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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文化
小说
创作
影响
刘畅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畅(),女,山东淄博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第 卷第期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月 地域文化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 蛙 为例刘畅(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摘要: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在故乡齐鲁文化的影响下,莫言的作品显示出了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既有齐文化的自由浪漫,又有鲁文化的保守严肃。同时,齐鲁民间文化的现实载体 高密文化也为莫言的创作注入了活力。蛙 作为莫言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中描写的风俗艺术、文化观念、各式人物形象都显示出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以及二者凝结成的高密文化的影响。关键词:莫言;蛙;齐文化;鲁文化;高密文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地域文化是指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在自然环境、历史、人口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文化。某个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作家、作品是一个血脉相融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山东地区的地域文化既影响了莫言的内在品格、思维习惯和审美取向,又影响着莫言的写作风格和作品内容。齐鲁文化和高密民间文化在莫言的故乡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它们之间既互相包含又保持各自特色。在 蛙 中,这种复杂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男弱女强的人物形象、男尊女卑和崇拜生殖的文化观念及取名等民间风俗和捏泥人等民间艺术上,这使莫言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已经涉及了语言、民俗、女性形象等领域,但这些文章大多从整体入手并未着眼于单部作品。本文试图以莫言的长篇小说 蛙 为研究对象,从人物塑造、风俗艺术、文化观念三个角度发掘齐鲁文化对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影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王水照先生曾说过:“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 动的 影响常 是 最 直接、最 显 著的。”地域文化作为影响莫言创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影响着莫言的思想习惯、书写方式、人生态度,通过莫言在写作中意识的自然流露而间接呈现在作品中;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材料被莫言以各种方式引入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齐文化、鲁文化和高密民间文化是研究莫言作品绕不开的话题,这些文化依托地域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齐鲁文化中两个特点鲜明的分支: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今天山东地区的文化,从狭义上来说,则特指先秦时期齐国的文化与鲁国的文化。本文所提到的“齐鲁文化”是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两个重要分支的狭义上的“齐鲁文化”。如今人们大多把齐文化和鲁文化统称为“齐鲁文化”,对其进行总体关照。这是由于在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在中国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相对之下,在其荫蔽下的齐文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进而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逐渐与鲁文化相融,并最终形成了“齐鲁文化”体系。时间追溯到周朝时期,齐文化和鲁文化作为分别诞生于齐国和鲁国的两个不同地域,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为了突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色,本文特别关注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之处,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鲁国文化重视礼教,强调男尊女卑;齐文化较多地继承了东夷文化,礼教意识淡薄,所以,女性地位较高。