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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效率
公共
经济学
案例
市场效率与公共经济学理论概述与典型案例
公共经济学理论概述
公共经济学也被称为政府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进行公共干预问题的学科,它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70年代初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方经济学把所有经济主体分为公共部门(政府及其附属物)、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两大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主要是为了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存在,它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规律与企业和居民一起参与和影响国民经济的。而公共经济学就是一门专门研究政府经济行为特殊规律的科学,它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论述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的存在意义和行为,回答政府需要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学科。
公共经济学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缺陷为理论前提,以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核心内容,以私人经济运行法则与公共决策过程相结合为基本方法。公共经济学的中心线索是效率、公平和稳定问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影响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稳定宏观经济等。
这部分的实验主要涉及到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问题、“搭便车”问题、投票机制与社会的公共选择与决策等公共经济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讨论话题。
公共经济学典型案例
奥运工程 : 一次政府职能外包的大胆实验
1、奥运工程大量外包
2008年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与信誉,为此必须按质按量完成奥运场馆建设,而在庞大的奥运工程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及时融资到位,如何防范工程中的腐败,这对北京市政府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为了保证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如期按质完工,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一方面,采用项目融资的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奥运场馆及相关设施的建设。至于出资方式和比例,是政府百分百出资、公私合营(PPP),还是民间资本完全出资,这都要根据具体项目商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顺利举行,北京市政府还决定与社会咨询顾问机构进行合作。
2002年,北京市首次针对具体的奥运场馆法人招标项目进行选聘,但这次选聘仅限于项目本身,不涉及项目的包装、宣传等方面。2004年3月初,北京市发改委决定对奥运建设项目进行全方位招聘。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只想针对每个具体的项目分开招聘,但后来觉得与其今天签一个,明天又签一个,还不如先招一批过来建立合作关系,有了具体的项目再联系。为此,北京市政府在2004年4月19日召开了投资北京一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在这次推介会上,北京市发改委选聘了20家中介机构,囊括了财务咨询、投融资咨询、工程咨询、管理咨询以及政策研究咨询等方面。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在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上说,加上今后还要招聘的咨询机构,总数将是50家左右。
2、普华永道参与奥运外包工程
在本次市场推介会上,普华永道出现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家咨询顾问机构入选名单中,且名列榜首。这已经是普华永道第二次被北京市发改委选中。2002年7月至2003年10月,在北京市政府授权下,北京市发改委负责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和奥运村、会议中心、国家游泳中心四个项目的法人招标工作,发改委公开选聘了四类辅助机构协助开展工作,普华永道作为入选的财务顾问之一协助北京市政府做向社会资本融资的工作。
在越来越专业化的社会里,让最懂行的人去管最适当的事情是大势所趋。这是政府与社会专业机构合作的基础。普华永道是国际奥林匹克奥委会和奥林匹克基金会的审计师与财务顾问,直接参与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和悉尼奥运会的财务管理与项目融资,并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案例来源:北京和讯,2004年06月15日)
案例讨论:
问题一:奥运工程是否属于公共产品?
问题二:奥运工程外包有何优缺点?请评价政府职能外包这一做法。
问题三:奥运工程作为政府职能外包的一次大胆实验,从中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公共产品案例
奥运有哪些公共经济特征?
