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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政治
论韩炳哲
精神
政治学
胡良沛
走向他者的政治韩炳哲作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尽管其以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和批判闻名于世在群中 倦怠社会 透明社会 等著作无不以批判精神状况为主要任务,但这并不能说明,韩炳哲的思想仅聚焦于精神之类的无形之物。其实对精神状况的分析和批判最终还是对数字信息时代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的精神状况,就充分说明了韩炳哲的批判具有的强烈社会现实感。精神政治学 不仅表达了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病症。韩炳哲如何对数字信息时代的人类精神状况作一种政治解读?他的解读又有何意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甄别当代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政治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新视野和新思路。一、“精神政治”:一场“自我肯定”的骗局韩炳哲对“精神政治”的批判之所以以人类的精神状况为切入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主导了 21 世纪初的疾病形态。”1 3所以,21 世纪的政治问题就必然不能断开与精神世界的关联。也就是说,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必然要从福柯的“生物政治”转向到“精神政治”。因而要想准确把握数字信息时代的政治,就必须关注人类的精神状况。胡良沛(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541006)摘要: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是数字信息时代的一大特征,但其实质上却是数据和资本营造的一场“自我肯定”的骗局,这也将带来自由的危机和剥削的加深。究其根源,是“我”在数据和资本的引导下拒绝了“他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炳哲认为,必须在数字世界中以“他者”的异质性恢复政治的对抗性,进而才能形成美的政治。虽然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所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思想不仅丰富了关于技术政治的批判理论,且在现实中,也敲响了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警钟。关键词:韩炳哲;数字信息技术;精神政治;自我;他者中图分类号:B01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23)01-0047-07论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收稿日期:2022-04-13基金项目: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2020szjyxm086);2020 年安徽“三全育人”试点省建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项目(sztsjh2020537)作者简介:胡良沛(1988-),男,安徽安庆人,安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伦理。第 41 卷 第 1 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No.1 Vol.412 0 2 3 年 1 月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 0 2 3DOI:10.13797/ki.jfosu.1008-018x.2023.0003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1 卷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实施的一种极为隐蔽的管理方式。韩炳哲表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采用了一种微妙的模式。它并不直接掌控个体。确切地说,它要做的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2 37简单来说,数字信息技术其实是利用大数据对人的心理进行画像,从而达到利用人的潜意识进行管理的目的。这与“生物政治”存在根本差别。“生物政治”通过对人的身体、生命进行控制、威胁或伤害以达到管理目的,即使按福柯所言,“生物政治”亦可对人的心理产生“规训”作用,但这种“规训”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而“精神政治”并不以人的身体、生命为管理的直接对象,也不以控制、威胁或伤害身体为手段。“精神政治”的对象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手段主要是“引诱”,即引诱人们自觉去做某事。这种“自己影响自己”的方式看似节约了管理成本,但在韩炳哲看来,其实是一场骗局。“精神政治”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手段并非依托于一种异己的对抗力量来开展,而是通过“自我肯定”来实施。自己如何去影响自己?韩炳哲认为,这种方式的精髓就在于“点赞”。“点赞”“Like-Button”,最早由Facebook 于 2009 年推出,该功能一经推出,立刻让 Facebook 用户暴增 2 亿,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益。随后,各互联网商家开始争相推出“点赞”功能。然而,“点赞”并非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创新。诚如韩炳哲所言:“点赞 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说 阿门。”2 17首先,“点赞”在技术上的设计极为巧妙。即我们可以对信息进行肯定,但却不能否定,譬如很少的App 有例如“差评”或者“不喜欢”的快捷按钮。也就是说,在数字信息时代,“肯定”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而“否定”则用沉默替代了;其次,“点赞”虽然能肯定各类信息。但可以“点赞”或肯定的都是经过人为设计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我们还可以“肯定”,但我们“肯定”的并非是来自“他者”的信息,而是“自我”的画像。可以说,数字信息技术的运转逻辑既不同于电视,也不同于互联网。电视主要是从“他”到“我”的单向传播,互联网则是由“我”及“他”的单向选择,而数字信息技术的运转逻辑却是技术与人对“同一性”的双向选择因为数字信息技术仅为“我”推荐符合或相似于“我”个人“画像”的数据,而“我”也会选择符合个人喜好的信息展开交往。那么数字信息社会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照镜子”的活动。所以,数字信息技术让我们遇到的“他者”,其实是一个无异质性的“同者”,而“我”在数字信息时代最主要的表达“肯定”,也就是对我自己或者是我本来就一定认同的事物的肯定,即“自我肯定”。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的“自我肯定”之所以是一场骗局,因为其实质上是数字和资本的“把戏”。第一,数字的骗局。在数字信息时代,世间万物都要被强行数字化,因为一切信息交流和技术运转都不过是“0”和“1”的电信号转化。这也是我们将这个时代称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原因。