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对计算机自动机制的...程中“数字管道”环境的考察_谢周浦.pdf

学术论坛29一、计算机 VS.电影：两种“自动机制”的碰撞如果我们从“自动性”角度来考察计算机带给电影艺术的变化，就会得到对数字电影更为深刻的理解。实际上，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将媒介理解为一种“自动机制”（Automatism），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自动机制，即“一种媒体以其自动机制，而不是一种物质、材料和工具性来进行定义，它似乎能够与技术方法相互对应，并且在这个意义上由它们为条件”1。从“自动性”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电影与计算机在诞生起点，就有着共通性，而这正是它们如今能够在实践中融合以及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的基础。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以严谨的媒介考古方法，回溯了 1839 年照相术与 1833 年“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使用打孔卡片录入数据，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的发明，认为两者出现于同一时期并非巧合：“现代媒体和计算机的历史发展轨迹开始于同一时间点，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2尽管如此，长久以来两者并没有明显交集，直到 1936 年，阿兰图灵（Alan Turing）设想了一种在磁条上书写和读取数据的自动机器，后被称为“图灵机”（现代计算机的原型）；而电影也正是这样的自动机器，“电影摄影机将数据记录在胶片上，而电影放映机将数据读取出来”3。更有趣的是，德国工程师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在实践图灵理论时使用“穿孔带”来控制计算机程序，而这条“带谢周浦，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摘 要：媒介融合背景下，计算机自动机制正在与电影自动机制融合，形塑数字电影的“新自动机制”。在“数字视觉效果”领域，“数字管道”即为新自动机制的结晶，在此，电影作者的创造意志与计算机程序之间的张力凸显出来。其中潜藏着危险，即创作者以不自觉的方式，被计算机程序的自动化所架构，这个过程就是“路径依赖”。计算机程序的重复引发视觉样式的重复，而视觉样式的重复导致视觉风格的给定性，最后，视觉风格限制了叙事风格。关键词：路径依赖 自动机制 计算机程序 数字视觉效果 数字管道 电影叙事对计算机自动机制的“路径依赖”电影叙事对计算机自动机制的“路径依赖”基于对数字制片流程中“数字管道”环境的考察 谢周浦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内文.indd 292023/2/28 上午11:23学术论坛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194 期30子”正是废弃的 35 毫米电影胶片（图 1）。4可以说，自动性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已经潜在其媒介特性之中。安德烈巴赞（Andr Bazin）就认为，摄影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自动性，即“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5，并且“基于这种观点，电影的出现使摄影的客观性在时间方面更臻完善”6。而在计算机这边，其自动性主要依托于“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这是一种编程语言序列，通过编译器能够被计算机执行或解释，从而实现某种特定结果。7它通常表现为计算机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自动执行一个特定算法的形式过程。到了数字时代，发生了一个关键性转折，电影媒介用以记录和读取信息的载体从胶片变成了数字，这为电影中潜藏的自动性在计算机程序的激发下暴露出来提供了可能。正是因为“自动性”标准的凸显，很多学者将电影机制和计算机机制并置，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史蒂芬普林斯（Stephen Prince）认为计算机程序因其具有更高的自动性，因此是电影自动机制的进化：“以前有电影，现在和将来，有软件”8（计算机程序、库和相关数据的集合被称为软件）。马诺维奇认为，在现代文化中，这两种机制混杂在一起，共同作用，“计算机时代的视觉文化在外观上是电影式的，在材料上是数字的，在逻辑上是与计算机有关的（即软件驱动）”9。D.N.罗德维克（D.N.Rodowick）则强调了两者在更基本层面的断裂，认为数字影像的生成依托于计算机程序，而摄影影像则依托于摄影术，虽然它们能够产生类似效果，但实为两种不同的机制：“（程序）可能是创造电影效果的自动机制，但它们不再是电影的自动机制。我们的视听文化现在是一种数字文化，但是带着一副电影的模样”10。“自动性”标准不仅让电影机制与计算机机制得以比较，而且打开了这两种机制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克里斯汀戴利（Kristen Daly）在其博士论文 电影3.0：数字和计算机技术如何改变电影（Cinema 3.0:How Digital and Computer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Cinema）中，已经充分地描述了这两种自动机制如何混杂地呈现在“电影 3.0”中：她认为，“长镜头”这种视觉形式已经在计算机自动机制中成为惯例（比如在动作冒险、第一人称射击等游戏中，为了制造更紧迫的互动感，鲜少有镜头切换），而当这种原本借于胶片电影的形式通过数字技术返还给电影时，带上了新的美学特性：“更少的控制，更多的互动”，而这种特性来源于计算机自动机制。因此，她提出“越来越多的富有创造力的导演被赋予了自动化的数字和计算机技术，这让机器自动书写。这种美学是一种算法，虽然最初由作者创建，但随后便不受人为影响地持续发挥作用”11。两种自动机制的融合，正在形塑着数字电影的“新自动机制”。一组张力关系由此被注意到，即创作主体与数字电影“新自动机制”之间的博弈。因为胶片电影的自动机制已经被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家挖掘殆尽，这种张力关系在那里已经消失了，就好像创作者和“电影笔”已经融为一体。12但是，在计算机自动机制对电影自动机制的侵入下，一种混杂的、尚未定型的“新自动机制”突然从曾经的一体性关系中挣脱出来，原本“上手”的电影机器凸显出它的“在手”性13，张力也随之在创作者与新媒介之间产生。戴利看到了“新自动机制”带来的艺术可能性，但她没有提出在这场新角力中潜藏的危险，即自动机制对主体性的裹挟和消弭。这也正是笔者试图发出的警告。但泛泛而谈容易迷失焦点，因此有必要将这场角力的考察限定在“数字视觉效果”（Digital Visual 图 1 工程师楚泽设计的计算机 Z1，其复制品收藏于德国科技博物馆，它包含了几乎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功能组件，并且用 35 毫米电影胶片作为信息输入媒介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内文.indd 302023/2/28 上午11:23学术论坛31Effects，简称 DVFx）这一领域，因为它此时正处在临界点：一方面，自 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上映以来，好莱坞以及全球电影业界开始逐渐普及这一技术，经过近 30 年的深耕，它已经从后期制作扩展到整个制片流程，从巨额投资的大片扩展到几乎所有电影。