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pdf

40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传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舒洪磊沈荟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取消农业税以来，资源下乡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面貌，但现实中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折射出乡村发展内卷化的可能。治理的现实困境需要持续拓展乡村治理的深度，把治理重心放在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来，这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治理转型的迫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中乡村的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物质性的变革，也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领域的不断进步，无论是物质层面亦或是精神层面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家”的关照与建设。现代社会对“家”的关照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人们对“乡愁”或“归家”的焦虑，是一种追求自适生命情态的普遍生存论结构，“家”的实在性承载着存在的意象和精神性象征。“家”是人们由之“离开”并要“回”去建设的地方。家庭在【内容摘要】现代性对乡村的影响造成了村民家庭生活秩序异化的趋势，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需要持续拓展治理的深度，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对“家”的关照与建设上来。以“家”为媒，不仅需要通过“家”来唤醒我们关照自身，而且重在以“家”为媒介视角将思想的怀想与具体的制度实践相结合，由此才能将我们真正带“回家”。结对治理作为重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一种治理实践，通过非科层治理逻辑与联结性的情感动力融入到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生活小事”中实现对家庭秩序与“人心”的安顿。把“家”引入乡村治理与乡村传播视野，有助于考察治理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路径与实践逻辑，也有助于克服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媒介中心主义范式，能通过“家”把具体的“人”找回来。【关键词】家；结对治理；日常生活秩序；乡村治理；乡村传播乡村治理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乡村家庭的基础结构与社会关系在市场化、城市化力量之下的影响，仅依靠传统伦理的动力机制，难以适配乡村开放的社会治理情境。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也以柔性细密的方式下沉至村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家庭在治理中的媒介作用，实现“身体的物理性在场”到“身心融人家庭日常生活”治理方式的转变，打通乡村治理实践的“最后一米”在连接制度资源与家庭对美好生活发展需要的同时，重建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以营造“心安之所”的精神家园，为个体的发展与家庭的聚合提供内生的精神动力。所谓结对，是指按照围绕政府经济社会决策的某个目标，经由各级行政组织资源协调，在行政组织成员与民众个体或群体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在相对时间内较为稳定的联结机制，以期达成特定目标。因而所谓的“结对”意味着行政组织成员与基层乡村民众的特定关系，对此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就关乎了国家权力与个体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的干部驻村帮扶模式相41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新闻学与传播学荟：以“家”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结对治理头线马舒洪磊比，结对治理能够长期聚焦于帮扶对象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治理问题，并与帮扶家庭成员建立起稳定的互动关系，将治理通过家庭这一组织单位聚焦到个人，实现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再者，治理主体以长期“身体在场”的方式嵌人到治理对象的生活场景（家）与具体的脱贫实践中，获得治理对象的信任并与其建立长期持续的情感互动，超越“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实现精准的资源匹配以满足治理对象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文章基于黔北L村4年间（2 0 1 9 2 0 2 1）的结对治理实践经验材料，对L村三类主要的贫困类型（孤寡贫困户、因病致贫户与因学致贫户）的脱贫实践进行考察。在研究者调研的4年间，无论是实体意义上的“家”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此，把“家”带回乡村治理与乡村传播研究视野，在突出“家”的传播主体性地位与结对治理制度实践的同时，对超越“事本主义”治理逻辑而贴近村民家庭日常生活关怀应有助益。