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pdf

401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口李耀威【摘要】作为史学思想家，章学诚构建出以尚书为源头的“书教”谱系，左传是其“大宗”，传承“书教”宗旨，可为史书与文章写作之楷模。基于此，章学诚在分析左传文章特征时，着重关注其传经之体、体直神圆、详略得宜、不能旁通四大特点，刻意忽视其异事、言辞、笔法等部分。科举教育革新是章学诚弘扬“书教”、实现其文化理想的重要途径。他强调应该对科举教育思想中的直接功利因素加以限制，对教学内容加以扩展和延伸，从而使八股文跳出单纯应试白，达到与儒家经典直接沟通、追求超功利的深层精神价值之目的。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是他社会变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教育实践中，他着重强调左传在文体、“入口气”、叙事、论人方面可以作为八股文写作的重要参考。然而，在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理论体系中，章学诚对儒家经典展开历史化定位与解读，其主观意愿是将人们从八股束缚中解脱出来，客观上却使经典的“同时代性”特征遭到削弱；再加上他对科举制度的妥协，最终导致他的左传文章批评实际影响有限。尽管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矛盾与痛苦，这依然可称为中国古典左传文章批评的最后一次创新尝试。【关键词】章学诚；书教；左传；文章批评章学诚从思想家的高度审视儒家经典与清代科举之间的关系，大胆背时弃俗，建构出以尚书为源头与核心的“书教”谱系，在扩展学术思想视野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清代官方经学、乾嘉汉学根基。在这一谱系中，左传上承思想经典，下启史学与文章两路脉络，占据重要转换位置。无论是从史实探索视角还是从思想研究视角看，今日再来重新审视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仍有重要意义。章学诚文章批评思想研究在2 0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迄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涵盖相关重要方面。黄兆强章学诚研究述评：1 9 2 0 一1 9 8 5 第四章章学诚文学思想研究之述评已经有较详细梳理。具体到左传文章批评方面，民国时期有学者予黄兆强：章学诚研究述评：1 9 2 0 1 9 8 5，台北：学生书局，2 0 1 5 年。402文体与文论以初步探讨，如张煦侯认同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并将其归纳为，写文章需要知晓师承；当以完整的经史著作为范本，不能以选本为法；不能为求速成而蹈袭轻、清、圆、转等风格。2 0 世纪后半叶，“古典文章学”这一研究视角淡出学界，马克思主义视角成为主流。在这一大背景下，施丁、汪杰等学者以“历史文学”为切入点对章学诚上述思想加以探讨。2 1 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走向细致与深人，例如何诗海剖析了在“六经皆史”这一核心观点笼罩下章学诚文体观的内涵及意义。总之，努力复归章学诚展开思考的历史语境，探究其理论观点的本意并理清其观点之间复杂互动关系，这是章学诚文章批评思想研究的趋势和目标。、“书教”谱系：背景与框架从现存著作来看，“书教”贯穿于章学诚理论建树、修史实践、文章教学等多个方面。理论探讨使他可以详细表述自已的观点，地方志编修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修史理想得以实现；文章教学使他有机会讲授、传播自已的文章批评思想。这一切都表明“书教”在章学诚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一)精神背景不拘时俗是章学诚“书教”谱系的精神特质，也是理解他的左传文章批评思想的背景与基础。章学诚生活在清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及由此而形成的朴学风气中，他能够大胆地冲破各种限制，最终成为一位历史理论家，这应当首先得益于他敏锐的学术感知能力。在家书中，章学诚自述其学习经历时就提到早年读函史即察觉其中有不妥之处（家书三），还曾经着手重编史书（家书六）。“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之编修（和州志），稍后则颇资于史籍考之撰纂。”史书编写实践对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成年后，章学诚自述其学术特质是：“高明有余，沉潜不足”，“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此处“高明”与“沉潜”相对，语出尚书洪范。陈振风指出，在章学诚的著作中，这组概念共出现过六次。在逐一分析之后，他得出十条结论，其中之一是“高明多独断，沉潜尚考索”。日本学者山口久和从更为宏大的学术史层面观照章学诚这一自述：“高明”与“沉潜”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知性类型”；这组概念可以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篇联系起来，它们与浙东、浙西学风一一对应，“在学术上专家之浙东优越于博雅之浙西”。