可以说，生成“数字视觉效果”的自动机制是计算机自动机制和电影自动机制交融的结晶；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数字视觉效果的自动机制仍然还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这些变化都在不断制造出新的张力，从而有利于观察和研究。通过聚焦“数字视觉效果”，我们将挖掘出创作者与底层计算机程序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并提出潜藏着的“路径依赖”危机。二、“数字管道”：电影作者与计算机程序的博弈通道在电影研究领域，“数字视觉效果”这个词源于已有的概念“视觉效果”（Visual Effects，简称“视效”或 VFX）。视觉效果是“一个广泛的术语，指的是任何不能用标准摄影技术拍摄的东西可以通过光学或数字后期制作完成”14。随着数字技术日渐渗透到电影制作当中，计算机程序生成的视觉效果日渐普及。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视觉效果都涉及到数字和计算机生成图像的操作这非常普遍，而电视剧和电影都会加入这些效果”15。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数字视觉效果”定义为：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制作过程贯穿整个电影生产过程，使用计算机程序生成的一种视觉效果。16从这个概念描述中我们能发现，它产生自计算机程序，同时也融入了电影制作流程，因此它是这两种自动机制的结合。这种结合固定成为的形式，业界称之为“数字管道”（Digital Pipeline），指的是为了生成数字视觉效果，跟随电影制片流程而串联起来的一系列数字技术形式，是在电影制作实践中沉淀下来的工艺流程。正如身处其中的工作人员所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工厂里的生产线使用这些数据去生成更多的数据，再传递给别人使用”17。我们认为，“数字管道”（图 2）有横向和纵深两个维度：在横向维度上，它反映出的是两种自动机制的混合，计算机程序的自动性被引入到制片流程中，增强了制片的自动化程度；它的纵向维度则被诸多研究者忽视，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个纵向深度中，我们能够洞察到计算机程序与电影作者意志之间的博弈程序的自动化对导演创意的限制（图 3）。我们把这种限制称为电影作者对实现数字视觉效果的技术形式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最早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用来解释技术采用和产业演变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率先进入市场的技术标准会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变得根深蒂固，这与该标准本身的好坏并无关系，劣质标准之所以持续存在，只因为它已经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形式，譬如图 2 “数字管道”横向示意图，显示了数字制片中计算机自动机制与电影制片机制的混合图 3 “数字管道”纵向示意图，显示了“新自动机制”中电影创作者与计算机程序的博弈关系 电影叙事对计算机自动机制的“路径依赖”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内文.indd 312023/2/28 上午11:23学术论坛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194 期32打字机上的键盘布局至今仍然被用于计算机键盘。18随后，以该概念为核心的认知和分析方法被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中，并逐渐泛化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如今，我们提到这个概念时通常指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积极的反馈机制是路径依赖的起源，它们导致了一种强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产业“倾向于”一种或另一种产品设计，而这种倾向并不是基于其身处的实际条件，而是取决于过去的决定和经验。19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我们将电影创作置入市场环境中考量时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导演选择某种数字视觉效果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基于它本应该服务的具体情节，也不是因为它在技术上具有突破性，而仅仅是因为这种视觉效果曾经被市场证明了其有效性，并且实现它的技术形式已经成熟，所以才会在路径依赖下进入再生产的循环。这就是我们要揭示的危险。三、纵深分层：从底层程序到叙事风格提到“路径依赖”，很自然会想到类型片的操作，按照基本定义，划分类型的标准取决于“重复的情节动机，反复出现的图像样式，标准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可预知的重复惯例”20。显然，具体影片的叙事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既有类型的前置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特定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由特定的技术形式发展而来，正如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的论述：“风格是组织影片技巧的形式系统。任何一部影片在创造风格方面都要依赖于特定的技巧，这些技巧由电影制作者在历史环境的限制里进行选择。”21在其更晚近的著作中，他认为由技术差异造成的风格，恰恰通过叙事过程显现。他说：“叙事就是电影提示观众在情节叙述组织以及风格式样化的基础上，去建构不断形成中的故事的过程。”22由此，他指出了一条电影研究中从技术形式到叙事风格的路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正在考察的“数字管道”。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随着数字视觉效果的广泛运用，架构类型片叙事风格的底层技术出现了从摄影术转移到计算机程序的趋势。如同摄影技术与叙事风格的关系在类型片的讨论中尤为重要一样，“数字管道”中计算机程序与叙事风格之间的纵深关系，也迫切地需要进一步剖析。唯此，才能揭示出电影叙事是如何被底层计算机程序所架构的。如图 3 所示，数字管道在纵深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数字视觉效果的生产工具计算机程序；再往上是程序生产出来的视觉样式；最后，视觉样式与电影所述事件结合，成为我们在银幕上能够感受到的某种叙事风格。笔者试图证明，在这样的层级结构中，处在最上层的“叙事风格”正在被最底层的“计算机程序”架构。两个能够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