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_石任之.pdf

詞學第四十八輯一七二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石任之内容提要自明人編纂詞譜起，即有填詞是否需要守四聲的争議。近代詞學研究興起後，一些學者對詞壇謹守宋人四聲的做法有所質疑，或以爲宋人不守四聲、四聲非平上去入之謂，或以爲在吃緊處（拗句結句）嚴分上去即可。但考宋人詞作，部分方言的濁上變去使得主要依方言填詞的作者難以嚴分上去。而主張嚴分的近代學者，則或因其方音能辨别濁上，乃有夏承燾將大部分方言不歸去的次濁上聲字兩字錯推衍爲濁上歸去之例。推其用心，處于政體劇變、新舊文學相争時代，用四聲詞尊體，不但是創體例的研究，更與其政治主張、道德標準有密切關係。詞韻的總結爲半人工系統，四聲詞則人工性更强，爲一不甚成功之傳統的發明。關鍵詞四聲詞濁上變去尊體所謂守四聲或者依四聲，是指以宋人某家某闋的字聲爲標準，除詞譜標注的平仄需要嚴守外，仄聲裏還要區分清楚上去人，字字恪守，以爲法度。這是一種極端的推尊詞體的做法。四聲詞的風氣始自晚清，一度盛行于東南。正如吴梅詞學通論中所提到的那樣：近二十年中，如滙尹、夔笙輩，輒取宋人舊作，校定四聲，通體不改易一音。如長亭怨依白石四聲，瑞龍吟依清真四聲，鶯啼序依夢窗四聲。蓋聲律之法無存，製譜之道難索，萬不得已，寧守宋詞舊式，不致偭越規矩。顧其法益密，而其境愈苦矣。尹即朱祖謀，夔笙即况周頤。而吴梅也喜歡讓學生做僻調詞和依四聲而作。詞律製定過程中對字聲的認識，也可窺見四聲詞説的源流。兩宋的覆亡是詞樂逐漸散佚的過程，宫調失傳，僅有文字記載可揣摩。明人作詞之所以遭清人譏議，是因爲没有詞樂可依，而詞譜之學又尚在草創。從明人到清人的詞韻、詞律的研究，有一個漸趨縝密，逐步雅化學術化的過程。其中有關詞的四聲的討論，正是在這樣的由寬至嚴的背景下産生的。一拗句與結句到了晚清，詞學發展的重要階段，朱祖謀、鄭文焯、况周頤等學者在精校詞籍的過程中提出了校詞五法，將詞學正式納人到學術研究的範疇。因其斛律審體，嚴辨四聲，海内尊之，風氣始一變。四聲詞説也是這一時期繁盛起來的。因朱祖謀等人弟子眾多，聲勢廣大，因此對晚清到民國的詞學理論及詞人創作多有影響。吴梅詞學通論、陳匪石聲執、王易詞曲史、劉永濟詞論、龍榆生詞學十講及詞曲概論等均有涉及四聲詞之説，一時翕然成風。但對四聲詞的質疑逐漸出現。如民國著名詞社如社，以謹守詞律著稱，其社課大多選用宋人僻調依四聲填詞，甚至選擇倚風嬌近這樣的孤調。這種做法，是將四聲詞這一極端形式推到頂點。因此社員也逐漸分化出不同意見。而圍繞午社四聲之争的論文，如午社四聲之争與民國詞體觀的再認識、民國詞壇四聲之争鈎沉以午社詞人爲中心，則都以冒廣生的四聲鈎沉爲例，勾勒當時詞壇對四聲詞的争議。現以争議的兩位主要學者觀點爲例看他們對于四聲詞的認識。冒廣生一九三九年完成四聲鈎沉一文，反對晚清以來詞壇嚴守四聲的做法。其主要觀點有二？其，宋人並不守四聲；其二，四聲並不是指平上去入，而是宫商角羽。四聲並非平上去入一説，雖試圖對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一七三詞學第四十八輯一七四四聲詞説釜底抽薪，但並不可信。冒廣生對四聲詞攻撃的最有力者，在于批駁萬樹詞律中的觀點：吾所納交老輩朋輩，若江蓉舫都轉、張午橋太守、張韻梅大令、王幼遐給諫、文芸閣學士、曹君直閣讀，皆未聞墨守四聲之説。鄭叔問舍人，是時選一調、製一題，皆摹仿白石。迨庚子後，始進而言清真，講四聲。朱古微侍郎填詞最晚，起而張之，以其名德，海内翕然奉爲金科玉律。吾滋疑焉，以爲仄韻之詞，上去可通押，何至句首或句中可通融之平仄，乃一字不能通融？又默念古人傳作，其後遍與前遍，句法同者，平仄不必盡同也。又取方千里和清真詞對勘之，又取楊澤民、陳允平二家和清真詞對勘之，則幾無一韻四聲相合者。而世人乃狃于萬紅友謂千里一集，方氏和章，無一字而相違，更四聲之盡合之一言，而自汩其性靈，鑽身鼠壤之中而不能出也。文中先對勘清真同調風流子、早梅芳近、荔枝香近、紅林檎近、滿路花、歸去難、西河、瑞鶴仙、浪淘沙慢、看花回等，再對勘和清真詞的三家，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又對勘吴文英和周邦彦的同調詞作，没有一首四聲全合。這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四聲詞説的基礎。