总总之，在钻研举张煦侯：章实斋之作文教学法，江苏教育1 9 3 7 年第4 期。施丁：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学术月刊1 9 8 4 年第5 期。汪杰：论刘知、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 9 9 2 年第1 期。何诗海：“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3 年第3 期。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一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4店，2 0 1 2 年，第4 8 页。5陈振风：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台北：大安出版社，2 0 1 4 年，第6 0 页。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一一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 9 1 页。403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业时代，少年章学诚不惜花费精力重编史书；在崇尚汉学时代，章学诚沉浸于史学一对两种时俗“多所忽略”，是一种学术上的“胆”与“识”，为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奠定重要精神基础。(二)基本框架“书教”谱系的建构意味着章学诚在重新定位左传的学术背景与意义框架。他以敏锐的学术感知能力将左传定位于三代以下、周官之教与尚书之法断绝后、春秋续其脉的宏大框架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力倡事理相合，力乾嘉考据学风，并分别以尚书和诗经为基础建构出了“书教”和“诗教”两大谱系。两词出自礼记经解，“书教”包含着史书之文，“诗教”包含着文学之文，它们是并列的，无高下之分，也无对立纷争。然而在章学诚的理论观念中，由于他持坚定的“六经皆史”立场，“诗教”与“书教”的这种存在状态就变得可疑起来。他认为，基于“左史”与“右史”之别而将尚书划人“记言”范畴的传统做法缺乏周官制度性证据，忽视儒家典籍内在统一性，因而他对上述传统区分的可靠性给予根本否定。之后，他借用孟子的经典表述开始建构新谱系：孟子日：“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书教上）章学诚于此处对孟子之言做大尺度发挥。他首先重新确认两大思想源头：周官记录先王制度，尚书基于先王之制而言事兼载，两书都符合他“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的核心观念。然后，章学诚指出孟子对历史的解读存在缺陷从而建立自己的经典谱系：孟子原文以“诗亡”作为连结王道绝迹与春秋产生的桥梁，他认为孟子仅仅指出春秋之“用”，即只从外部现实政治功能角度关注春秋生成，这显然是不够深人的。章学诚建构了另一种儒家经典生成系统：由于以周官为代表的先王政治制度被抛弃，相关行政运作机制也被废止，导致建立于此基础上的言事兼载的尚书成为绝学，之后才有春秋生成。章学诚认为“无定法”既是尚书产生过程特点也是其文体特征。从产生过程看，因为先王所创设的政治制度里并没有专门负责“撰述”的官职，也就没有专门的撰述者，只有负责记注的史官；这些史官写下的文字属于原始档案范围，在此基础上编撰出的尚书就天然带有言事兼载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于此处严格区分原始档案的记录者和史书的编撰者两种身份，并特别强调史书编撰者的选聘标准不是官职而是才华一一只有那种具有高度历史感知力和判断力、能够理解先王之道的人方能够承担此重任。从文体特征看，尽管唐代刘知就已经批评尚书是言、事、地理、公文兼有而导致体例驳杂，章学诚却认为恰恰是详载先王事迹的完备性特征支撑起尚书无可替代之价值与地位。在“书教”与“诗教”的关系方面，章学诚从产生和价值两个角度认为“书教”高于“诗教”。“书教”的核心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3 5 页。404文体与文论是尚书。在尚书赖以产生的现实政治基础消解之后，孔子所编修的春秋继承了尚书的一部分特征，后又变为左传，再变而为司马迁、班固等纪传体史书，又补充以志、表、书等体例，之后又有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一后世史书均沿这一方向发展，“书教”传统由此建立。关于“诗教”，章学诚指出诗经虽然也产生于先王时代，但直到战国前都仅是该经书本身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实际影响，并未衍生出其他著作，更未形成谱系。从价值来看，“书教”源于先王政典，又有孔子继之，因而具有“疏通知远”的作用；“诗教”源于专为一已私利而竞相炫示辞采的处士横议，并且“诗教”之开端就已暗含衰败总之，经过以上重新解读，一个层次分明、传承严密的新体系初现轮廓；“无定法”既是尚书的时代特色也是值得称赞的文体特色，“记言/记事”的二分法不仅忽视了尚书真正的文本内涵，还遮蔽了尚书在先王心目中的历史定位；高扬“书教”正可以重新揭示尚书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弥补千余年来由于认识偏差造成的种种缺陷。