的通俗实用性。”20实际上，颜体楷书的“通俗实用性”，内在于石刻媒介属性和视觉性，即颜体石刻楷书所指受众，是面向全社会观者，并不为特定群体而设。同时，为保证石刻信息传递的清晰、准确、有效，防止信息传递的变形、失真、随意，体现石刻信息传播郑重性、庄严性，石刻文字亦必须高度规范、严谨整饬，因此石刻文字必须是当时社会使用的正体。这种石刻正体在笔法、结构、整体布局上有自己的特点，即“祥与静，是正体的条件”21。所谓祥，是指石刻字体笔画法度严谨，结体标准化；所谓静，是指石刻文字布局整饬化，整体程式化、字体装饰化。米芾批评颜真卿：“（张旭）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22又云：“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23又批柳公权：“自柳世始有俗书。”24今有研究者亦多附和米芾论调：“唐楷的美术字化就在于将文字结体和章法都作了整齐划一的安排和每个点画都有装饰性的特征，以至于被米芾形容为蒸饼笔法，这种笔法就是因为其过分的装饰性而体现不出书写性，这也是颜真卿的楷书与其行书运笔不同的原因。”25或认为：“（颜柳）楷书确实有变化，我认为是朝美术字方向发展。”26米芾将唐楷的整饬化、装饰化、美术化斥之为“俗”，正好表明石刻和唐楷本来就是一种大众化传媒媒介和字体。钟王楷书本来就不是适应石刻的字体，欧阳询对此进行了完善，颜、柳又在欧体楷书基础上，对钟王楷书进一步技术优化，使唐楷成为最适宜石刻的正体字体。颜、柳等唐楷体现的装饰化、美术化，只不过是延续过去殷商青铜铭文、秦汉石刻正体书写传统而已。在写本时代，字体、信息传播与媒介有内在规制。“形制与文字性质实不能分离，某种文字必用某种形制之石刻。”27据大唐六典卷十：“（校书郎）字体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于石经载之；三曰小篆，谓印玺、旐旙、碑碣所用；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谓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28唐代隶书指楷书，按启功所言，唐代八分亦指楷书29，楷书即为碑碣等石刻所用字体。又唐孙过庭云：“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30明确指出正体楷书是用于题榜、石刻等大众化性质媒介字体，行书草体是用于私人通信等人际传播字体。唐代虽有行书入碑，35黄沃：跋，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 第7册，第4470页。36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 第24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28页。3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61页。38王星：论宋代石刻的文化建构、凝定与衍生功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08-110页。39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第62页。40朱剑心：金石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88页。41加拿大罗伯特洛根著，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42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43同注39，第222页。44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708页。45杨守敬：学书迩言，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722页。46沈从文：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2页。47张宗祥：书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