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事,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也是具有公共经济特征的重要的政府工作,必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公共经济角度研究奥运会,首先要分析奥运会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申办奥运会成功,使海内外全体中国人获得更多自信与自豪,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是民族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因此举办奥运会是一种具有效用最大化特征的公共产品。其次,通过奥运会的宣传和各种活动,向社会普及体育知识和奥运精神,促进了大众体育的传播,增强了人们锻炼身体的自觉性。此外,举办奥运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也是公共产品的重要表现。通过举办奥运会拉动了多个与奥运会有关的产业发展,奥运会的承办不仅要求在竞赛场所及服务领域的投资,而且要求所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以满足高水平物流的需要,至今奥运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1日)
每4年一次的奥运会,作为公共竞赛、公共娱乐,它不应因人们的财富多寡而被拒之门外,也不应因人们的权力大小而被排斥享受。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它是效用最大的公共品。在目标方面,奥组委代表的是公共利益,目的是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因为没有替代品或者完全替代品,奥运会还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替代性,奥运会所带给大众的是一种公共享受,弱势群体也不例外。
2008年奥运会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它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作为首次赢利的奥运会开创了奥运会投入产出平衡的时代,奥运会也开始成为基本不给承办地政府增加负担的特殊公共产品,全民享用,却能由收入保证投入的收回,政府不必单纯由公共财政为奥运会埋单。但是,奥运会的承办不仅要求在竞赛场所及服务的投资,而且要求所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如何从中把需要政府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交与私人企业投资的用者付费项目合理区分出来,并且能够对私人投资的准公共产品实施供给效率与成本的监管,是奥运会给承办地政府提出的问题。北京市的奥运体育场馆普遍实施了项目法人制来实施,同期的地铁项目也采取政府引资合作的模式推进,解决了多年来资金瓶颈无法由公共财力有效突破的难题,也是我国借助奥运工程改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方式的一次绝好实验。
但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环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就业、食品安全等问题连续成为近年来“两会”的焦点话题,2008年民众对上述民生话题的关注有增无减。透过表象看本质,这些民生话题的背后实际上透露出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如,非义务阶段学费太贵,许多家庭的孩子因此上学难;医疗机构的公共服务性质变异,造成许多人看不起病;房价远远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许多家庭买不起住房。教育、医疗、住房三个问题已成为许多家庭致贫的根源。
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视野和脉络中去思考如何破解民生背后的“公共产品困局”,从而扭转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和矫正不合理的权利配置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课堂讨论:政府转型纠正“市场失灵”求解公共服务短缺新难题
在依靠市场力量告别商品短缺现象多年之后,中国现在决心通过实现政府转型,全力破解一个众所关注的短缺现象——公共服务短缺。全国人大代表正在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中国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温家宝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明确了政府是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意味着各级政府将大幅增加对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保障等的投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在国务院此次拟新组建的五个大部门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赫然在目,显示中国将建立健全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保障体系,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解决民众关切的就业、养老、住房等难题。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以及收入差距拉大、房价猛涨、食品药品不安全、社会保障不足、就业难等,成了中国民众意见较大的一些问题。有数据显示,政府卫生支出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36.2%下降到2003年的17%,同期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却从21%攀升到56%。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医院“以药养医”“收取红包”等行为被社会猛烈挞伐。迟福林说,中国改革过程中为减轻企事业单位负担剥离了它们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但问题是政府没有及时到位,有的甚至是甩包袱,想单纯靠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结果不仅短缺加剧,还带来医患矛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共服务的差别还拉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0,加入社保因素后上升为3.71。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迟福林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应该着力增加与城乡居民利益直接相关、民众要求强烈的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卫生和医疗服务,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生产、卫生、食品等公共安全,以及城市低收入者住房补贴等。“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已经具备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关键是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直接的生产性支出。”迟福林说。这位专家还指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都同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有关。“如果通过政府转型,能够实现为13亿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资料来源: 新华网,2008年03月13日)
问题一: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如何解决公共服务短缺这一难题?
问题二:在公共服务理念下,我国政府如何实现自身职能的转变,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就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从本质上要求政府退出只发生一般的市场交易活动的私人领域,而把政府活动其中主要是财政活动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内。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即由于市场机制缺陷的存在,也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公共经济职能,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特别是在财政支出范围的问题上,比如政府一旦把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集中在垄断行业,则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将受到严重冲击。
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是实现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政府和居民公共需求量均呈现大幅攀升,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不能满足公共需求。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深入,环境问题、农民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将会严重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进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仅要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公平正义,还要求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中体现公平正义。这就要求建立兼顾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公平为目标的收入分配的社会调节机制。但是,政府如何提高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这也正是本实验的目的,即让学生深刻理解公共产品理论并亲身体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和“搭便车”问题。
公共产品原理分析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充分地理解和掌握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知识是学习公共经济学的首要前提。
(1)公共产品的定义
公共产品是指某一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降低其他消费者对该种产品的消费水平的产品,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① 非排他性。这是指当一个人消费某一种公共产品时,并不减少其他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效用,即不排斥其他受益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效用是强加的。由于公共产品是不可分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法拒绝某些公共服务,也无法将自己得到的服务转让给他人。虽然有些公共产品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消费的排他性,但由于排他的成本大大高于排他的收益,因而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
