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冀东暴动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及效果_包巍.pdf

第43卷 第1期2023年02月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43 No.1Feb.2023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联合无产阶级、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16。加强党的领导是其进行革命的必然要求。建党伊始，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即得到明确肯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116-117。”但此时党的领导地位多体现在政策层面的“时局主张”“决议案”之中。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对象扩展至党、政、军、群等方面，但仍停留在相对宽泛的政策主张层面，尚未形成具体指导，而多表述为“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积极领导“贫民的反抗运动”“扩大反军阀战争运动”3541-542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及客观环境变化，调整抗战方针，从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转变为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基于抗战方针变化，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党的威信。”4704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层面的共识。随着共产党的力量壮大与抗战形势的复杂化，党对各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进一步加强，尤其针对在军事作战、根据地建设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党、政、军部门。但政策主张层面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已不足以在复杂的抗战环境中形成较强约束力，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于1943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中应运而生，实现了由政策主张到体制的发展强化。至今坚持党的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原则。可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贯穿党的生存发展始终，且处于动态变化演进过程之中。就冀东而言，作为日军重点控制地区，冀东自全面抗战之始便被共产党纳入游击作战计划，并于 1938 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发动冀东暴动，短时间取得初步胜利。但基层党组织没有形成对党政军各部门较强的集中统一领导，各方领导人决策难以统一并盲目撤退，成为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学界关于冀东暴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暴动过程及贡献，但对其失败原因的从冀东暴动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及效果包 巍 张乐怡（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 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制敌取胜的重要法宝，在全面抗战时期党实现了由政治主张等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发展强化。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并针对逐渐显现出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给予适时纠正，但地方在对此问题的纠正中存在滞后性，其中冀东党组织在加强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并未及时跟进中央调整，成为冀东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冀东党组织反思并意识到党集中统一领导之重要性，据此开展根据地工作并跟进中央要求有序调整。由此，冀东抗日有了坚强领导和军事保障，推动了抗战胜利，这一过程体现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由主张向体制变迁、由中央向地方贯彻的复杂艰难性、不连贯性。关键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冀东暴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3)01006108DOI:10.16729/ki.jhnun.2023.01.010【历史学研究】收稿日期：2022-07-15作者简介：包巍（1980-），女，辽宁本溪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共党史、党建。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津冀地方政权研究”（19BKs185）。6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 关于冀东暴动的专著有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冀热辽人民斗争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五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最大的抗日暴动冀东抗日大暴动（西安：未来出版社，2018）等，多为史料记载类著作，可作为研究依据但未深入分析。相关论文有郝飞、赵秀玲冀东抗日大暴动胜利的原因探析（唐山学院学报，2010）、李青李运昌与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百年潮，2019）、李玉勤刘少奇与冀东抗日大暴动（档案天地，2014）等，集中于研究冀东暴动的过程贡献及著名人物，对于冀东暴动初次失败原因，尤其是暴动中表现出党政军集中领导不力问题鲜有研究。关注度不足。而冀东暴动的失败及后续的成功反映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威力，及其从主张到体制的强化、从中央达成共识到地方具体实施过程中均存在现实制约因素，致使中央与地方存在不同步性。因此本文以冀东暴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是对党政军各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由中央集体认同并向冀东推进中的问题分析，揭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重要性及其由主张向体制变迁、由中央向地方贯彻的艰难复杂性、不连贯性。一、敌后作战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的凸显与冀东暴动的展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至全面抗战之初，党的领导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主张。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通力合作，但仍不敌日军，鉴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中共中央随即调整华北抗战方针，逐渐将工作重心置于从土地革命时期即积累起丰富经验的游击战争的展开、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持久战之上。但在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央及地方党政军各部门存在的不团结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抗战方针的转变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的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整体作战逻辑是以开辟敌后战场推进游击战，以游击战支撑持久战。其中，以游击战支撑持久战的思想在全面抗战之初即已形成。随着平津沦陷，党中央要求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51”，以游击战形式保存红军主力，实现持久战。