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动、大交融与大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进路_王云芳.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大流动、大交融与大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进路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大流动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视角出发，“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三维动态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逻辑进路之一。大流动促成了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心态的改变与重构、规则价值的理解与遵守、情感的尊重与传递、关系的稀释与重组，有利于各族群众空间视域的扩大和传统观念的转变，是增强各族群众共同性认知、心态、价值、情感和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大交融有利于共同认同的增强与普及、共同信念的锤炼与塑造、共同价值的融通与共生、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共同关系的依存和把握，是促成各族群众实现理想、信念、文化、情感、意识交融的核心过程和形式。大团结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步骤和路径，通过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一个动态、多维、主体间性的过程，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有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性;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022-08 收稿日期 20221020 作者简介 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百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启示与政治哲学逻辑研究”(项目编号:2021XSTD01)的阶段性成果。致谢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严庆教授提供了重要思路和修改建议。特此致谢!一、研究缘起: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反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26 次提到“中华民族”，15 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明确提出“两个全面”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1。显而易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不断地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纵观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性已成为当前新的学术热点。在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进共同性”2 67的要求后，学者们从多个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既有继承也有凝聚，既有自然生成也有意志塑造3;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层面的共同性基于认知可以产出认同，实践层面的共同性基于关系可以产出团结4;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是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共同性意识的凝结与升华5。在探索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中，围绕“共同性”问题，学者们挖掘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大一统”理论渊源，探究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费孝通和谷苞等前辈学者认知理路、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等理论进路6，还从当代现实问题22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03出发，考察了民族政治、自然地理空间、社会生活、边疆民族工作、国民意识培育、现代性转化等诸多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领域。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增进共同性的领域，即哪些领域必须“同”、哪些领域可以“异”，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不仅意味着强化“五个认同”“三个意识”等政治认同，更意味着在社会共识层面凝聚共同认知、观念、情感，强化“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等理念。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既在于“共同性”，也在于“增进”，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是共同性不断增加累积的生成过程，也是观念、认同不断替代、更新、转变、塑造的凝聚过程。然而，当前大多数学术研究的分析思路偏重于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在意涵出发聚焦共同体意识和认同，以静态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在历史层面考查共同性的基础和渊源，却忽视了中国当今的大流动趋势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在微观、动态、现实层面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多重影响。笔者认为，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和现实逻辑中，需要将“大流动”作为重要变量加以考量。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点在于增进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凝聚离不开社会共识的凝聚。而社会共识的凝聚需要现实的、微观层面的时空交集或信息流通等流动元素作为基础。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大流动不仅意味着各族群众脱离原有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关系，还意味着流动的广度、深度、强度大大提升，高频率、常态化的流动和回流带来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观念的迅速更新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治理方式的深层次结构变迁。在大流动背景下，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相关联的认同转变、观念塑造和情感凝聚离不开各民族人口迁徙流动带来的大融居、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乃至全方位嵌入。在此基础上，国家现代化建构、国民教育认同塑造、共有精神家园构筑、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本质上也与大流动关系密切，是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动态进程为逻辑起点，考察从大流动到大交融再到大团结的动态过程，即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通过“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的逻辑进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二、大流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流动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是从动态视角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变量。在新时代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进程中，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形式之一 大流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具有关键性影响。