农民日常生活治理是国家与农民生活系统有效衔接并调控、引导和重塑农民生活秩序的实践过程，使农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局限于家庭的界定。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结对干部何以人“家”？帮扶人员通过“家”与帮扶对象如何互动？人“家”后如何与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以“家”为核心的结对治理如何重建家庭日常生活秩序？最后，讨论以“家”为视角的传播研究对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发展有何现实与理论意义，并透过“家”的变化这一棱镜，来理解“家”中的人与日常生活在制度资源与时代力量影响之下的变迁轨迹，洞悉具体而微的制度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逻辑。二、结对治理：重建家庭生活秩序的治理实践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失衡迫切要求国家的回应，而国家权力的下沉为乡村家庭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农民特有的生活秩序结构与生活价值意义是衡量日常生活秩序异化与否的标准，家庭日常生活的失序也定义与规范了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与机制。“家”由“身”的在场承续伦理体验与生命绵延。“家”由身而立，生命意义与价值彰于家庭伦理，并通过子嗣绵延使“家”与时间的侵蚀抗衡。基于转型期农民家庭在面对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与教育问题时家庭动力的有限性，进而阐释结对治理的实践路径与调控路径，重建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一）“家身”的回归：结对干部发挥资源桥接与配置优势在乡村社会中，个人生命历程的延续是家庭价值生发的基础，而家庭的社会功能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丰富和持续是以家庭成员健全之“身”作为实践基础的。孟子离娄上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是家之本，家是国之本，无身何以有家，家必由身而立。虽然此处的“身”意在强调“修身”，即注重道德意识、伦常规范等落实在个人精神文化生活上。但就现实意义来看，生理一生物学意义上的“身”是一切生命伦常得以发生的基础。比如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在指出我们的“身”并不局限于自身，还是世代之间承上启下践行“孝”之意义的载体，故可认为我们的“身”是“家身”，或亦“亲亲之身”“家庭之身”。梅洛一庞蒂也认为，“身”一方面是指“物理之身”，还有一重含义是混合物理、心理、境遇、文化不分的更原本的身。所以，伦理与生理、精神与物质等有机结合的“身”才是“家”之根本。当一个家庭成员在生命历程中遭遇“身”的痛苦，他并非是无所依傍，“家”是他寻求帮助与慰籍的第一选择，就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人从降生到老死的时候，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费孝通先生将家庭中的个体称为“已”，如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已”与42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舒洪磊新闻学与传播学荟：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家”并没有明晰权利和义务的边界。中国小农家庭面对风险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虽然家庭形态趋于现代，但“亲亲”关系中的传统行为依然浓厚。但一些超越家庭调节能力的风险发生时，往往会破坏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家庭无法消解的风险就极易外溢成为社会问题，此时引人政策与社会资源重建家庭生活秩序就十分必要了。在结对治理实践中，帮扶人员既是资源配置的载体，也是助力帮扶对象进行心理建设的推动力量。作为精准化治理与微观化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结对治理在聚焦帮扶对象“生活小事”的同时，结合治理政策的资源环境发挥帮扶干部对资源配置的联结与扩大作用，协助帮扶对象共克家庭之困。如帮扶干部谭菁与杨英家庭之间的结对实践，谭菁从开始接过这个家庭就明白，如果杨英的疾病无法治愈，这个家庭即便是经济上脱贫，日后返贫风险也特别大。面对自己的病情，杨英也认为是自己拖累了这个家庭，常问谭菁：“我这个病好得到不？好不到就早点回去死了算了。”谭菁为杨英四处寻求帮助，后来其母校愿意根据杨英的情况提供免费医疗计划。杨英术前托付谭菁：“希望在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上多帮衬一下。”术后杨英恢复良好，谭菁成为了她的值班医生。在家调养一个半月后，大家齐聚在杨英家吃饭，杨英开始“插手”谭菁的个人感情问题，谭菁觉得杨英“管得太宽”，二人交谈形同“母女”，大家被频频逗乐。饭后，谭菁回了县里，杨英对笔者说：“这几年真的太麻烦谭菁了，没得她的扶持，这个家估计也算完了。我和他老汉儿（丈夫）说了，以后少麻烦谭菁，她也不容易。”2020年春节过后，杨英与丈夫放弃外出务工，决定还是在家继续把几亩茶园管起来，她说：“哪样都比不得身体（健康），人还在哪样都好说。”中国小农家庭面对风险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虽然家庭形态趋于现代，但“亲亲”关系中的传统行为依然浓厚。