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子山出土早期秦青铜编镈的音乐学研究_陈明.pdf

第 27 卷第 6 期（2022）Vol27 No.6（2022）收稿日期：2022-09-13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早期秦青铜乐器与音乐文化研究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青铜乐器为重点”（2021QN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陇蜀道金石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BZW081）；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体育、美育、劳动项目“全科小学教师培养视域下高师音乐课程 音诗画 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施策略研究”（GS2021GHB1986）。作者简介：陈明（1987），女，甘肃成县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大堡子山出土早期秦青铜编镈的音乐学研究陈明1，蒲向明2（1.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与舞蹈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2.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摘要：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青铜编镈3件，编钟8件，编磬10件，附于镈的铜虎3件，时代属于春秋早期，据编镈铭文，乐器为秦子所作。从音乐学视角出发，对大堡子山出土青铜编镈所呈现出的形制特征、音响性能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属性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春秋早期青铜镈钟的演进脉络以及大堡子山青铜编镈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文化现象。研究拓宽了早期秦音乐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思路，揭示了秦人对音乐的认知能力以及春秋早期音乐文化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关键词：大堡子山；青铜编镈；形制特征；音响性能；文化属性；价值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020（2022）06-063052006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一座大型乐器坑，编号K5（见图1）。出土有早期秦青铜编镈3件，编钟8件，编磬10件，附于镈的铜虎3件，以及钟、镈钩和钟、磬架残迹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铜镈上有“秦子作宝龢钟”等26字铭文。乐器的出土位置明确，保存状况良好，是一批完整的音乐考古材料。本文将重点对3件编镈呈现的形制、编列、音响性能及文化属性做一深入分析探讨，以期揭示春秋早期青铜镈的发展轨迹，为编镈呈现的早期秦礼乐文化现象提供新的实物例证。一、青铜镈在先秦礼乐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镈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礼乐重器之一，与甬钟、编磬构成的乐悬是先秦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镈的名与实，先秦文献中记载较多：周礼 卷十七载：“镈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郑玄注：“镈如钟而大。”1周礼 卷二四载：“镈师掌金奏之鼓。郑玄注：谓主击晋鼓以奏其钟镈也，然则击镈者亦眂瞭。”1501国语 周语 记载：“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2韦昭注：“钟，大钟。镈，小钟也。”左传 卷三一记载：“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11951许慎 说文解字 说：“镈，大钟錞于之属。”3目前考古发现的镈多见于南方湘赣地区，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晚期。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殷代后期大墓出土的涡纹兽面纹有脊镈，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镈标本（见图2）。商周时期是青铜打击乐器的繁盛时代，其独特的乐器组合方式，被后世称之为“金石之乐”时代。