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詞的文本論詞體_魏耕原.pdf

從詞的文本論詞體魏耕原内容提要詞之爲體有兩個範疇：音樂和文學。前者屬于作者與唱者範圍，而後者則屬于讀者範疇。自南宋以後或略早，詞的唱法失傳。詞體可琢磨者主要由文學作爲载體，所以從古迄今，主要從文學風格界定詞體，失之于籠統模糊，缺失從文體角度觀察詞體的具體特徵。如果由此而論，那麽精美的四言短語、經過提煉的俗言口語、由不變的長短句按意組成的句群，以及特殊的最常見的體段雙調，則是構成詞體的四大部件。關鍵詞精美的四言短語俗言口語獨立意義的句群特殊的體段作爲文體之一的詞的概念是什麽，也就是説詞的特徵是什麽，它有哪些特點讓人可以確切把握，讓人明白這就是詞。這個問題幾乎從詞之誕生伊始不久，人們就思考琢磨，然時至今日，對它的認識尚處于模糊膠著狀態，無論是從内涵還是從外在探求，始終未能得到清晰的描述，一直處于糾纏不清的無奈地步。問題的癥結是缺乏從文體論的角度給予確切而全面的界定。一對以往詞和詩區别界定的檢討出現于唐中期或略早的雲謡集，是現存最早的詞集，顯示出活潑可愛的蓬勃生機。可能出自下層從詞的文本論詞體一五詞學第四十八輯一六文人之手而流行民間，屬于當時的流行歌曲。于是有了中唐大小詩人的小令之作，這是詞的萌芽時期，尚未涉及它是什麽，只覺得它能唱，聽起來很美。猶如呱呱墜地的幼兒，連乳名也没有。因爲尚處于群體性創作，最早的詞集敦煌詞雲謡集的作者是誰都不知道，遑論所誕生的嬰兒叫什麽名字。這些能唱的曲子詞，我們猜想，大概是流播在遥遠的驛站與荒凉的客店，是給來往的客人消遣解悶的娱樂品。它通俗易懂，活潑可愛，能發抒人人都可能有的集體感情。人之于耳，動之于心，屬于口耳之間的聽唱文學，因而抄寫的曲詞，有很多别字、俗字，使人看了能唱。口頭能唱的歌詞，它的傳播具有不脛而走的優越性，中唐大詩人劉禹錫就是效法當地民歌的首届學員。無論是白居易、王建、韋應物，還是詩作無多的張志和，他們的習作都很短。即就是效法當地民歌的劉禹錫，也采用原本可唱的七言絶句的形式，而只是在内容與語言上汲取民歌的特色。這説明詞以可唱爲特色的容納性，不斷地擴展它的長處。因爲詞之最早發現，就是處于商貿與文化活躍的絲綢之路上，早期詞牌菩薩蠻、蘇幕遮等，本身就呈現域外文化的色彩。到了晚唐五代，詞進人風華乍露的少年時代，由詞作無多而進人詞之初盛時代。花間鼻祖温庭筠與同時領軍人物韋莊，雖然詞作數量與其詩相較懸殊，然給他們帶來了始料未及的聲譽。至于孫光憲諸人，則近乎專業詞人。花間集的作者除了温庭筠與當時尚屬秀才的李珣，其餘不是宰相即是朝臣，至于未收入花間集的馮延已與南唐二主，前爲宰相，後爲皇帝，而且李後主在詞中的聲譽比起偏居一隅的小皇帝身份，還要響亮得多。由晚唐到五代，由敦煌雲謡集無名氏作者而進入了廣泛的文人圈，呈現了英華初開的局面。就在温庭筠去世的七十年之後，後蜀趙崇作爲花間集所作序文説：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争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繍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絶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趙序把花間集的作品稱爲曲子詞，序文則儘量描繪了詞在上層社會誘人的歌唱場景。如就詞體特徵看，只説了詞之可以唱，歌者屬于繡幌佳人，歌詞如同麗綿，而且清絶，就是説文詞華艷却能聽得明白。詞的發展是由樂府歌辭而來，故能唱，然一進人綺筵繡幌，詞則須麗。麗詞而能唱，這就是曲子詞的特徵。他似乎無心給詞下一個定義，只言詞之用，而不及詞之體，在體用之學上，只言其表而未及其内，詞之特質仍付之茫然。猶如今之流行歌曲，聽者如潮，歡呼若狂，若論何謂流行歌曲，可能同樣茫然。詞至柳永進入青年時代，以鋪叙見長，突破花間範圍，變舊聲作新聲（李清照詞論語），是爲宋代首次變更。柳永卒後約二十年，就是三十七歲的蘇軾開始登上詞壇之年，宋詞將出現第二次變更時期，按詞的發展即臨近中年時代。與蘇軾親近的陳師道曾言蘇軾以詩爲詞（後山詩話語），又謂世説云：蘇子瞻詞如詩。可見屬于當時公論。這是從音樂屬性上的負面批評，然而也是蘇詞直到現在被人從正面肯定的特色。可見北宋中期人們認爲，詞不等于詩，各有其體，詩的手法甚或題材等不能進入詞中。