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专制制度.pdf

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212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专制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专制制度*焦燕妮（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06）【摘要】俄罗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独有的民族现象存在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既不同于西欧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式独裁君主制，即使罗曼诺夫王朝早已覆灭，但它始终在俄罗斯政治进程中如影随形。本文将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俄罗斯政治进程中幽灵一般的专制传统背后的传统制度（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俄罗斯国家建构史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行为逻辑。从而认知俄罗斯专制传统并非领导者一人选择，而是基于强大的文化背景，基于俄罗斯人民所持有的共同观念。【关键词】俄罗斯专制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正式制度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一、一、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我们要将文化看成是为行动提供模板的规范或象征；制度影响着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或实践模式,是因为后者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内具有更大的价值（吴晓文，2008：23）。社会学制度主义相较于其他理论范式而言，它着重关注文化要素对组织形式及功能的影响,以及组织中的行动者在制度背景下的行为逻辑,它更多从适宜逻辑而不是后果逻辑角度探讨规范体系、意义结构、认知模板所发挥的引导性和约束性作用。二、俄罗斯专制制度二、俄罗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确立离不开封建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化。基辅罗斯时期并没有建立起封建等级制度，然而基辅大公耳濡目染蒙古人带来的专制传统，在历经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一系列积极巩固国家统一、加强集权的政策后，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大地上建成等级君主制，这也就意味着专制制度在俄罗斯的初步形成。专制制度在彼得一世在位期间达到顶峰，尔后则逐渐衰落直至 1917 年被推翻。但是俄罗斯的专制传统、崇尚强权真的彻底宣告死亡吗？诚然，新世纪不允许“专制制度”，但是纵观俄罗斯现代化进程，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大地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休克疗法带来的“自由”好像让俄罗斯无所适从，甚至更加混乱。这也难怪普京曾说，国家及其体制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至关重要，俄罗斯人对此习以为常（普京，1999）。关于俄罗斯专制主义对俄罗斯国家发展是利还是弊，斯拉夫学派和西方学派已经争论过多次，我们便不在此过多赘述。我们主要是探析它为何反复出现，甚至成为一种俄罗斯政治文化现象。从长时间历史视角下，俄国专制制度（）作为一种独有的民族现象存在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既不是东方独裁君主制（）,也不是西欧绝对君主制()，它的形成与俄罗斯的原生自然环境、执政者的统治利益紧密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君主制政府形式，符合俄国人民的传统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历史上集权政治、强权领导人屡次出现，甚至农民起义也只是想要换一个“好沙皇”而已。本文将借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指出，俄罗斯专制传统并非领导者一人选择，而是基于强大的文化背景，基于俄罗斯人民所持有的共同观念，将非传统性制度纳入研究范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俄罗斯国家建构史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行为逻辑。三、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三、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专制专制制度制度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托克维尔，1988：3031），道格拉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认为，制度的初始选择非常重要，一旦人们选择了一种制度形式，制度的发展就会产生自身运行的惯性。而制度运行时各种相关因素都可能向着有利于这种初始选择的方向发展，从而强化这种制度选择。在基础性制度得到确立之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俄罗斯民族意识研究”（项目编号：19BGJ060）的研究成果。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213人们会逐渐对这种制度产生依赖。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以及时间过程长期演化之下，受到初始状况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在强制力量缺失或较小发生作用的条件下出现的，并使政治制度沿着某种特定的轨迹发展。这就是制度维系过程中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方式（马雪松，2013：150）。正是在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开始了莫斯科罗斯的政治模式具有东方独裁色彩（结合拜占庭与蒙古因素）的专制君主制。俄罗斯政治道路选择了专制，而该选择长期影响着俄国历史的发展。（一（一）正式制度因素）正式制度因素正式制度即由国家出台颁布的各种法律、规章制度以及国家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种有组织的国家控制，包括国家司法制度、官吏制度。因此我们把大公、沙皇以及波雅尔杜马和服役贵族这些政治精英列入考察范围，进而分析俄罗斯专制形成中的正式制度因素。1.1.法律确认专制制度法律确认专制制度罗斯建国初期，大公虽然贵为国家权力最高统治者，但是在建立集权国家前，大公的权力受到谓彻会议、波雅尔以及亲兵的限制。从罗斯大公到沙皇,最初的臣民关系演变为君仆关系,其专制政治意识在国家统一过程不断形成,并通过国家立法赋予专制权力合法化。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大臣冯赫伯史坦因(音译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评价瓦西里，大公拥有世界上其他君主所未曾有过的权力，至于伊凡三世，君主自行决断所有世俗和宗教事务。所有人都认为，皇帝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无论皇帝做什么，都是上帝的旨意。君主就像上帝的管家，按上帝的吩咐行事（.，1906：21）。