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_赵明.pdf

赵明等：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赵明王晓军 摘要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关键词居住安排；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嵌入性理论一、引言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从转变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潜在的人口红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尤其是城镇低龄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生活态度积极，并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能够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劳动供给。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探究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针对人口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劳动经济学理论中假设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努力使自己达到幸福，通常用新古典主义劳动闲暇选择模型，通过收入和闲暇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作者：赵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晓军，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康中国 背景下的健康老龄化体系优化研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北京市低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意愿与影响机制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健康老龄化综合评价指数体系与精算测度研究”（）阶段性成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级硕士研究生刘茂林在数据处理中做了细致的工作，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在此诚挚感谢，文责自负。蔡昉：中国应为下一个人口转折点未雨绸缪吗？，载 经济与管理研究，（）；杜鹏、李龙：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王广州：中国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变化特征研究，载 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的切点，确定个体最优的劳动供给时间。新家庭经济学在个人劳动闲暇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家庭背景和非市场工作时间的影响，提出的家庭联合决策模型以整个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由丈夫和妻子在市场劳动、家务劳动和闲暇之间联合作出时间分配的决策。然而，上述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劳动年龄人口，但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继续参与市场工作的老年人，其劳动供给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家庭伦理和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的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家庭因素会改变收入闲暇模型中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从而无法实现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状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看，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不完全满足实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很多老年人继续工作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或夫妻联合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更多地受到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也就是说，如果子女在经济上或时间上需要父母的支持与帮助，老年人将会以子女的需求作为个体行为决策的主要依据，甚至即便子女的需求会挤占工作或闲暇时间，老年人也会倾向于作出支持子女的决策，即老年人的经济行为嵌入到家庭代际关系中。可见，理性选择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强调老年人个体或家庭效用最大化，而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则注重社会家庭因素、积极心理与可持续发展。因此，考虑到老年劳动者行为决策的特殊性，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视角，将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嵌入到家庭代际关系中，探讨社会家庭因素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机制。家庭代际关系是基于血缘或法律关系所形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内容是亲代与子代间双向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在理论上，代际关系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广泛存在于西方国家的“代际交换”模式；另一种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抚养赡养”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家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代际关系，即在保持传统“抚养赡养”关系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了“代际交换”关系，而这种代际关系形成的基础是代际间的居住安排。首先，代际间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之间容易形成粘着型代际关系，其中同时蕴含了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三方面内容。其次，代际间独立居住（尤其是远距离居住）的家庭成员容易形成松弛型或独立型代际关系，即代际之间经济相互独立，子代仅在亲代生活不能自理时提供阶段性的生活照料，甚至子代仅提供情感交流，由社会机构对老年人进行生活照料。也就是说，一旦代际间形成了稳定的居住安排方式，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据此来履行其在家庭中的职责，而不同的居住安排会导致家庭责任在代际间形成不同的约束。相对于独立居住，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在家庭中需要承担更多的代际责任，不仅需要帮助子女承担家务或照顾（外）孙子女，甚至会在退休后继续工作以弥补家庭开支，同时老年人也能获得子女在经济、照料和情感上的支持。可见，代际间共同居住是形成粘着型家庭代际关系的基础，也是老年人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的起点，因此本文提出了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问题。曾湘泉主编：劳动经济学，页，复旦大学出版社，。“”，（）：“：”，（）：，“：，”，（）：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载 中国社会科学，（）。“”，（）：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载 社会学研究，（）；，“，”，（）：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载 人口研究，（）。赵明等：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二、文献述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与子女共同居住能够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既包括经济参与，也包括非经济参与，其中劳动供给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参与形式。