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pdf

StatisticalResearchSep.20232023年9 月Vol.40,No.9统计研究第40 卷第9 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王开科苏雪伟步晓宁内容提要：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经济效果的分析，除了研判投资促进效应外，还应关注投资的质量偏向和资本利用率变动，这是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精准施策的关键。对此，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重点探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效应和机制路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并未显著改善资本利用率，尽管政策实施促进了投资和研发投入增长，但对营业收入的改善不显著，揭示出政策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新增投资对现有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边际提升有限。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密集度高、固定资产结构偏向长期限以及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资本利用率受政策实施的反向影响显著。而基于行业领域分组回归的结果揭示出，政策实施对纺织领域企业资本利用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数字化基础设施业和汽车领域企业的资本利用率影响不显著。对此，文章从行业领域发展特征和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对应的差别化资本利用率影响机制。这一研究丰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研究领域，对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键词：资本利用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D0I:10.19343/ki.11-1302/c.2023.09.004中图分类号：F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2-45 6 5(2 0 2 3)0 9-0 0 45-17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y of Fixed Assets,InvestmentQuality Bias,and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WangKaikeSuXueweiBu XiaoningAbstract:I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fixedassets,in addition to judging whether it has promoted investment,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investment quality bias and the changes in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which is the key to the preciseimplementation of macro-control polici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The paper constructs a DID model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referential policyfor fixed assets on changes in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 and the mechanism pa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implementation of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fixed assets does not significantlyimprove the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Although thi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motes the growth of fixed*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工业大数据统计测度理论及应用研究”（2 1&ZD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固定资本服务核算的理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2 0 CTJ003）；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产效率模式选择与中国的生产性资本存量核算问题研究”（ZR2020QG029）。2023年9 月统计研究46assets investment and R&D investment,the improvement in operating income is not significant.It revealsthat the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moted by the policy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low-level repeatedconstruction problems,and the marginal improvement effect of new investment on existing capital and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limited.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 capitalintensity,fixed assets structure biased toward long-term and faced with high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reverse impact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ir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 is significant.The result ofgrouping regression based on the industry fields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has a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in the textile field,but has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and thecar making field.Therefore,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differential