随后，西周初期开始推行等级森严图1礼县大堡子山K5乐器坑全景63第 27 卷第 6 期（2022）Vol27 No.6（2022）的“礼”“乐”制度。西周的各级贵族在使用的配享、列鼎、乐悬、乐曲、舞队编制、用乐场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随意僭越。镈是“乐悬”中不可或缺的重器，因形制与装饰繁缛华丽，独具一格，在青铜乐器家族中凸显出自身的尊贵。镈盛行的时间主要集中于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约1400年，其兴亡的历史轨迹也同时反映了青铜音乐的发展轨迹。就镈的形制而言，相较于甬钟和纽种是一种较大型的乐钟。王子初先生指出：“殷末周初，镈的形制已经有了基本的规范。如合瓦形的腔体，平齐的于口和富于装饰的悬纽等。”4“至春秋中期前后，镈在中原一带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其主要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追求形制巨大，二是追求更为完善的音乐性能。”4567一般来讲，早期的镈形制复杂，纹饰华丽多以兽面纹为主。舞上繁纽奢华多变，腔体四侧置有扉棱和中脊，扉棱多饰虎、鸟纹样，镈体近于椭圆形。成熟期的镈形制比较单一，舞上繁纽和鼓部纹饰逐步从简，扉棱消失，镈体更接近于合瓦形。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考量，镈的形制主要包含了腔体、于口、纽部三方面的特征。镈音色浑厚、余音悠长，因其特殊的音响性能，在春秋以往出现的大型乐器组合中位居组合编钟的低声部。研究表明，最早发现的镈是带有扉棱的形制，而后演变成一种“四翼”造型的有脊镈，再后出现了无脊的镈。这一演变过程时间漫长，大约从殷商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的3件青铜编镈，均属于有脊四翼镈，形制精美，制作精良，为研究我国早期秦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物证，其价值不言而喻。二、大堡子山秦青铜编镈形制特征分析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青铜编镈按照出土编号分别为K5：1-1（图3）、K5：3-1（图4）、K5：5-1（图5）。具体形制分析如下：K5：1-1保存基本完整，是3件青铜镈中最大的一件。钟体以4条镂空龙纹扉棱等分为四区，每区纹饰相同。以一区为例，纹饰分为三条带，上下均为菱形纹和蝉纹相间的较窄条带，中间纹饰带为主纹饰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蟠龙纹，右侧较为复杂，左侧较为简化；下层为两条形体不同的单首龙纹。钟纽为镂空龙纹桥形纽，与器体的两条扉棱相接。钟鼓略靠右侧铸有铭文六行，自右至左竖排，共28字（含重文2）：“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鏽鏽濰灘，秦子峻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见图6）铭文整体相当规范，字迹工整、笔道圆润、结构和谐，体现的是秦人早期文字的特点，也是对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延续，同时也说明大堡子山出土的3件镈为原始编列。K5：3-1保存基本完整。纹饰类似K5：1-1，图案有一定差异。钟体以4条镂空龙纹扉棱等分为四区，每区纹饰相同。纹饰分为三条带，上下均为菱形纹和蝉纹相间的较窄条带。中间纹饰带为主纹饰，为上下两层纹饰，上层为双首连体蟠龙纹，右侧的纹饰相对复杂；下层为两条龙纹。鼓部有修补痕迹。K5：5-1保存基本完整，纹饰分布、构图、铸造痕迹等情况同K5：3-1。5具体形制数据如表1所示。图2江西新干大洋洲镈图5青铜镈K5：5-1图3青铜镈K5：1-1图4青铜镈K5：3-1图6青铜镈K5：1-1铭文陈明，蒲向明：大堡子山出土早期秦青铜编镈的音乐学研究64第 27 卷第 6 期（2022）Vol27 No.6（2022）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出，3件青铜镈大小不一，重量也不同，顺序为最大的K5：1-1号镈为48.4公斤，K5：5-1号镈为32.75公斤，最小的K5：3-123.95公斤。可能由于铸造时钟体的厚度不均匀和锉磨技术等因素，造成镈体的重量与大小不一致。从形制来看，礼县大堡子山编镈与眉县杨家村镈、克镈、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镈造型趋于一致，均属于有脊镈。198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的镈共计3件，时代为西周中后期（见图7）。其造型在镈体的舞上置凤鸟繁纽，四侧扉棱以虎装饰，繁纽与扉棱相连，器表被扉棱分为四区，用兽面纹装饰，上下不设纹饰，鼓部素面，整体比较简洁，有一定的写实性，与礼县大堡子山编镈在造型上有一定差异。克镈，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任村，属西周晚期器（见图8）。克镈繁纽由镂空蟠龙纹组成，与两侧相同纹饰的扉棱相连接，镈体的两面各饰有两个相对的兽面纹，上下均有绊带，绊带上饰云纹及16个菱形枚，鼓部右侧有铭文。可以看出，克镈各部位的形制基本上延续了眉县杨家村镈的特点。