二、“势”与“大宗”：地位与价值章学诚在“书教”与“诗教”的对立中考察左传。他严格立足于史学分析，强调史书之文和文学之文在起源、内涵、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史书写作不能用文学之文，史书写作者不能是文学之士。所以，章学诚关注左传对“书教”的继承及其在体例方面对后世史书的影响，忽略左传的辞采、笔法等内容。章学诚反复使用“势”这一词语来表达他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深层次动因的理解，这既是章氏从外部角度对故去事实的一种确认，也可以看作章氏史学理论体系的线索。章学诚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左传与“势”的关系。从外部来看，回望历史是对作为已经凝固事实的重新观照，这种观照能够对左传与过去事实的关系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章学诚认为以周官为代表的先王政治制度和以尚书为代表的史书传统先后“亡”“绝”就是“势”，是整体的历史环境变迁的结果，无法逆转。从这一思想框架来考察左传，其产生原因变得明晰：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书教上）相关制度的废弛以及由此导致的原始档案记录不完整甚至缺失是历史事实，春秋由此出现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由于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有西周王朝礼乐制度相关记录，左传作者得以从中广泛取材并尝试记录长时段的宏观面貌与微观细节。不仅如此，左传作者在周官“记注”和春秋“比事以属辞”两大书写传统之外建立了新的言说方式，即“依经编年，随时错见”（永清县志卷四吏书）。这同样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必然。章学诚利用历史化、体系化方式重构先秦典籍之间的关系，敏锐抓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3 5 3 6 页。405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住左传产生的时代现实原因，同时跳出清代官方经学的栓桔，为进一步深入探索、阐发左传价值打下坚实基础。从内部来看，章学诚特别强调左传历史记录的可靠性及其史学价值，以这种方式反证其产生原因“势”；针对左传神怪内容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问题，章学诚用周易之“象”予以阐释，强调左传记载异象与“圣人立象以尽意”相通。在强调文本记载可靠性时，他将左传与卜笼联系起来：“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易教中）连山归藏等古代卜笼之书是真实存在过的，虽然早已失传，但是周官记载着卜笼方法，左传中仍然可以看到卜辞片段。章学诚强调，这些记载是可信的，后人可以由此略窥那些已经失传的上古卜笼图书之一斑。然而，同样的一部左传，其中又记载着明显不可能发生于现实中的灵异现象一一这些文字不仅不符合儒家思想，而且有悖于其整体的史实记录特征。面对这一矛盾，今人当然可以借用西方“历史文学”概念加以解释，但是这种思路既不符合左传实际，也不符合千余年之中古人的普遍认知；应适当退回到章学诚的语境中并在尽可能理清章氏观点之后再加以评断。显然，章学诚只能局限于儒家典籍内部，通过重构典籍关系、模糊边界与内涵的方式予以申说：“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教下）章学诚将左传置于春秋和周易两大儒家经典之下来观照，从下述三个角度证明其记载灵异事件的合理性：孔子编修春秋保留了灵异记录，这就是“圣人之意”，左传只是依孔子之意而更多、更详细地记录了这类事件，没有越出“圣人之意”；左传所载灵异事件包含着种种神奇的人、事、动物，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想象，从而产生鲜明的直观感受，这与周易中的“易象”及卦交辞中的部分内容类似；易涵括天地古今，包罗世间万象，左传灵异记载自然也在其中，同样是在“圣人之意”的范围内。可见，章学诚以一种曲折、模糊、笼统的方式为左传灵异文字找到可以存在和传承下去的依据；这种阐释既反证“势”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挖掘出左传超越历史局限的价值。总之，章学诚从“先王之教”一路引申而来，确证左传符合尚书之体式，又与周官之教暗合。他对左传言与事、史实与神异兼载的文字状况进行了肯定，并在“势”的框架中给予评价，左传可称为“书教”之“大宗”。三、左传文章四大特征章学诚不仅确立了左传在“书教”中的位置，还从传经之体、体直神圆、详略得宜三方面分析了左传文章特征，并指出其缺点是按照时间来编纂，从而产生不能旁通之撼。(一)传经之体为了阐明左传之“传”白的含义及其文体特征，章学诚从初无“经”“传”之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1 2 页。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2 0 2 1 页。2406文体与文论到孔子殁后大义之传承的变化角度说明“传”的内涵，再对左传的文体特征进行归纳。