莫斯科罗斯在伊凡四世的管理下进一步走向专制，俄罗斯国家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管理制度。以往的君主与臣民之间的那种淳朴关系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君主个人迷信式的敬畏，两者之间不可逾越。此后的罗曼诺夫王朝也沿袭这一理念。莫斯科罗斯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将自己的君主专制政治理念合法化。1497 法典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通用的第一部法典，旨在集权、重组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标志着中央集权化的第一步，开始全新政治统治方式。莫斯科公国不再是众多公国之一，而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大公的地位也从“几个平等王公中的第一个”变成罗斯唯一的君主，其他王公都为他服务，成为他的臣民（曹维安，2002：62）。莫斯科罗斯在伊凡四世的管理下进一步走向专制，俄罗斯国家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管理制度。伊凡四世与王公库尔博斯基通信称，国土是靠神的恩赐、靠我们父母的祝福、靠我们这些君主治理（瓦奥克柳切夫斯基，2013）。即对沙皇而言，其余人都是为他服务的，国家由沙皇一人治理，也就是专制政权。2.2.波雅尔杜马服务沙皇波雅尔杜马服务沙皇波雅尔是古罗斯时期就存在的社会精英阶层，或称世袭大贵族，依照家族之间的官位等级关系来担当一定职务。伊凡三世准其参与国家事务，在上层权力体系发挥作用，负责立法，司法和行政，但都基于沙皇的批示和授权。一五五零年法典明确了贵族的立法与司法职能，针对法典中未明确的事宜经君主批示、贵族裁决。十四世纪，莫斯科大贵族协理君主处理国内外事务，双方和睦互助。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要求后代爱戴、尊敬大贵族，认为自己是在大贵族的扶持下才当上大公的。直到彼得一世将波雅尔与服役贵族合二为一，贵族彻底为专制政权服务。3.3.服役贵族保障专制服役贵族保障专制服役贵族是莫斯科大公依靠的阶级力量，他们大多来自地位不高，财富不多的中小贵族，因此紧紧依靠中央政权。君主实行专制必然需要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以巩固统治地位。15 世纪中叶起，莫斯科军职人员开始为国家义务服役，且所有个人土地所有者都必须服役。（周厚琴，2014）16-17 世纪三面领国威胁的外部条件也催生出对军事服役人员的迫切需求。传统的薪俸、世袭领地、食邑已经无法维持日益增多的兵力，故君主将土地赏赐给服役人员，这种军事服役与土地占用的结合就产生了封地制，或者称为服役领地制。领地制加强了专制政权。而逐渐人数扩大的服役贵族则成为了统治者可以依靠的力量。（二）非正式制度因素（二）非正式制度因素政权建立过程中不可忽视人民的力量。即使俄国历史上的大动乱年代，这些僭皇呈现在人民眼中的是一位“好沙皇”“穷人的沙皇（伪季米特里二世）”，伪季米特里一世曾经安排亲自接见来向他请愿的民众。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政权与人民之间不可分割（.，2008：3950）。所有起义过程中人民反对的也不是沙皇，而是波雅尔、官员、地主。非正式制度概况来说也就是民族文化，涉及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等该民族所特有的。而这些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宗教、文字、谚语、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1.1.多神教时期崇拜权威多神教时期崇拜权威宗教在俄罗斯国家建构史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也将东正教看作是强化专制统治的辅助工具，但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214我们也不能忽略多神教早期留下的遗产。在基督教被引入之前，多神教塑造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政治意识。公元 988 年，至少从现有史料和记载来看，多神教的祭司和人民只是接受了这项来自高层的决策，对于神祇被摧毁和改宗的事情人们出奇一致地选择闭口不提。除此之外，宗教礼仪也影响着罗斯民众的观念，多神教时期献祭动物甚至人的习俗虽已湮灭，但影响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受洗，摧毁与多神教有关的神庙和神像，相关神像遭到了多神教式的处决，鞭打后被扔进了第聂伯河。这其实是早期民众自我意识欠缺的一种体现，对权威盲目崇拜。（赵姗姗、王金凤，1999）如今俄罗斯的政治理念可以追溯到多神教时期，根据这种观念，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可以立即改善局势。这不就是为什么人们首先把大公、沙皇，然后把领袖、政治领袖视为异教祭祀的祭司，然后通过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咒语和行动就能立即创造奇迹的原因吗？多神教在俄罗斯的回响是漫长的（.，2001），自基辅罗斯时期，人们就有依靠权威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先例。2 2.东正教规训东正教规训基督教被引入罗斯时便背负了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任务。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俄国承接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意识，往后不断加强世俗权力对宗教事务的介入力度，直至将其置于王权的统治之下。同时俄罗斯民众也不断被东正教宗教思想所规训。俄罗斯民众的东正教观念和“好沙皇”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沙皇与上帝具有同样的特性。（曹维安，2002：20）民众将沙皇看作是上帝在政治生活中的合法代表，在沙皇身上寻找上帝的意志，给与他无限权力去处理世俗事务。而沙皇则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两者有机统一。在这种融合中，人民理解沙皇所担负的巨大道德责任，他们无条件服从上帝旨意的体现者沙皇。人们称沙皇为“,”,我们可以看到，沙皇身上富集着权力、亲情、灵魂以及君权神授的元素。人民知道“人民的利益掌握在沙皇手中”，但也记得“在仁慈的沙皇面前，主是仁慈的。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就会明白“没有的沙皇的国家不可能存在”。沙皇作为上帝的受膏者，充当了信仰和祖国的保护者；人民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笃定服从他；东正教信仰通过教会在精神上支持和加强了沙皇和人民的联系，也就是说巩固了专制主义。3.3.鞑靼桎梏带来的奴性鞑靼桎梏带来的奴性蒙古鞑靼人长达 240 年的统治期间极大破坏了早期罗斯文明，并且为这个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耳濡目染东方式专制统治后，俄罗斯人欣然接受并开始采用蒙古特色的体制。王公们既然被迫在大汗面前磕头，于是也要求自己的跟班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俄罗斯开始深深向往既专制独裁又穷兵黩武式的国家模式。（马丁西克史密斯，2015：65）这种帝王奴隶的意识逐渐从王公扩散到王公的随从，进而扩散到社会全阶层。240 年后，伊凡三世纵横捭阖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土，摆脱蒙古鞑靼统治，却发现，俄罗斯人受尽欺凌，变成在政权面前兢兢战战、俯首帖耳的奴隶。（.，1906：18）两百年的鞑靼统治已经让人民做好了准备。如果说基督教会教导他们遵从上帝旨意，出于良心服从当局，那么鞑靼人则教导他们出于恐惧服从当局，就像那根时刻都能打到他们后背的棍子。（.，1906：19）4.4.