capital utilization mecha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facts.The paper enriches theliterature on the mechanism of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fixed assets onmicro-enterprises,expands the research field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ing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preferential policy for fixed assets.Key words:Capital Utilization Rate;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Investment QualityBias一、引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旨在带动企业更新技术设备，增强发展后劲和活力，这对于“促投资”“稳增长”“调结构”和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直线折旧计提政策，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企业可通过缩短资产折旧年限，减少投资早期的税收负担，进而缓解资金压力（刘仁等，2 0 19）。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实施，为企业带来了“无息贷款”效应（刘行等，2 0 18），其中，对于那些有固定资产更新需求的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的“减税”效应能使其长期税率呈现下降趋势，即使那些不需要频繁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也能够通过增加短期投资而获得递延性税收优惠（Jackson等，2 0 0 9）。总的来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能够通过企业的固定资产购置进一步影响投资行为。那么，政策实施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会产生怎样的经济效果、能否达成政策制定的初衷？本文尝试从资本利用率视角回答这一问题，以期更加科学有效地评价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效果，进一步优化提升资本利用率的财税政策路径，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出台更加精准的经济提质增效政策措施提供参考。已有文献中，专门从资本利用率角度评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效果的研究很少，与之相关的主要是基于产能过剩视角的讨论。如孔东民等（2 0 2 1）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产能密切相关，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带来的“税收优惠”效应，可能会导致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进而加剧产能过剩问题。这一研究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作用机制的分析与检验，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一，该研究验证了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正向投资促进效应，对于阐释政策效果，支撑理论机制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第二，该文认为实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了过度投资，并从理论机制和实证结果上得到了验证，既丰富了此类研究的发现，也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当然，这一研究侧重于从投资过度视角进行分析，对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考虑不足。我国供给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产能不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企业流动性压力，也为促进企业固定投资提供了支王开科：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第40 卷第9 期47持。然而，新增投资投向如何？是扩张高端产能还是对低端产能的重复建设？两者之间势必会存在显著的政策效应差异。一方面，若投资偏向高质量，倾向于优化资产结构，推动存量资产的技术改造升级，构建高质量资产，那么，资本利用率会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的税收优惠用于低质量的重复投资，那么，资本利用率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效果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是否促进投资增长的规模方面（陈煜和方军雄，2 0 18；曹越和陈文瑞，2 0 17；王宗军等，2 0 19），还需要将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营业收入变动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以便更加有效地探讨政策推动的投资增长是否带来营业收入的更大规模增长。为达到这一研究目标，本文拟开展以下创新工作：第一，从资本利用率变动视角提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经济效果评价问题，拓展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研究领域。第二，提出投资质量的偏向问题，倡导对投资政策效果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是否促进投资增长的规模效应方面，还要关注资本投入的质量、结构及其利用情况。第三，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投资促进效应和营业收入效应通过资本利用率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系统梳理两类效应的作用机制。第四，通过单位存量资本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变动构建投资质量偏向的评价标准，并在实证研究环节通过机制路径识别，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如何通过投资质量偏向影响企业资本利用率。二、个作用机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显著促进投资增长，这一结论得到理论研究的普遍认可（刘行等，2 0 18；刘仁等，2 0 19），但对政策实施是否显著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则缺少必要讨论。孔东民等（2 0 2 1）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与产能利用率关系的研究发现，企业容易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盲目投资，进而加剧产能过剩。