到了李清照詞論提出詞别是一家，謂晏殊歐陽修、蘇軾雖學際天人，然作詞皆句讀不葺之詩。她是第一次從聲韻上指出詞與詩的區别？詩文分平側（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詞之韻律固爲詞之根本大法，然屬于詞之作與詞之唱的範疇。若從文體角度看，雖與詞體相關，然聽起來諧和的聲韻，比起詞之文字本身，畢竟還在其次，其作用僅在唱與聽的範圍。詞原本是音樂藝術與語言文學的綜合體，就前者而言，詞之合律是作者與唱者的根本大法。在詞誕生之初，它的音樂屬性具有主導的支配作用，句子的長短與字音平仄促緩，則要求儘量向樂曲靠近。到了從詞的文本論詞體一七詞學第四十八輯一八北宋中期，則有了詞人之詞與詩人之詞的區别，後者則以曲子縛不住的蘇軾爲代表，甚至晏、歐，亦屬此類。到了南宋，稼軒詞被視作詞論，即以文爲詞，以議論爲詞。到了南宋後期，第一部詞論詞源的作者張炎説，詞樂大師周邦彦而于音譜且間有未諧又説：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作詞，必欲合律，恐無是理。所以，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可見詞之文學屬性已上升到重要地位，起碼有了平分秋色的觀念。我們看這部詞論下卷的各節題目：製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全部都是從文字方面的討論。就是製曲實際上也就作詞而言，末尾的雜論亦復如是，只是多了對詞家的評論而已。如果説李清照詞論從音樂屬性達到尊體的作用，那麽張炎詞源則從文學屬性强調雅詞的作法。他把李之二只眼變爲兩只眼，而卷上樂論又使讀者成了盲眼。能看懂的在今日恐怕没有幾人，所以夏承燾校注詞源就乾脆抽掉了上卷，而且去掉了下卷前兩條音譜、拍眼，因爲對研究者或是一般讀者，均似乎是天書。猶如史記？天官書，讀其書者很少有人去看它。卷下爲詞論，詞源之論詞之作法頗成體系，然而詞體爲何，則不在經意之中。唯製曲、虚字涉及結構與句法，稍微涉及詞體。同屬南宋末年沈義父的樂府指迷亦論詞之作法，首則論詞四標準：協律，用字雅，而且不露，發意不可太高。仍屬于作法，亦未言及詞體之特徵。然對詞之音樂屬性，則言？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蔡嵩雲箋釋説：文人學士之詞，言順律舛者多，固無殊句讀不葺之詩。文士不重律，樂工不重文，兩者背道而馳，此詞之音律與辭章分離之一大關鍵也。清真詞聲文並茂，其始唱遍于教坊，南渡後，則歌者見鮮。至南宋末年，能歌者更如鳳毛麟角矣。文士之詞，可傳而失律，樂工所歌，其文不足傳，此詞之音律所以亡也。蔡氏還指出，連度曲大家周邦彦、姜夔，其歌曲亦不行于秦樓楚館間。可以説從音律看詞體，已很渺茫了。張炎弟子元人陸輔之詞眼無意建構詞學理論與作法，主要列舉例句呼應詞源，向不爲人所重。然其中屬對與樂笑翁奇對，均屬四言偶句；警句與樂笑翁警句均屬韻句示例，二者都是主要摘録其師與他人名句。還有詞眼專摘録他人名句中精美的四言短語，這些四言大多由兩個偏正名詞構成並列式的短語，極具裝飾作用。而四言偶句多是狀謂補或主謂賓，或主謂並列構成的短語，帶有動態性質。這與上面静態裝飾性詞的差異，在于動與静的區别。而詞眼則是四言句内對，即主謂偏正詞並列構成的短語，顯示動詞或形容詞的新鮮響亮。這些示範並無什麽理論價值與深意，往往被人忽略。然而却以示例的方式，顯示詞之爲體的兩個特徵？一是精美的四言句與四言偶句？，二是韻句即長短句的組合搭配；特别是在四言句中首標詞眼，借助詩法而又不同于詩法，這實際上把詞源的句法與字面有所增加而且予以深化。同時對詞源？製曲的結構論，予以强調。詞體文學屬性的三大特徵？字法、句法、結構，且前二者以實例顯示了詞體特徵，具有意外的啟發作用。所以以上三端，法律講明特備，不可不讀。若論詞體，後者尤爲重要。自是以後，論詞體者多從風格著眼，而且往往與詩較量異同。若按時間順序，自清以來，大致有以下説法：一、詩强詞弱，詩尚風骨氣勢，詞則柔弱多姿，因而詩剛詞柔。毛先舒説：填詞長調，不下于詩之歌行。長篇歌行，尤可使氣；長調使氣，便非本色，高手當以情致見佳。蓋歌行如駿馬驀坡，可以一往稱快。長調如嬌女步春，旁去扶持，獨行芳徑，徙倚而前，一步一態，一態一變，雖有强力健足，無所用之。又説：宋人作詞多綿婉，作詩便硬。