章学诚首先强调在书诗刚刚产生的时代，不存在解释经书之书，因而也就无所谓“经”“传”之别；及至后世，巨变发生，孔子传承西周礼乐教化而教授弟子，也仍然没有出现后来意义上的“经”之名。孔子逝世，弟子们为了将其微言大义承传下去而各自将所见所闻加以记录。章学诚认为，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将其作为划分“经”“传”之别的明确标志：“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经解上）左传等文献的编撰与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纂集孔门师长言行的时间大致相当。在此期间，以解释书诗易等“六艺”内涵为主要内容的篇章都可以称为“传”。章学诚明确指出左传产生于上述特殊时间段，内容上是解释“六艺”之一的春秋，因而属于“传经之体”。他的目光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将考察范围继续向后世扩展，尝试从宏观角度归纳出“传”这一名称的驳杂所指，并用这些所指构筑出一个多维度考察参照系：“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书教下）左传采用了与春秋相同的编年体形式，这是尚书体制的一种变化。不仅如此，经过后世的司马迁和班固之手，传经体又变为了列传体：“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传记）章学诚指出了列传体和传经体的差异：“传经体”是以经书所载之事为核心，一事一传，凡与此事相关的人都列人，此事结束后，人物也随即隐没；“列传体”是以人为核心，一人一传，凡与传主相关的生平事件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列出。总之，章学诚将“有定例以纬经”作为左传这一“传经体”作品的写作框架和目的，将“随举一事而为之传”作为左传的具体写作模式。(二)体直神圆作为一位史学思想家，章学诚用高度概括的方式观照史事和典籍。他曾经将古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种，并指出其各自的特点是“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书教下）。此处化用周易系辞上“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交之义易以贡”，“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两句：当用著草占卜时，起始阶段的著草总数5 0 是确定的，但其中却蕴含着复杂变化可能性；接下来按程序占卜，就是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之下将众多著草排列组合中的一种推演出来；当占卜结束后，复杂的可能性就终于凝固成一种现实结果；占卜者依据此结果找到对应的卦交辞并加以进一步解读。综观全过程，著草的变化就像圆一样，没有限制，不会停止；卦象和交辞是固定的，是一个阶段、一切变化都已结束的象征，像方形有边界一样，不会变化；“神”与“知”、“过去”与“未来”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9 8 页。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5 3 页。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2 7 7 页。3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5 1 页。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 9 9 4 年，第5 9 6 5 9 8 页。5407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都蕴藏于无尽的变化中；“撰述”就如同使用总数确定的著草占卜，是通过选择、分析历史事件，最终为未来提供指导；“记注”就如同占卜结束后的卦象和交辞，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将过去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从而形成档案，目的是不遗忘过去的事情。两种古籍的写作方式和最终目的存在着差异，文本最终呈现出来的外在面貌和精神实质也有差异在儒家典籍中，章学诚认为尚书与周官集中表现“撰述”和“记注”两种文体特征；他将史记和汉书与上述两者对应，构建出延续与传承该谱系的两条分支。章学诚从外在形态与精神实质两方面对这两条分支进行对比分析：从外在形态方面来看，左传与史记在体例上存在着编年体与纪传体的差异，在内容编排上存在着历史事件、人物言论、典章礼制等内容的混杂与分列的差异，在写作模式上存在着以时间为纲和以人为纲的差异，在时间跨度上存在着记录一个时代和记录通代的差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汉书与史记在体例上均为纪传体，在内容编排上均分为本纪、列传、表、书等门类，在写作模式上均以人物为纲。所以，章学诚指出史记与汉书在外在形态上是高度相似的，而与左传是相去甚远的。显然，“左氏体直”（书教下）是相对于后世的纪传体史书而言，指编年体这一在形式上仅依据时间顺序简单排列的体例。更重要的是“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书教下）。从精神实质方面来看，左传与史记是极为接近的，汉书却指向了完全相反的角度。