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生成动因、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_陈亚联.pdf

-3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党的二十大还重申和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完善党陈亚联1，黄进华2（1.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2.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0）摘要：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蕴含深厚的生成动因，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历史基础是思考中外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经验教训，实践基础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科学内涵主要包括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等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执政党之问”，准确解答“在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这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揭示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刻动因和“在新时代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具有深远的时代意蕴。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强化公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注入精神动力；必须抓住“关键少数”，明确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把握的重点和难点。关键词：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历史周期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22）12-0031-08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生成动因、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22.12.005收稿日期：2022-11-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研究”（19BKS061）作者简介：陈亚联（1971），男，安徽东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黄进华（1976），男，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准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党史 党建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共治国理政研究】2022年第12期（总第330期）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32-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等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论断与使命任务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把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境界，迫切需要理论界从“第二个答案”的高度和自我革命理论体系角度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生成动因、科学内涵、时代意蕴进行阐释与研究，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理论服务。一、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生成动因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蕴含深厚的生成动因，具有独特的先天禀赋、丰富的历史资源、深刻的时代动因。（一）先天禀赋：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内在的政治品格党的自我革命之所以必要与可能，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价值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鲜明特征。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 按其本质来说，他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和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外部世界进行批判并对自身进行反思，不断超越自我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实践性是批判性的源头。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为批判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自我批判，是批判的主体在实践批判与理论批判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自身生存的社会存在及其获取的认识的反思、批判，以达到对自身局限的扬弃和超越。批判与自我批判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发现、诠释并进而发展真理的一个有机环节，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的特性，批判注重对象性，即对主体生存的社会存在的否定，而自我批判注重主体性，也即自我否定和自我省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具体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实践中表现为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革命基因。批判的实质就是“扬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对其他哲学思潮的批判，还是对自身的批判，都是秉持一种“扬弃”的精神。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始终抱着“扬弃”的态度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不断地在自我纠正中实现自我超越。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4，“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善于传承勇于自我革命的红色基因，“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5，为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最深厚的底气、最强大的勇气和最坚定的自信心。与一般的异体革命不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是革命主体以自身为特殊客体自觉、自发、自动的革命，是一个主客体在同频共振中相互交织、缠绕乃至冲突的过程。革命主体必须勇于直面自身问题，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完善自我。自我革命是最高层次的革命，是党进行的伟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题中应有之义。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二）历史资源：汲取中外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经验教训在私有制下，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6，从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异化为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窠臼。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人类社会沿着两条路径展开探索：一是在自省基础上，依靠执政者自我监督约束公权力。中国传统文化素有自省的传统，历代王朝探索监督公权力取得了某些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二是在“人性论”基础上建立他律机制，制衡公权力。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提出“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论”，-33-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生成动因、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陈亚联 黄进华主张建立“理性王国”；认为“人性本恶”，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倡导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总的来看，中外先贤在这两条路径上的探索虽有较大不同，但仍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大都聚焦于执政者和权力运行过程，却忽略权力本质的公共性，不能让公权力真正姓公为人民大众服务，切实防范公权力异化，因为这些探索都是为特定阶级或统治集团服务：或为“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服务，或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历史周期率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悖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7，权力本质的公共性与权力运行的私人性二者存在悖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为公共权力回归社会、跳出历史周期率创造前提和可能，共产党怎样才能破解“权力悖论”，切实防范公权力异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基础，提出对执政者和公权力同时发力的思路：由“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和“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8，建立以“社会解放”为最终目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共和国”9，并约束公权力运行，使一切公职人员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成为“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10，“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1。十月革命后，列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建设，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公权力，构建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法律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防止公职人员变成“享有特权的人物”12，在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后，斯大林等人继续探索，取得一些经验，却也犯了严重错误。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共虽有1500万党员，但未能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破解“权力悖论”，切实防范公权力异化，最终亡党亡国。百余年来，为破解“权力悖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虽然这期间经历过曲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与黄炎培进行“窑洞对”，指出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金钥匙”，在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上“两手抓”，双向发力，对民主新路进行开创性探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一些影响党长期执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党继续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三）时代动因：找寻“新时代执政党之问”的新答案时代是思想之母，“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3。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诞生，在于科学回答“新时代执政党之问”，精准回应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是人类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图伟业。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难题”，困扰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究竟难在哪里？共产党远大理想是共产主义，具有彻底性，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要在“有待于 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 的 资本主义前 的社会主义”14条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具有特殊性。这种彻底性和特殊性决定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是一个宏大工程，其艰巨复杂程度世所罕见，必须应对各种问题挑战，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这个关键一招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总的来看，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归根结底要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前者指向其正当性，后者指向其现实性，二者在逻辑上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5。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坚定不移地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34-推进自我革命的同时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16，对党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而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严峻复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17，成为阻碍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拦路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独立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严肃的问题。“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以及“新时代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带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课题，构成一个“新时代执政党之问”。对这一问题能否正确回答，不仅关乎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成效，也是新时代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