然而，直接探讨居住安排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当前研究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观点为“促进效应”论，认为代际间共同居住能够促进老年人提供劳动供给，这种观点是将老年人劳动供给作为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共同居住通过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而提高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另一种观点为“挤出效应”论，认为代际间共同居住会降低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即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会增加老年人的家庭责任，如提供家务劳动、看护（外）孙子女等，这样便会挤压老年人对外参与经济活动的时间，因此会降低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上述两种观点在论证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对于“促进效应”论，尽管说老年人劳动供给是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但不能认为代际间共同居住提高了老年人社会参与，进而也能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由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形式多样，除了劳动供给外，还包括家务劳动、文娱活动和社会志愿活动等，但这些类型的社会参与均会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抑制作用，因此该观点的论据支撑不够充足。其次，对于“挤出效应”论，老年人帮助子女照料（外）孙子女仅是代际间共同居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一种机制，尽管该机制起到了抑制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作用，但缺乏对影响机制的全面分析，因此该观点的论证过程不够系统。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为：（）当前探讨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大部分研究，仅将居住安排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其中，缺少将居住安排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统性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缺乏社会网络视角下对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影响机制的深入挖掘与探讨，并且在代际间居住安排方式划分、计量模型内生性处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缺失与不足，因此导致当前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学术观点。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聚焦中国代际间居住安排的细分维度，揭示了不同类型的代际共居安排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差异，丰富了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劳动供给关系的研究，弥合了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观点冲突；（）深化了关系嵌入性理论，基于老年人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分析框架，检验了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的作用机制，揭开了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影响关系的“理论黑箱”；（）稳健处理了由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干扰，通过选用个体层面精准有效的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一）理论机制本文基于关系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理论机制，如下图所示。本文理论机制的推演逻辑为：第 ，“：”，（）：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载 人口研究，（）。，“：”，（）：许琪：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载 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一，代际共居是形成家庭代际关系嵌入性的基础，也是本研究理论机制的出发点。相对于远距离居住，代际共居的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较强的联动关系，此时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也就是说，老年人并非独立地分配工作和闲暇的时间，而是与子女分享其时间资源，并联合作出劳动供给决策。在劳动经济学的夫妻联合劳动供给决策基础上，将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仅涉及夫妻联合决策，还涉及代际联合决策。老年人在家庭中以长辈的身份出现，在代际关系中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责任，除了考虑整个家庭的效用水平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将成为重要约束。第二，家庭代际关系构成了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影响的中介机制。家庭代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代际间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一方面，代际间共同居住不仅会形成代际间更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也会方便老年人与子女的相互照料与情感沟通，即老年人与子女的共同居住安排会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代际间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分别会从经济、时间和幸福感三个维度影响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意愿，即家庭代际关系会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图本研究的理论机制（二）研究假说本文对上述理论机制的逻辑推演过程进行分解，通过理论梳理提出进一步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说。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强关系。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代际之间在经济上将会有更多的往来，即所谓的“同财共居”。同时，也会衍生出更多的家庭责任，老年人不但要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还要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家庭或（外）孙子女；若子女成年后仍不能独立生活，老人则会继续供养成年子女，将抚养责任无限延长。此外，近邻居住被视为不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共同居住，在该居住方式下的老年人与子女之间也具有密切经济往来、照料支持和情感沟通。然而，远地居住的老年人与子女之间构成了两个家庭单元，相互间经济往来与照料频率均较低，每个家庭单元的对外决策是相对独立的。由此可见，居住安排是形成家庭代际关系嵌入性的基础，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或近邻居住，在整体家庭中被赋予更多的职责，能够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本文的代际共居概念，并非是以“同一屋檐下”的共同居住为限，而是基于代际间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行定义，其中既包括代际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包括代际间照料支持和情感交流的紧密程度。因此，本文将代际间共同居住和近邻居住均纳入代际共居的定义中，并在实证分析中进行检验。根据当前研究中的“促进效应”论和“挤出效应”论两种不同观点，本文为弥合观点冲突，提出第组研究假说。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载 中国社会科学，（）。赵明等：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假说：相对于远地居住，代际共居能提高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假说：相对于远地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