法律的虚无主义法律的虚无主义俄罗斯民众自古以来对一劳永逸的法律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法律不能兼顾到个体独特性和事件的差异性。而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退而求其次，以单一的道德原则的形式树立一个最高的权威沙皇统治下的专制制度。普希金很贴切地捕捉到人民心中这种亘古持久的疑虑，他将法律比作树，“无法让真相满意”，因此“必须有一个人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法律。”法律基于利益的灵活性、编纂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以及法律被滥用等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让民众大失所望，失去了对法律这一准则的信心，从而转向在个人权威身上寻找社会生活的最高真理，即被理想化的统治阶级。因为法律无论是在社会底层还是上流社会，只要能付诸现实，才是为人称道的准则，而法律的适用则取决于个人是否在最高真理的权威之下。5.5.社会政治意识滞后社会政治意识滞后俄罗斯民众更愿意看到权力被赋予人类的灵魂和心灵，戴着“人”的最神圣的头衔，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被称作议会多数的没有灵魂的机器装置。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建立之初，主动放弃了政治谋求和参与国家事务，承认沙皇政府绝对自由以及国家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臣服于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及其继承者的唯一意志。这种体制不管有多么不完善，对俄罗斯民族来说都是内心宁静最好的证明（.，1865）。无论是伊凡四世离宫出走，还是大动乱时期反复出现、自称伊凡四世后代德米特里的僭位王，或是历史上规模较为庞大的农民起义，都与沙皇紧密相关，现代意义具有合法性的民选出来的沙皇在人民眼里不重要。俄罗斯社会意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世袭继承制和君权神授观念而呈现出一种极其滞后的特征。斯拉夫派把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215这种现象总结为“俄罗斯人民的不问政治性”（白晓红，2001），俄罗斯人民“不是政治的人民，他们从不起来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去斗争，他们是以追求内心生活和尘世生活为己任的社会人民”（.，2011：514）。四、结语四、结语当我们提及俄罗斯研究时，俄罗斯专制制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独立于其历史传统和人民根基的。任何制度的生成都是具体国家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俄罗斯的专制制度经由上层统治者确立后，通过法典、中央机构与地方组织等制度性因素为专制制度保驾护航，而这一切选择也是基于人民对该政治文明的认同。专制制度与人民根基相互构建过程中形成了俄罗斯独有的专制政治文化。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不会形成俄罗斯专制制度。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吴晓文.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一个文献综述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2326.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见（俄）独立报，1999.3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132.4马雪松.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D.吉林大学，2010：150.5 .,M,.,，1906：1819+21.6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62.7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贾宗谊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2.8周厚琴.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4：165166.9.,.,2008.3950.10赵姗姗,王金凤.试论多神教对俄罗斯民族经济文化的影响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14(01)：8185.11.,J.,，2001.12马丁西克史密斯.俄罗斯一千年上：从基辅罗斯到革命爆发M.周全译.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5.13.-J.1860-1886,，1865,c797800.14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J.世界历史，2001(05)：6877+126.15 .，2011,514.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焦燕妮（1999），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E-mail：。RussianAutocr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Jiao Yanni(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150006,China)Abstract The Russian autocracy exists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s a unique national phenomenon,whichis different from absolut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despotism in the East.Even though the Romanov dynasty haslong been overthrown,it has always been a shadow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Russia.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formal)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behind the ghostly authoritarian tradition inRussias politic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which will help us to have a more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the behavioral logic in Russiasforeign policy.Thus,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authoritarian tradition of Russia is not chosen by the leader alone,butbased on a strong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common beliefs held by the Russian people.KeywordsRussianautocracy;Sociologicalinstitutionalism;Formalinstitutionalfactors;Informalinstitution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