第二,在地域上,鲁国靠近内陆,重视土地,这意味着文化上的保守;而齐国临海,重视海DOI:10.16279/34-1214/z.2023.01.003洋,作为提倡变革的管仲的故乡,展现出了颇具创新精神的一面。第三,在巫史传统方面,鲁国秉承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等观念;而齐地神话传说丰富,“如舜、后羿的传说,神仙方士的故事,八仙的传说及对八仙的崇拜,秦始皇派遣入海祈求长生不老之药,门神、送子娘娘灶神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齐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自由浪漫的文化传统。高密民间文化为莫言创作注入活力莫言生于高密长于高密,深受齐文化、鲁文化的分支 高密文化的滋养,无论是创作习惯还是思想观念都深深地浸染了地域文化的汁液。莫言说过:“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 血地。”莫言把对故乡文化深刻的感知能力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结合,创造了一个没有真实边界的文学地域 “高密东北乡”。莫言在 红高粱家族 中称此地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多重地域文化的复杂结合物,既有鲁文化的纲常伦理、男尊女卑,又有齐文化的热烈浪漫、狂野自由;既有古代文化,又有现代文化;既有现实因素,又有想象成分。“莫言的小说叙述呈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由文化基因的张力而导致的叙述的张力。”这种叙述张力既使莫言笔下的人物、动植物充满野性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增加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在此影响下,莫言的作品也显示出了一种包揽万象的气势,他笔下的人物、景物、故事都呈现一种奇异的对立,复杂的统一。时至今日,齐、鲁两种文化对山东半岛,乃至全国的影响依旧在延续。高密文化就是齐、鲁两种文化共同孕育下的文化产物。高密文化兼收二者之特点,既吸收了鲁文化对大地的敬重,对伦理秩序的强调和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坚守等文化而呈现出保守的一面,又在齐文化自由浪漫,提倡发扬个性和进取精神的影响下,酝酿出了奇异独特的风俗艺术,塑造出了性格豪爽具有叛逆精神的人,呈现出开放的一面。在多种文化的作用下,莫言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魅力无限的文化氛围。地域文化特色在 蛙 中的体现地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在他的 部长篇小说中均有体现,蛙 作为其中之一也不例外。笔者从 蛙 中的风俗与艺术、文化观念、人物塑造三方面入手,从细微之处体察地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具体影响。人物塑造:男弱女强在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中,男性被世俗文化赋予勇敢、智慧等品质,女性则是温婉、贤惠的特征,并且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追随者、辅助者出现。而 蛙 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却很特别,一方面,“高密东北乡”有着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作者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却产生了奇妙的“性别错位”,文中的男性主人公万足(蝌蚪)和女性主人公“姑姑”就是男弱女强的两个典型代表。蛙 中的男性主人公万足表面是功成名就、事业有成的“大人物”,但他的内心却异常懦弱、自私,面对选择时总是犹豫不决。万足年轻时为了保住自己的军人职位,逼迫妻子王仁美去做流产手术,最终导致妻子死亡。妻子“坟头上的土还没干”时,万足心里却早已动摇,在“姑姑”的安排下,不顾朋友情谊,与好友的深爱之人小狮子结了婚。与小狮子结婚后,小狮子偷偷去找代孕公司,万足由刚开始的不理解,到最后为了一己私欲卸下伪装,与小狮子一起从陈眉手中夺走孩子,至此,莫言将万足自私自利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 蛙 中,“姑姑”虽为女性,但是性格泼辣直爽,魅力十足。七岁时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姑姑”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勇敢和睿智,她临危不惧,冷静地劝阻哭声不断的亲人:“哭能哭出翅膀来嘛?”做医生时,“姑姑”为产妇接生,她不仅技术过硬,而且行事果断,不惧权威。面对不顾产妇安危、撒泼打滚的“老娘婆”田桂花,“姑姑”直接“飞起一脚”,并且怒斥劝和的陈额。面对旧思想时,“姑姑”敢于捍卫女性的权利:“怕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女人有多么不容易!”接受计划生育任务时,姑姑有勇有谋、恪尽职守,绝不放过一个“违法”人员。