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以《卖烟叶》为中心的考察_崔靖晗.pdf

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理 以 卖烟叶 为中心的考察崔靖晗(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 在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学谱系中，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经历了从“赵树理方向”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指 20 世纪 4070 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作为被批判的典型作品，赵树理最后一部小说 卖烟叶 是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小说中源于民间的“说故事”叙述模式和写实精神也意味着赵树理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潜在颠覆，这构成赵树理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内因。因此，赵树理作为新文学主流乡村书写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型的重要作家，其写实主义的“民间”色彩蕴含着竹内好所言的“新颖”性，从而沟通并超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键词 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卖烟叶;元小说;反叙述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23)01012305赵树理的小说被学界普遍视为“延安文学”和 20 世纪 50 年代主流文学的代表作。但据李杨等学者的考辨，“赵树理方向”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间存在裂隙和张力，形成“历史的辩证法”1。实际上，赵树理写出 小二黑结婚 等“方向”的代表作时，尚未读过 讲话。赵树理之所以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成为主流文学“方向”，是因为陈荒煤等主流批评家看中了他创作的三点价值:首先是“赵树理同志的作品的政治性是很强的”;其次，“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最后，“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这是当时主流文学对作家的要求。实际上，赵树理小说既是主流文学的应时之作，又是试图占据农民精神世界、建立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小说。赵树理小说颇具写实精神，对板话、鼓词等民间文学形式的汲取和创新，客观上使赵树理的小说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具有颠覆性。竹内好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新颖性，在于它跨越了西方中心现代观的“现代文学”和民族本位现代观的“当代文学”或“人民文学”的界限3。因此，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二重性，既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树立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范本，也蕴含颠覆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倾向。一、卖烟叶: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赵树理的最后一部小说 卖烟叶(写于 1963 年，1964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既采用了民间文学的“说故事”形式，也以其写实精神成为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卖烟叶 以其独特的构思，书写和分析 20 世纪 5060 年代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写作这一“文学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确立于苏联 1934 年第一次作家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坚持文艺的真实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具有文学真实性的书写，肯定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思想上教育人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传入中国后，成为左翼文学和“十七年”主流文学的创作原则。收稿日期 20221222 作者简介 崔靖晗，女，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321“农村题材小说”指20 世纪4070 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元小说”与叙事学的“元叙述”密切相关。“元叙述”就是“关于叙述的叙述”。帕特里西亚沃指出:“元小说一词是用来指那些有自我意识的，并系统地关心自身作为一件人造品的身份，以便对小说和现实间关系提出质疑的艺术创作。”5“反叙述”指对小说中既有叙述模式的颠覆。赵树理讨论农村知识青年出路问题的 互作鉴定 卖烟叶 中，农村知识青年以脱离农村为目的的功利性写作逐渐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乐观前景相悖。因此，虽然 卖烟叶 并无戏仿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观意识，但小说的情节与叙事接近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卖烟叶 中，贾鸿年写作主流“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赚钱，因为“缺少生活”被退稿后，“农村题材小说”的神圣性被消解殆尽。正如赵树理在小说“前言”中所言，“故事、小说、评书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我写的故事，一向虽被列在小说 里，但我现在写的时候有叫读者当做故事 说的意图，就更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卖烟叶 延续了赵树理小说出于方便农民读者立场对叙述方式的关注，这一叙述特点指向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的反思。因此，卖烟叶 和赵树理之前的小说一样，因形式的“旧”或“民间”而具有“新颖”性。李国华注意到赵树理小说叙述模式、情节结构由“说理”主导的特征，而“理”指向农民朴素的“老直理”和社会历史“真理”，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存在张力6。因此，赵树理的小说有意识地通过叙述方式、情节结构与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区别开来。卖烟叶 中，贾鸿年将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视为功利性经济活动，将写小说看作逃避农业生产、脱离农村的手段。以农民和国家的“中间人”自居的农村知识分子赵树理自然对这种现象持批评态度。如作家兼革命者、自愿去农村支教的李老师对贾鸿年的小说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社会生活知识”，“写自己不懂的事谁也写不好”。赵树理有意将“做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和“修改长篇小说”对立起来。贾鸿年的“写作”成为推动“卖烟叶”这一“投机倒把”行为的主要情节。“创作忙”的目的是“智取王兰”，因小说被退稿，贾鸿年编造理由向李老师借钱，从而进城“卖烟叶”赚钱。之前论者对卖烟叶 的研究多着重于剖析城乡二元关系和农村知识青年出路等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问题，但“写作”这一行为在赵树理农村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赵树理笔下通过“写作”试图脱离农村的农村知识青年是重要的文学史形象系列。这一群体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深造，因为在农业生产劳动中难以实现对自身价值的期许，渴望脱离农村。