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_王孝松.pdf

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王孝松周钰丁肖尧内容提要:基于经济地理学的指标构建方法，本文结合 20002018 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从空间分布与经济关联两个角度测算了地缘经济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区域内各国经济正向集聚的邻近空间分布抑制了我国支柱性行业的出口增长，然而由于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我国自身出口结构优化以及贸易合作的广泛开展所带来的调节作用，上述效应呈现出从抑制转变为促进的趋势;第二，贸易伙伴多元化空间分布为我国出口增长带来了持续的动力，且“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地缘经济因素对双边贸易的促进程度;第三，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显著促进了出口贸易;第四，地缘经济互补关系带动了我国对中低规模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同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资金流动方面的合作为各方的经贸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未来我国将在此基础上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提高经济合作质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键词:地缘经济贸易发展空间分布经济联系*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wangxiaosongruc edu cn;周钰丁(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zhouyuding ruc edu cn;肖尧，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信箱:xiaoyao bnu edu cn。本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贸易保护史”(20XNLG04)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一、引言21 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重要的一体化组织相继建立。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竞合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地缘经济逐渐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议题。不同于传统基于政治博弈的地缘政治活动，Luttwak 于 1990 年率先提出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其所包含的是基于地理关系所形成的经济特征。伴随着诸多区域经贸协定的达成，由地缘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动力或阻力已成为影响国家间贸易、投资往来的重要力量，而随着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逐渐加深，地缘经济也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潘忠岐和黄仁伟，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在持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稳定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世界经济复苏，贸易、投资多边规则不断调整的背景下，2013 年，我国率先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进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这表现出我国旨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区域经济关系，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而贸易活动作为国际经济交往中最为重要的形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海关总署与商务部数据表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471王孝松等: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明显加强，成绩斐然。其中，20132021 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由 6.46 万亿元增长至 11.60 万亿元。以 2021 年为例，我国对其出口额为6.59 万亿元，同比增长21.5%;自其进口额为5.01 万亿元，同比增长26.4%;我国企业对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309.70 亿元，同比增长 6.7%，有力地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互惠性已得到明显释放，并显著地提高了各方资源流动和贸易的效率，整合了过去被边缘化的地区(Enderwick，2018)。自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落实过程中，在改善全球经济运行、连通全球产品供求市场、构建全球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全球生产分工格局、提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多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此同时，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因此，倡议本身具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理论渊源。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成绩的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理论构成之一，地缘经济因素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仍不清晰，相关研究较为匮乏。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以及多边贸易规则受到侵蚀，地缘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从地缘经济视角，考察相关因素的贸易效应，对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实现各方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有关地缘经济因素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地理学领域，且多体现在定性描述或指标构建层面(Smith，2002;Mercille，2008;Brutigam Tang，2014;杨文龙等，2016;宋涛等，2016)，未将其应用于定量研究。而部分学者，如 Baier et al(2014)、曹吉云和佟家栋(2017)等，从经济、地理等综合视角考察区域国家相互作用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已具有相应的地缘经济含义，但未将其应用于贸易效应探究。