作詞多藴藉，作詩便露。作詞頗能用虚，作詩便實。作詞頗能盡變，作詩便板。其中也揭示了以後詩直詞曲、詩硬詞軟、詩露詞藴、詩男詞女、詩顯詞隱等説法。一一、詩雄詞雌，詩尚陽剛而詞尚陰柔。宋人曾譏諷婉約詞爲男子作閨音。魏塘曹學士説：詞之爲從詞的文本論詞镰一九詞學第四十八輯二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此喻象的局限性，内涵自然縮小。所以田同之西圃詞説引了這段後又説：罕譬最爲明快，然詞中亦有壯士，蘇、辛也。亦有秋賣，黄、陸也。亦有勁松貞柏，岳鵬舉、文文山也。選詞者兼收並采，斯爲大觀。若專尚柔媚，豈勁松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三、詩莊詞輕，莊重與輕佻相對，莊重則渾厚，輕佻則輕薄？，渾厚則含蓄，輕薄則流露。所以，田同之説：詩貴莊而詞不嫌佻，詩貴厚而詞不嫌薄，詩貴含蓄而詞不嫌流露。四、詩寬詞狹，就内容看，詩之題材廣泛，詞之受到艷科的拘限。蔣兆蘭説：大抵詩境寬，家數多，故不易自立。詞境窄，家數雖多，而可宗者少，故易于成就這也是王國維所説？（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二詞細微故能深入人之心曲意緒。五、詩直詞曲，詞尚曲而詩不避直，詞貴曲而不直，而又不可失之晦，令人讀之悶悶，不知其意何在一？，或言？詩如康莊九逵，車驅馬驟，易爲假步，詞如深岩曲徑，叢篠幽花，源幾折而始流，橋獨木而方渡，非具騷情賦骨者，未易染指。六、詩真詞假。田同之説：從來詩詞並稱，余謂詩人之詞，真多而假少？，詞人之詞，假多而真少。如邶風燕燕、日月、終風等篇，實有其别離，賣有其摒棄，所謂文生于情也。若詞則男子而作閨音，其寫景也，忽發離别之悲。咏物也，全寓棄捐之恨。無其事，有其情，令讀者魂絶色飛，所謂情生于文也。此詩詞之辨也。觀此可知此就詩人之詞與詩人之詩而言。詩詞之真假，有文生于情與情生于文之别，亦即爲情作詩與作詞造情之異。七、詩苦詞樂。朱彝尊説：昌黎子曰：歡愉之言難，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鎖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二詞每多離情别緒，爲情愛而發，雖愁亦甜。像辛棄疾清平樂繞床飢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鼠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即在稼軒詞中亦爲獨出，又遑論其他。八、詩樸詞艷。最流傳人口的是詩莊詞艷，内容的莊重與風格的側艷比較，多少有些錯位。詩無論言志言情，多屬直説，故言樸實；詞則專作閨音，故措語需艷，爲其本色，樸實則顯，側艷則幽微而隱。詩樸而顯與詞艷而隱則又是一區别。除此之外，詩可叙事，可有百韻大篇，叙事則可以成詩史；而類似杜甫北征、石壕吏不會見于詞中。詞雖偶見有講小故事者，然均屬暗示性，要靠讀者聯想鏈接。所以更不會有詞史。以上八端，亦有相互聯繫者，然還是有些區别。至于詞話評論，言及詩詞之别，每言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説定非香奩詩（王士稹語），而這兩句連同下句小園香徑獨徘徊，都見于作者七律示張寺丞校勘？，又謂前句爲律詩俊語，又説然自是天成一段詞，著詩不得（沈際飛語）。晏幾道臨江仙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被稱爲千古名句，不能有二（譚獻語），却來自五代翁宏春殘詩。同樣的道理，兩宋詞人驅遣唐詩人詞，更爲司空見慣。故以五七言詩與詞比較區别詞體，只能是不比還明白，一比反糊塗。就是以上八端，雖然從内容、語言、題材、風格、審美等方面来描摹二者的輪廓，但終歸清空而不質實。從文學屬性的文體論特點未達到捫手而觸的感覺，前人還有詩在教化、詞爲娱樂，僅就創作目的而言，而于文體就更無干涉。誠如回顧近百年的詩詞之别的論者所言：近現代學者論詩詞有别常首先指出境界與風格的區别。就詞體本身與詩體的區别而言，這是一塊從北宋開始就由拓荒者涉足並精耕細作過的土地，這些論述散見于大量總集、筆記、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