面临批斗时,“姑姑”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低头,像烈马一样昂首,即使被扯掉头发也没有退缩。作为接生医生,“姑姑”做了一些错事,在村民心中也由“送子观音”转变成“活阎王”。但她没有因为外界质疑放弃自己的事业,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仰,显示出了超越常人的韧性。万足与“姑姑”的性格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一方面与莫言对女性多持赞美态度的艺术创作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与高密独特的地域文化有关。毫无疑问,齐文化的自由浪漫、热烈豪放影响了莫言对“姑姑”形象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姑姑”身为女中豪杰、业界精英,不断向男尊女卑文化发起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第期挑战,但她也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桎梏,在家族里始终是被作为“泼出去的水”看待,就算受到王仁美夸奖时也被冠以“你要是个男人”的假设。鲁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文化如一张大网把“姑姑”、王仁美、小狮子等女性笼罩其中,正因如此,“姑姑”身上展现出来的反抗精神、独立意识才愈显珍贵。丰富的民间风俗与艺术民间风俗艺术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域文化往往影响着风俗发展与艺术的走向,风俗艺术又反过来构成了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莫言在 蛙 中描写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风俗艺术,比如:命名、丧葬婚庆、捏泥人等,它们是地域文化的民间载体。蛙 中描绘的风土人情独具特色,开篇介绍了此地以人体器官给小孩命名的传统习俗,“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种命名方式是“高密东北乡”独有的,是莫言独创的,但其背后反映出的文化心理却是共通的。“贱名者长生”源于旧时农村医疗水平较差孩子容易夭折的状况,民间普遍认为起个“贱名”就可以为孩子挡去灾祸,保护孩子顺利长大。“孩子是母亲的一块肉”则起源于民间,又与 蛙 中反复强化的母神意象有很深的关系。“蛙”既指“娃娃”的“娃”,又指人类母神“女娲”的“娲”,母亲赋予孩子生命,孩子是母亲身上的一部分,正如女娲用泥土创造人类赋予人类生命。同时,这种起名方式也十分贴合各个人物的形象,且具有象征意味。新生、结婚与死亡是最能体现民间风俗的三个事件。新生和死亡分别意味着生命的开始和终结,结婚则意味着步入人生的又一阶段。蛙 中具体描绘了“高密东北乡”中特殊的庆生习俗和丧葬习俗。寻常民间庆祝孩子满月时才会举办宴会宴请亲友,而在“高密东北乡”,隆重庆典在新生儿出生第九日举办。从万足(蝌蚪)女儿的宴会菜单的改变可以窥见“高密东北乡”宴会饮食文化的一隅。“八凉盘、八热盘,最后一盘汤”的精致安排不能满足有着“麻袋肚子”的乡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得酣畅淋漓才是村民所期待的宴会场面。于此可以看出,主人万足遵从的是一种精致主义,注重形式,这与鲁文化中重视礼节的特点不无关系。而村里人所持的处世法则是与齐地文化相似的实用主义,注重实际。蛙 中也描绘了“高密东北乡”独特的丧葬习俗,“我左手握着一把大米,右手握着一把谷子,绕着母亲的坟墓转圈一边转圈一边将手中的米、谷一点点撒向坟头。”抛洒谷米,与传统鲁国祭祀时棺材洒粮、口中含饭的习俗类似,都是出于一种不忍亲人受饿的尽孝心态。同样,在万足婚礼的前一天上午,按礼到母亲坟前烧“喜钱”也是一种“视死如生”孝道观念的体现。莫言提出“高密四宝”的概念,即:泥塑、剪纸、扑灰年画和茂腔,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的繁荣无疑是“齐文化的根在民间”的有力证据。莫言的亡友张世家在 我与莫言 中提到莫言特意到高密聂家庄搜集泥塑的经历。足以看出莫言本人对高密民间艺术的喜爱。蛙 中对于传统技艺捏泥人的描绘在全文占比不大(主要出现在第二、四部分),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描写了两个捏泥人的大师 郝大手和秦河。郝大手的技艺是祖辈传下来的,秦河是半路出家,两人捏出的艺术品泥娃娃都仿佛注入了鲜血,栩栩如生,宛若真人。因为郝大手和秦河售卖时的怪癖和“月光娃娃”“马槽中的大师”的奇幻传说,泥娃娃在“高密东北乡”人心中,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与生育文化密切联系,是求子观念在民间文化的反映。文化观念:生殖崇拜、男尊女卑一部作品中,文化观念能以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体现地域文化的影响,蛙 中包含的“生殖崇拜”“男尊女卑”等观念,无一不是在齐、鲁文化荫蔽下生成和发展的。以“蛙”为表征的生殖崇拜在莫言的小说中,生殖崇拜比较常见,蛙 中“蛙”既代表了“娃”(泥娃娃和真孩子),“蛙”的外形和强大的繁殖能力,又使“蛙”与生殖母神女娲联系起来,甚至连作者设置的叙述者也以蛙的幼态 蝌蚪作为笔名。可以说,蛙 中的一切设计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生殖崇拜气息。从古代先民开始,生殖崇拜文化就已在全国盛行,齐鲁之地也不例外。深处齐文化与鲁文化交叉影响范围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