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之光”到“和平之光...本战争遗孤的战后境遇与选择_蔺静.pdf

一、无人知晓：“她的日本名字是什么？”由河濑直美、贾樟柯首度跨国监制，青年导演鹏飞编剧执导的电影 又见奈良获得了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20）最佳影片提名，并于2021 年上半年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八十高龄的中国老奶奶陈慧明只身前往日本奈良，寻找与自己失联多年的养女、日本遗孤陈丽华的故事。在寻找丽华的过程中，陈奶奶“亲历”了养女到达日本后的人生。她与帮助她寻女的遗孤二代小泽、退休警察一雄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段旅程中愈加贴近，作为文化整体的亚洲在这部电影中可知可感。据导演鹏飞所言，他最初想拍一部反战电影，在阅读了日本遗孤的相关书籍后，被其中超越血缘的亲情所打动。他了解到很多遗孤养母的愿望就是去日本看一眼孩子和他们的故乡，但绝大多数母亲一生都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便有了这部电影的出现。近代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向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断地移植人口成为日本帝国缓解国内经济危机、转移社会矛盾、改变殖民地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帝国的覆亡，六百余万海外日本人失去了“日之丸”的庇护，成为了落潮后的“裸 泳者”。这其中，便有在战争的疮痍中被挤出母体、被战后日本称为“残留孤儿”的群体。日本厚生省对于“中国残留孤儿”的定义为：“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因战乱与父母分离、当时年龄在十三岁以下，之后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1)据中方相关部门统计，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总人数达四千人以上(2)，收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人数超万人。因收养动机、收养家庭条件等不同，遗孤的成长轨迹、生存境遇亦存在很大差异，但大多数遗孤都因在当时中国生活原料极度匮乏之状况下，在出于民族创伤的无数次非议之中“自己的一条命活下来了”，而对中国养父母有着深层的情感联结。让遗孤更加感激不尽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多数养父母在自己年逾古稀，需要子女照顾之际，却能够尊重遗孤的选择，让其回日本寻亲定居。这其中的艰辛，并不常被养父母提及，如同这部电影，所有的艰难困苦都随岁月的流逝化作了云淡风轻。电影中，遗孤“丽华”自始至终并未出现，如影片的英文名“Tracing Her Shadow”，她只是作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段回忆穿插其中。丽华在日本的生活，通过与其有过交集的人的回忆和口述，才慢慢如拼图般被拼接出来。电影并未直接呈现陈奶奶与丽华在中国的生活，但从丽华回到日本后寄给养母一封封寄托思念的书信，从陈奶奶不顾高龄、语言障碍只身跨国寻女的毅然决然都能让观众体会到这对异国的母女情。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几年后丽华却与养母断了联系，消失在了“不会丢东西”（电影中台词）的日本。在寻人过程中，“她的日本名字是什么”这一问题始终贯穿其中，而增加了寻人难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丽华从未告诉过养母她的日本名字，在日本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中，亦无人记得她的名字。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日本政府共认定了 2818名在中国长大的日本遗孤，其中只有 1284 人找到了亲人。(3)未寻到亲人且不知家族姓氏的遗孤，其日本名字通常由遗孤本人自取。一位中国名字叫于德水的日本遗孤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回忆自己日本名字的由来，他说：“日本人起名，（家在）山下就叫山下，（家在）山上就叫山上，我是在松花江边、长白山下的吉林省长大的，所以我就叫松江长吉。”名字是一个人重要的身份符号，凝聚着一个人最为稳定的身份认同感。没有日本名字或不使用日本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丽华在日期间，没有正当的身份，心理上与日本社会疏远，与周围人并未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在丽华寄给养母的一封封书信中，信封上的地址不断变化，但“一切都好”是不变的主题。