章学诚认为左传与史记同样属于尚书一脉，左传是“书教”之“大宗”，属于“撰述”一类，史记因而也属于“撰述”。这一结论来源于他在左传史记中所发现的“用神”特征。何谓“神”？即“变”与“生”。周易系辞上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能够产生多种变化是“神”的第一层含义。这一点在左传与史记中均有展示，不断变幻的叙事笔法最有代表性。“神”的更深一层含义是“生”，例如周易系辞上中的“知鬼神之情状”一句，从儒家立场看，此处的“神”是与“木火”“精气”而非超自然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生所信也”，具有“生物”作用。章学诚在此处将左传史记与“神”联系起来，即是在强调这两部书拥有能够指向未来的力量且能够不断令后人从中获得精神指引。相比之下，汉书则是更多地带有原始档案色彩，偏于“记注”，与周官的精神实质相似。总之，章学诚指出左传之文章是依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历史事件的，因而表面上看具有“体直”的特点；左传之精神是“变”与“生”，变化多端的叙事手法、史实与灵异事件相得益彰；一代代读者不仅为左传精彩记述所感染，还能够从中不断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确定发展方向的启未，因而其精神实质是“神圆”(三)详略得宜章学诚在为毕制军与钱辛帽宫詹论续鉴书中对左传的详略安排作出评价。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5 3 页。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5 3 页。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 9 9 4 年，第5 5 5 页。3408文体与文论毕制军即毕沅，钱辛帽宫詹即钱大昕，“续鉴”艮即由毕沅主持编写的续资治通鉴，初名宋元编年。在这封书信中，章学诚指出“续鉴”以儒家思想为编纂依据，以左传为历史事件编排和文章写作指南。他特地强调该书在详略安排方面以左传为本，因而使全书呈现合理、可信特色。从这则材料可知，章学诚认为左传在详略方面的特点：“详齐、晋”和“详近略远”。首先，在春秋列国的横向对比方面，左传叙述春秋史实，以齐、晋两国之事为最详细。“详齐、晋”一语出现于该书信评资治通鉴部分：“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晋。”此句可与文史通义文德合观。章学诚指出资治通鉴中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相关记载的详略特点一一于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统；于南北朝时期，只写南朝史事；于五代十国时期，只写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事。章学诚认为，司马光的这种安排是以左传为依据的一一左传叙春秋间历史，对齐国、晋国的记载较为详细，因为这两个诸侯国都是由周天子册封，属于中原、“夏”之范畴，并且两国相继为霸主。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在精神与思想上严守“夷夏之防”，根据左传“详齐、晋”的这种特点来安排乱世史料。其次，在春秋时代发展的纵向对比方面，左传对不同年代的史实采取详略不同的叙事策略，越久远则叙述越简略，越近则叙述越详细。“详近略远”一语出现于该书信讨论史书编撰通例：“然史家详近略远，自古以然。即如左氏一书，庄、闵以前与、文而后，不可一概而例。”左传对鲁庄公和鲁闵公之前的历史记载相对而言较为简略，从鲁公和鲁文公开始历史记载逐渐详细，章学诚指出这是由史料丰富与否造成的一一站在某位史书编写者的角度，由于史料保存状况不同，距离他所处的时代越久远，流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就越少；反之，距离他所处时代越近，史料数量就越多且越庞杂、琐碎。这是每个时代史书编写者都必然面临的问题，即章学诚强调的“自古以然”，左传也未能免俗。总之，从主观视角看，章学诚为说明续资治通鉴所呈现出的史料编排及文章面貌的特点，特强调此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借鉴左传“详齐、晋”和“详近略远”的史料处理方式；从客观视角看，章学诚于此处揭示出左传文章的详略得宜特点。(四)不能旁通由于受到时代与材料限制，左传难以作到尽善尽美。章学诚尽管对左传推崇备至，在指出诸多优点的同时，也并不讳言其缺点，首先，左传采取依照时间顺序编排史料的体例，反映出一种朴素的编撰思想，多国、多人、多事被混杂于一年之中，历代读者苦此久矣。章学诚从体例角度指出，由于左传体例过于简单，导致人物生平和历史事件被割裂，典章制度等内容及其变化过于分散。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体例弥补了上述缺陷。从更宏观的体例、涵盖范围及阅读便利视野看，由左传之编年体、国语之国别体演变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8 5 年，第7 9 页。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8 5 年，第7 9 8 0 页。409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为史记之纪传体，这是一种进步。