秦公镈，1978年出土于宝鸡杨家沟太公庙，共计3件（见图9）。秦公镈繁纽为两个夔龙双首共身，龙首下视，扉棱与镈体扉棱连接。镈身上下各有一条由变形蝉纹、窃曲纹和高凸菱形纹相间组成的宽带纹。上下带纹之间又由高凸的扉棱自然分割为四个区，每区纹饰以夔龙纹为主，夔龙相互勾结缠绕，组成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根据铭文推断,器主为春秋前期的秦武公。6秦公镈造型华丽，制作精良，无论从繁纽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注入了抽象化与写意性的装饰图案。这种风格上的改变显示出纹饰装饰性的概念更加先进。秦公镈纹饰上的抽象性变化显然与礼县大堡子山编镈的形制一脉相承，有其鲜明的特征，赵化成等先生把这种形制的镈称为“秦式镈”7。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礼县大堡子山的编镈是由西周中后期眉县杨家村的四虎镈和晚期的克镈发展而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后又向宝鸡太公庙所出的秦公镈发展而去。这一阶段，镈的形制经历了由写实到抽象、由简洁到华丽的发展趋势。三、大堡子山秦编镈音响性能考察镈起源于南方，被周人引入“乐悬”后得到充分的发展。镈诞生之初以单件形式使用，入北方后，则以编列的形式出现。作为乐器组合中的低音声部，此种改变大大扩展了镈的实用价值，为大型组合编钟的音乐性能与音列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影响镈音响性能的因素很多，包括镈的腔体结构、重量、纹饰、大小，钟壁厚度等。大堡子山编镈腔体偏浑圆，于口沿内折，口部横截面呈椭圆，在正鼓及铣部有四个对称的凹槽缺口（见图10），秦公镈也有类似缺口。这种缺口是镈在铸造过程中形成的，而并非调音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镈铸造完成后，没有进行过调音，现存这一时期的镈既无调音痕迹，亦无音梁8。大堡子山编镈发音浑厚，余音悠长，最大的第一件尤其如此。表1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编镈形制数据统计表编号K5：1-1K5：3-1K5：5-1通高（cm）6653.254.5纽高（cm）17.515.716体高（cm）48.537.538.5舞长径（cm）29.421.821.9舞短径（cm）23.716.517.1铣距（cm）37.22827.7鼓间距（cm）31.322.923重量（kg）48.423.9532.75铭文字数26无无图7眉县杨家村镈图8克镈图9秦公镈图10K5：3-1镈于口65第 27 卷第 6 期（2022）Vol27 No.6（2022）3件编镈具体测音数据如表2所示。由于此组编镈的音响含混不清，存在较多的分音，如果仅单独测试某一件，对于判断其音高比较困难。为了确定每件镈的基音以及整组编镈的音列结构，需要将3件镈加以连奏，同时将编镈与同期出土的甬钟排列在一起进行演奏和测试。经测音表明，大堡子山编镈的正鼓音可以构成以C为宫的三声音列，即：徵宫商，与同墓出土的甬钟的音列属同一宫调系统。这说明，大堡子山编镈与同出编钟属于配套使用的合奏乐器。值得注意的是大堡子山3件编镈中出现了商音。考古资料显示西周时期的钟镈大多不见商音，其正鼓音与侧鼓音构成的音列，基本由宫、角、徵、羽四声组成。关于商声的使用，周礼 春官 大司乐 中记载：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 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10此段文献详细记录了周人在祭祀天、地、人鬼时的用乐制度。郑玄注：“凡五声，宫之所生，浊者为角，清者为徵、羽，此乐无商者，祭尚柔，商坚刚也。”唐人赵慎言 论郊庙用乐表：“周礼三处大祭，具无商调。商，金声也。周家木德，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人钱穆说：“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又说“清商乃亡国之乐，靡靡之音，所谓濮上之声者是。所以 周官 三大祭不用商，正为其是濮上遗声也”11。与大堡子山编镈同属春秋早期的秦公镈同样出现了商音，这绝非巧合。通过追溯秦人的历史发现，秦人先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很多都曾为商臣，早期秦文化受商文化影响很深。因此，秦人对“商”音不会像周人那样忌讳。两组早期秦编镈冲破了西周钟乐不得使用“商”音的戒律，且以“商”音在正鼓音上的形式呈现。这种传统与变革之间观念的博弈现象，生动地体现在编镈的音列体系中，使其率先突破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秦人大胆的扩张精神。可以看出，早期秦人虽然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文化，但同时也在探索和形成自己特点的音乐文化。四、大堡子山秦编镈的文化属性与价值镈作为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同时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