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平等——论朗西埃对福楼拜的美学政治阐释_邹键.pdf

所谓“纯文学”，通常指向“文学性”“文学本身”“文学自主性”“为艺术而艺术”等。它远非永恒普遍的存在，而是现代历史的产物，且在不同文化与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建构。雅克朗西埃从西方文艺发展脉络出发，发明艺术体制论，借以重释“纯文学”，解读出它的政治意蕴，即一种平等或民主，由此建构独树一帜的美学政治思想。在思想建构过程中，福楼拜的写作被反复提及，成为他的典范案例。本文研究朗西埃对福楼拜的美学政治阐释，呈示他对福楼拜小说的新颖的再解读，阐明（纯）文学的平等的意义。一、文学的政治：感性的重新分配朗西埃对福楼拜的美学政治阐释，即是指证福楼拜小说中的“文学的政治”。对于他的“文学的政治”概念，不能按寻常意义理解，因其无关作家的政治承诺或社会介入。他在 文学的政治 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的政治与作家的政治不是一回事。它无关作家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或政治斗争的个人参与。它亦无关作家在其书中表征社会结构、政治运动或各种身份的方式。”(1)依朗西埃之见，“文学的政治”表明“文学只是作为文学来从事政治”，即纯文学的政治，其“假设在作为一种集体实践特殊形式的政治和作为一种明确的写作艺术实践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本质联系”。(2)我们从中获取三条基本见解，由此得到重审福楼拜文学之新颖性的视角。第一，“文学的政治”不等于“作家的政治”，后者绝非前者之源，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因果性与政治的同一性。我们不能由“作家的政治”来断定“文学的政治”，反之亦然。第二，文学本身即具有政治之维，或曰文学性关涉政治性。唯其如此，朗西埃的见解超越了文学/政治、自律/他律的二元结构。第三，在朗西埃的“文学的政治”论述中，“政治”指称一种集体实践的特殊形式，不可化约为一般的权力斗争；而“文学”即“作为文学的文学”（literature as literature），亦即“纯文学”，指称产生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的写作艺术本身（the art of writing itself）。不过，其中犹有几处疑问：第一，朗西埃的“政治”意涵目前依旧晦暗，其究竟指向什么；第二，为何是现代意义的“文学”，亦即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Western cultural institution）、受历史制约的特定文学形式(3)，而非普遍的文学；第三，这种“政治”与“文学”何以产生内在联系。下面循次回答以上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文学的政治”意义。首先，朗西埃的“政治”指对现行的“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或 distribution of the perceptible）的重置（reconfiguring）。仅有权力与法律，尚不足以言政治。朗西埃眼中的政治乃是特定感性经验领域的建构，关乎“空间与时间、位置与身份、言语与噪音、可见者与不可者的分配与再分配”(4)，亦即感性的分配。政治基于平等的原则与假设，质疑与改变既定的具有等级性、排斥性的感性分配。政治重绘感性边界，让原本隐形者变得可见，让身体脱离原先给定的位置，让不被倾听、喧嚣的噪音成为可闻、可理解的言语，以显示众多被排斥者有能力“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a shared world）”(5)。由是而观，政治出之以异议的形式，挑战现有共识秩序该共识位于感性的分配领域。而以共识为前提的传统政治，不是朗西埃意义的政治，而是他所谓的“治安”（police）。换言之，政治是反对治安的活动，其扰乱治安秩序（police order）的感性分配。朗西埃的“治安秩序”用来指称社会等级秩序(6)，与作为平等实践的政治相对立。总之，我们须从上述理解中来把握“文学的政治”中的“政治”一语。