对这一群体的批判，与赵树理本人的思想与文艺观一脉相承。刘正(互作鉴定)、贾鸿年(卖烟叶)等农村知识青年的原型之一，是一位想通过成为作家改变命运，给赵树理来信并受到批评的学生夏可为。赵树理在文艺学习 刊出的给夏可为的回信，引发了读者的争议。读者认为赵树理有违鲁迅帮助文学青年的奉献精神;赵树理指责夏可为不安心学生的职责，不可能写好学校生活7。同时，赵树理强调“业余写作”“生活经验”的优势，并把“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把你们社办成一个模范社”作为对女儿的期许8。此处赵树理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为三点:首先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对“劳动”的重视。有论者指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劳动经历了由“翻身”到“翻心”的过程，“真正的出路在于，翻身之后，还要翻心，底层翻身后，如果仍然认同以前的原则，譬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不过是很简单地从受压迫者变成现在的压迫者”10。郭文元等学者注意到，地板 试图通过“劳动”建立给农民带来主体性地位和尊严的乌托邦11。其次是将劳动“纯化”为体力劳动，甚至将文学创作、当干部视为“非劳动”;在文学写作中推崇“业余作家”的“生活经验”。再次，是赵树理小说中“地方性”的本体性意义。赵树理对曲艺等民间文学作用的强调，对“写真实农村生活”的推崇，都指向对“地方性”或“农民性”的重视。这一方面与现代乡土小说借“地方性”反映“民族性”或国民性的诗学特征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源于他试图在文学叙述中建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杜赞奇将“地方”视为“民族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中心张力点”，并将用“地方性”指代“民族性”视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乡土诗学12。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小说”以地方性书写直接代表中国“民族性”的文学叙述方式，与新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存在紧张关系 被殖民国家走向现代化，是否要抛弃“地方421性”甚至“民族性”?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解决乡土小说中民族性与西方中心现代观的矛盾，建立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性。赵树理在“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苏联写作品总是外边来一个人，然后生产共产主义思想，好像从外边灌的”，“农村自己不生产共产主义思想”，隐含对源自苏联的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的批评13。农村题材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作家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试图书写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土社会这一“地方世界”的改造。赵树理的思想与创作，与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具有潜在的矛盾，因为后者旨在用“共产主义”改造“地方世界”，从而生成新的民族性;赵树理从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出发，试图用“地方性”甚至新的“农民性”代表“民族性”。因此，赵树理的思想隐含深刻的矛盾 “知识分子”或“民族国家话语”与“农民”的矛盾。他试图站在国家和农民平等地互相“说理”的“中间人”地位。赵树理对“劳动”“业余”“生活经验”“群众”的推崇，背后隐含着他的农民立场。论者将赵树理的小说艺术世界称为“农民说理的世界”，究其根本，赵树理试图用“理”，即真理或乡土伦理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让农民获得主体性地位14。因此，赵树理对农村知识青年试图通过“写作”成为职业作家，脱离农民群体和农村建设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赵树理小说中“世界”消失这一叙事特征，意味着农民通过“说理”获得主体地位这一逻辑面临严峻挑战 农村知识青年作为赵树理曾经寄予厚望的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通过写作行为试图脱离农村进城，这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甚至乡土社会和农村前景的质疑。同时，农村题材小说的文体合法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小说中如何处理贾鸿年的身份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赵树理赋予贾鸿年奸商后代而非真正农民的身份和自我认同，从而对他试图通过写小说赚取稿费来结婚、骗取李老师的信任借钱来卖烟叶等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从叙事层面观之，卖烟叶 旨在探讨农村知识青年作为有知识、有文化并曾被赵树理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农民，如何处理作为农民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农民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赵树理通过自愿下乡工作的革命者兼作家李老师对贾鸿年的批评教育，使贾鸿年幡然悔悟，“要做一个好的劳动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李老师说:“各行各业都一样，抱着个人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名为利，抱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共产主义”。赵树理试图用“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矛盾解释农村知识青年不安心于农业生产劳动、对农民身份失去认同的现象。贾鸿年写的小说歌颂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革命者老队长，赵树理通过这一将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精神作为主题的“书中之书”，客观上将农村题材小说的合法性作为尖锐的文学史问题提出:如果“农村题材小说”的作者怀有“个人主义”思想，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前景和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失去信心，作为文学体裁的“农村题材小说”如何维持生机?赵树理在 卖烟叶 “前言”指出，这篇小说是对“说故事”的模仿。写作过程中，赵树理有意识调整叙事模式，甚至“去小说化”，从而使 卖烟叶 成为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反叙述”。与同样写农村知识青年题材的 互作鉴定 相比，卖烟叶 更接近民间文学:小标题如“智取王兰”“创作忙”等，接近民间文学的评书体;卖烟叶 手稿本相比于 互作鉴定，心理描写、风景描写大幅度减少，但在卖烟叶 发表版本中增加了心理描写、风景描写。论者认为原因在于农村“讲小说”活动中“故事员”主要是读过现代小说的农村知识青年。“对于处于写作者和听众(预期读者)的中介的农村知青，或许可以视之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将道听途说的经验 此处是通过阅读 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同时融合了现代的短篇小说 与口头叙述传统”15。因此，卖烟叶 的叙事模式隐含着赵树理对农村知识青年的训诫意图。但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卖烟叶 又推翻了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判断。贾鸿年通过创作“农村题材小说”试图赚稿费失败而堕落为“投机倒把”者，指向脱离农村过上城市生活的目的，这隐含农村知识青年对农村前景的悲观、对农民身份的不认同。卖烟叶 的价值悖论与小说的叙事模式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