当家庭成员突发重疾等重大意外事故发生时，整个家庭会倾之所有去挽回家庭成员的生命，家庭的护佑成为个人抵御风险的第一道屏障，但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家庭或许会因之而有解体的风险。所以个人顾于整个家庭的生命历程，就有了选择直面死亡的勇气，当然这样的解脱方式并不能使家庭复归从前，这样的权衡只是个体在面对家庭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这种块择也是对“家”之“心安之所”的维系，是个人生死期望的归宿。结对治理相对于科层治理的优势就在于能以柔性的方式嵌人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且能发挥帮扶主体调动自身资源的能力，以解决帮扶家庭自身难以化解的困境，在维护“家身”健全的基础上恢复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二）重拾伦理体验：结对干部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纠纷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家在伦理规则维度中具有始源性和本体论的价值和意义，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运行的底层逻辑。伦理体验是由个体性与价值性界定的，它体现为家庭成员的价值实现过程，促成了生活日常秩序的伦理化。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中，伦理体验关涉村民家庭生活的根本意义，并落脚在村民的生活意义世界之中。在乡村家庭生活中，家庭伦理体验关涉村民的生命意义，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与意义感知在家庭政治与伦理情感中展开。对村民而言，平凡的“过日子”实则蕴含着个体的价值体验和宗教意义，家庭成员将有限的自然生命通过“传宗接代”的方式实现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伦理体验是家庭成员获得人生价值体验的精神内核，维系了家庭秩序的凝聚力。但在“过日子”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围绕某一事件以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尊重而展开角逐，家庭成员的权力虽不恒定但能够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当这种平43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舒洪磊新闻学与传播学荟：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衡被打破时，家庭成员的权力关系将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与情感理解，继而为下一次冲突准备道德资本。再者，现代化裹挟的工具理性为我们带来丰富物质资源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待家庭的传统观念和态度，从而带来家庭虚无的危机，漠视家庭伦理是造成人际疏离与公共性缺失的诱因之一。因家庭纷争而引起的伦理体验失序是家庭成员价值获得感不高的重要因素。家庭伦理体验的缺失则反映了个体性对神圣性的消解，农民的日常生活脱卸了仪式的外壳，可能服从于农民个体的策略性配置，从而为日常生活注人不稳定因素。结对治理以“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的方式深人到家庭的内部情景之中，助力帮扶对象重拾伦理体验。在治理实践过程中，结对干部需要长期以身体在场的互动方式“看人”与“听话”,其中治理对象所生活的家庭环境与家庭关系也被赋予一种主观意义，成为可以“言说”的意义载体，帮助能够理解治理对象的“难言之隐”与“言外之意”。如对结对干部小陈来说，帮助老张脱贫的关键一步就是缓解老张与其儿子之间的矛盾。自老张与小陈说起那些家里的陈年往事开始，小陈心里就明白这是老张俩口的“心事儿”，缓解老张与儿子的矛盾一事就一直挂在小陈心头。2 0 1 9 年1 月2 3 日，小陈下乡走访时听村里的人说小张家2 5 日准备杀年猪，请全村的老少去吃杀猪饭，小陈借此机会想要缓和父子之间的陈年“恩怨”。第二天，小陈下乡去找小张谈论此事。在交谈中，小陈发现小张也是一个言语并不多的人，全程基本由其妻子贵容答话，贵容认为：“那年我确实气不过，既要儿子养老，又胳膊向外拐（指对他女儿好）小张他妈还到处摆我的这样那样，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就去他家门口吵了一架。”小张在旁边嘀咕道：“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说起来还不是你那个脾气。”贵容撇了小张一眼便不再言语。小陈接过话头说：“其实老俩口的生活这些年过得不容易，这个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我晓得你们也不是那些说的不讲道理不忠不孝的人，我个人认为你们作为小的（晚辈），应该主动一些，明天我们请二老过来吃饭，大家说话都和气点，你们觉得如何？”贵容没有答话，小张沉默了几秒后说“要得”。第二天，老张夫妇在儿子与小陈的“拖拉”之下半推半就地跟去了。饭后，老俩口要回老屋，小张主动让小儿子跟着爷爷一起回老屋，笔者也跟在老俩口的后面，路上老张话变得多了起来，笔者和老张打趣：“今天爷爷开心咯，以后怕要给别人照顾娃儿哦？”老张满脸笑意答道：“一天怕要被这个小祖宗气死（一阵笑声）像老张这样的孤寡贫困户，更多情况下是缺乏家庭伦理体验而引起的情感贫困。让其重拾正常的家庭伦理体验，是结对治理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小陈在结对治理的实践中，超越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兼顾经济本位与情感本位的治理目标，助力老张家庭与其子辈家庭重归于好，实现家庭伦理秩序正常化。