这表明，即使企业在政策实施中获得资金支持，短期内投资规模扩大，但依然可能存在低端资本重复建设问题，难以达到调整投资结构的政策效果。因此，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要兼顾投资规模增长和效率增进的综合效应。本文借鉴王开科和曾五一（2 0 2 2）关于资本利用率指标设计和微观测算的处理思路，通过引入资本利用率视角的测算应用与分析，以及对投资质量偏向问题的讨论，将投资促进效应和营业收入促进效应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关键。从图1的作用机制来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推动的投资增加可能带来两条不同的企业发展路径：一是新增投资用于新产品研发和传统资本的改造，投资偏向高质量，此时单位存量资本营业收入增加，资本利用率提升，产能过剩问题得以缓解，有益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企业投资偏向低质量，导致单位存量资本营业收入减少，资本利用率下降。(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投资效应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相当于一种“短期无息贷款”（刘行等，2 0 18），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资早期阶段税负，对于减轻资金压力和扩大投资有重要意义。Hall和Jorgenson（196 7）认为，相对于直线折旧，加速折旧法下的固定资产折旧现值更高，投资的税后回报率也更高，这使得原来不值得投资的项目变得可行，进而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基本原理如下：记i企业纳入资产价格变动的代表性资本品（组合）使使用者成本为C，：C,=O,V+r,Vi-(Vt-Vir-1)使用者成本是在新古典投资理论下推导出的衡量固定资本服务的“价格”。资本品被视为构成生产过程实际投入的固定资本服务载体。资本品使用者需按照市场租赁价格向资本品持有者支付一定数额的租赁费，即资本租赁价格。32023年9 月统计研究48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措施“短期无息贷款”效应降低企业投资早期税负减轻资金压力投资效应高质量投资营业收入效应低质量投资单位存量资本单位存量资本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收入下降资本利用率提升资本利用率下降图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影响资本利用率的作用机制示意图其中，V,衡量i企业资本品（组合）在第t期的价值，S,和r，分别表示折旧率和回报率。在此基础上，8,V,描述资本品（组合）的折旧损失，rV,衡量资本品（组合）的名义利息支付，V-Vi-表示由价格变动带来的资本获得或损失。若受到纳税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那么，单位折旧抵税额现值增加，此时，资本品（组合）的使用者成本下降。即在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时，企业有动力增加投资，进而企业最优资本存量K，会发生变动，并由“资本边际产出价值与资本租赁价格相等”的关系所决定：Ki=0PQ(2)C其中，P,和Q.分别代表了i企业第t期的产出价格和数量规模，,是i企业资本的产出弹性。为便于对比分析，设定一个简化情形，即企业i在第t期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第t-1期及以前均未实施，且企业第t期投资行为仅考虑资本重置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影响。在这一设定下，记i企业第t期的新增投资为I，I，=I，+I，其中，IR代表重置投资，主要是针对资本品折旧损失的补偿（在几何型役龄-效率模式下，重置率等于折旧率）；I代表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的增量投资。考虑到本文设定的简化情形，仅第t期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相应的投资调整也在第t期完成，不纳入投资滞后问题的讨论。因此，I可由(K，-K )衡量，K是第t期未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所对应的资本存量。进一步地，I，可表示为：I,=8,Kiu-I+(0,P-u-Ki)C因篇幅所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下的使用者成本变动分析以附录A展示，见统计研究网站所列附件。下同。业王开科：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第40 卷第9 期.49由式（3）可知，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最优资本存量K，会上升，I代表的增量投资为正值。此时，从式（3）中可以看出，1.与C,成反比，表明企业投资与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的、经调整后的使用者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而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的单位折旧抵税额现值增加，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品（组合）使用成本，此时，企业资本成本下降，为了达到最优投资水平，企业会选择加大投资。这一理论分析，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验证，如Ohrn（2 0 19）的研究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资本投资情况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刘行等等（2 0 18）、刘散仁等等（2 0 19）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营业收入效应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营业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通过扩张投资来间接影响营业收入，进而影响资本利用率。一方面，鼓励购入固定资产用于新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进而推动企业生产的转型升级。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有助于企业开展集约型投资，即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开展技术创新，从而改善产品供给和提升市场需求，并提高单位资本收益。当企业营业收入改善程度超过资本扩张幅度时，表现为资本利用率提升。另一方面，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下，若企业偏向低质量投资，购进新资产用于增加旧产能，则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此时，存量资本增加，但因低端生产能力受边际产出效应递减影响，收入增长不及资本增长幅度，进而导致资本利用率下降（孔东民等，2 0 2 1）。在简化情形下，i企业第t期的资本存量即K，。在一次性退役模式和几何型役龄-价值模式设定下，由永续盘存法下的资本存量测算公式可知：K,=(1 8.)Kit-I+(IR+IE)（4）对于未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情形，在同样的退役模式和役龄一价值模式下，i企t期的资本存量K可写为：K=(1 8,)Ki,-I+IR（5此时，式（4）与式（5）之差I亦为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带来的资本存量增量。