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重现？——S市人工智...动境遇、身份认同与行动选择_贾文娟.pdf

【编者按】进入 21 世纪，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基层程序员群体的劳动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其处境与以往的农民工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我国制造业“机器换人”如何影响了女性的就业份额？工业机器人等先进的自动化技术能否推动两性就业平等？产业转型所带来的技能升级是否有助于工人的地位提升？进一步而言，技术工人的地位变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期“技术、智能与劳动”专题的三篇文章，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学理性的解答。社会学 技术、智能与劳动打工的重现？S 市人工智能产业基层程序员的劳动境遇、身份认同与行动选择文/贾文娟（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摘要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采取了国家主导、城市政府与各大企业共同推进的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模式。城市政府在“即时城市化”的逻辑下，采取各类政策推动基层程序员在本市集聚。在此情况下，中国基层程序员的不稳定劳动境遇与欧美程序员不同，他们与进城农民工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工作时间较长、生活质量低，劳动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呈现出了“临时性”的特征。然而，与农民工不同的是，基层程序员依据其过往经历与自身技能，发展出以“奋斗的码农”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应，其利益行动方式是个体化的跳槽。关键词 不稳定劳动 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 人工智能 程序员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产业中的算法劳动与劳动关系研究”（贾文娟主持，编号为 20CSH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者，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中图分类号 C91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7672（2022）06-0001-160012021 年第 3 期第 36 卷总第 166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2022 年第 6 期第 37 卷总第 175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进入 21 世纪，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剥削方式与劳动问题也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两类劳动者进入了学者的分析视野。一是数字劳工。他们在产销合一、受众劳动等生产模式下制造出大量内容，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量资源。因数字劳工的劳动有隐匿性与免费性，与以往奴隶劳动、家务劳动性质相似，他们被冠以“i 奴”“数字家庭主妇”“数字灵工”之名。二是平台劳工。诸如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作家等也进入了劳动研究者的视线。随着平台对泰勒制等管理策略进行着转译或改造，他们在众包生产体制和算法支配下进行着高强度的劳动。但是，还有一类劳动群体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他们便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我们知道，各类平台、App 和 AI 算法模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生产者的劳动结晶。它们往往以生产资料的形态留存于世，而当其与新的“活劳动”结合在一起后，便会生成新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工人除了数字劳工、平台劳工以外，还包括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程序员是最主要的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者。但是，学界对人工智能产业中程序员劳动生活状况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当然，早在 20 世纪末期，学界便以欧美国家为蓝本，展开了对 ICT程序员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指出，软件生产是围绕“永远的测试”和没完没了的“debug”进行的，管理方通过塑造规范、培养信仰、灌输价值观、激发情感等文化策略对程序员进行管理。随着大企业采用离境外包和众包生产体制进行 App 开发，程序员在面对不稳定劳动状况时自行发展成了“创业劳工”。他们具备企业家精神，并在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等逻辑下，努力将自己的编程技术能力打包出售。具体而言，创业劳工们在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推广自己的产品、积极建构职业网络、进行长时 姚建华、徐偲骕：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数位劳动研究的内涵、现状与未来，新闻学研究 2019 年第141 期。Kylie Jarrett，Feminism，Labour and Digital Media：The Digital Housewife.New York：Routledge，2015.邱林川：告别 i 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 2014 年第 4 期。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年第 7 期。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 2020 年第 6 期。孙萍：从“惯习培养”到“粘性使用”：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Gideon Kunda，Engineering Culture：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 Press，2006.Rowena Barrett，“Working at Webboyz：An Analysis of Control over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Labour Process，”Sociology，Vol.38，No.4，2004，pp.777-794.Gina Neff，Venture Labor：Work and the Burden of Risk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2.Hans J.Pongratz and G.Gunter Vo，“From Employee to Entreployee：Towards a Self-Entrepreneurial Work Force？”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Vol.8，No.3，2003，pp.239-254.社会学 技术、智能与劳动：002间的工作，努力在竞争激烈的众包市场中拓展工作机会。但是，上述发现却不能完全用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以硅谷为核心的全球分包众包模式并不相同，其劳动者的处境与欧美国家程序员也存在差异。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程序员的劳动生活状况进行研究，以进一步丰富针对程序员劳动的研究。2019 年之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受到了美国的制裁。2021 年 1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 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发布了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国家主导、城市政府与各大企业共同推进的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模式，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园区发展、人工智能企业集聚、相应劳动者集聚的产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员不再被理解为从事知识劳动或创意劳动的工人贵族，而成了资本与城市所需要的弹性劳动力。与此同时，程序员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其中不仅包括在海外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年薪百万并在工作地城市享有优越生活的算法工程师，而且包括大量基层程序员他们年龄普遍在 35 岁以下、职级较低、没有获得工作地城市的户口，也没有在这些地方安家生活。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基层程序员群体的劳动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其处境与以往的农民工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发出了怎样的身份认同与利益行动？为了对该问题进行回答，笔者的研究团队在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间，对 S 市人工智能产业中的 30 名小组长职级以下的基层程序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试图将比较的视野贯穿文章始末，以呈现基层劳动者工作生活等状况的“变”与“不变”。这项探索性研究将为学界进一步剖析人工智能产业程序员的劳动过程、劳动关系等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一、即时城市化逻辑下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层程序员城市社会学研究者曾指出，城市不应仅被看作资本积累的发生地，其本身便是一台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机器”。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竞争成为其发展、招揽特定产业的根本动力。2017 年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领先城市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开始推进自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与此相应，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亦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依托大城市推进的全产业链崛起。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在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中便明确指出，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打造国际领先的技术体系”。2017 年 7 Birgitta Bergvall-Kreborn and Debra Howcroft，“The Future s Bright，the Future s Mobile：A Study of Apple andGoogle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27，No.6，2013，pp.964-981.John R.Logan and Harvey Luskin Molotch，Urban Fortun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7.0032021 年第 3 期第 36 卷总第 166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2022 年第 6 期第 37 卷总第 175 期社会科学版学报月，国务院印发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把人工智能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布局、主动谋划，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并“积极培育人工智能新兴业态，布局产业链高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很快成了中国各领先城市力主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后，这些城市先是采用“腾笼换鸟”的政策将传统工业制造业转移出去，继而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对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进行整合，大举推动自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 S市为例，S市政府在 2017 年 11 月印发了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在 2020 年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集群，建成 5 个左右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聚区，培育 10 家左右人工智能创新标杆企业，其人工智能重点产业规模超过 1000 亿元。紧接着，S市各辖区便展开了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招商引资行动，并发展出“4+X”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以推动涵盖传感器、AI 芯片、云计算、数据服务、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和智慧+各类产业的完整产业生产体系。以 S市 S区 T镇为例，其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迅速推动发展起占地 23.8 万平方米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并以各类配套奖励、租房补贴等政策，吸引人工智能公司与程序员在此园区聚集。上述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和劳动力聚集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如图 1 所示，2020 年 S市 IT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从 2003 年的 7.1 万人迅速增加到了 74.96 万人。与此同时，S市 IT产业 2020 年的营收达到了 10912.97 亿元。从全国数据来看，同年中国 IT产业的营收达到了 81585.91 亿元。如图 2 所示，全国软件行业整体从业者人数也从 2003 年的 116.8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487.1 万人，这些劳动者大部分集中在城市里。即便如此，有关报告仍然指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目前人才缺口达 30 万人。数据来源：2021 上海信息化年鉴，学林出版社，2021 年，第 38 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第 565 页。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牵头编写的 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学 技术、智能与劳动004图 1S 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化（数据来源：S市统计年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