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球跨学科对话与深度学科自主_时胜勋.pdf

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选择学科机制反思、全球跨学科对话与深度学科自主时胜勋当代中国文论是一个总体性的称呼，是走向当代的中国文论之意，强调“当代性”的问题意识。从学科上说，它具体落实为文艺学二级学科（050101）。(1)自1949 年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间，发生在文艺学学科内的学科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转型。然而，学科反思并非一劳永逸，它要时刻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如今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危机仍然存在，这因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已经置身于全球化跨学科语境之中，并不只是本国的问题，它只能不断往前走。因此，从国内学科机制反思到全球跨学科对话的深度转型，迈向学科发展的“深水区”，深化学科自主，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而言有积极的意义，对此本文做一尝试性考察。一、作为双刃剑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机制的繁荣与缺憾自古以来的中国文论主要不是学科文论，而是思想文论和文化文论，体现着文论家关于文学的思想旨趣及其对文化精神的传承。他们主要在“思想”，而非“研究”。在历史上，文论的思想与文化机制是文论活力的体现，因此一代又一代诗学此起彼伏，先秦诸子诗学、汉代经学诗学、宋代禅宗诗学、明代心学诗学，均是如此。即便在现当代，思想文论也未消失，比如中国有左翼文论、实践美学等，西方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是在社会文化艺术大语境下的思想探讨。然而，当前的中国文论的学科机制却不断增强，而思想与文化机制却体现不足，学科生态处于失衡状态。海德格尔曾经担忧现代学术机制，“随着科学的制度化、事业化和机构化特征的扩展与巩固学者消失了。他被所谓的科学工作者探究者所接替；探究者忙于他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他为了谋取一张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完全左右他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书。”(2)海氏强调诗思对话，这是学科所不能涵盖的。海氏的思路有启发意义，但难以阻挡现代性学科的滚滚大潮，海氏自身就著作等身。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并没有实质改观，如伊格尔顿所言，取悦资本成为现代学术的基本选择，大学正在慢慢死亡。(3)西方文论家的激进思想就是反现代性学科的，但现代性学科固若磐石，如今亦愈演愈烈，不断滑向“学术资本主义”。(4)然而，尽管海德格尔、伊格尔顿反思了西方的现代学术体制，但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体制却也同样染上了这一弊端，对此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学科机制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性知识化教学、研究，专业分工日益细密，学术史积累日益丰厚，思想生产转变为知识生产。文论知识被单一化为科学知识。(5)在学科内部，文论家是专家、学者，在某一领域有专深的研究，操持一套精细、规范、严谨的学科话语，生活在特定的学术机构之中，职业化生存成为常态。(6)学科文论以创新知识为要务，以专深系统著称，这是学科的优势。学科组织了文论知识体系，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作为现代知识学现象，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现代化洗礼的结果。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姚永朴、黄侃的古代文论研究，虽号称国学，但无一例外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只是早期还不太强烈。学科体制的本质不是学科，而是经费（待遇、投入等）。如今盛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以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 REF）为最，它又被称为“英国高校学术研究排名”，评分直接决定着某学科能否获得经费拨款及额度。然而，REF 对人文学科来说极为不利。(7)比如，在评估学科影响时，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得分甚低。而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正是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书籍而非科研论著来扩大社会影响的。更糟糕的是，在科研为王的时代，学者们也不再愿意与大众分享有关的知识、理念。在大学，一切都围绕学科转，学科围绕经费转，对项目、名号的渴望日益强烈，而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则不断退隐。就中国而言，学科文论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寻找学科生长点，(8)但学科知识化、专业化、单一化无形中削弱了文论面向现实的能力。学者面对文本旁征博引，理论先行，材料跟进，但是一旦面对具体问题，往往语塞。因理论108此，今天文论学科在知识繁荣的同时，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现实化”，忽视了文论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9)对事实真相的探求，让位于文献资料与纯概念纯逻辑，非常规范精致，但缺乏思想和创见，中国文论在提出时代的重大性命题方面，仍然捉襟见肘，灵敏度不够。文论如果缺乏现实指向，它的创新就只能是文本化、符号化、知识化，而不可能介入现实，直面现实和心灵。这种学科为王，知识为王，缺乏现实感与思想性的文论倾向，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顽疾。其实，文论形态除了学科文论外，还有其他形态，如政治型文论、思想型文论、文化型文论等，也同样不可或缺，它们构成了中国文论的知识生态。文论家们立场（政治场、思想场、文化场、学科场）不同，其著述发挥的社会文化作用也不同，不过它们有时又是相互交叉的，并非截然相分。这种多样性的文论形态及其存在方式与今天的跨学科趋向是不谋而合的。当代中国文论不能只满足于学科文论，还要吸收其他形态文论，形成跨学科文论的协同发展态势，增进文论活力。二、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的问题指向长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只有一种学科，即哲学化的文论，它保持了中国文论在意识形态上的纯粹性和话语领导权，但也限制了中国文论的全面发展，导致方法论上的单一化与机械化。(10)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学学科迎来转型，学界广泛引进西方现当代文论，反思反映论文论，推进美学、心理学、形式论等方面的文艺理论研究，实现了文艺学学科的第一次跨学科繁荣，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对文艺学学科的自觉反思就发生了。有两个案例值得分析，一是人文精神讨论，坚守文学的人文性；二是重新激发文学理论的诗性传统。前者已为学界周知，后者则以蒋济永代表，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发文讨论“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问题，其主要观点是反思文艺学的科学性（知识学），而提倡一种“诗性的体悟”的文艺学。(11)这种人文性与诗性的价值诉求，都与后来偏重理论性本身的文艺学学科反思迥然不同，但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学科反思的话语景观。