其次，依循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论，现代意义的文学不仅介入感性的分配，且予以重新分配，遂有“文学的政治”的意义。朗西埃在探讨文学与艺术时，始终秉持历史化视角，强调文学与艺术的非永恒性，关注它们形成与转型的可能性条件。他把“文学”首先理解为一种新的写作艺术体制或曰文学生产的体制，这可谓艺术体制在写作领域的具体化。艺术体制是诸种历史上形成的识别艺术的原则系统，其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人们以何种方式将一种实践、技艺或事物识别为艺术，决定着人们看待和理解它们的方式。艺术倘要存在，就必理论纯文学的平等论朗西埃对福楼拜的美学政治阐释邹 键 李忠阳116须有能够识别它的特殊眼光与理解它的思想形式，而这些由艺术体制所规定。朗西埃从西方艺术史与美学史中区分出三种艺术体制，即伦理体制、诗学体制与审美体制。三种体制之间既呈现时间性递变转换关系，亦呈现空间性并存对立关系。(7)纵观朗西埃的美学政治论述，他致力于阐发艺术的审美体制，注重在古今之变诗学体制与审美体制的转换与对立中揭示审美体制的特殊性。扼要地说，第一，诗学体制建立一套艺术等级秩序，它与社会等级秩序紧密联系，而审美体制废除前者的等级规范，实现审美的平等；第二，两种艺术体制是不同的感性分配形式：诗学体制是等级性的感性分配，审美体制是平等性的感性分配。审美体制的特殊之处也正是“文学”的新意所在，因为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正是审美体制发展的表征与助推，是远为广泛的艺术的审美革命的一部分，而福楼拜正是其中的先驱代表。在艺术体制论视域下重审西方文学的古今之变，“文学”便不只是脱离了古老的“文人学识”的意义，更意味着脱离古老的诗学体制，造成诗学体制等级性的感性分配秩序的崩溃。联系前文的“政治”界定，可以说只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纯文学）才谈得上“文学的政治”。最后，“政治”与“文学”得以产生内在联系，即在于两者都是一种特定的感性分配。由以上探讨可获知：第一，政治不是一般的权力实施或权力斗争，文学也不是一般的写作艺术，两者皆属于感性的分配；第二，两者均突破现行感性分配秩序（政治突破治安秩序，文学突破诗学秩序），“在等级支配的感性经验领域引入了一种新的平等”(8)。不难发现，政治与文学都是重新架构（reframing）感性分配的方式。这是两者得以形成联系或交织一起的原因。唯其如此，朗西埃指出，“文学的政治”这一表述意味着文学作为文学介入对空间和时间、可见和不可见、言语和噪音的分割。(9)二、写作的冷漠：废除诗学区隔的平等依循前文见解，当我们言及福楼拜小说的“文学的政治”，即已怀持以下断定：其一，福楼拜的文学书写合乎两个世纪前才诞生的“文学”概念，属于审美体制下的新型写作艺术，具有审美/文学革命的意义；其二，其书写表现出一种新的感性分配，造成等级性的感性秩序的解体，具有审美/文学平等的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平等是福楼拜文学/现代文学的创新性特征，那么它怎样在一部作品中具体表现出来，抑或说我们何以指证审美平等存乎其间。朗西埃的阐释路径是，首先，指明福楼拜写作风格的新颖之处，以及围绕它产生的意识形态分歧；其次，把它在诗学体制与审美体制对立与转换的历史框架中予以重释。可以说，朗西埃对福楼拜文学的阐释是在其艺术体制论视域下展开的，服务于他的美学政治思想建构。下面沿着朗西埃的阐释路径一探个中究竟，过程中亦探讨其阐释本身。首先，朗西埃揭呈历史中批评家们阅读福楼拜的共识与歧义。第一，共识性在于，不论是与福楼拜同时代的保守派批评家，还是萨特时代的激进派批评家，均认为福楼拜文学的显著特征是写作的“冷漠”（indifference），或曰语言的“石化”（petrification）。其表征是迷恋微观细节，而对人物行动的人类意义漠不关心。福楼拜采取一种消除意义的写作方式，即“将文学从任何形式的外在意义与任何政治或社会功用中移除”(10)，彰显“文学自主性”。诚如朗西埃指出，福楼拜追求“风格的绝对化”：他唯一关注的是艺术本身，把风格视为决定艺术差异的唯一因素。一部作品中真正重要东西并非人物行动或思想情感，毋宁说是风格，即“一种观看事物的绝对方式”。(11)在朗西埃看来，如果只肯定风格的绝对力量，那么至高无上的风格势必产生如是写作结果：“一本书不带有作者介入的痕迹，而只是展示出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意义的事物的绝对冷漠和消极。”