整体而言，考察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在地缘经济已成为国际经贸关系主导因素的背景下，本文旨在从地缘经济视角探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将地缘经济因素纳入到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综合框架中，既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又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二、文献综述同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第一，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地缘经济的研究，包括对地缘经济的含义与相关特征的考察;第二，地缘经济视角下讨论贸易发展状况及特征的文献;第三，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所产生贸易效应的文献。在国家的贸易发展过程中，其自身所处的地理区位环境、与邻近国家结成的经济联系往往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地缘经济理论正是基于这种地理联系所形成的经济特征，考察一国在经贸活动中，如何选择合作或竞争的对外经济策略(Luttwak，1990)。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升，国内学者开始加入对地缘经济的研究行列。其中，倪世雄和潜旭明(2008)认为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并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纳入全球化经济因素，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宋涛等(2017)认为，地缘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并强调各经济体需要在经济贸易、产业发展等宽领域展开对话与合作。从地缘经济视角剖析对外贸易发展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其中 O Loughlin Anselin(1996)基于19681992 年全球货物贸易数据，发现世界形成以美国、日本、德国为核心的三大贸易集团，并不断强化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联系，呈现出相应的地缘经济特征。潘忠岐和黄仁伟(2008)指出，贸易结构是中国塑造全球地缘经济空间的助力之一，并依据地理区位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划分为全球、亚洲和周边三个层次。就考察地缘经济因素对贸易所产生的效应而言，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自 Anderson(1979)以来，引力模型不断得到拓展(Eaton Kortum，2002;5712022 年第 9 期Anderson Wincoop，2003;Chaney，2008)，贸易成本也扩展到包括经济距离、关税之外的更多因素，如语言文化差距、是否存在殖民关系、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制度建设、政治关系等(McCallum，1995;ose，2007;Helpman et al，2008)。不难看出，除自身以及贸易伙伴的经济状况外，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因素等在内的贸易成本、贸易特征会作用于贸易往来，地缘经济因素同样在其中对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而作为推动多边合作的国家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一致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并促进各国发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基于结构式估计表明，“一带一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开放，带动了贸易和社会福利的上升。除贸易议题外，部分学者还基于“一带一路”倡议，选择其他重要特征进行分析，如吕越等(2019)基于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绿地投资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宋弘等(2021)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等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吴泽林(2018)则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经济渊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各成员国基于地缘空间环境展开的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并提升了各方的生产和创新能力。总结而言，经济地理学中的相关文献阐明了地缘经济的含义与特征，并建立了一系列指标进行测度，这些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工具。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综合经济地理学中地缘经济的指标构建方法以及相关贸易理论，系统地测算地缘经济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对已有研究进行有益拓展补充。三、理论模型与指标构建(一)理论模型本文基于 Anderson Wincoop(2003)中的部分假设，并从地缘经济的空间分布结构与地缘经济关联两个角度引入相应的地缘经济因素，用以刻画进出口贸易行为。具体而言，假设进口国 i 从出口国进口多种商品，国家 i 消费者最大化其常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 U(C):U(C)i=kiikc(1)/ik/(1)(1)预算约束为:kipikcik=yi(2)其中，cik和 pik分别表示国家 i 消费者消费出口国商品 k 的数量和价格，yi为国家 i 消费者用于出口国商品的预算水平，ik 0，1，为国家 i 消费者对商品 k 的消费偏好，1 为商品间的替代弹性，ki为国家 i 的进口商品簇。商品 k 的供给价格为 pk，其中不包含出口国与国家 i 之间的贸易成本 ti，则 pik=pkti。贸易成本由出口国承担，出口国向国家 i 出口商品 k 的名义价值 xik=pikcik。根据(1)式、(2)式可得:xik=ikpktiP()i(1)yi(3)其中，Pi=kiik(pkti)1 1/(1 )，代表国家 i 的价格指数，同时可得 cik=ikp kt iP 1iyi。对于出口国国内代表性厂商的出口行为，假定代表性厂商数目为 N，生产过程仅使用劳动 L 这一种生产要素，且劳动力需求方程为:L=f+q(4)其中 q 为代表性厂商产量，f 0 代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成本，1，w 代表对应的工资率水平，671王孝松等: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 代表生产效率，则代表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max pkqk wLk(5)结合(4)式、(5)式所对应的一阶最优条件可得商品 k 的供给函数:qk=pk/(w)1/(1)。在上述基本假定的基础下，讨论如下情况:首先，考虑出口国对两个邻近国家 i、j 出口的简化模型:对两国具有共同需求的两种代表性商品 k、l，根据(3)式可知，在市场出清条件下，有:ik(pkti)P1iyi+jk(pktj)P1jyj=Npkw()11(6)il(plti)P1iyi+jl(pltj)P1jyj=Nplw()11(7)出口商品按照(6)式、(7)式在国家 i、j 分配，记 rk=ik/jk，即为在商品 k 上，国家 i 对国家 j 的相对偏好水平，同理定义 rl=il/jl，则上述(6)式、(7)式可改写为:rk(pkti)P1iyi+(pktj)P1jyj=Npkw()11/jk(8)rl(plti)P1iyi+(pltj)P1jyj=Nplw()11/jl(9)假定 pk、pl等商品价格标准化为1，在考虑相对偏好后，对国家 i，其自出口国进口总量可表示为:ei=(rk+rl)tiP1iyi(10)当 rk=ik/jk=1 时，即在商品 k 上，国家 i 同国家 j 的相对偏好水平一致时，由商品 k、l 选取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