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定国共合作——党的“三大”在广州.pdf

42百年辉煌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六月的羊城繁花似锦，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确定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揭开了风卷红旗如画的国民大革命序幕。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三大”广东是近代众多志士仁人为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片热土，革命气氛浓烈。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在党的早期创建时期，陈独秀就应邀来到国民党治理下的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广州的早期党组织很快成立，马克思主义宣传在广东掀起热潮。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广州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广东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由最初的9人发展到“二大”时的30多人，数量仅次于上海，名列全国第二；团组织也迅速壮大，团员达500多人；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到1922年夏，广东的工会组织达200多个，工会会员有20多万人。早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国共两党在大罢工中进行了合作，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同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也邀请了国民党员参加。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正在积极筹备召开党代会的中共中央认为，广州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三大”的召开，地缘上又便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联系，推进国共合作。1923年4月，党的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以位于新河浦路的春园为主要办公场所。中共广东区委租赁了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房作为“三大”会场。这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大街。建筑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米，高6米多。一楼南向是会议室，北向是饭厅，二楼两间房是宿舍。在楼下的会议室中央，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方形桌子，两边各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摆着小方凳。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指示各地：大致从每10名党员中选派1名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大会。党中央对“三大”代表资格作了具体要求：产业工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各区委的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即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北方区共选出12名代表，是全国各区代表中人数最多的，有李大钊、罗章龙等人；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人；江浙区有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等人；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嵩等人；中央代表有陈独秀等人。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以及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据研究，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至少有40名，最年长者46岁，最年议定国共合作党的“三大”在广州文常家树 瞿 春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43百年辉煌轻者21岁，平均年龄29.8岁，有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并第一次有女性代表参会。代表们都是想尽办法，自行筹集经费从全国各地赶来广州开会。当时，北方区代表于树德生活非常困难，没钱买船票，急得团团转。另一参会代表徐梅坤给他出主意，让他把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去典当。这样，于树德才与李大钊、徐梅坤一起顺利抵达广州。激烈讨论，议定国共合作1923年月12日，恤孤院后街31号洋溢着祥和喜悦的气氛。与前两次党代会在严酷环境下秘密召开截然不同，“三大”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支持下公开举行。由于会议与住宿同在院内，参会人员免去了车马劳顿之累。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三大”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讨论党纲草案；二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三是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关于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国际形势报告。6月1517日，大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究竟采取何种形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人应该以什么形式加入国民党？党内意见还是不统一。这场关系到国共合作能否实现的讨论非常激烈。马林向大会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革命的优秀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使是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什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很显然，马林的主张不只代表他个人，他手持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执行决议，不容否决。况且，马林专门肩负促成国共合作的重任，若事有不谐，他无法向上级交待。陈独秀感到左右为难。他若公开反对马林的意见，则将犯“带头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此时的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若同意马林的意见，他又认为“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最终，陈独秀与马林达成共识：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理想政党，应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瞿秋白、张太雷在发言中表示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认为，如果我们作为唯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广泛发展的机会。与会代表蔡和森、向警予是一对革命夫妻，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之间争论最激烈，从会上争论到会下，有时候回到住处仍会继续辩论。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会引起激烈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党的“二大”虽然确定了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没有解决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在最初的会谈中，中共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在北京、广蔡和森、向警予合影44百年辉煌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1922年的陈迥明叛乱事件是孙中山挥之不去的痛。陈迥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追随护法运动，一直受到孙中山的培养支持。谁能想到，他竟然暗中勾结北洋军阀，炮轰大元帅府，险些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要适应革命的需要，必须吸收新鲜血液，改造国民党。他看清了，相当一批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在辛亥革命后意志消沉、蜕化变质，为了谋取金钱和地位，不惜沦为军阀、政客的掌中玩物；他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敢于奋斗，朝气蓬勃，会给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实行投票表决。最终，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1923年6月19日，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大会选举出由9名中央委员、5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主持工作；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工作。“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和陈独秀、蔡和森等一起，共同肩负党中央的领导重任。1923年4月，毛泽东奔赴广州前，在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民主派”。到广州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能成功”。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此时主张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的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在“三大”上，他坚决支持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毛泽东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害怕加入国民党。”他的发言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梅坤回忆道：“毛泽东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最激烈时，毛甚至要站起来讲话。”1923年6月20日，全体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举行悼念活动，瞿秋白、张太雷领唱国际歌，大会闭幕。党的“三大”还创造了党史上多项“第一”：第一次在广东地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有女性代表参会；第一次修改党章；第一次正式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战略转变；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通过了党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作者系文史学者）毛泽东在“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