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_刘章生.pdf

第 35 卷第 1 期管理评论Vol.35,No.12023 年 1 月Management ReviewJan.,2023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刘章生 赖彬彬 刘桂海 范正根 张东祥(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南昌 330022)摘要: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测算了 20112018 年中国 265 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关键词:地区竞争;绿色经济效率;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效应收稿日期:2021-05-1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63020;72264014);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GL09);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GL08)。作者简介:刘章生,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赖彬彬,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桂海,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范正根,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东祥(通讯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引 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发展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然而,已有研究发现,绿色经济效率作为一种考虑资源与环境代价后的综合经济效率,相比于传统经济效率,其水平整体偏低1,2。为此,寻求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优化绿色经济结构的新发展模式,已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为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通常有两类政策手段:一类是以环境规制为代表的倒逼机制;另一类是以金融工具为代表的诱导机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前者,针对后者的研究仍相对匮乏。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价格与配置扭曲现象3,已然对经济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壁垒,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成为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种种积极效应来看,这些贡献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现有研究的普遍认可。可见,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为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特有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与财政分权体制也促使着地方政府通过区域间的“你追我赶”推动结构变革、技术变革和效率变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地区竞争也可能会导致区域间出现资源掠夺现象,继而产生空间上的虹吸效应。那么,在地区竞争的背景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怎样的影响效应呢?目前,鲜有文献就此展开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表明,任何事物在空间上都存在一定联系,每一地区变量都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各自的空间效应也已被不少文献所证实4,5。然而,鲜有研究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为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方面丰富现有研究:一是基于地区竞争的视角,实证分析地区竞争背景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二是考虑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应,并分类探讨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以期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影DOI:10.14120/11-5057/f.2023.01.02240 管理评论第 35 卷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文献,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绿色经济转型提供政策决策依据。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1、绿色经济效率与空间溢出早在 1989 年英国经济学家 Pearce 等6就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绿色经济”的概念虽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国内学者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界定,大多是基于“经济效率”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普遍认为“绿色经济效率”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效率,是在原有的经济效率基础上综合考虑了资源利用和环境损失的综合效率测度指标。基于此,学者们纷纷对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普遍显示,中国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整体较低,但存在改善迹象和提升趋势,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国内经验显示,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外资利用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优化、创新投入的增加以及人口集聚程度的加深等因素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与提升产生了重要贡献7,8。近年来,绿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在学界内形成了基本共识,已有研究发现绿色经济效率普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即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9。但对于区域差异呈扩张趋势还是收敛趋势这一问题,现有研究仍未达成一致认识。有学者认为,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有所下降,呈现出收敛趋势10;也有学者表示,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存在继续扩大的风险11。根据 Tobler12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依赖或空间自相关是广泛存在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认为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地区间的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差异是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关联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研究者们就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提出了不同思考,但这些成果仍然表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空间关联性。随着中国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措施的不断落地、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稳步推进和金融市场的全面改革,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也逐渐具备更有利的条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和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目前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如 Wang 等13、Song 等1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效应;而江红莉和蒋鹏程15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已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包括经济发展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绿色发展效应等,这些贡献均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是经济发展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推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明显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16,17;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驱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大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优化18,还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从而加速企业资本结构优化19。二是技术创新效应,主要表现为创新激励效应与创业驱动效应两个方面。关于创新激励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动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出20,这种创新激励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创新主体资本可得性、助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实现。关于创业驱动效应,学者们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普惠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创业意愿,鼓励中小微型企业利用数字金融开展创业活动,进而有效驱动了地区创业水平的提升21。三是绿色发展效应,主要包括污染减排效应和环境治理效应。在污染减排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深化技术创新,加快能源效率和减排效率的提升,助力雾霾污染控制和碳减排,实现其污染减排功效22,23。在环境治理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改善社会经济规模、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治理功效,能够促进地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24。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3、地区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研究表明,基于地区竞争视角讨论经济议题也是相当广泛和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竞争被认为是中国“发展奇迹”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也是被广泛认可第 1 期刘章生,等: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41 的。关于地方政府不懈努力的原因,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提供解释:一是以周黎安25为代表所提出的“政治观点”,晋升锦标赛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种地区竞争现象。二是源于税制改革的“财政观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问题26,27。在可利用资金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政治绩效,在地区间展开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将由“为增长而竞争”演化为“投资竞争”,进而演变为关于金融资源的“金融竞争”28。这种竞争的主要策略包括利用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手段对当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进行干预,以实现地方政府利益29。鉴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广泛积极效应,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将具有充足的动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其关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决策也将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同群效应”。这意味着,一旦某关联地区决定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本地政府势必会选择跟进和效仿30。因此,基于地区竞争视角讨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决策在空间上的策略互动作用,将有助于进一步刻画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首先,本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最终影响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原因在于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模仿借鉴、产业结构关联以及人才、资本资源的流动,加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身技术上具有的地理渗透性,能够强化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穿透力、联动性、便利化和低成本化,进而促进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31。其次,本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最终作用于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根据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本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会促使邻近地区的知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本地,形成回波效应,从而抑制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32。同样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也会使得本地生产要素外溢至邻近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进而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33,34。基于此,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方向取决于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相对作用大小。再者,本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当地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效应也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最终作用于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研究显示,本地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效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示范作用,促使邻近地区通过学习本地的发展经验、先进技术和政策等,进而提高其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水平35-37。上述三大溢出机制的层层累积,最终形成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随着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决策在空间上的适度扩散,各地区将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进而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拉动作用、有效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