(12)第二，歧义性在于，在对福楼拜文学特征的政治性阐释上，激进派与保守派给出截然相对的断定。在以萨特为代表激进派看来，福楼拜文学的冷漠、石化及风格绝对化是一种贵族阶级的唯美主义，是反117民主的表现；而保守派却视之为象征社会秩序的瓦解，实乃民主的真正标记。依据朗西埃的评断，反倒是保守派的文学见解更接近“政治”真相。其次，朗西埃在诸种艺术体制时空关系中重释福楼拜文学的政治意义，将其冷漠或石化揭示为一种文学的平等或民主。诗学体制与审美体制的时空运动（时间性转换与空间性对立）是朗西埃惯用的艺术阐释模式。他通常在两种艺术体制的时空关系中指证现代艺术的审美断裂，譬如洛伊福勒的舞蹈、卓别林的表演及维尔托夫的电影等；亦借由这些案例与场景揭示审美体制的逻辑“是怎样形成、怎样转型，怎样将新生的领域合并，并为此建构新的图景”(13)。他对福楼拜文学的阐释亦非例外，在两种艺术体制的差距中论证他的写作怎样废弃诗学体制的逻辑，又如何显示审美体制的特点。诗学体制的核心原则是摹仿。在诗学时代，摹仿定义艺术本质，但它不是相似或模拟，而是一种虚构，即情节编制或曰讲故事。故事绝非怎样讲都行，必须是朝向一定目的的连贯完整的行动，具有因果合理性，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倘若只是机械而无序的事件接续，譬如对无目的、零散、微观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记述，则不是故事，难称“摹仿”，故不在艺术范畴内。朗西埃敏锐地从中读出等级性划界的意味：积极行动高于日常生活，参与行动世界的人（神祇英雄）优于封闭于生活世界的人（普通民众）。换言之，诗学体制划定了艺术与非艺术的严明界限：艺术领域对应行动世界，非艺术领域对应生活世界，由此区隔出高贵者与低下者两类人。以此等级关系为基，诗学体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对应关系：高贵者对应高贵的体裁（如悲剧）与提升的方式，低下者对应低下的体裁（如喜剧）与贬抑的方式。同时，在刻画人物时，人物须有符合其身份/本质的言行，“国王应该像国王一样说话，平民应该像平民一样说话”(14)，其言行合乎其名位，否则即是不得体。诗学秩序与社会秩序协调一致，都是一种不平等的感性分配。福楼拜的新型写作脱离摹仿原则的限定，不受等级性对应关系的支配。第一，风格绝对化抹除艺术/非艺术、行动/生活的二元界分。福楼拜在风格上苦心孤诣，其写作的“历险过程”仅限于风格更改的范围(15)，这表明他对主题与主体的尊卑漠不关心。不论是英雄行动，还是凡人生活，皆可获得文学呈现。朗西埃认为，其意义不只是扩大文学表现领域，更在于质疑行动与生活的对立。(16)行动与生活的对立既是摹仿原则的关键圈定摹仿范围，确定艺术本质也是社会等级的体现。循此，朗西埃就福楼拜的写作特点提出激进断言：“为艺术而艺术”蕴含着平等主义，风格绝对化体现着民主原则，其不只颠覆诗学秩序，也颠覆世界秩序，亦即感性分配秩序。(17)第二，聚焦生活微观事件（micro-events），破坏有序行动的逻辑（logic of ordered actions）。前面提到，福楼拜沉迷细节，其小说里充斥着对微观事件或微观运动的描述，如阳光、气流与尘埃等。借用朗西埃探讨司汤达 红与黑 时的说法，这些微观事件并未“按照积小因成大果的旧式逻辑展开”，而是“既没有这样的因果联系在里面，也不会联系到人的目的和手段”，且取消了这些联系，只突出纯粹的感受。(18)可以说，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大量细节的无序集合，一再挫败连贯完整的有序行动，破坏了故事的有机整体性。换言之，细节描写挫败了情节编制，导致诗学秩序/感性分配秩序解体，展现出一种微观的、分子式的平等。三、艾玛的罪过：背叛文学的平等经由前面探讨，我们获得一个基本见解：纯文学的平等意味着打破诗学体制的等级区隔，不再区别艺术与生活。但朗西埃告诉我们：这种无区别性不等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其论述语境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媚俗（kitsch），即让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装饰物。换言之，让生活进入艺术不等同于把艺术落实于生活。前者是文学的平等，后者是媚俗的行为。朗西埃通过对 包法利夫人 的再解读，阐明处理艺术与生活无区别性的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