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小说转化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_周保欣.pdf

第29卷第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9 No.1 2023 年 1 月 J.CENT.SOUTH UNIV.(SOCIAL SCIENCES)Jan.2023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3.01.016 地方志小说转化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周保欣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摘要：当小说家将地方志作为创作资源引入小说创作之中时，如何处理好地方志资源的小说转化，就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色彩的双重命题。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包括地方史料小说转化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问题、地方志记述材料的伦理现代性转化问题、当代作家如何以自家的“学问”合理运用并激活地方志材料的审美内蕴问题、地方志材料中的志怪志异叙述经典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自在地存在于当代小说“地方志诗学”的内在结构中的，对其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小说创作的成败。当代作家在地方志材料的小说转化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对其加以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关键词：地方志；当代小说；创作转化；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1017810 当越来越多的当代小说家以地方志为创作的资源，开发小说中的地方性自然、地理元素时，“地方志的小说转化”就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地方志虽然包含着丰富深广的小说元素，但毕竟还不是小说，从地方志中记述的内容到小说，还有一个转化问题。况且，很多地方志书，经过多次重修，一部地方志本就有其自身的文化史、生命史、思想史。撰史、修志之人，各有怀抱，见识不同，中间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观念、文化思想和伦理态度的差异。所以，当代作家在处理地方志时，除了要对古代的星野、疆域、建置、人口、交通、教育、税赋、兵制、防务、科考等具备必要的知识外，同时还要对这些知识的小说转化具备必要的功力。这当中，涉及诸如史料文献选择、征用及其艺术转化问题，以及如何以现代的价值理性审视方志文献中的思想、观念等问题。综合来看，小说家们利用方志创作小说，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本文择其要者，略谈四个问题。一、地方志：作为“材料”的形、神与文法 每个作家都有他钟情的“地方”，而作家对“地方”的理解、把握和审美再创造，光有经 验和记忆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地方文献和典籍，方可复现“地方”的自然地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复现“地方”的人文面相。正因如此，时下的中国小说家，绝大多数都有过参阅地方志的创作经历。贾平凹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商州时，基本把能找到的商州各个地方的县志都翻了个遍；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也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材料。贺享雍自陈，他创作乡村志的时候，所参详者不唯渠县志，还有川东北各县的县志，“十多年前我就托朋友，分别搞到了万源志 宣汉志 开江志等方志。不久前我又托我们县志办的朋友帮忙，又分别搞到了大竹志 达县志 巴中志 通江志 邻水 收稿日期：20220731；修回日期：2022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起源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研究”(21&ZD266)作者简介：周保欣，男，安徽肥东人，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联系邮箱： 文学研究 周保欣：地方志小说转化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179 志 南充志 广安志等”1。地方志作为一地的“博物之书”，记载内容繁富，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风俗、人物、古迹、艺文等。作家择取什么，怎么个取法，则是一个问题。