设定I，能够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长为Y，而对应于K，的营业收入为Y，。那么，在未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情形下，i企业单位存量资本的营业收入可表示为Y./K，而在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情形下，i企业单位存量资本的营业收入可表示为(Y,+YF)/(K+IF）。根据龚敏等（2 0 16）的说明，固定资产周转率可用于反映资本的利用率情况，王开科和曾五一（2 0 2 2）也验证了基于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测算的资本利用率与宏观测算结果十分接近。因此，通Yi+YVEY.过单位资本的营业收入可以较好地衡量资本利用率的变动情况。当时，i企业实施固itK+I个it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后的资本利用率会超过不实施的情形。此时，可以认为投资偏向高质量。由此来看，评价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关键，在于政策实施能否带来显著的营业收入增长，以及营业收入增长幅度是否能够超越投资的增长幅度。三、研究设计(一)模型与变量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资本利用率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若新增投资主要用于提高旧产品产能，则会进一步加剧供求失衡，而这可能是产能过剩的成因之一（Steel，197 2；St i g l i t z，1999）。2023年9 月统计研究50use,=g+a,did,+Z,controlu,+,+v,+Et(6)j0,1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u,、y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did是双重差分变量，即posttreat，为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post为政策实施年份的虚拟变量，当样本区间位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之后时取1，否则为0。treat是政策实施范围的虚拟变量，根据企业所属行业是否属于优惠政策适用范围进行赋值，若属于优惠政策适用行业则取1，否则为0。回归系数,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回归系数，衡量的是优惠政策实施带来的企业资本利用率变化幅度。use是被解释变量，代表了第i（i=1,2,3,n）个企业第t期的资本利用率。根据龚敏等（2 0 16)、周泽将和徐玉德（2 0 17）、余淼杰等（2 0 18）的处理，通过第i个企业第t期的固定资产周转率指标far进行测算：1usei(7)1+e-fa其中，fa,采用i企业第t期营业收入与其固定资本存量之比衡量。鉴于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固定资产周转率测算，营业收入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口径，而固定资本存量则采用固定资产期末净额衡量。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税收优惠效应，并不反映在利润方面，也不属于主营业务收入部分。因此，即使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企业，保留税收优惠部分且不再新增投资，也不会对资本利用率产生正向影响。式（6）中，control是控制变量（下同），主要参考Cleary（1999）、R i c h a r d s o n（2 0 0 6）和刘行等（2 0 18）的做法。其中，流动性约束lig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总收入衡量；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当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age采用观测年度减去成立年度之差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价值tq采用市值（总资产-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衡量；资产负债率lev采用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投资机会inv采用（企业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总资产账面价值衡量；盈利能力ro采用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衡量。(二)数据处理为有效衡量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效果，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时段选定为2 0 11一2 0 2 1年，涵盖了优惠政策实施前、实施期间和实施后各阶段。主要变量测算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确保实证结果准确可靠，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第一，剔除主要指标缺失的企业样本。第二，优惠政策均在年中时点发布，导致实施年度同时包含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影响，为确保政策效应结果可靠，剔除优惠政策开始实施当年的样本数据。第三，2 0 19年优惠政策实施后的样本时间短，且叠加了新冠疫情影响，不利于准确评判优惠政策扩容的效果。对2 0 19年扩容行业企业的专门分析也显示，优惠政策影响不显著。因此，实证分析中剔除了2 0 19年优惠政策的适用企业样本。第四，剔除样本期间内ST和ST*状态的企业。第五，因金融行业会计准则与其他企业存在差异，为保持样本可比性，剔除金融业企业。第六，2 0 0 4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已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增值税改革政策（刘仁等，2 0 19），实施范围为全部工业企业。鉴于类似政策可能存在长期影响，将注册地在上述三省份的上市公司剔除。第七，为减小异常值对结果造成的偏误，对所有连续变量做1%和99%分位水平上的极端值缩尾处理。表1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资本利用率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1和0.5 8 8，表明各企业之将固定资产期末净额和主营业收入指标结合起来，兼顾资本存量和资本利用强度，反映资本的综合利用状况。因此，通过应用微观资本利用率，第一，可以综合探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二，可以通过分解资本利用率指标，从营业收入和新增投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丰富实证研究的逻辑范式。