这种日常流动不仅包括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流动，如民族地区的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贯通运行后所产生的各族群众大规模人口流动等，也包括信息流动、物资流动、经济流动、文化流动、观念流动等多维度的社会大流动过程。作为典型的社会现象，流动是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关于流动的影响研究，关注点多在于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中流动对社会分层、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若将流动置于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就会发现流动也会影响社会认同和流行观念。事实上，不论是人口流动，还是信息流动、物资流动、文化流动等，或多或少都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产生影响。在此，笔者重点从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心态的改变与重构、价值的理解与遵守、情感的尊重与传递、关系的稀释与重组等层面，探究大流动对各族群众的空间视域扩大、信任差序改变、观念意识碰撞、主体间性交32此外从纵向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无论是从横向切面还是纵向脉络，都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历史演变具有较强的动态特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流动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屯垦戍边、“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乃至市场化、城镇化进程都促成了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物资流动，带来了各民族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变迁、文化传承、观念凝聚、情感传递等纵向流动过程。横向层面的当代流动动态发展和纵向层面的历史流动动态演化叠加，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义重大。本文受篇幅所限，重点探讨当代中国现实领域中各族群众的地理空间流动、信息流动、物资流动等社会流动过程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影响。流动还可能产生垂直向上的社会地位变化，形成更多的社会分层，在此不展开讨论。有学者依托 2018 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的 1256 份问卷调查数据表明，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国家认同，但也认为这种积极作用的效力发挥受国家通用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参见:刘元贺 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 2018 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4):7683。互、社交网络重组等不同领域的影响(见图 1)。图 1大流动及其多领域影响第一，空间视域扩大:认知流动。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带来了个体空间视域的变化，并进一步产生了文化、社会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其实质是一种认知流动过程。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生产逻辑，认为不同生产关系博弈造就了空间变迁过程7。一方面，在各民族跨文化流动过程中，传统文化空间的脱域化和现代文化空间的融入，使个体的空间景观、资源和感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对国家、社会、文化的认知、感知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随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进步，个体间的信息流动也日益增强，使个体的社会认知、行为和实践形成更多交叉和移动特质。例如现代生活中的旅游8、求学、外出务工等促成各民族人口流出、流入、回流等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发展趋势，不仅使各族群众的社会文化空间视野扩大，社会体验、知识结构随流动更新，也为日常性的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提供了互动性更强的场域9，新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更容易促成新的认知选择和变迁。第二，信任差序改变:心态流动。大流动带来了社会心态的改变和重构。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分工和道德变迁的核心在于社会心态的转变10。人口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在原有地理空间中，跟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当社会流动增多后，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叠合性大大增强，就会产生共同感受和体验，带来更多的共同话题、经历、经验交流，更容易产生社会心态的转变。流动还带来了信任差序的改变。例如伴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普及，各族群众与外界社会的频繁接触使其眼界更加开阔、语言沟通更加通畅，传统的文化地域概念逐渐模糊，产生了新的互动记忆、心态和关系元素，并形成了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这种新的信任差序使乡土社会原有圈子的差序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各民族群众更容易产生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社会群体的信任感，从而有助于形成各族群众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实践方式，从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第三，观念意识碰撞:价值流动。部分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历史、经济、交通等条件，原有的文化封闭格局和价值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进程。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外部社会流动趋势不断增强，通过“科普文化进万家”、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等2 10110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逐步向偏远民族地区流动，各民族的法治意识日益提升，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方式保障了各族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加之民族地区的各种商品资源进入全国大市场，各族群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市场竞争，使封闭的价值观念与实现经济独立、自我提升等新观念在流动中不断碰撞，原有的守旧、封闭、固定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逐渐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协商民主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各族群众对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规则规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扭转了对单一民族文化的依赖，这是一种积极文化效应，不仅有利于乡村共同体的道德重建、社会主义文明的风尚培育，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华文化更深层次文化认同的培育。第四，主体间性交互:情感流动。在信息技术、交通设施较为落后的状况下，各族群众之间的地域区隔、信息区隔往往带来情感区隔，特别是个别长期不与外界打交道的少数民族群体，对外界社会具有较强的陌生感，容易产生情感疏离。伴随着基础设施改善和高铁等交通设施发42展，人员、信息的快速流动也带来了主体间性的情感流动。一方面，大流动增强了各族群众的情感关联性。在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下，族际交流经验较少的群体在自主、平等的交往中越来越自信。各族群众在频繁跨区流动的过程中，逐步增强心理韧性、抗挫能力，通过换位思考、换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