其次，章学诚指出左传人名称谓繁乱。古往今来，每一代读者都能够从阅读左传过程中获得知识、感到愉悦；同时，左传复杂的人物称呼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繁称中陈述自已对上述阅读障碍的切身体会之后，又特别说明后世史书编写者多以左传为宗，但唯独不效仿其人物称呼模式，这是有道理的。总之，章学诚从传经之体、体直神圆、详略得宜、不能旁通四个方面对左传之文章特点进行了评价。这些评价均是从史学角度出发的，因而对于左传文章本身而言并不全面。但是，章学诚对左传推崇备至是真诚而深人内心的，这一点将表现在他的科举教育思想中四、左传文章批评在科举教育中的实践从生平经历来看，章学诚曾经在河北定州定武书院、保定莲池书院、邯郸清漳书院等处担任主讲，相关著述有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论课蒙学文法答周谷论课蒙书清漳书院条约清漳书院会课策问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赵立斋时文题式引言等。这些文章集中表达他对科举教育变革与左传文章批评关系问题的多层次思考。(一)有限度的革新章学诚科举教育思想特色是：他站在思想家高峰之上，强调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围绕儒家经典开展教育活动；明确表达对纯应试八股文的轻视，强调儒家经典与八股文之间存在直接、本源关系；极力突破八股文的应试文体限制，强调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一文体的正面作用；八股文暂时无法彻底废除，但学习八股文不应只为考试，正途应该是自觉运用该形式以弘扬儒家精神章学诚为自已的教学活动树立起超越功名利禄的宏大目标，同时，他认识到实际环境的限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不得不采取迁回策略。他认为，只为科举应试而写作的八股文必须遵循固定规则，这种“面目雷同”的文章及其教学过程已对人造成“性灵蔽”（赵立斋时文题式）引言）的恶劣后果。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之中，八股文又是读书人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魔咒，章学诚也不得不承认八股文尚不能彻底废除，只能通过深度变革方式提升其价值。为了实现上述宏大目标，他倡导一种超越于普遍流行的单调背诵与琐碎技法之上、广博而精深的教学路径：从兹由近及远，以浅入深，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将与诸生切究之，抵于古从兹由近及远，以浅入深，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将与诸生切究之，抵于古人之学。纵使材质有限，不能尽期远大，即此经书大义，稍能串贯，究悉先儒训话，会通师儒解义，则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上引材智，下就凡庸，粗细俱函，道无逾此。（清漳书院条约）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5 3 3 页。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8 5 年，第3 1 3 页。410文体与文论首重立德、超越功利是上述教学法的鲜明特色。在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沉遍地，读书人却被束缚在举业中，无暇顾及其他。所以，章学诚设计的教学路径依然按照循序渐进原则，从浅显到深人，这是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但教学内容已经超出时文，扩展到经史百家等一切古代典籍。他希望通过阅读和讲授经典的方式，使资质较好的人能够自觉跳出举业局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古圣贤人为榜样，拯救时弊；即使是那些先天资质较差的人，章学诚也希望他们在学习古代典籍之后能够明了儒家经典的真义，进而在写作举业文章时做到论自己出。(二)技法与理想在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章学诚撰写论课蒙学文法。该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左传与八股文教学关系的看法。首先，章学诚坚持以书教、诗教为核心探讨八股文教学问题。面对八股文整体趋于“卑下”的现状，他根据教学实际，将其分为论事、传赞、辞命、叙例、考订、叙事、说理七种类型，并且将这些文体与书教、诗教、礼教、春秋教、易教对应起来：论事文的特点是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应书教；传赞和辞命文的特点是情感丰富，既可以感叹人与事，又可以讽喻时事，对应诗教；叙例与考订文的特点是说明体例，辨析名实，对应礼教；叙事文的特点是写出事件过程并采用恰当的语词，对应春秋教；说理文的特点是语言简洁，分析精当，对应易教。章学诚将八股文与儒家思想、圣贤之教直接沟通，使八股文能够与儒家经典产生直接联系，将附着于其上的功利色彩剥离，目的是强调八股文完全可以跳出卑琐境地，可以解经，更可以弘道。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重新确立八股文地位，有助于提升其品位与价值。