从“报喜不报忧”中能够感受到丽华的善良，偶尔透露出她真实境遇的是信中的那句：“现在日本人还把我当作是中国人，我想是因为我的思维、习惯都还是中国人的吧，所视野从“人性之光”到“和平之光”电影又见奈良中日本战争遗孤的战后境遇与选择蔺 静173以在做事上还有些不适应。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对于基于中国身份认同思考与行事的丽华来说，躲进奈良深山的寺院、与聋哑的寺院管理员为邻的生活似乎是其在日本度过的最美好时光。在信中，她对养母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片枫树林，就像咱们老家的那片枫树林一样。以前二娃哥总是带我进去玩，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想念他。昨天，我画了一张画送给您。这里的管理员也很喜欢这幅画，想让我送给他。我没有答应。他是个聋哑人，我们反而没有沟通障碍。这里能让心平静很多。影片中，寺院管理员出生于战时中国，日本战败后随家人逃亡途中，患病导致了残疾，其姐姐被留在了中国至今下落不明。同为远离日本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共性让两人“没有沟通障碍”，情感慢慢靠近。导演用“聋哑人”的形象隐喻了战争遗孤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丧失话语权的生活状态与边缘处境。电影的后半部分，警察通过调查得知丽华的日本名字为“中村明子”，但“中村”并非其家族姓氏，而是帮助她恢复日本国籍的律师的姓氏(4)，“明”则取自养母的名字。丽华用名字来纪念、感激在走投无路时帮助过自己的律师和对自己有恩的养母。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日本名字，她亦从未对养母提起。二、靠近与对撞：“我是日本人吗？”在战后日本返迁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因代际差异常会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和问题意识。(5)较之于遗孤一代，创伤体验与情感障碍相对较弱的遗孤二代则展现出了积极融入日本的姿态。影片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小泽是渴望被承认为是“日本人”的遗孤二代。从中国来到日本后，她勤恳工作，参加日语补习班，结交日本男友，习惯性地隐藏自己是“残留孤儿”后代的事实。如在影片开头，退休警察一雄一句关于日语发音的问题“你是哪里人”本未针对国籍，小泽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回答了一句：“我是日本人。”与丽华不同，小泽用行动上的主动靠近，用情感上的“舍己”忍耐重塑着自己的生命，并获得了暂时的承认。电影还融入了几位真实遗孤的本色出演。影片中，生活在奈良、说着一口浓郁中国东北话的遗孤山田在废弃汽车回收站开挖掘机。他从不接用日语打来的电话，一听到“莫西莫西”（相当于汉语中的“喂”）就挂断，他说“反正也听不懂”，但鞠躬时腰弯得比日本人还低。遗孤张淑芝与中国丈夫远居奈良的深山里，却每天听着中国的天气预报。夫妻二人包饺子招待了陈奶奶一行三人，作为助兴，妻子演唱了一段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丈夫则拉着没有实物的二胡为其“配乐”。余韵悠长的曲调，那双思念二胡的手和流淌在脸上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都倾诉着无法磨灭的文化记忆。20 世纪 80 年代，大批遗孤归日曾成为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素材，在日本社会掀起过一场舆论狂潮。儿时稚嫩的面庞与长大成人后的身体拼接在一起的人像照、“妈妈，我还活着”“四十年后的命运重逢”“奔向祖国的路”等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以及遗孤戏剧性的人生故事都强烈刺激着刚刚与“中国”重新互启国门的日本社会的感官。很多日本人通过电视看到遗孤抵日、与亲人相拥而泣的画面都为之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但这样的同情似乎只有在对方“顺从”的前提下才得以持续，当日本人发现遗孤不会说日语，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日本人迥异，且绝大部分遗孤提出了在日本永久居住的要求时，同情便转瞬化为了歧视，甚至憎恶。多年来，具有影响大众意识功能的主流媒体对于遗孤的报道多集中于遗孤不会日语、无法就业、难以融入日本社会(6)，遗孤认定率逐年降低(7)，遗孤及家人在日本违法犯罪(8)等负面信息，却鲜有关注遗孤的朴实善良、吃苦耐劳等美好品质。如 朝日新闻 曾报道，遗孤高岛一家回到长野县下伊郡泰阜村的第一个春天，邻居为他们送来了煮熟的竹笋。