② 非竞争性。即当某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增加时,其供给成本并不因此而增加。这是由公共产品在技术上、经济利益上和所有权上的不可分性所决定的。
(2)公共产品的分类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非纯公共产品两种类型。所谓的纯公共产品是指具有严格的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如国防等,这种公共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少见;所谓的非纯公共产品是指处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中间的产品或服务,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性质。它又可以分成三类:①具有非排他性或弱排他性,但有一定竞争性的产品,如公共鱼塘。②具有排他性,但非竞争性的产品,如不拥挤的收费桥梁。③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产品,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产品”。
从公共产品的外延看,它既包括国防、外交、司法、公共安全、经济调节等纯公共产品,又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工程、资源与环境保护、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非纯公共产品。
(3)公共产品的供给
对于纯公共产品而言,“非排他性”使供给者不能排除其他人来消费此公共产品,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其他人就不必花费任何成本而能享用此产品,而“非竞争性”又将保证每个人(无论是提供者,还是免费享用者)消费的品质是一样的。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自己付出了成本却让别人获得了额外收益,而别人并不需要因此而付费,这样的事显然是没有人愿意做的。这样,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便极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而“搭便车”产生的结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为零或者达不到最优的供给水平。而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在消费上又具有“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也将导致“公共地悲剧”现象的发生。因此,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是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材料阅读:构建和谐社会需加大公共产品供给
满足普遍的公共需求,是公共财政的最主要的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仅要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公平正义,还要求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中体现公平正义。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洪银兴教授在日前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构建和谐社会需加大公共品供给。
公共品供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和谐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洪银兴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就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与此相应经济发展水平就决定社会和谐的程度。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已经和正在进入小康阶段后,人们对健康、教育、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加大,与此相应,社会发展水平就决定社会和谐的程度。现阶段影响社会和谐的社会发展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增加,还在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洪银兴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深入,环境问题、农民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将会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对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建立兼顾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公平为目标的收入分配的社会调节机制。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后,调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市场。而调节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机制则是政府。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安全、公平的制度环境,提供一定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的社会环境,提供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所有这些社会和谐环境的建设都要求政府职能作出相应调整:改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状况,建设能够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同时注意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但是,供给能力的增加不等于公共需求得到满足。因为需求的满足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价格、质量都是会影响需求的满足程度。
政府可在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导向功能
现代公共产品理论指出了某些公共产品采取市场方式生产和消费问题。洪银兴说,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那些非纯公共产品。非纯公共产品由于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也就是说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方面是不完全的。既然有这种特征,就提供了其部分进入市场,或者是对消费收费,或者是吸收私人投资的空间。私人或企业进入的行为必然具有市场性,追求效率。私人和企业进入的形式包括:公共产品享用者付费;私人投资者进入;私人生产的产品被政府购买后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私人和企业在这里采取市场行为,追求效率目标。
从构建和谐社会考虑,政府在这些非纯公共产品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就不能和私人和企业采取同样的市场行为,也不能追求效率目标,只能是追求公平目标。政府在每个公共需求层次上追求公平目标,不论其供给的范围和数量有多大,对和谐社会建设都能起到导向作用。洪银兴认为,在非纯公共产品的领域,政府追求公平的公共性行为和私人追求效率的市场性行为协同作用,可能既满足公共需求,又能实现社会和谐。(资料来源:中国改革报,2006年11月08日)
问题一: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有哪些?是否可以通过个人的合作得到有效的提供?
问题二: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哪些制度安排来实现供给?这些制度在具体组织形式或实现途径上又是如何保证公众福利的最大化?
“公地悲剧”案例
公共资源管理岂能变成“部门私权”
“要从根本上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转让等公共资源管理”。这是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入规范公共资源管理的内容。
近年来,公共资源究竟应该由谁来管、如何管理的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所有的矛头几乎都指向公共资源被部门垄断和部门利益化。理论上说,公共资源属于国家和全体公民,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属于公众,各级政府对公共资源有管理和依法支配的权力,但只是代公众行使管理。
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公共资源进行管理时却时时暴露出“本位”思想,谁掌握着某一方面的稀缺公共资源,谁似乎就成了这些公共资源的“主宰”。公共资源成了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源,公共资源的管理权变成了小集团的“部门私权”。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一些部门的公共资源管理因此饱受诟病,如:身份证号码是公共资源,凭什么要收费查询?街道是公共资源,凭什么就被一些部门据为己有停车收费?车牌是公共资源,凭什么就可以选出所谓“吉祥号码”来卖钱?诸如此类,公众的诘问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资料来源:经济参考报,2008年03月24日)
事实证明,市场机制可以使私人物品的配置实现高效率,但对公共产品的配置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只有引入政府管理才能克服公共产品配置的市场失效。2008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鲜明地提出要规范公共资源管理,这显示了政府加强廉政建设、提高管理透明度的坚强决心。
我们知道,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的公共资源是指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自然资源,由于政府管理的经济性,人们才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配置公共资源。政府管理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的优势,大大降低公共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公众把处理公共资源有关的事项委托给具有专业知识的政府成员去管理,也可以节约大多数人为此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但是,政府在行使公共资源管理权力时,也应该更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要尊重民意,依法进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切实服务于公众,从而对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课堂讨论:还有多少“公地悲剧”在继续?