第40 卷第9 期王开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51间的资本利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由treat均值0.7 39可以看出，本文样本中有7 3.9%的企业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post0.5140.50001treat0.7390.43901did0.5140.50001use0.9220.1030.5881liq0.0900.167-0.5300.635size5.2296.4101.38623.545age2.7830.3870.6934.143tq2.1711.4860.3539.075lev0.4060.2000.0490.861inv1.2881.057-1.1965.486roa0.0410.060-0.2170.199四、基准回归与稳健性分析（一）基准回归表2 列（1）（2）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资本利用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did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对资本利用率产生了反向影响。(二)稳健性分析1.平行趋势检验参考Moser和Voena（2 0 12）白的检验思路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政策实施之前，是否享受优惠政策对企业资本利用率的影响未出现明显差异。在控制固定效应后，政策出台前有关年份的系数置信区间包含0，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趋势基本一致，满足双重差分模型应用的基本前提。2.安慰剂检验。从全部样本中随机抽取部分样本作为处理组，重新估计式（6），得到核心解释变量did的参数估计值。通过抽样10 0 0 次的估计结果可知，政策变量did系数估计值为-0.0 0 8，明显异于核密度分布均值，安慰剂检验通过。3.PSM-DID估计。选取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逐期匹配对照组，并对匹配后的新样本重新估计，结果如表2列（3）所示。did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0 10，显著性结果及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降低系统选择性偏差后实证结果仍然成立，基准回归结果准确可靠。4.缩短样本时间。为消除政策前后样本不对称可能引发的潜在影响和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缩短样本时间进行回归。本文主要采取了两类样本时间缩短处理：一是剔除2 0 11年和2 0 2 1年的样本数据，二是剔除2 0 11年、2 0 18 年和2 0 192 0 2 1年的样本数据。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2 列（4）（5）。政策变量di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使得属于优惠政策涵盖范围内的企业资本利用率出现下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因篇幅所限，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以附图1展示。其中gdp表示全国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2023年9 月统计研究52表2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基准回归PSM-DID缩短样本时间1缩短样本时间2更换样本变量(1)(2)(3)(4)（5）(6)did-0.005*-0.008*-0.010*-0.007*-0.013*-0.009*(0.003)(0.003)(0.003)(0.003)(0.003)(0.003)liq-0.004*-0.004*-0.004*-0.005*-0.027*(0.001)(0.001)(0.001)(0.001)(0.006)size-0.017*-0.024-0.020*0.0030.006*(0.008)(0.014)(0.009)(0.015)(0.003)age0.005*0.0030.010*0.003-0.004(0.003)(0.004)(0.003)(0.014)(0.007)tq0.005*0.004*0.0070.020*0.013*(0.001)(0.002)(0.001)(0.004)(0.004)lev0.007*0.011*0.008*0.0140.026*(0.001)(0.002)(0.002)(0.003)(0.009)inv-0.004*-0.005*-0.004*-0.018*-0.014*(0.001)(0.002)(0.001)(0.004)(0.004)roa0.018*0.0180.018*0.023*0.352*(0.001)(0.001)(0.001)（0.0 0 2)(0.022)截距0.924*0.926*0.918*0.924*0.919*0.773*(0.001)(0.001)(0.002)(0.002)(0.001)(0.058)个体固定时间固定N1575715720753112121640310539调整的R?0.7430.7610.8090.7780.8020.787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下同。5.更换样本的检验。鉴于样本选取中剔除了2 0 19年优惠政策扩容的制造业企业，导致对制造业内部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不足。对此，将样本时段调整为2 0 11一2 0 18 年，且不再剔除2 0 19年优惠政策扩容对应的企业样本。据此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列（6），政策变量did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系数值接近表2 列（2）基准回归对应系数值，结果稳健。五、机制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导致资本利用率出现了反向变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利用率下降，是否如理论机制分析的那样，由投资低质量偏向引起？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一）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市场需求变化会直接影响资本利用率，甚至会掩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效应。不排除一种特殊情形，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改善了企业经营效率、优化了产品结构，但因为经济周期因素，市场需求疲软，企业既有的产品销量下降或者增长乏力，导致营业收入下降或者增长幅度不及投资增长规模。这种情况下，资本利用率下行，并非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所致，因此，实证研究需要排除市场需求变动对资本利用率的影响。借鉴刘行等（2 0 18）的处理思路，从宏观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出发，构建如下模型：sei+5gdp,+5,treat,+5treat,Xgdp,+8ireat,+5,treat,gdp,+Eir(8)it增速（上年=10 0），5 反映了企业资本利用率与宏第40 卷第9 期王开科：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53观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引入虚拟变量treat，当企业属于优惠政策涵盖行业领域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此时，5 衡量了不同企业归属类别下，资本利用率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关系之差异。