高岛尝后觉得苦涩并抱怨道：“日本人就吃这样的东西啊。”高岛心领了好意，却将竹笋扔掉了。(9)又如 朝日新闻 在报道大巴司机遗孤二代河野化山夜间在高速公路疲劳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时，特别强调了 20 岁以后来到日本的遗孤后代，已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能融入日本社会的少之又少。(10)“中国残留孤儿”(11)这一主体性模糊的称谓存在了数十年，亦说明了日本社会、官1742022.12方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定位以及对大众的引导偏向。事实上，媒体未曾引导民众去积极接纳以及如何去接纳，而是有选择性地放大了遗孤是异类的存在，过度强调了遗孤融入日本社会的困难、抱怨和受害心态，向大众传递了遗孤本不该回来的信号与情绪，在日本国民与遗孤之间构筑起了一座由不信任感与恐惧感搭建起来的壁垒。与“污名化”相对，媒体对遗孤的正面报道多为颂扬勤奋学习日语、积极寻求“自立”的遗孤个案。(12)这一立标杆的方式向大众昭示了会说日语、能够“自立”的遗孤是“合格国民”，暗含的逻辑则是要想“是”一个日本人，则要舍弃不属于日本人的特质，与日本人保持共性，“努力”成为一个接近“日本人”的人。“日本人”的优越感被建构起来的同时，“不合格”的国民也被无声无息地排除至社会边缘。在 又见奈良 中，小泽、山田、张淑芝夫妇选择让自己或是后代伪装成“日本人”，因如此方可与日本人共享资源，同享权利，获得关爱与保护。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言行上接近日本，并非情感。这其中所要承受的痛苦与撕裂也促使张淑芝夫妇不希望其家族基因循环至后代，故不教孙女说一句汉语。事实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遗孤回到日本后，先被集中安排在设立于日本埼玉县所泽市的“中国归国孤儿安置促进中心”(13)适应日本生活，同时在那里学习日语。4 个月（2004 年以后改为 6 个月）后，他们即被送回到当时尚不具备充分条件接纳遗孤家庭的地方城市。在“安置促进中心”的学习生活相当于日本社会给与外来的“他者”能否通过日本社会“免疫系统”的测试。能够在 4 个月内通过“免疫系统”的是被日本社会承认的“同类”，而无法快速通过识别的则是需要被“监视”的“非我类者”。语言的障碍一直是遗孤回归日本社会的巨大阻力，亦是其长久以来被日本社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日本出生长大的遗孤二代、纪实文学作家城户久枝曾有过这样的观察：“2005 年 6 月，为了采访当时在国赔诉讼案时集会游行的中国残留孤儿，我去了日比谷公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 700 多名残留孤儿正在那里练习喊口号。他们喊出的差到不能再差的日语令我震惊。早的人 20年前就回来了，但日语还是那么差。”(14)生活于日本多年的遗孤无法用日语进行日常表达，也佐证了其在日生存空间、活动范围、使用语言的机会受限，以及对日本身份认同的疏离。三、乡关何处：“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影片中，丽华曾在房东的豆腐店里短暂打工，做着无须与他人交流、简单重复、报酬极低的炸豆腐圈工作。本就被置于低信任的位置，店里失窃，房东第一个责问的还是她。而小泽虽努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但因其日本男友的父母不同意儿子与“中国人”结婚造成恋情的无奈终结也在顽强地提醒着她仍未获得身边人的信赖，依旧被区别对待。而小泽之所以宁愿旷工甚至失去工作也要帮助陈奶奶寻找丽华，与其说是奶奶对自己家有恩（影片中，陈奶奶不仅养育了丽华，也哺育了邻居收养的遗孤，即小泽的父亲），不如说是她在与陈奶奶的交往过程中恢复了正常的话语表达、获得了真正的关爱和尊严。“没有尊严”是日本遗孤经常提到的。在原始印欧语中，“尊严”一词的词根“dek-”有“take，accept”的含义。从词源角度来看，“尊严”与“接受”相关，即被共同体所接受，被信任期待，与共同体同在意味着获得尊严；相反，被排斥于共同体之外，被视为“非我类者”则意味着尊严被践踏。在汉语中，“尊”者重也，不移也；“严”意味着内部结构严密，不容被破坏。由此可见，“尊严”与“我”“我的完整性”紧密相关。在“我”的归属、身份、意识、情感、权利等“受损”导致“我”不再完整，“我”被破坏的“丧失”状态下，个体常会表现出压力、孤独、不安和焦虑。“我是谁”是生命存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遗孤在追寻“我是谁”时受阻的痛苦与战时本土日本人所经历的“被轰炸体验”“疏散体验”“原爆体验”等所谓的“受害经历”并不相同，但战后日本却将其视为“同样的伤害”(15)。混淆概念的背后是掩盖曾作为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这一“政治幼童阶段”(16)的思路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