老张与小张虽然早已“分家”，但实体与制度意义上的“家”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彼此在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定位，家庭的伦理体验仍然是“家”构成“心安之所”的内核所在。这也是费孝通所说的：“在某一次家庭摩擦之后，子女会闹着和父母分家”，分家虽然影响情感质量，但经济独立后子女仍然会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当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都难以解释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时，家庭的伦理秩序或许能为分析亲属关系提供一个有益视角，个体的伦理体验不是心理层面上的“回报的预期”，而是嵌人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过日子”的价值体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浪潮对乡村的冲击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运行逻辑的改变，一方面，家庭的核心化与私人化导致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面向逐渐萎缩，逐渐形成一个“私”的生活单元；另一方面，家庭的功能属性逐渐增强，导致家庭成员与村庄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渐减弱，村庄社会规则也难以对家庭44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新闻学与传播学沈舒洪磊荟：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生活单元的内部事物施加影响。面对乡村家庭伦理体验失序的问题，结对治理实践在超越事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同时，实现“经济本位”的治理向“生活本位”转变。结对干部长期的身体在场易于适配乡土信任具象化的特征，从治理对象的家庭结构与日常表达中获取其真实的生活需要，这些生活需要总是以经济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老张家庭确实是由于经济贫困而被纳人帮扶的，但用单一的经济维度来评价像老张这样的乡村中老年帮扶对象并不客观，他们的家庭伦理体验与情感世界鲜有人关注，他们逐渐脱离市场而回归家庭，家庭伦理体验成为他们生活意义的主要来源。（三）家庭的绵延：结对干部助力恢复家庭的再生产能力人的实存，原生于“家”，其心之所发，最切近者莫过于“亲亲”，以原初性的情态方式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亲子之爱”是儒家思想之根本，也将家的根本意义指向了世代绵延。亲子之爱既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自然之爱，也包含孩子对父辈的孝道之爱，构成了上下传达和回应互通的家庭之爱。在家庭关系中，由亲子关系构成的“纵轴”是夫妇关系这一“横轴”的意义之源，家庭通过社会再生产和生物再生产，在社会秩序维持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也即家庭除了具有瞿同祖强调的经济和经营共同生活的功能之外，还有费孝通所侧重的抚育、世代绵延和制度保障的功能。乡土社会是一种血缘与地缘社会，要想巩固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就需要利用生物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即生育去实现。但目前我国乡村家庭结构正在进行第二轮家庭结构变革，即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这一变革的直接结果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重心下移。再者，在这个“离土离乡”的大流动时代，乡村中的青壮年为了谋求更多发展机会不得不踏上“离家出走”的远征，但“家”仍然是他们行动意义的重要归宿，仍然是他们联结乡村重要的媒介。结对治理实践在增进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结的同时，也促进了家庭再生产能力的恢复与重建。在一个离土又离乡的大迁徙世代，“想家”是最为原本的人类思想：“我们应该活在家庭里，我们实际上也一直活在家庭里。”在讲究恩往下流的乡村社会，父辈为子代的发展会提供一定的家庭再生产资源，但在一些再生产秩序遭到破坏的家庭里，父辈难以为子代提供完整的家庭意义空间与资源成本，家庭再生产能力与价值绵延无法接续，家庭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样的家庭，结对干部杨洪从接过张涛这一因学致贫的家庭就知道，重建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关键在于下一代的知识和能力培养。对杨洪来说，一边需要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张涛父亲给予关照，他特地托付邻居，如果张涛家里有事就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一边又要关心张涛在校的学习情况，基本每个周都会询问张涛的学习情况，经常与其班主任沟通。2 0 2 0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正值张涛高三学习紧张阶段，学校封校禁止外出，张涛担心家中的父亲缺乏生活物资，他借用老师的手机与杨洪沟通后，杨洪打电话给村主任，把物资采购托付给了在村的村民。“那时候全靠杨洪叔了，家里面的事情都是他在操心，好在我爸在村里邻居们的帮助下也没有饿着。”2 0 2 0 年高考，张涛考了516分的成绩，高出一本线3 6 分，填高考志愿时选择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张涛给杨洪发了一条微信：“谢谢你，杨洪叔。