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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本变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刘亮（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南京市210023）摘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基础是综合成本总量及其结构所塑造的比较优势。通过构建多层次测算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20 年出口商品综合成本，进而实证检验其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成本总量上涨会弱化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不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但综合成本结构上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各异。此外，该影响程度还存在区域差异，内陆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对综合成本总量上涨更为敏感。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方面：以系统观念和全局视角统筹分析综合成本；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生产要素定价机制；推动贸易制度创新，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优化环境税费体系，强化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意识；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知识要素的积累和传播。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综合成本；比较优势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23）01-0072-12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对贸易结构的考察和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本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制造业等领域扮演着生产车间和出口基地的角色，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传统低技术含量和粗放型的对外贸易方式难以为继（武力超等，2017）1，这迫切需要中国转变贸易发展观念，将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地位，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不仅是中国外贸政策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贸易强国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为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国内各地区应立足比较优势扩大开放”的发展要求，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降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国合作视域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及中国方案研究”（20BJY194）。经济视野-72-本视为积极作为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综合成本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综合成本是指产业发展过程中使用一切要素的代价总和（杨青龙和伍世安，2021）2。随着成本概念的广义化，诸多学者纷纷提出囊括传统生产成本在内的“一揽子成本”概念（郭万达和冯月秋，2008；蔡翼飞等，2010）3，4。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综合成本的概念、测度或者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例如，郭万达和冯月秋（2008）3认为，综合成本是由直接要素成本和政策调整成本构成的“一揽子成本”；蔡翼飞等（2010）4认为，综合成本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之和，并设计了测度中国城市高端制造业综合成本的指标体系；杨青龙等（2020）5进而测度了2000-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综合成本，认为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所塑造的产业比较优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方向；刘刊等（2020）6构建了要素成本、要素最优配置与产业边界的关联模型，从供给侧视角来探索综合成本变动对产业边界和要素最优配置的影响。在综合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现有文献还关注综合成本中某个子成本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归纳起来大致存在如下四种研究：一是在生产成本方面，劳动力成本上涨虽然会缩小企业加工贸易的规模，但也会倒逼其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产、扩大研发创新力度和提高生产率等途径推动加工贸易升级（毛其淋和盛斌，2021）7。二是在贸易成本方面，胡朝霞和潘夏梦（2017）8测度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样本国在1993-2013年与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和各国的总体贸易成本并分析其对出口行业结构的影响。三是在环境成本方面，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相晨曦等，2021）9。四是在知识成本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减少产权纠纷和规范市场交易，从而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意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影响程度更大（李娜等，2018）10。可见，学界关于综合成本与出口贸易方面已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启发和重要素材。但是，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围绕综合成本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的系统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综合成本的概念界定、数量测度及其结构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缺乏系统性地探讨综合成本变化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研究，进而难以明确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各地区出口的不平衡性。中国各地区之间要素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具有不同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区域间的开放联动，促进国内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从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因此，本文试图厘清综合成本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机制，建立囊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测算指标体系，对综合成本总量及结构进行测度，再进一步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其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综合成本变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73-2023年第1期（总第552期）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的贸易理论不仅聚焦分析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动因，也探索研究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贸易理论的历史演进表明，比较优势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或地区）出口同种商品的相对成本（或机会成本）差异，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基本动因。