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开展了对百年学术史的反思，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大潮也逐渐拉开帷幕。进入 21 世纪，在“文艺学学科反思”这一主题下，各类文章不断刊出，对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可能性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围绕文艺学学科反思，从方向上说，大致有二：一是百年学术史反思，二是学科理路反思。前者主要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资源做了历史性回顾和梳理，后者则从学科理路进行反思，强调方法论。这两个方向在世纪之交有所交叉。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文艺学学科反思主要集中于对苏联文论体系、西方文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前者主要集中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后者则集中于强制阐释。二者都纠缠多方面的问题，既要客观看到苏联文论和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问题，因而争论很热烈。从学科理路而言，文艺学学科反思是双线的，一是“泛文学化”倾向，学科反思前期较为突出；二是“再文学化”倾向，学科反思后期较为突出。“泛文学化”主要以文化研究为主。从学科形式上说，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文论出现了学科的泛化、边界扩大等现象，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近来的“再文学化”诉求重回对文学的关注，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文性、诗性诉求有所呼应，但也有区别。后者的讨论偏重于纯文学，针对的市场化、理论化，而前者的讨论涉及本质主义、纯文学（韦勒克模式）霸权，其中“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最富有争议。(12)在文艺学反思后期，本体阐释模式将文论拉回文学本身，但文学的观念已经不再是单一化的了。从文化研究模式到本体阐释批评模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由“外”而“内”的一次转向，这有效缓解了早期过于“泛文学化”的文论研究紧张格局。文艺学学科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上的反思给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深化了当代中国文论的问题域。文艺学学科的学术史反思在历史遗产与创新发展之间呈现矛盾关系，这是一个小型的“古今”之争，而文艺学学科理路反思则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呈现矛盾关系，这也是一个小型的“体用”之争。另外，这还涉及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从属于“中西（外）”问题。如果进一步而言，还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如何在“古今”“体用”“中西”“马与非马”之间寻找达恰当的平衡，当代中国文论界贡献了自己的集体智慧。这一总体的思路大概可以用“守正创新”“开放包容”“一体多元”等来概括，不断出现在中国文论家的笔下，但其具体的内容仍待进一步充实。回顾历史，当代中国文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第一次跨学科繁荣，中国文论的知识得以大范围更新，这是一次知识重建的跨学科繁荣，但学科范式的基本盘（现代性）没有实质改变，只是有所调整，而在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由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的“古今”“体用”“中西”“马与非马”之争形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跨学科繁荣，方法论与本体论进入更高层次，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知识、理论、方法、价值等）也逐109渐深化。(13)在文艺学学科反思进程中，不但当代中国文论的方法论日趋辩证灵活，对本体论的重视也日益得到加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的学科话语权问题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文论界最为突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这必然导致了当代中国文论从国内学科机制反思到全球跨学科多元对话的转变，预示着第三次跨学科繁荣的可能性。然而，这既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很快就会遭遇一个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国际地位边缘化的难题。三、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国际地位边缘化之隐忧及契机上述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多是自我言说，放眼世界，当代中国文论的全球学科地位是令人担忧的。客观来说，受制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当代中国文论实际上正处于全球学科边缘化地位，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和讨论。1995 年，季羡林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14)同年，香港学者黄维梁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5)耐人寻味的是，季羡林、黄维梁所涉及的中国文论缺乏国际地位这一问题却与当代中国文论界另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发生着错位的联系，这一争论就是文论“失语症”。(16)这也是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的一部分，但已经溢出原有学科框架了。这一话题学界讨论甚多，此不赘述。失语论提出不久，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开展，“文学理论国际化”的问题也随之提出。2001 年，王宁表明了中国文论国际化的重要策略全球化。(17)在这一点上，王岳川也有此意识，但他是将文论放置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语境中进行讨论。(18)后来他又明确提出要系统性地输出中国现当代文论家、美学家，扭转东西方学术的不平衡状态，改变中国人文学术的被动局面。此后，开始有学者较为明确地关注、讨论、研究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问题。(19)从其讨论的内容而言，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还主要是文化战略性的，尤其是文论翻译等成为最重要的途径。然而，从更深层次而言，虽然文论翻译输出对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非常重要，但又不止于翻译输出，其背后更多的学术性因素更值得审视，比如中国文论的入思模式、评价体系、原创性、对外交流、文论共识、世界文论史叙事等，都需要认真审理。这涉及知识话语与全球学术体制的关系问题。1994 年，在文论失语症讨论的前一年，美国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一版出版，里面破天荒地收入了中国理论与批评。撰写者为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似乎国内对此并不在意。2005 年，第二版修订时，20 世纪中国文论的撰写者改为北京大学英语系周小仪、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童庆生，其视角开始从汉学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