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比较优势演变中的结构效...应：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_袁礼.pdf

摘要：为考察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变化对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影响及贡献率，文章构建统一的数理框架，结合WIOD-SEA的中国产业数据，将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分解为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资本存量积累和技能劳动供给增速较快，而非技能劳动供给相对稳定，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同时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所形成的要素需求所吸收。但不同类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分解效应呈异质性特征，资本、技能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主要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吸收，产业结构变迁向资本、技能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倾斜；而资本相对于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则被产业内技术效应主导，被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吸收。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技术进步方向；产业结构作者简介：袁礼，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沙 410000）；欧阳峣，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410000）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中大国的比较优势研究”（17JD59）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23.01.009大国比较优势演变中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袁礼，欧阳峣求是学刊2023年第1期经济理论与现实引 言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推进和扩张，过去利用劳动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产业基础已难以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更无法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并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攀升，迫切需要发挥和强化生产过程中技能劳动等高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比较的正是两种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相对配比即要素禀赋结构，体现为给定预算约束下不同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管理世界 2017年第4期，第7079页；黄群慧：全面把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经济研究 2020年第12期，第1720页。-85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在任一时点，时变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生产结构，对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将聚焦于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探讨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及贡献率。一、文献综述一方面，要素禀赋结构将影响产业结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传统的HO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经济体的产品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影响产品结构升级。不仅如此，经济体某一时点的产业结构由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亦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变迁，并表现为产业的演化、诞生新产业的萌芽和推动新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可通过相对数量、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三重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可见，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同时受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共同影响，伴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也是影响经济体专业分工地位的决定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是培育内生比较优势，推进比较优势动态演化，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中高端攀爬的关键因素。而另一方面，以诱致性创新、技术进步方向与适宜性技术理论为代表的一支文献则指出，经济体应当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和技术进步路径。Hicks最早指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诱致创新倾向于节约更为稀缺昂贵的要素，但问题在于生产要素根据边际产出定价，难以确定究竟哪类生产要素是更加昂贵的要素。其后，诱致性创新理论通过引入创新可能性边界的概念，诠释了经济体如何根据不同的要素价格和要素收入分配，权衡选择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同时，Atkinson和Stiglitz提出本地化技术进步的概念，指出技术进步表现为在当前或邻近资本劳Justin Y.Lin,Xiaobing Wang,“The Facilitating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in Man and the Economy,2017,Vol.4,No.2,pp.1-19；刘培林、刘孟德：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与樊纲教授商榷，管理世界 2020年第5期，第6773页；林毅夫、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 2022年第5期，第2333页。本文指出比较优势包括技术差异、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分工、制度差异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等内容，而本文聚焦于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比较优势。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试行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578页。Edward E.Leamer,James Levinsohn,“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The Evidence”,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Vol.3,pp.1339-1394;Bernardo S.Blum,“Endowments,Output,and the Bias of Directed Innovation”,in Review ofEconomic Studies,2010,Vol.77,No.2,pp.534-559.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3期，第94108+222页；Justin Y.Lin,“New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1,Vol.26,No.2,pp.193-221.毛琦梁、王菲：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空间关联:知识扩散的作用与证据，中国工业经济 2018 年第 11 期，第 136154 页。郭凯明、颜色、杭静：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第12131236页。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1期，第128页。代谦、别朝霞：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世界经济 2006年第11期，第7084+96页；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第7079页。Hicks J R S,The Theory of Wages,Macmillan,1932,pp.124-125.E.M.Drandakis,E.S.Phelps,“A Model of Induced Invention,Growth and Distribution”,in The Economic Journal,1966,Vol.76,No.304,pp.823-840;Paul A.Samuelson,“A Theory of Induced Innovation along Kennedy-Weiscker Lines”,in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5,Vol.47,No.4,pp.343-356.-86动配比下的生产率提升，而非在所有劳动配比下的生产率改善，因而技术发挥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本劳动比。但上述理论都缺乏微观基础。Acemoglu提出技术进步方向理论，在内生技术进步框架下重新诠释要素市场规模和要素相对价格如何影响技术进步方向，并指出在均衡条件下技术进步将偏向于多使用丰裕要素。因此，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和本地化技术进步理论均与技术进步方向理论有紧密联系。正是基于技术进步与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相耦合，相关研究试图从适宜性技术选择即技术进步方向与要素禀赋结构适配性这一视角，解释跨国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形成的原因，Acemoglu和Zilibotti在南北国家技术转移框架下，阐释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及质量适配性的内生机理，指出即使在无技术转移障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发达国家前沿技术，与本地丰裕的非技能劳动要素禀赋可能并不匹配，技术进步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的非适配性是跨国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Caselli和Coleman认为经济体倾向于选择那些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技术，但技术差距的存在容易形成技术吸收障碍，并导致效率损失，因而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方向最终将取决于技术差距与技术和要素禀赋适宜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若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宜的技术，则有望实现经济赶超；若选择有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则将进一步扩大。若技术差距持续存在，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的适宜性对跨国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影响愈加重要。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则多采用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考察技术进步偏性与要素禀赋结构即比较优势的匹配性，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指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素结构也处于动态演变和升级的过程中，并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I1为Anthony B.Atkinson,Joseph E.Stiglitz,“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in The Economic Journal,1969,Vol.79,No.315,pp.573-578;Susanto Basu,David N.Weil,“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Growth”,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Vol.113,No.4,pp.1025-1054.Daron Acemoglu,“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i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Vol.113,No.4,pp.1055-1089;Daron Acemoglu,“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2,Vol.69,No.4,pp.781-809.Daron Acemoglu，“Localised and Biased Technologies:Atkinson and Stiglitz s New View,Induced Innovations,and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in The Economic Journal,2015,Vol.125,No.583,pp.443-463.Daron Acemoglu,Fabrizio Zilibotti,“Productivity Differences”,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Vol.116,No.2,pp.563-606.Francesco Caselli,Wilbur John Coleman,“The World Technology Frontier”,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Vol.96,No.3,pp.499-522.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4期，第5374页。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3期：第94108+222页。Micha Jerzmanowski,“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Appropr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