这几年多亏了你的帮助，我才能继续在学校念书,对于你的帮助我无以为报在你帮扶我家的五年里，大事小情你都愿意帮忙，真的很是感激，希望我以后对社会也有些用处，继续发光散热。”杨洪回复道：“直面苦难，才能未来可期，加油！”“家”既是连接流动个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桥梁，承载着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互动关系，也连接着帮扶人员与帮扶家庭的结对关系。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的家庭中，重建家庭日常生活新秩序是家庭成员与帮扶人员主体间互动协45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新闻学与传播学舒洪磊荟：以“家”为媒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作的旨归。“家”作为社会交往的一个传播节点，在代际接力间完成着对家庭秩序的重建，家庭本身作为一个存在主体，不仅承接着外部资源的输入，还连接着家庭成员间的行为协调和意义共享的过程。离家的个人并不是为了摆脱困境中家庭的束缚，而是为了在流动的社会空间中寻求家庭发展的机会，“家”始终还是脱域村民空间和意义的定格点，家庭成员或“家”的整体性流动只是乡村家庭面对城市化发展所做出的被动反应。在此过程中，“家”也成为结对帮扶发挥治理效能的落脚点，与脱域的个体一同重建家庭日常生活新秩序，不仅消解了在外个体的“后顾之忧”，而且能预防家庭失序问题外溢为整体性的社会问题。结对干部杨洪深人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让制度资源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发展动力。同时，结对关系长期“在场”生成直抵人心的联结情感，共同协助家庭完成了再生产能力的重建。在此过程中杨洪对张涛家庭日常生活的帮助更能拉近与帮扶家庭成员的情感距离，这种注重日常互动的情感联结关系对家庭成员脱贫信心的心理建设也有助益，为后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治理资源选择。三、以“家”为媒：结对治理贴近家庭日常生活的治理逻辑对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关照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实践深度,其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制度与生活的统一。“家身”之完整、家庭伦理体验、家庭世代的延续等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并逐渐凝聚为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秩序。以“家”为媒，不仅需要通过“家”来唤醒我们关照自身，更重在以“家”为媒介视角将思想的怀想与具体的制度实践相结合，真正将我们带“回家”。结对治理作为重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一种治理实践，通过超常规的治理逻辑与联结性的情感动力融人到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生活小事”中实现对家庭秩序与“人心”的安顿。（一）何以”回家“：从重建家庭日常生活秩序入手回观有关“家”思想的当代复兴，还只是隔岸遥望式的思想层面之“冥想”，只有思想与社会制度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真正“回家”。若用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来考量“家”，而忽视其在个人生命历程中承载的情感和人生意义，我们就很难以共情的态度对中国人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展开深入的研究。复兴儒“家”传统的学人不在少数，面对现代新传统，张祥龙呼吁救救儒家及其“亲爱”精神，他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比较中国“亲亲之爱”与西方“理念之爱”之异同，认为“亲子之爱”虽是儒家思想之根本，其自身的易损性与面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性都彰示着儒“家”脆弱的一面，但其“弱”点又以以柔克刚的形式将亲子之爱“柔化”与“非功利化”为爱之源头，恰又是其优势所在。一个倾向于“无家可归”的社会就是由于西方思想甚少讨论亲子之爱所致。与张祥龙不同的是，孙向晨以“双重本体论”中和了个体自由与“亲亲为大”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认为“亲亲”在现代社会有助于“个体”的延绵与世代的连接。但他同时意识到，“亲亲”与“个体”如何通达才能使其具有中国特色而又不失普遍意义，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张、孙二人都强调“家”中亲子关系那细腻而又柔软的情感，各臻其妙，这确实就是家的味道。可以说，儒“家”的当代复兴还仅仅是思想层面温情化和柔软化的怀想，没有制度与形式的束缚，“爱”可能更为浓烈。如果离开制度与形式，“亲”可能就此失去栖身之所而为亡魂。传统旧家礼的解构与现代家庭生活的无序化是产生“回家”焦虑的现实原因，换言之，关于“回家”的思考把制度层面的实践维度忽视了。如亲亲原则在西周时期作为基础的政治原则，需要“制度之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家”之于个体的意义。不过，思想层面的46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舒洪磊荟：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新闻学与传播学复兴也是我们踏上“回家”归途的重要开始。“家”始终以实体或隐喻形式潜藏于现代社会内部，是乡村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构成人们理解具体制度实践与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媒介。