近日太湖蓝藻暴发导致无锡市区出现的饮水危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中国五大淡水湖之———巢湖的水质自然而然也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安徽省环保局有关负责人昨天对媒体记者表示,太湖蓝藻暴发已经引起安徽省环保部门关注,该省境内的巢湖也具备蓝藻暴发的条件,虽然近期由于降雨偏多,短期内没有暴发的迹象,但环保部门已加强巢湖水质监测和预警,并研究了调水冲污的预案。(资料来源:新京报,2007年06月06日)
问题一:为什么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正陷入在“公地的悲剧”的境况之中?你作何评价?
问题二:如何使我国的“公地悲剧”这一问题不再继续?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但是,当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见,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从理论上讲,公共资源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但是,当人们对公共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时候,往往缺少权利机制的规范和限制,从而导致了公共资源的质量和效益严重恶化。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环境污染等的“公地悲剧”现象处处可见。正因为公地是公共资源,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收益是自己的,但成本却是大家一起分担,这必然会导致因公共资源无人保护而产生过度使用的悲剧。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解公共资源的性质出发,针对公共资源利用权利问题,建立一个公平分配的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管理来保护公共资源的质量,进而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公地悲剧”原理分析
公地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共享资源或再生资源(如公海中的水产资源、没有围栏的公共牧地、森林、地下水资源等)利用不当或过度开发所引起的一个公共问题。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其发表的《公地的悲剧》一文中提出“公地悲剧”的概念,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块公共牧地上,一群牧民都可以免费地让自己的羊群到这块牧地上去吃草。每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以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那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但当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结果超过了草地的可承载能力,造成过度放牧,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在消费上又具有“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将导致“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由于这类公共产品产权的共有性,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地消费此公共产品,正如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人来免费放牧,而对于此产品的消费又是竞争性的,一个人在公共牧地上放牧会影响到别人放牧的质量,所以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来放牧,以免费获取额外收益,直到无牧可放,所以这类公共产品极易形成过度使用。如何保护这些公共资源,不让它们因为人类的过度使用而消亡,正是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材料阅读:“公地悲剧”与公共产权明晰
有人认为,在“公地悲剧”中每一个人无限制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草原的毁灭,出现了既损害自己的利益,也损害公共利益的恶果,然而这是由公共产权造成的。但也有的人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公共产权不一定必然导致“公地悲剧”,而应具体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损人损己的恶果?又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利他利己的好结果?
公共产权是指人的共同体对财产或对稀缺资源享有公共所有权、公共使用权、公共收益权等。所有权决定使用权、收益权,而使用权、收益权是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只享有公共所有权,不享有公共使用权、或者公共收益权,是名义上的公共产权,是残缺的公共产权。草原上生活着一群聪明的牧人对该草原享有公共所有权,排除了其他牧人对该草原享有所有权及其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如果该草原上的牧人将其草原所有权分割到每一个牧人手中,该草原不是公共所有权,而是私人所有权。每一个牧人凭借对该草原享有公共所有权,都可以通过不断增加自己的牛羊,获得更多的草原使用权,进而达到自身收入的最大化。但是,每个牧人都深知,这样无限制地增加牛羊数量,最终出现草原毁灭的损人损己的恶果。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吃了大亏。这种损人损己的恶果是在公共所有权明晰条件下,公共使用权不明晰所导致的。
消除“公地悲剧”的损人损己的恶果,必须在公共所有权明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公共使用权。我们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测定该草原的载畜量后,规定每一个牧人养牛羊的数量。其好处是能维持人与草原的和谐,使牧人获得长期的稳定收入。其不足是牧人的长期增收能力较差。其原因在于牧人随便在草原上放牧,谁也不愿意投资,改造土壤,提高牧草产量,进而牛羊的数量不能增加。第二种方法是把草原的使用权均等地分配到每一个牧人手中并规定合理使用草原的期限。牧人首要考虑到自己养的牛羊数量与所分的草原载畜量相适应的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牧人清楚地认识到,牛羊数量超过草原载畜量导致所分的草原毁坏后,又不能到别的牧人所分的草原上放牧,从此就没有了收入。同时,牧人会在所分的草原合理期使用限内,保持长期稳定地增收,就必须通过投资,采用先进技术,扩大基础设施,改良土壤,提高牧草产量,增加牛羊的数量,实现人与草原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第三种方法是牧人将草原的使用权转让获得租金。牧人在草原上养牛羊的收入不如出租草原使用权获得的收入,可以将草原出租给会管理、懂技术的专业牧人。但要同承租的专业牧人签订契约,保证草原不遭毁坏,或者明确草原遭到毁坏的补偿措施。如果不签订这样的契约,承租的专业牧人就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导致草原毁坏的结果。(资料来源:经济参考报,2008年01月11日)
问题一:公共产权是否必然导致“公地悲剧”?