如果5，不显著，则排除了行业周期效应的影响。为了尽可能涵盖较长的时间范围，采用1995 一2 0 13年的数据。结果如表3列（1）所示，treatgdp交互项显著性检验未通过，资本利用率受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而treat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资本利用率的反向变动影响。表3机制检验结果经济周期营业收入促进效应投资促进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变量useincinccapcapR&Duse(1)(2)(3)(4)(5)(6)(7)did0.0790.0810.235*0.222*0.247*-0.010*（0.0 5 2)(0.052)(0.023)(0.024)(0.022)(0.003)gdp0.229*(0.072)treat-0.041*(0.012)Treatxgdp0.121(0.103)R&D0.013*(0.002)liq-0.0120.0040.001-0.004*(0.013)（0.0 0 8）(0.007)(0.001)size0.0891.204*-0.014*-0.019*(0.154)(0.152)(0.003)(0.008)age-0.096*-0.162*0.383*0.008*(0.046)(0.012)(0.018)(0.003)tq0.019-0.030*-0.0080.005*(0.014)(0.010)(0.008)(0.001)lev0.0330.048*0.086*0.005*(0.023)(0.009)(0.013)(0.001)inv-0.021-0.016-0.039*-0.003*(0.016)(0.013)(0.007)(0.001)roa0.042*0.184*0.067*0.016*+(0.010)(0.009)(0.007)(0.001)截距0.875*-0.041-0.0410.086*0.436*-0.100*0.932*(0.008)（0.0 2 8）(0.028)(0.025)(0.065)(0.014)（0.0 0 2)个体固定V时间固定N32234153021526715860158231338113381调整的R?0.0050.0020.0030.0140.0540.8240.739(二）机制路径的识别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优惠政策涵盖范围内的企业，为享受政策优惠，购置低端设备，此时新增投资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长不及投资规模的扩张程度，导致企业整体上的资本利用率下降。二是优惠政策涵盖范围内的企业，更加注重设备的更新改造、高技能设备的购置引进以及科技创新，使得营业收入提升效应超过了资本的增加情况。为验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质量偏向的影响，根据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分别检验政策实施对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R.2023年9 月统计研究54资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间接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资本利用率的影响路径。回归模型如下：(9)cap,=0+adid,+Zjo.g,controly+u,+v,+n(10)其中，inc反映了营业收入的变动情况，采用growth/net衡量，growth代表营业收入增长率，net=（当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期初总资产。cap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情况，由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衡量。回归结果见表3列（2）（5），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企业营业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对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新增投资的收入带动效应弱，对整体资本盈利能力的提升或者资本结构效应的改善不足。若将新增投资区分为高、低质量两个类别，那么，企业存在扩大低质量投资的可能，导致资本规模扩张的同时，营业收入增长不显著，进而反映到资本利用率上，出现了下降情形。这可以由表3中的影响系数反映出来，也与基准回归的发现相呼应。(三）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中，体现式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技术进步通过企业引进先进设备、缩短研发期限来完成（东亚国家的赶超效应便是由此而来）。因此，投资偏向高质量还是低质量，还可以通过创新投入的增进效应进行检验。对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式（11），检验政策变量（did）对技术创新（R&D）的影响。&D,=0+9did,+jo.,controly+,+v,+EP,controljt+u,+y,+Eu其中，R&D，以研发投入费用的自然对数衡量，控制变量选取与前文相同。从表3列（6）的结果来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这一结论与代表性文献的研究发现一致（李建强和赵西亮，2 0 2 0；伍红等，2 0 19；王宗军等，2 0 19）。那么，反映到资本利用率的变动上，会呈现怎样的特征呢？本文将R&D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基准模型：use,=。+a,did,+,R&D,+Zjo.0,controly+,+v,+e(12)式（12）的回归结果如表3列（7）所示，新增控制变量后，模型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并且，加入技术创新变量后，did变量的影响系数依然为负，且系数绝对值略高于表2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政策实施带动的研发投入质量不高，或是新增投资的技术偏向低质量，未能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导致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及投资的增长幅度，并最终表现为资本利用率下降趋势。这与刘伟江和吕镯（2 0 18）从动态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开展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较为一致。从这一层面来看，未来需要更加精准施策，引导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更加偏向技术增进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六、异质性分析(一）区分资本密集度的分析资本被认为是短期固定投入要素，通常情况下，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时调整不及时，其资本利用率会低于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此外，对于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而言，落后产能的负担重，新增投资的“创造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