“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居中转圜之义。“媒介角度”意指媒介不仅是“物”，更是考察一个社会、族群、家庭与个人的视角，这一“视角”就是媒介的“居中”或“中间”位置，有米歇尔（Mi-chel)所说的“调节”之意，调节是所有媒介的共有属性。在媒介的影响下，各种关系形态因之而连接与转化，进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媒介不是工具，媒介是主体看待事物的一个视角，媒介就是人的境况，透过媒介窥见人的存在。人生意义不祈求于彼岸世界与理念世界，而是通过“家”从身边求得。肖瑛的以“家”为方法也是以媒介视角审视个人主义与现代性的具体制度，“家”是我们理解现代性之于人的实体或隐喻性存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家”就是起调节与连接作用的媒介，发挥联系个体与社会、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关注乡村家庭治理的研究没有突破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家庭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上，把家庭当做家庭成员之间媒介化互动的传播场域，忽视了对家庭这一传播主体与传播媒介的深刻内涵。再者，随着国家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从结构、功能与关系等方面推动着家庭变革，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也伴之变化。因家庭观念的弱化，村民渐从家庭绵延的价值链条中抽出身来，直接面对当下日常生活的压力，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村民日常交往的价值实现逻辑。乡村家庭在发展转型期的不稳定性也呼吁外部力量的回应和干预，且家庭也在微观层面为国家基层治理逻辑提供了可循路径。现代的乡村治理可能惯于用现代话语表达，但其又与传统家庭伦理有深刻关联的治理目标，制度的实践也只能与渗透于民情中的“家”相连接才能发挥治理绩效。重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需要从家庭日常生活人手，以“家”为媒，反身性地检视治理制度对于乡村治理与家庭日常生活秩序重建的实践机制与治理绩效。（二）制度媒介：结对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治理绩效结对治理是国家权力与村民家庭日常生活互动的治理实践过程，在实践中体现了“刚性”的国家治理制度与“柔性”的乡村家庭生活需求之间的耦合。结对干部将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转化为帮扶对象家庭的生活资源，为重建家庭日常生活秩序发挥着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在此过程中，需要长期身体在场正视村民的家庭生活结构，将治理资源以“柔性”的方式导人村民日常生活与发展实践中。因此，结对治理需要在尊重并激活村民的生活与发展主体性的同时,妥当定位家庭在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中的位置。家不仅是中国的总体的根基性隐喻，而且是“推”的起点，形塑了由内而外、推已及人的社会形态，贯穿其中的是将心比心的感通机制。然而，国家权力如何深人乡村家庭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实践问题首先，结对治理在超越科层制治理逻辑的同时，需要行政嵌人以身体在场的方式长期下沉乡村适配乡土的信任逻辑。结对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制，超越以往分级治理与条线运作的科层治理体系，实现着常规组织中的各资源要素重新组合。结对干部作为国家“显性在场”代理人决定其必须有政治站位与政策高度，而作为基层工作队伍又决定了其工作方式有“亲土性”与“农民性”，避免陷人科层制的制度自我复制陷阱，导致治理制度脱离家庭生活系统，而陷人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泥淖。因此，在充裕的政策环境下,结对干部既要兼顾常规工作的条理性，又要发挥自身主体性创造条件，吸纳非制度性资源要素完成重点帮扶工作。与此同时,结对治理实践是一个周期性和动态化的政策实践过程，政策的实践需要与地方性乡土信任逻辑彼此调适与融合。信任是人类社47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沈荟：以“家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层结对造理头线舒洪磊新闻学与传播学会皆有存在的普遍现实，但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乡土社会中的信任逻辑是基于人际交往为基础的差序信任。麻国庆认为，“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由家而延伸的关系结构始终是人们选择性交往与信任的依据之一，人们的最初的信任起点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信任，之后的信任是在血缘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扩展和演化。在结对治理伊始，结对干部被帮扶对象看成是“当官”的，帮扶对象以“官、民”二元类别来定义彼此之间的关系,结对干部通过在称呼（爷爷、伯伯、阿姨等）与日常行为互动中消解边界明显的“类”的划分，拟家化的称呼拉近了彼此言语上的距离，送米送油等生活物资的赠与拉进了彼此的心理距离，通过长期身体在场的治理实践建构起符合村民文化表达与情理逻辑的具象信任。