问题二:如何走出“公地悲剧”,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投票选择案例
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的投票玄机
5时50分,投票程序开始。监票人是塞内加尔委员姆巴伊、瑞士委员霍德勒和美国委员德弗朗茨。过去振梁多次是三个监票人之一,这次因为北京申办,根据回避的原则,这次改为由德弗朗茨接替。收票人有4个:泰国的纳特、比利时的罗格、瑞士的奥斯瓦尔德、科威特的谢赫•阿赫迈德(谢赫是在阿拉伯国家对酋长等贵族的称呼)。
第一轮、第二轮投票后,监票人交给萨马兰奇的都是开口的信封,先后淘汰了伊斯坦布尔和柏林。正如同振梁事先估计到并担心的,剩下来是悉尼、曼彻斯特联手对付北京的局面。果然第三轮被淘汰的是曼彻斯特,第四轮决赛是在北京与悉尼之间进行。第四轮投票结束后,监票人将点票结果填写在纸条上封入信封交给萨马兰奇主席。这时候主席宣布了前几轮投票的票数。第一、二、三轮北京的票数都比悉尼多。第三轮北京是40票,悉尼是37票,曼彻斯特11票。虽然说是最后的投票结果,除了监票员之外谁也不得而知。但这时振梁已经估计到曼彻斯特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将会转而支持悉尼,北京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他转过身对坐在他右侧的第二副主席、澳大利亚委员高斯珀说:“我想我该向你祝贺了”。(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02月22日)
申奥的投票规则是非常严格的,它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只有委员和经过批准的工作人员才能进入投票现场。如果没有城市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将马上进行第二轮投票,直到选出最后的优胜者。每轮得票最少的城市将被淘汰出局,该城市所在国家的委员可以参加随后举行的投票。如果得票最少的城市有两个或更多,那么将对这些城市进行投票,以决定谁进入下一轮投票。在计算多数票时,无效票或弃权票将不包括在里面。在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前3轮投票中,北京的得票数为32、37和40票,悉尼为30、30和37票。最后一轮投票中,悉尼和北京的得票数为45和43,最终悉尼获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北京以2票之差落选。后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轻松地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就以56票的过半票数胜出了。我们不禁要问:1993年北京申奥为何失败?和申奥的投票规则有没有关系?北京申奥失败中的投票玄机又是什么?
课堂讨论:中央高层推行“民主投票”的深意
全国“两会”已经结束,那么,新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机构中新提名的中共人选是如何产生的?19日的新华社报道揭开了“谜底”:去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新提名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中共预备人选民主推荐会,“近300名正省部长级和正大军区职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掌握标准条件,严肃认真进行推荐,郑重地投下庄严的一票”。其实,这种投票的做法,并非始于本次两会。在十七大人事准备工作中,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也采用了“民主投票”程序。两次时间间隔不长的中央高层“民主投票”程序,似乎表明,在中央层面,民主投票决定重大人选,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一新的机制和制度的出台并呈现常态化,对于促进党内民主发展、丰富民主政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中央高层重大决策采用“民主投票”形式,为党内民主的推行带头。而且,可以预想,这种民主形式通过公共传媒广为传播,对地方党政决策的民主化又会起到示范作用。人民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但对民主的认识,一些人的心里还有一些误区,对在中国搞民主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以至于裹足不前。当然,民主政治有其自身的特定产生、生长逻辑。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择机而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目前需要着力推进的而且可行的民主政治重要步骤,乃是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其民主程度直接关联公民的福祉。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如果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那么,更大范围的人民民主也将水到渠成。
前些年,全国人大召开了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听证会,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听证会,社会反响很好;而中央这两次“民主投票”,也同样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这样高级别的民主形式的实行,完全可以打消一些人的顾虑,增强国民民主的信心。而同样,中央高层的民主举措,给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带来的,应该是一种压力和信心。压力者,民主是大势所趋,执政所需,当努力为之;信心者,高层尚能推行,地方更无推卸之理由。(资料来源:新华网,2008年03月21日)
问题一:对中央高层重大决策采用“民主投票”的形式,你作何评价?