“0”和“1”转化而成的数据正是当代社会中人们赖以生活和交往的基础。美国统计学家爱德华 戴明甚至声称:“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3 62如若不然,即如果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从事的劳动脱离了数字技术这个必要的中介,或者是拒绝被数据化,那么个人的生产和生活就必定无法在数字信息时代展开,譬如当拒绝 App 获取个人信息的要求时,App 也同样会拒绝人们使用它。如果长此以往,就不仅意味着人类将与这个时代“脱钩”,而且意味着人将脱离现实,这显然行不通。所以,被数字化或数据化就成了人类的一条不可抗拒之路。韩炳哲将这样一种万物皆被数字化的社会称之为“数字的全景监狱”或者是“透明社会”。因为“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4 102这不仅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每一步都可能受到监控,而且还使人类活动始终符合数字技术运转的逻辑成为可能。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成熟,就越是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它,而越多的人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类活动都在主动贴合数字信息技术的逻辑。这就是数字的骗局。第二,资本的骗局。为何必须使一切事物都数据化?为何人类的每一步都要受到数据的制约和掌控。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要素问题,正如芬伯格所言:“社会意义和功能理性是技术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的两个维度。”5 18所以任何技术,包括数字信息技术就必定会融入一定的社会因素,也48第 1 期就是人的因素。因而数据的骗局的原因也就只能到人的因素中寻找。按照芬伯格的观点:“利益是分析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因为它是历史发展中最明显、最有力和最持续的力量。”6 21所以,数据的骗局就一定是缘于利益。这与韩炳哲的分析不谋而合。韩炳哲对数字信息时代的批判,最终也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在韩炳哲看来,“新自由主义”并未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自由。韩炳哲表示:“资本的自由通过个体自由得以实现。自由的个体因此降级,成为资本的生殖(升值)工具。”2 5因为在数字信息时代,个人越是自由,其在数字世界的活跃度就越高,活跃度越高就意味着会创造更多的数据。众所周知,数据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型资本,因而数据越多,资本的积累就越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知道,之所以要让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数据化、之所以一切都要遵循数据的运转逻辑,本质上仍是为了资本积累的目的。总之,“精神政治”在一方面通过将管理主体变为“自己”、将对象变为“精神”,并通过“自我肯定”的方式消除了对抗性,让不平等不合理的管理变得不明显,从而消除了人们对其行为的怀疑,也免除了政治应负的责任。然而,这场骗局终究要使人类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二、自由的危机和剥削的加深诚如唐 伊德所言:“没有技术的代价就是被封闭起来。”7 14但“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7 14所以从现实来看,技术必然存在,因而它的使命就必然要打破“封闭”,获得自由。可以说,追寻自由是技术与生俱来的使命。数字信息技术作为技术的一个种属,当然也应具备这项使命。然而,当今的数字信息技术却成了一种“枷锁”,其将人们锁定在数字终端背后,就像柏拉图的“洞穴”一样,使人沉迷于自由的假象。韩炳哲认为数字信息时代的自由反而是一种强迫。在数字信息社会,虽然人人都可以在数字终端随意发言或展开活动,自由地获取自己喜好的信息,这看似是一种自由,但实际上,这些人类的活动大多是被数据和资本在不经意间强制引导的。可见,“人人都能发声”“畅游数字世界”之类的自由其实都是一场骗局。数字信息时代的管理不再依靠对身体的威胁、也不再取决于强烈的对抗,因为这里根本就无对抗,只有对管理对象在精神上的引导,使他们误以为自己也是管理的主体。这样,误认为自己是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就乐于用“主人”的身份进行自我管理,甚至是“自我压迫”“自我剥削”。这就难怪韩炳哲会断言:“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2 2-3在韩炳哲看来,自由之所以会陷入更深层的危机,直接原因是由资本打造的数字信息技术让“他者”消失了。韩炳哲认为:“自由 原本意味着 于朋友处。”2 3“只有在和谐幸福的共同关系中,我们才能感知到自由。”2 4这其实想告诉我们的是:“自由”的关键不仅是洛克等人指的未受约束的状态,或者是康德和斯宾诺莎说的自主自觉自律的状态,又或者詹姆士等人指的“两可”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自由”的生成有其必要前提,这个前提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联合体”,即只有在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个人自由,也非个人之事,个人自由绝对少不了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我”与“他”之间的相互成就。然而,数字信息技术却让“他者”消失了,那么自由又将如何产生?自由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也是一切时代中所追求的价值,因为它意味着人类不再被强迫,可以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然而,为何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今天,“精神政治”反而利用自由制造出了一场骗局?在韩炳哲看来,仅仅追问到“他者”仍不够,必须追问到“他者”为何消失,才算是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诚如大卫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判断:其“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8 22在韩炳哲看来,如果自由仅仅是经济精英为了扩大资本积累并恢复其权力而炮制出的口号,那么自由也就仅仅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假象。所以,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价值目标就必胡良沛:走向他者的政治49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1 卷将陷入更深层的危机之中。在韩炳哲看来,自由如果仅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炮制出的口号,不仅不能实现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价值目标,而且还会将人类社会推向另一深渊,即加深剥削的程度。对韩炳哲来说,自由和剥削同属于政治的核心问题,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说明其对“精神政治”的批判是要反对剥削,而且是反对一种新型的剥削形式,即“自我剥削”。韩炳哲认为:“自由和剥削合二为一的权力技术,成了一种自我剥削的形式。”2 38其实,人类在数字信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