其次，在章学诚对经与文关系的独特认识中，左传转化为开展八股文教学的必读书，在“入口气”、叙事、论人方面均是重要参考。在“人口气”方面，通过阅读左传，可以“知孔子之时事，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论课蒙学文法）。由于八股文明确规定要“人口气”，必须代圣贤立言，文中只能出现孔孟及以前的历史事件和表述语言，不能够兼及此后的历史，更不能出现此后的语词。左传可以为八股文之“人口气”要求提供充足的史事和语料，能够满足苛刻撰写要求，所以必须精熟：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专对，与夫谏君匡友，出辞可谓有章者矣。苟于议论成章，而后使之分类而诵习焉。因事命题，拟为文辞，则知设身处地而立言。既导时文之先路，而他日亦为学古之资矣。（论课蒙学文法）左传所载录的众多名臣言辞不仅各具风格，而且章法井然。如果反复诵读、研习这些段落，就能够深人体会到历史人物的言说环境、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能够总结出不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6 页。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2 页。3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2 4 1 3 页。411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同人物的言辞和语气特点；然后再依据题目要求，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八股文写作中，自然可以熟练地满足“人口气”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学习建议仍局限在当时科举启蒙常识中，是章学诚对清王朝文人生存环境的妥协。在叙事方面，章学诚认为左传叙事方法丰富多变，或者相似的事件采用不同的叙事法，或者不同的事件采用相同叙事法，或者一个长期事件中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叙事法，或者叙事与评论兼有，可谓之大成。读书人应当明白，由于序、论、辞、命等文体的种类数量有限，每种文体的特征大致固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写作限制；但叙事方法变化无定，作者在这一领域用心瑞摩、模仿并充分发挥，完全可以在八股文这一固定文体的写作过程中翻新出奇，逐渐探索出有新意的言说方式。这是章学诚对困于举业的读书人提出的切实建议。在论人方面，章学诚认为这要难于叙事，因为叙事可以有详略而不妨害内容，论人却会因为材料不全而产生误解。左传有篇幅短小的“君子日”，适合作为学习论人的入门材料。最后，章学诚始终提示读书人，学左传而写时文这一路径只是权宜之计，应当从左传走向“古学”，走向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在上文所引材料中，“他日亦为学古之资矣”一句充分显示出章学诚的长远规划和教育理想。他期望人们能够从自己已知的、世俗能够普遍接受的认知范围出发，逐步扩展读书范围，提升思维能力，打开视野，渐渐发现左传等典籍在应试功能之上更加宏大的价值。在探讨左传叙事法时，他同样强调左传对五经皆有称引，可以作为“桥梁”，引导读书人继续走向五经学习、把握经书义理，“是固学文章者宜尽心也”（论课蒙学文法），读书人在费力钻研举业时更应该倾心圣贤。(三)回应质疑从明中期以排偶文为科举文体算起，到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为止，八股文已经绵延二三百年，与此相关的教学体系、文章范本、写作技巧、品评标准都基本定型，再难翻新。在功利目的驱使下，人们自发接受这些束缚。每当有人就此问题提出革新见解时，种种非议纷至查来。章学诚也不例外，他在论课蒙学文法中对质疑予以回应有人认为，在儿童启蒙阶段，将左传这一古文经典作为八股文教学重点范本，从难易度上看是不适宜的，应当以破题、属对、类联等八股技法书籍作为启蒙教材，待其掌握之后再授以古文之法。章学诚则认为，古文和时文是同源的，时文写作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根抵，那些拒绝以左传等经典作为八股文学习范本的观点是“教学不事根抵之陋习”（论课蒙学文法）；应当以四书中所载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为核心，通过阅读左传来了解事件具体经过，然后以此为素材练习写作八股文，“学问与文章并进，古文与时文参营，斯则合之双美，而离之两伤者尔”（论课蒙学文法），可以同时实现体认儒家思想与提升各体文章写作水平的良好效果有人认为，以左传为范本容易造成八股文写作千篇一律的弊端。章学诚对此给予反驳：诚然，左传文本是固定的，每个学习者所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传世经典；但每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6 页。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8 页。23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7 页。