问题二:在“民主投票”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投票悖论?如果会,如何进行避免?
民主制度是一个拥有悠长历史的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人们给予它以极大的关注。
但是,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往往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动机,投票中,有些人受利益的驱动,可能首先考虑与己相关的利害关系。另外,由于投票人认识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投票人对投票对象的知情程度的不同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投票的效果。
从形式上看,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投票都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民众投票产生了政治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政治领导人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于多数民众的投票同意其掌握政权。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表达对公共选择或公共政策同意与否的方法也主要是通过投票来进行,而且不管是全民公决制还是委托代议制,其基本的规则都是一致同意或多数裁决。可以说,民主投票作为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从理论上讲,它是一种公正、科学的方法。然而事实上,由于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民主投票并非总是公正、客观、科学的,它有时甚至是失灵的。这主要是由于投票悖论的存在,所以公共选择过程也并不总是有效的。那为什么会出现民主投票失灵呢?什么是投票悖论呢?如何提高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有效性呢?
投票选择原理分析
投票选择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投票人们可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数量,投票机制是一种解决公共产品不当配置问题的标准方法。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假设投票是在那些福利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们中进行的,投票行为的作用是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但是,在多数投票原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
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也称作“孔多塞悖论”,它反映了直观上良好的民主机制潜在的不协调。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在他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运用数学工具把孔多塞的投票悖论观念严格化和一般化了。在民主社会中,能否找到一种投票程序,它所产生的结果不受投票程序的影响,同时又尊重每一个人的偏好,能将所有个人的偏好转换为一种社会偏好,并作出前后一致的决策呢?阿罗证明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投票悖论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从而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是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来的难题,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材料阅读:国务院组成部门拟调至27个
新时期以来的第6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拉开帷幕。根据11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1日下午3时将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这次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具体内容包括: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加强能源管理机构。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改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不再保留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组建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民用航空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邮政局改由交通运输部管理。不再保留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国家公务员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不再保留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组建环境保护部。不再保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再保留建设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明确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
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到2020年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专家普遍认为,国务院这轮机构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体现了积极稳妥的指导思想。
1982年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已进行过5次。 (资源来源:新华网,2008年03月11日)
问题一:我国的政府组织体系是怎么架构的?有何特点?
问题二:对这新近一次的国务院机构调整方,你作何评价?
柠檬市场案例
信息不对称制约二手车市场发展
以前,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拥有一辆轿车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梦想,更不用说换车了。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车定终身”的传统观念早就被打破。根据统计,有70%的车主都把换车周期锁定在五年。鉴于2002、2003年新车的井喷式销售,业内人士预计,2008年将会有大量的二手车涌入市场。那么大规模的供给能不能给二手车市场带来销售量的井喷呢?(资料来源:天视网,2008年03月07日)
由于无法了解二手车的真实车况,同时对经销商的诚信度有所怀疑,担心买到非法车辆,加上二手车缺少售后服务怕在价格上吃亏等等,消费者对于二手车还是存在一些顾虑,进而阻碍了二手车市场的发展。
课堂讨论:中国二手车市场发展现状怎样?
2007年——中国二手车元年
从2004年开始,二手车连续三年增长速度高达30%,与之伴生的是新车的不断降价和利润空间的日渐压缩,二手车市场由此正在迅速成为汽车从业者新的增长点,而这个事实正冲击着逐利者敏感的神经。同样冲击他们敏感神经的还有国外成熟二手车市场已经描绘出的美丽愿景——其远远超过新车的销量,高达45%的利润空间,让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