此后，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持久战为基本作战方针，且开始时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据此党中央开始多次要求主力部队置于“敌之翼侧”519-20，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支援友军、战胜敌人。随着战事发展，与游击战并行的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也逐渐凸显。10 月中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参加忻口战役，虽取得局部胜利，但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印证了南京政府“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行不通，只靠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足以取胜。基于对作战形势的判断，中央要求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总部均转移至便于灵活转移地带，留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部就近于恒山、五台山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2 月原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领导杨成武独立团等部在晋察冀交界处成功建立了中共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增强了中共开辟敌后游击战场、持久抗战的信心。1938 年初党中央计划增派主力向华北平原敌后区域进一步推进，派精干部队发展冀热察敌后根据地，并进一步提出一一五师全师依托第一块根据地分批次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若局势有利，可依托鲁南山地向南延伸，力争于全国抗日战略支点建立并巩固根据地488。由此中共中央已逐渐将作战重心置于开辟敌后游击战场、进行持久抗战之上。在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下，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必然要求中央及地方各组织协调高效运转。抗战初期，党中央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基础上确立了分权式垂直领导体制640，纵向上增加了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地方独立部门，横向上赋予党、政、军等部门一定自主权，以此作为适应大而分散敌后游击环境的权宜之策。该体制赋予了地方相当程度上的自主性、创造性，适应了瞬息万变的敌后作战形势，但在地方党组织干部政治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仅靠政策主张来统一思想、指导行动，不足以形成较强约束力，党组织、根据地政权及军队团结性差、步调不齐等问题随之产生。第一，就党组织而言，党在抗战初期形成的分散领导方式以及地方党组织干部参差不齐的素质，于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垂直领导及地方党组织对各部门的平行领导而言皆成阻碍。首先，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斗争前沿地带多采取分散、分权领导方式，虽然客观上适应了作战环境，第1期63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共产党要取得抗战胜利，就要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调动一切力量积极抗战，不断迫近、渗透日伪统治区，从敌伪手中夺取根据地并加以巩固，直至消灭敌人。1938 年北平沦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伪河北省公署成立，随后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等广大地区的伪公署纷纷成立。敌人大范围建立伪政权，并依托城镇有利条件，对共产党采取残酷军事打击及政治诱降，并在日伪统治区实行严格的地区管控与殖民政策，割裂各地区之间、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实现“民匪分离”，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在此环境下，中共的对日作战能力尚不足以支撑其建立大块根据地，多数情况下只得在各小片根据地、游击区领导分散斗争。伴随严峻复杂、瞬息万变的作战形势，党中央难以及时掌握地方情况并下达指示。由此，中共赋予地方尤其是作战地带一定自主性，并将地方领导权分散在各部门之中。这是适应作战环境的合理之策，但也相对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难以使党政军各部门形成较大合力。其次，地方党组织中干部政治素质的参差不齐同样阻碍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身份，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但在当时情况下，追求数量便难以把控质量，由此带来了素质上的参差不齐。如华北等处于对敌斗争前沿地带的根据地中，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对政权、武装工作的领导毫无经验”，“甚至自己怎样发展共产党员都不知道7396”，更难以承担需要更深厚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的党集中统一领导的贯彻与执行工作，这种情况阻碍了党中央政策的贯彻及党集中统一领导的落实。就根据地政权而言，部分根据地政权中无组织状态的存在威胁党政团结，削弱了地区领导中心党的权威。日军的封锁分割，割裂了根据地之间的横向联系及上下级的纵向联系，使得大部分根据地的工作和斗争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加之抗战初期党在地方的横向领导中分权趋势明显，地方各部门拥有一定自主权，及统一战线的复杂性，纵使规定各地方一切工作统归于当地最高党部领导，但部分根据地政权中仍出现无组织问题。如陕甘宁边区存在对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在政府工作方面，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不尊重西北局的决定，不认真按照决定办事。88-9”根据地政权中此种无组织状态构成了实现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阻碍。第三，就军队而言，八路军队伍中新军阀主义倾向的个别存在对党绝对领导军队模式提出挑战。全面抗战初期，红军因国共合作获得“合法身份”而在作战中得以迅速壮大。但军队中在扩充中成分日渐复杂，且由于部队长期分散作战，在整训方面存在困难，部队军政素质下降，产生了一定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典型表现为“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9665”，这对于实现部队及党政军各部门团结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言“带特别大的危险性10392-393”。（二）冀东暴动的展开与冀东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的显现由于抗战初期分权式垂直领导体制存在弊端、地方干部政治素质不足，加之地理位置、交通通信等因素影响，各级党政军部门普遍存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此问题在对敌斗争激烈的前方地区尤为严重，且随着战事展开，该问题逐渐上升为关系成败的重要因素，冀东地区便颇具典型性。在党中央宏观指导及冀东党组织领导下，冀东暴动如火如荼开展并初见成效，但冀东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也随之开始显现。实际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冀东暴动的筹备、发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初期，党中央工作重心向敌后转移，中共中央在北方的派出机构北方据地局根据洛川会议上党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龙山为根进行游击战争11398”的指示筹备冀东暴动：首先指令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领导冀东地区各项工作；其次组建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自卫会）及由李运昌负责的冀东分会，并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由高志远、李运昌及洪麟阁任司令，自卫会与抗联的建立，为冀东暴动提供了军事保障。为了加强党对抗联的领导，“中共河北省委派李楚离、王仲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