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碑性”到日常：公共艺术的“生活化”转向_刘源.pdf

44从“纪念碑性”到日常：公共艺术的“生活化”转向刘源 Liu Yuan/文From“Monumentality”to Daily Life:the“Living”turn of Public ArtPublic art was funded and supported by national policies.In the early stage,it was mainly composed of monumental sculptures and murals with grand narratives,which were distributed on urban nodes and municipal squares.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 is influenced by economy,culture,social psychology and human concepts,and also changes with the society and times.By combing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rt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rom the top-down monumental spirit to the“living”of pluralistic participation.Keywords:public art,monumentality,daily life,social sculpture摘要：早期公共艺术由国家政策出资支持产生，以纪念碑性雕塑与宏大叙事的壁画为主，分布在城市节点与市政广场上。公共艺术的发展受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人的观念影响，亦随着社会与时代产生变化。本文通过梳理公共艺术发展的脉络，深入分析时代性特征下的公共艺术由“自上而下”纪念碑性的时代精神，向多元参与的“生活化”转向。关键词：公共艺术；纪念碑性；生活化；社会雕塑45观 点 View当政策为公共艺术的产生提供了骨骼结构，壮大的市民社会、扩张的传播媒体、新兴出版物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填充了血肉，汉娜阿伦特与哈贝马斯为公共领域划定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范畴，其理论框架便为公共艺术的产生提供了“灵魂”。阿伦特把公共领域解释为共同，并强调其公共性：公共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哈贝马斯则把公共领域的转型与界定，划定在伴随着资产阶级变化、公民意识崛起下的公民自律的公共权力领域。这种高度民主化的场域内充满着自由讨论的权利、反干预的批判性、公众参与的现代语境、面向所有公众的开放性与理性的守护。这种思想基础推动着公共艺术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向更广泛的公民参与迈进。一、公共艺术的崛起任何艺术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语境而存在，艺术的产生与变化都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城市快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与公众出版物的普及，公共领域向更广的场域扩大。在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中，市民社会占据主体。随着“美国百分比计划”的颁布，在政策支持下的公共艺术被真正纳入公共场域。公共艺术作品摆脱了精英式的小众模式，不再只是陈列在博物馆、美术馆的精美作品，而是进入更开阔的公共空间，成为装点城市的元素。表达历史共同回忆与宏大叙事题材时，政府多要求创作者采用“纪念碑性”雕塑。这种形式，充满着权力意志与审美倾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接受。政府通过使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制造出可以显示身份与地位象征的庞大雕塑。高高的雕塑台基把观者的视线抬起至“仰视”的角度，这种前置设计，也反映了宏大的“纪念碑性”。巫鸿把纪念碑性区别于传统的纪念碑，界定为承担着某种共同记忆、构造历史、巩固社会关系以使某个人、某件事不朽。这种纪念碑性产物也被广泛表达在公共艺术场域，出现在城市节点与市政广场上。公共艺术萌芽期，墨西哥壁画运动广泛地用宏大叙事的新兴绘画题材反对战争、嘲讽宗教，政府委托艺术家在公共空间绘制大众能接受的母题。此后很长时间这种传统延续并成为墨西哥公众表达意见、传递感受的载体。这种艺术的产生方式很快影响到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艺术资助计划为公共艺术提供了培育的温床。在国家资助的背景下，大批的艺术家创作了符合时代特色，反映地区共同回忆的纪念碑性雕塑、大型壁画作品，这种创作思路和墨西哥壁画运动是相似的。以美国费城为例，作为第一个通过“百分比艺术计划”的城市，现今街头约有三千幅左右的壁画，雕塑亦是随处可见，这也得益于艺术资助政策的持续推进。“百分比艺术计划”“费城壁画艺术计划”都为费城公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费城仍旧在解决城市公共艺术问题的路上。2020年，费城艺术、文化和创意经济办公室还出台了纪念碑地标审查方案（Landmarks and Monuments Review），对已有的纪念碑性雕塑进行审查与修订。这一形态下的纪念碑性雕塑，大多是高地台的纪念性雕塑，以表达民族战争英雄、名人事迹及国家共同回忆为主。林璎（Maya Ying Lin）创作的越战纪念碑，为华盛顿竖起一道纪念与永远的墙，树立的花岗岩与排列的烈士姓名像一道伤痕，劈开历史，指向华盛顿纪念碑与林肯纪念堂；莫斯科胜利广场胜利女神纪念碑，大尺度雕塑的宏伟叙事构成让纪念碑像一枚利剑插入广阔的大地，纪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逝去的亲人与俄罗斯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所讲述的八场战役与战斗英雄让纪念碑像一本史册，纪念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努力的中国人民。战争为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些承载共同回忆的纪念碑性雕塑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影响，出现在城市关键节点上，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缅怀。这一时期的公共艺术伴随着时代精神产生，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孕育，反映共同的价值信念与道德标准，为树立民族精神、凝聚国家信念而存在。