又，由冒文可知，由于朱祖謀在詞壇高度權威的地位，他起而張之，所以海内翕然奉爲金科玉律。對于朱祖謀的倡導，大多數人是盲從的。而夏仁虎在枝巢四述中説得更爲直白：憶得十年前，歸金陵，見老友之始學爲詞者，以宋名家詞一首，逐字録其四聲，置玻璃板下，依聲填詞，爲之甚苦，詞成，乃至不可卒讀。怪而問之，曰：此疆村所告也。時彊村居滬，爲詞壇老宿泰斗。（名孝臧，號古微。清遺老。助王半塘刻四印齋叢書，自刻詞學叢書。）過滬，詣而詢曰：公嘗以此法召來學乎？教人盲從，傷辭害意，貽誤多矣。疆村力矢不承。夏仁虎所叙述的這種現象，在當時詞壇可能非常常見。四聲詞説支持者眾多，並非因道理服人，很大程度上是受彊村詞壇宗主氣勢所懾。夏仁虎隱去這位老友姓名，而直指彊村教人盲從，其老友初學詞即試圖爲四聲詞，可見當時對彊村詞學觀的盲從之普遍。而包括彊村本人在内的詞家，都没有對四聲詞做出完整、準確的論述。與冒廣生同社的夏承燾，針對冒文寫了詞四聲平亭一文，對臚列四聲不盡同的現象作出了這樣的解釋：予細稽舊籍，粗獲新知，以爲詞中字聲之演變，有其歷程，大抵自民間詞入士大夫手中之後，飛卿已分平仄，晏柳漸辨上去，三變偶謹人聲，清真益臻精密，惟其守四聲者，猶僅限于警句及結拍。自南宋方、吴以還，拘墟過情，乃滋叢弊。逮乎宋季，守齋、寄閑之徒，高談律吕，細剖陰陽，則守之者愈難，知之者亦尠矣夏承燾將四聲詞的範圍，縮小到了警句和結句，或謂吃緊處。這是礙于冒廣生實際對勘考察結果不得已的讓步，試圖給四聲詞説尋找科學化的論據。不過他論述唐宋詞人四聲漸嚴的趨勢，導出一個聲音之道，後來加密的結論，這是符合文體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也是詞的尊體的必然趨勢。並對守四聲的説法做了一個調和：故吾人在今日論歌詞，有須知者二義：一曰不破詞體，一曰不誣詞體。謂詞可勿守四聲，其拗句者可改爲順句，一如明人嘯餘譜之所爲，此破詞體也，萬氏詞律論之已詳。謂詞之字字四聲不可通融，如方、楊諸家之和清真，此誣詞體也。過猶不及，其弊且浮于前者。蓋前者出于無識妄爲，世已盡知其非，後者似爲謹嚴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來後人因噎廢食之争。是名爲崇律，實將亡詞也。？夏承燾在此處將不守四聲與拗句改爲順句相並列。先以破詞體批評程明善等把拗句改爲順句，再以過猶不及批評萬樹，認爲萬樹所説的三家和清真詞的字字四聲盡依，是誣詞體。破是破壞，誣是無中生有。而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一七五詞學第四十八輯一七六其實萬樹的四聲説，也是針對拗句而言的。回到詞律發凡一文，萬樹在批駁詩餘圖譜不足法，嘯餘譜徑改拗句爲順句後，繼而談到和清真詞的四聲？夫今之所疑拗句者，乃當日所爲諧音協律者也；今之所改順句者；乃當日所爲捩喉扭嗓者也。但觀清真一集，方氏和章，無一字而相違，更四聲之盡合。如可議改，則美成何其闇劣，而不能製爲婉順之腔？千里何其昏庸，而不能换一妥便之字？其他數百年間之才流韻士，何以識見皆出今人之下萬萬哉！這一段的本意，就是針對拗句來説的。萬樹所謂方千里和清真詞的四聲之盡合，顯見是指拗句的處理。拗句相對于律句而言。詞體的大多數句子爲律句，王力指出：三字句可以認爲是七言律句的末三字，四字句可以認爲是七言律句的前四字，六字句可以認爲是七言律句的前六字。所以拗句的出現如同在近體詩中一樣，會體現出一種打破律句習慣的聲響，頓挫美聽。然而拗句之拗，本由平仄異同産生，並不必進一步將仄聲分爲上去入。考察周邦彦的換句，齊天樂荊江留滞最久，水龍吟亞簾櫳半濕，與和者方楊陳三家，及吴文英對比，也不是四聲盡合。甚至西河一調，既有南朝盛事誰記的拗句，也有瀟灑西風時起的律句。其實很難因爲概率的浮動遽定爲嚴守四聲。不過拗句之説，既保證了詞體尊體的需要，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難度，並將通篇守改爲拗句守，調和兩極。一九六七年夏承燾寫作論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時，除了仍延續温庭筠已分平仄、晏殊辨去聲嚴于結拍、柳永分上去尤嚴于人聲、周邦彦四聲多變化的説法。又進一步指出了拗句的特殊性：樂章集中嚴分上去者，猶不過十之二三？，清真則除南鄉子、浣溪紗、望江南諸小令外，其工拗句、嚴上去者，十居七八。