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侧重于从相对生产成本的视角来分析比较优势，均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商品结构符合国家利益，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贸易利得，其核心是各国的对外贸易格局都应立足比较优势，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以此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也就是说，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各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此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由于各国的出口比较优势不尽相同，形成了各国多样化的出口商品类型和世界丰富的交易商品类别。然而，现实中很多商品虽然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如水泥、沙子等），但不具备出口的比较优势。如许统生和梁肖（2016）11所言，一国出口某种商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生产成本，还取决于贸易成本。贸易成本和劳动与资本等其他要素禀赋一样，都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能够对一国出口结构产生影响（胡朝霞和潘夏梦，2017）8。可见，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是由本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决定的，但在要素广义化趋势下，比较优势的外延可能会被修正（杨青龙和张为付，2015）12，从而可以在多种要素和多元成本的角度上理解比较优势，进而能够拓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成本基础，实现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提高一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稀缺是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正因要素的稀缺性才需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和选择，以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然而追求效率最重要的原则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13。现实的发展趋势表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会使用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也会耗费制度、信息、环境和知识等新兴稀缺要素。综合成本是产业发展过程中使用一切要素的代价总和（杨青龙和伍世安，2021）2，当前主要囊括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成本项目。其中，生产成本对应的是使用和耗费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代价，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等；交易成本对应的是使用和耗费制度、信息要素的代价，主要表现为契约签订和执行成本、信息搜寻和使用成本等；环境成本对应的是使用和耗费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主要表现为环境受损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知识成本对应的是使用和耗费知识要素的代价，主要表现为知识获取成本和知识创新成本。对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而言，多元化的成本影响每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新古典贸易理论受制于既定的基本假设，在界定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和成本基础时，还未涉及制度、信息、环境和知识等新兴稀缺要素，导致在其理论分析视野中缺乏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成本项目，且仅仅在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角度上解读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如无力应对制度与贸易、环境与贸易等方面的挑战，也难经济视野-74-资料来源：在蔡翼飞等（2010）4和杨青龙等（2020）5的基础上整理而得表1测算综合成本的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代理变量指标属性综合成本生产成本（0.56）职工工资（0.75）在岗职工实际工资指数（1）正向土地成本（0.25）土地购置费与面积比值（1）正向交易成本（0.26）信息成本（0.4）铁路营业里程与面积比值（0.5）逆向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0.5）逆向制度成本（0.6）城镇登记失业率（0.3）正向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0.7）正向环境成本（0.06）固体废料（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正向大气环境（0.5）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正向知识成本（0.12）知识获取（0.5）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1）逆向知识创新（0.5）专利申请授权数（1）逆向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从本质上看，比较优势是对商品成本的相对比较，厘清综合成本的内涵与外延是解读比较优势的关键。从内涵看，综合成本是一国（或地区）使用和耗费各种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综合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成本项目。正如杨青龙（2019）14所指出的，综合成本这一动态开放系统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根据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贸易能够加速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推动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奠定基础。因此，本文认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应遵循比较优势，且其影响因素不只是生产成本，更应包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即由综合成本塑造的比较优势才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三、模型、指标与数据（一）计量模型设定为验证综合成本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在考虑所建模型的异方差性和各变量的波动性的情况下，借鉴杨青龙等（2020）5的做法，设定如下回归分析模型：ln（EXPYit）=+ln（Cit）+ln（Controlit）+ui+t+it（1）式（1）中，下标i和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EXPY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核心解释变量C代表综合成本（CC）、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或知识成本（KC）；Control为其它可能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控制变量，如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消费结构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为在没有干扰因素时自发地对出口商品结构有影响的因素；ui和vt分别为个体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it为随机误差项。（二）指标构建1.对综合成本的测度。本文借鉴蔡翼飞等（2010）4和杨青龙等（2020）5的研究，根据要素的耗费状况，运用逐级加权求和法测度综合成本总量及其子成本。参照钞小静和任综合成本变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75-2023年第1期（总第552期）保平（2011）15的处理方法对逆向指标采取倒数形式并使用均值化方法，解决数据的一致性和量纲问题。具体测算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职工工资和土地成本。其中，职工工资的代理变量为正向指标，用“在岗职工实际工资指数”来衡量；土地成本的代理变量为正向指标，用“土地购置费与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以2005年作为基期测算实际土地成本，测算公式为：实际土地成本=名义土地成本/平减指数。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可促进人际交流与合作。其中，信息成本的代理变量为逆向指标，用“铁路营业里程与面积的比值”和“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来衡量；制度成本可视为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制度和收取的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经营负担。制度成本的代理变量为正向指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