二、争议与转型本雅明在艺术社会学三论中指出，大众是促使所有现今面对艺术作品的惯常态度获得新生的母体。量变到质变：极其广泛的大众的参与引起了艺术参与方式的变化。所以，大众作为衡量和评判当代艺术作品的主体促成了当代艺术审美标准与感知的变化。当公共艺术真正进入公共场域，其实是政府、出资人、艺术家、社会公众等多方博弈的产物。但公共艺术对社会资源的运用决定了公众有权力对公共场所与空间内的公共艺术作品表达个人意向与喜好。许多公共艺术作品在经历过征集方案、通过、落地之后仍旧被公众所不喜，比如对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倾斜的弧的讨论是一场前卫与公共的讨论，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明确的方向。在费城城市雕塑更新计划下，为显示社区平等与结束种族歧视，市政大楼前弗兰克里佐(Frank Rizzo，19021991)的雕像被拆除。弗兰克里佐于19721980年任费城市长，他能当选费城市长的原因与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警察局长的身份用强硬的武力镇压非裔美国民权运动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费城于2020年7月启动可能拆除马可尼广场（Marconi Plaza）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雕像的公开程序（该年8月获批）。这反映了公民参与下对于公共艺术作品的再塑与影响。又如，在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中，因使用建筑废弃材料而被居民误解并被投诉撤下、重新创作的史金淞雕塑作品千创园（“太湖石”），欣赏该作品时，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艺术家想要通过创作语言和媒材所要表达的内容与理念，当作品被放置在市民的生活空间内，面对差异性的审美喜好，作品在特定场域是否能被广泛接受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现当代艺术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公众以真实感为第一直观的审美判断存在一定的冲突。公共艺术的观者与社会机构亦对艺术家的作品去留拥有相当的权力。这种探讨也将公共艺术指向一个更新的维度，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这种46参与不仅局限为公众参与创作，亦反映在作品评价、实施过程中的开放性等。艺术家需要更强的沟通媒介和桥梁来获得公众的意见与反馈，艺术家需向公众传递感受、阐释理念、互通有无。这种沟通与更丰富的公众参与为公共艺术提供了更新的场域。公共艺术不再是宏大叙事与艺术家的个人意趣与创作观念的表达，公共艺术作品不再是只由艺术家自主创作、摆在城市节点表达艺术形态的雕塑作品，不再是精英艺术与学院化的习作，而是放低身段离开博物馆与美术馆，向更日常化的“生活世界”迈步。在这样的场域中，非专业的人群也可以参与进公共艺术的创作，所有城市内的不同利益主体都有权利表达意见，公众成为塑造公共艺术作品的重要一员。公共艺术成为塑造社会、完善公共民主、重塑居住环境、沟通权力机构与公众的重要工具与黏合剂。三、生活化的转向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我们尚不讨论这种口号背后的理想主义与暗含的政治含义，他的“社会雕塑”的观点是艺术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象征着艺术家正在试图用艺术的手段为公共艺术弥合和扩展艺术与社会的边界。这种导向也象征着公共艺术在“生活世界”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公共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意志的审美教化，不再是纪念碑性的雕塑与宏大叙事，而是深入公众生活，落实解决区域发展的问题，而非戏剧化与理想化的艺术品插入。公共艺术成为连接公众与政府、塑造城市交往空间、提高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艺术的超前性为公共艺术创作者提供了超越现实经验总结的理念，艺术家在新时期公共艺术创作中，更多的是起到引领、策划、启动、辅导、协商的作用。艺术家只有把价值观念植入作品中，通过人与人的交往与社会生活的实践，才能够让公众真正地理解与接受其作品。公共艺术也体现出了更多的自发性，当维也纳的格林汀（Gelitin）团队把一只巨大的粉色兔子玩偶安置在阿尔卑斯山上，受风雨侵蚀，用以丈量时间与环境的变化；当法国艺术家JR（Jean Ren）把一名乌克兰女孩的微笑打印在防水布上，从波兰边境步行进入乌克兰，并在乌克兰利沃夫歌剧院前展示用以唤醒更多的人关注移民问题；当巴西艺术家内莱阿泽维多（Nele Azevedo）把用冰雕刻成的小人融化的人（Melting Men）放在柏林宪兵广场上，任由其融化用以警示环境恶化下的全球变暖与海平面上升；当十五分钟生活圈的理念共鸣于巴黎与上海；当上海的四叶草堂组织了上百场社区花园活动，为社区环境微更新指导助力这些非“典型性”都显示出公共艺术的多元化、丰富性、在地性、临时性，艺术家正通过更丰富的媒材、更多元的手段为公共艺术赋予更丰富的价值内涵。公共艺术成为反映特定区域内共同诉求的工具，成为弥合不同地区人的认识水平差异与需求多元化的工具，这种转向也清晰地显示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发展中。社会生态的多样性，为公共艺术从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转向平等的人际交往与沟通。中国公共艺术的出场，恰是伴随着当代城市化与经济建设的大潮，伴随着传统城市由单纯的行政中心和生产中心向着科研、商贸、旅游、文化艺术教育及全方位社会服务中心的转换过程而逐步显现。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体量的国家之一，庞大的人口基数、迅速发展的科技和日新月异的城市乡村面貌，都使得原生城市、乡村无法承载和满足公众的需求，城市更新、乡村发展成为迫切的需求。公共艺术作为介入公众生活、美化居住环境的良好载体，亦受到广泛的重视。公共艺术不再只是装点空间的艺术品，而是变成一种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手段。上海作为现代化城市空间高度发达的城市，以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为例，自2015年到2021年，四期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分别为：“城市更新”“连接thisCONNECTION共享公共空间的未来”“相遇”“十五分钟社会生活圈人民城市”。从2015年唤醒城市文化记忆，以讲述与梳理的形式展示上海城市发展，2017年以原民生码头筒仓改造、城市微空间复兴，2019年改造工业遗址、打造滨江空间，2021年关注社区公共艺术，都反映出公共艺术正在向“生活化”的转向。用一次观念、一个时间、一个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