这方面，白鹿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个案，特别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很多创 作谈中，陈忠实都提到过朱先生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清末关中大儒牛兆濂。作为原型的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是关学最后一个传人。他名字中的“濂”字就出自宋代理学开宗人物周敦颐的世称“濂溪先生”，而他的字“梦周”，就包含周敦颐的“周”字。可见，牛兆濂是追随程氏理学一脉的。白鹿原中，朱先生身上的许多细节，都是化用自牛兆濂的。这种化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典籍所记载的。如朱先生写“耕读传家”玉石匾额、劝退升允八旗军、赈灾济民、主持禁烟、劝退刘镇华十万镇嵩军、重修县志、赴前线抗日等，皆为牛兆濂的真事，典籍中都有记载。而有些细节，则如鲁迅所说的，取的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把其他人的事迹，叠加在朱先生的身上。如朱先生主持修订乡约，便是“杂取种种”所得。续修蓝田县志记载，乡约本是南宋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氏四贤”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成文的乡约，小说中却成了朱先生所作。另一个化用的路径，便是取民间传说的方法。牛兆濂作为关学最后一个大儒，在关中民间传说甚多。关学从学问系统看，其开创者为北宋张载。张载的学问，“出入于佛、老者累年”，因“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最终形成“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的学问2(663664)。关学学问中，易数、占卜、算术等是极重要的部分。小说中的朱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自然少不了神秘成分。他帮助村人找回丢失的牛，穿泥屐向村民示警将要下雨，观天象以告知村民种什么作物等，都具有神秘色彩。特别是白鹿、白狼的出现，与朱先生对天下和白鹿原上祸福吉凶的感知，更是透着神秘的气息。朱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陈忠实高超的材料转化技巧。他以“牛兆濂”写“朱先生”，朱先生不再是牛兆濂，而是白鹿原中独特的“这一个”。陈忠实既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塑造，也把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打造。白鹿原共 34 章，朱先生从第 2 章开始现身，直到第 32 章去世，基本贯穿小说的始终。但朱先生的重要性，显然不在于作为一个人物，而在于他在小说中的“文法”作用。小说中的朱先生，扮演的是一个枢纽角色：看出白嘉轩纸上画出的白鹿，改变了白嘉轩的煞运，这是转换；朱先生驱牛驾犁铲除白鹿原上的罂粟，扭转世道人心，这是转换；两次单身涉险，力说军阀退兵，这是转换；改朝换代之际，立乡约以定人心，这是转换；让白嘉轩建六棱砖塔镇住田小娥的鬼魂以止瘟疫，这是转换；阻止白孝文杀黑娃，这还是转换朱先生以关中大儒的入世精神，在人事与天命之间，以大儒的眼光观世，然后再以“士”的实践态度努力改变世界，既是白鹿原上最澄明的道德力量，也是最具有修齐治平实践能力的儒者。陈忠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小说家的机心化用过去的文献、典籍，使典籍中的人物在小说中重现活力。类似这种化用的手法，当代作家常有妙用，而其方法，无外乎是鲁迅所说的，或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或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周新华的喝彩师，写浙江常山一带的民间“喝彩”风俗。此一风俗自然是实有的。小说中的地名、江名、山名、洞名等也都是实有的，如作品中的招贤镇、招贤渡、常山江、桃花山，还有老虎洞、蝴蝶洞、米筛洞、龙洞、鬼洞、强盗洞等，皆为实有。但故事的展开，却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作品开篇以“出使异域”为引子，写大清朝册封使林鸿年奉命出使琉球，途中救走一位遭逢变乱的民间喝彩师作为宣读官随行出使琉球。在册封琉球国王的关键时刻，册封使发现诏书被盗，幸好有喝彩师出身的宣读官临危不乱，以一纸空白诏书蒙混过关，救了册封使。喝彩师中，周新华择取的“因由”，便是琉球册封使路过常山一事。明史记载：“明年二月(永乐二年，1404 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遣官谕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180 祭，赙以布帛，遂命武宁袭位。”3(8363)小说写的林鸿年出使琉球一事，事出有据。道光十八年(1838)，林鸿年奉旨为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归国后，著使琉球录。至于林鸿年有没有过常山，过常山时有没有救走喝彩师一事等，则完全是事实之外的。也就是说，大的背景和因由上，喝彩师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的细节、人物、事件，则是周新华根据小说创作的需要，随意点 染的。作家面对文献、典籍、史料中的原始人物、事件，处理方法上，不外是合理性和合目的性两个问题。