即以一句一章論，亦較三變爲密。予以爲清真入聲，重在拗句及結聲，與其用上去同。認爲拗句就是警句。而作爲朱祖謀傳燈弟子的另一位詞學大家龍榆生，則對競填四聲詞的做法頗有異議：往歲彊村先生雖有律博士之稱，而晚年常用習見之調。嘗叩以四聲之説，亦謂可以不拘。然好事之徒乃復斤斤如此，于是填詞必拈僻調，究律必守四聲，以言宗尚所先，必惟夢窗是擬。其流弊所極，則一詞之成，往往非重檢詞譜，作者亦幾不能句讀，四聲雖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絶頂聰明，而專務得扯字面，以资塗飾。則所填之詞，往往語氣不相貫注，又不僅七寳樓臺，徒眩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則詞學將益沉埋，而夢窗又且爲人詬病，王、朱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二一龍榆生的這段話，對喜好以僻調、專事四聲的人大力抨撃，認爲天分學養不夠而汲汲于四聲，可能連最起碼的通順都做不到。並且朱祖謀晚年常用的，仍然是鷓搗天之類常見的詞牌一。不過他仍然認爲可以不拘，而没有質疑四聲詞説本身是否合理。還有一個原因，唐人已有鶴掲天，而類似鷓鴣天這種唐人即已慣用的詞調，在格律要求上其實基本和唐代發展成熟的律絶等近體詩完全一致，僅分平仄，押平韻，從不存在要把該用仄聲字的位置還要分出上去入的問題。大概彊村到了晚年，對于自己曾經提出的四聲詞説感覺到不夠合理，因此相對采取了一種擱置的態度。此後詹安泰等先生對四聲詞的論争加以調和，認爲領字儘量用去聲，以及兩仄連用處儘量用去上而避免兩字調值相同。而唐圭淳先生也做過依周密四聲填周密孤調的倚風嬌近，依周邦彦四聲作的綺寮怨，可以看作學術上對先輩的致意，和對四聲詞有條件的接受。然而考察四聲詞説的種種觀點，包括前述冒氏夏氏之争，吴眉孫亦指出温庭筠詞只分平仄，謹守飛卿四聲爲空中樓閣。無論是萬樹的拗句四聲盡合，還是朱祖謀等人的通體不改易一音，又或是夏承燾主張的警句結句嚴分上去，在以音律謹嚴的周邦彦、吴文英等人的詞作及和作中，都能找到不盡然的例子。况且萬樹不滿于圖譜一調一格導致同調因字數分散嵌列于諸調之間，又對嘯餘譜第某體的做法不滿，以爲次序無從考徵。但他同調下列又一體的譜式，固然没有了强作雁行的問題，但在固定的音樂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一七七詞學第四十八輯一七八中，字數或斷句的不同，對字音腔調的影響恐怕尤重于上去入的區别。僅從文論的角度來説，這是一個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僞的説法。二語音學濁上變去與四聲詞嚴分上去爲説明四聲詞説嚴分上去概念的産生原委，將引入語言學成果來釐定。從嚴分上去這一觀點人手，吴梅詞學通論引清代曲學家黄周星二二仄（上、去、入）應須分上去，兩平（詩韻的上平、下平）還要辨陰陽的説法，論述分上去的必要性，以爲曲如此則詞也理應有此。首先釐清所謂陰陽，從語音學上講，分陰陽指的是中古漢語（切韻、廣韻的語音系統）的平上去入四種聲調，在後來的語音演變中會因爲中古聲母的清濁而分化爲陰某調和陽某調的現象。以故大多數人最熟知的陰平陽平字之分，其實分别對應的是中古音的清聲母平聲字和濁聲母平聲字。黄周星是南京人，少育于湘潭周氏，明亡後遁跡湖州。所謂兩平還要辨陰陽，從語音演變的結果上來看，乃是因爲後來的大部分方音平聲都能分陰陽兩調，調型差異十分明顯，實際語音中聽感差異很大（但也有少數方音如晋語部分片區平聲不分陰陽），但我們有必要多問一句，爲什麽二仄應須分上去，上去却不分陰陽呢？黄周星壯年時已人清，方音體系與今日没有根本性差異。首先以湖州方音爲例，湖州方音分八個聲調，平上去人各分陰陽，用趙元任創製用以標記聲調的五度標記法記録的現代語言的調型記録，調值分别爲：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这；陰入，陽人。在這樣一種聲調格局下，可以明顯看出，四聲的陰調皆高于陽調，而陰平陽平的調值差異巨大，陰上陽上差距小一些，陰去陽去差距更小。在實際的語音中，陰平和陽平最難混淆，上聲和去聲的陰陽分别則不那麽明顯。所以黄氏只論平聲須辨陰陽，而不提上去須辨陰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