412文体与文论人的资质、性格、兴趣、情感、思想、生活环境、生平遭际等各不相同，在阅读左传时自然会各有侧重，或喜爱其华美言辞，或陶醉于战争篇章，或倾心于奇人异事；在写作练习时，每人从左传中借鉴的素材也不相同，或着重于选词炼字，或模仿其布局技法，或吸收其气骨运势；在应考时，尽管其出题范围狭窄、文章思想固定、作者极多、程墨无算，但每篇文章仍然各有面目、各具特色。这足以说明，学左传不仅不用担心会产生多种限制，还会踏上文章写作正途。有人认为，左传难度较高，而东莱博议包含左传基本内容，难度较低，又可用于写作学习，所以应当将此书作为左传入门书，也有人认为只读此书即可满足现实需要。章学诚认为，东莱博议并不适合初学者，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此书是为宋代科举考试而作，故而与清代的科举考试要求存在着差异；此书收录的文章均属于史论，是吕祖谦刻意之作，其中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或故意拔高，或故意深钻，或刻意求新，因而超出初学者特别是儿童的理解能力，不适合作为这一层次人群的教材；初学者如果只阅读、模仿东莱博议，那么表面上能够迅速掌握议论文体的写作方法，实际却容易沾染剽窃、模拟的陋习，用这种方法写出的文章也会陷人圆熟、轻浮的境地。章学诚最痛心的是“作其机心”，即某人如果从模拟东莱博议中受益，那么有可能滋生找寻捷径的不良念头，进而瑞摩当世流行的评文标准，刻意迎合主考官的个人爱好，不仅伤害作文之真心，更会助长取巧之恶念。故而章学诚在他自己的八股文教学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左传为核心，强调依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走向阅读儒家经典原本、全本并弘扬其高远精神境界总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章学诚既以儒家思想为依托革新教育体系，又受限于学生功利需求而有所妥协。他将左传作为重要写作范本，希望以此书为媒介，引导学生主动走向儒家经典及其理想世界，又受限于普遍社会风气而不得不为自已辩解。复杂环境促使章学诚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努力寻求并尝试实施以左传为核心的、更加有实效的文章教育方案。五、结论章学诚始终站在史学家立场展开论述，将“书教”建构为完整谱系。他成熟的思想在左传文章批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章学诚与乾隆皇帝是同代人，但是他在“盛世”之中敏锐感受到某些异样与变化，既有清帝国内部的混乱，也有西来物事的新奇，还有“诸子学与西学之冥合”对经学造成的威胁。之所以如此严谨甚至严苛，根本原因在于他直接针对同时代上述思想、文化、文章诸问题。循天地自然之道、赞上古三代圣贤、回归儒家传世经典，这是古人解决现实问题的老方法，章学诚未能免俗。但他不是简单复述、挪用上述老方法，而是特别强调并严密论述其历史根源与历代传承。站在史学立场看，这套解决方案是合理的；但从经学立场看，其内核恰恰是反经典的。纵观古今，某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誉为“经典”，一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1 7 页。陈壁生：国家转型与经学瓦解，文化纵横2 0 1 3 年第6 期。413以“书教”为义：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思想方面是它能经受住历史考验，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超越历史，显出无尽的同时代性！因为同时代性意味着某些人物、事件、典籍能够突破时空阻隔，具有普适意义，能持续对当下生活产生有效、有益影响一一这才是一切被冠以“经”“师”之名的典籍、人物的核心特征。然而，章学诚在解决他生活时代的问题时，不得以将上述两方面要素的重要性加以置换，强调天地之道、古圣贤王、儒家经典的历史性，使其同时代性遭到削弱。最终造成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截然相反的局面，实为憾事。章学诚的左传文章批评思想同样处于这种刻意分裂状态。由于当时的高压统治及科举功利诱惑，大致到清中期，左传文章批评已经深陷琐碎泥淖，文本被彻底拆解，字法、词法、句法、段法、篇法已经被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埋头分析到繁乱程度。这些所谓的“法”对读书人的精神造成严重束缚。所以，章学诚的左传文章批评对上述诸“法”一概不谈，希望能以此方式正本清源，使俯身于诸“法”的读书人转变观念，昂首仰望儒家原始经典与义理，最终达到遍览经史百家的理想状态。但是，左传确实在字法、词法、句法、段法、篇法方面有明显特色，这是不能否认的，他自己倾力编写的湖北通志等方志作品也有神似左传的精彩篇章。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诗酒吟唱与柴米算计难以兼顾，个人高远理想与时代功利大潮难以相抗；对于大清王朝而言，颓势与衰落也不再是简单回归先圣与经典就能成功逆转的。这就是他精神矛盾与痛苦的根源。章学诚左传文章批评是他以史学思想力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同样暗含着矛盾与痛苦。这是中国古典左传文章批评史的最后一次创新尝试。（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