所谓合理性，就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形成，本就有其逻辑；这个逻辑有大的时代的，有小的微观的，有偶然的，有必然的。就像白鹿原中，朱先生住进白鹿书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四吕庵”牌匾换成“白鹿书院”，亲手推倒不知什么朝代所建的四座神像。用朱先生的话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只怕越磕头头越昏了！”4(23)如此情节，当然不是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的实有，而是陈忠实的一个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虚构。宋朝年间的吕姓小吏，因为原上有白鹿飘过，而在原上购地、盖房、修院，划定墓穴，后世得以荣耀，孙子辈有四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四兄弟全部谢世后，皇帝御笔亲批“四吕庵”匾额，悬于门首。这个“四吕庵”，光宗耀祖，忠孝两全，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至高荣耀。而陈忠实笔下的朱先生，不是以忠孝为价值取径的腐儒，而是以教化和治天下为使命的大儒，所以以“白鹿书院”牌匾替代“四吕庵”。这是朱先生的内在的合理性，也是陈忠实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二、地方志与小说的伦理现代性 问题 地方志多为旧时地方官员和读书人所撰，其功能不外是黄苇等著方志学时所说的“都注重方志资政、教化、存史三个作用，只是间或有所侧重罢了”5(378)。因为有资政、存史特别是教化的目的，所以，各地的志书的伦理取向是特别明显的。一方面，修志者和修志者所处的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地方志作为地志、史志的一种，记人述事，本就包含必然的伦理内涵。这些伦理取向，主要是通过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人物志”等传达出来的。明永乐十年(1412)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规定人物一目：“凡郡县名人、贤士、孝子、义夫、节妇、文人、才子、科第、仕宦、隐逸之士，仗义以为保障乡间，尝有功德于民者，自古至今，皆备录其始末。”6(406)作家写小说，从地方志书中吸取创作资源，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风俗、礼仪等，都存在一个传统/现代的交会问题。一方面，地方志所载的人事中保存的传统德目，确有不少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需要经过现代的洗礼；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德目亦并非一无是处。正因如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古今的对话与文明互鉴，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在这方面，阿来的云中记堪称是一部经典之作。该小说故事情节极为简单：地震之后，云中村成为废墟，劫后余生的村民搬到山下的移民村。但是，祭师阿巴却执意要回到云中村，因为在他看来，祭师的职责，就是侍奉神灵和陪伴鬼魂。如果不能侍奉神灵和陪伴鬼魂，那么祭师的意义在哪儿呢？还要祭师干什么呢？所以他执意要回到云中村，去陪伴、祭奠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村民们的亡灵。最后，因为巨大的滑坡，他和云中村一道消失在滚滚岷江之中。小说的人物关系极为简单，唯一的核心人物，就是祭师阿巴，但这篇小说的题旨却极不简单。情感维度上，阿来处理的是人类如何对待灾难与死亡的问题。阿来以颂诗般安详的语言，以安魂曲般的笔调，写出死亡的宁静。一个年老的祭师，两匹马，在没有一个活物的云中村中踽踽独行，去抚慰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村民们的亡灵。阿来写瓦约乡古老的风俗“告诉”，两个人路上见面，把上次相见以来各人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对方一遍。“告诉”是叙事，是灵魂与灵魂的接触。唯因“告诉”，灵魂与灵魂的接触，瓦约乡人才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亲近。阿巴返回云中村，和云中村的石头、植物、动物、鬼魂对话，就是亲近，就是“告诉”。哲学层面上，云中记呈现出阿来对人类文学研究 周保欣：地方志小说转化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181 意志与自然意志的思考。小说中，阿来借助阿巴的吟诵，叙述云中村的先祖阿吾塔毗的故事，以及云中村的来历。一千多年前，西边很远的一个部落，阿吾塔毗带领一支子民，东行千里，马跨三界，弦如疾风，打败了手持精巧弓箭的矮脚人，驱赶了熊、豹子和林中的精怪，驱散了树精所化的独脚鬼，占领了矮脚人的地方，建立了云中村。阿吾塔毗带领他的子民一路东征建立云中村的历史，是人类的意志，是人类的力。但大自然同样有它的意志，有它的力。云中记中的自然意志与自然之力，就是随着西部高原的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