结对治理将“类”的静态存在转化为“推”的动态运动逻辑，一方面让帮扶对象的家国情感有具体的指涉对象，以“家”为媒，使政府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渠道从形式化向具象化转变，“家”成为实践过程中各要素互嵌的“行动场域”，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结对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互动意义的源泉。另一方面，彼此身体的在场能让治理主体关注底层个体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内心的情感需求，这不仅预示着治理面向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更体现了治理的终极目的具象化的人的发展。其次，结对治理实践以“家”为媒，融合“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的治理效能，重建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在具体治理实践中，结对干部需要兼顾“情感国家”与“感性国家”的历史传统，以情感治理技术关照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与绵延性。韦伯（Weber)认为：“官僚制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是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彻底。而中国的国家治理要根植于中国乡土文化的传统，以“情感”与“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乡土社会应重视“关系、人情”等情感元素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结对治理承认帮扶对象家庭日常生活具有主体性的事实，意味着国家权力不宜直接、过度卷人帮扶对象的家庭日常生活，制度嵌人必须符合乡土社会的情感互动逻辑，才能激发帮扶对象的情感动力，实现日常生活秩序的有序转型。再者，随着乡土熟人社会的变迁，村民的家庭伦理体验、医疗健康、生育养育等问题已不再局限于通过家庭动力机制解决，而演变为国家治理需要考量与反思的对象，结对治理实践就是通过国家引导与调控使村民日常生活实现平衡有序的状态。作为一种超常规的治理方式,结对治理实践中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的日常互动是开展扶贫工作和强弱关系转化的前提，随着扶贫工作的展开与深人，双方的日常互动使得双方的关系更符合乡土社会关系的“熟人”逻辑，帮扶人员在与帮扶对象互动过程中收获了帮扶对象的情感接纳。家庭不仅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内核，而且是“个人日常生活一家庭本位一乡村治理”的媒介视角，使家庭中的“生活小事”进人乡村治理视野。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家庭秩序承接了国家权力的实践效能，家庭生活秩序重构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深化与拓展了乡村治理的空间。结对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家国互动的制度实践，使“家国一体”的治理目标从思想层面的怀想到制度实践层面的落实，超越以往国家治理视野中把“家户”当做资源配置和政策对接的单位的观点，重新赋予“家庭”在乡村治理视野下的能动性。四、结语与讨论：在乡村治理与乡村传播研究中找回家庭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压力释放不应停留在“气”的生产与闲话的散播，而应升华为对日常生活的安顿、对浮躁人心的慰藉上来。国家力量的介人与干预益于家庭日常生活重回理想的德行状态。结对治理更能适应乡土社会治理问48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责任编辑：张毓强】新闻学与传播学沈荟：以“家”为媒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与乡村家庭生活秩序重建舒洪磊题日常化与生活化的特征,抽象化的制度与政策仍然需要具象化的人在实践末梢发挥联结作用，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在乡村治理中把“家庭”找回来，更需要在传播研究中通过“家”把具体的“人”找回来。传播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家庭媒介技术的进步与使用对乡村变迁的影响，还需要考察“家”作为传播主体在连接个人与国家、城与乡、村庄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这一层面而言，家庭作为基础的治理单元，既是村庄成员获得意义感的生活空间，又与村庄社会在物质与情感层面保持密切互动，也是国家力量下沉乡村并对家庭日常生活进行重建的重要节点。把“家”引人乡村治理与乡村传播视野，有助于考察治理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路径与实践逻辑，也有助于克服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媒介中心主义范式。“家作为人们熟悉的地方意识与情感源头，有郭建斌所强调的“心安之所”之停顿与亲切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家”看到真实具体的“人”。从早年潘光旦呼吁费孝通在中国生育制度的研究中体现“人”的存在，到周飞舟提出把“人”带回社会学，学界一直期望在学术研究中展现活生生的“人”之存在。把“家”带人乡村传播研究之中的目的在于看见具体的“人”，从而凸显被宏大的结构性叙事所遮蔽与淹没的个体，以及他们厚重的生命体验。通过“家”这一媒介，我们更能感受具象个体的生命基调，善于抓住有意义的生活瞬间的碰撞和人们彼此共通的情感，从每一个有名字的人物的深度故事中捕捉生命的颤动一个体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复杂、美丽和悲伤，从而让阅读者直面不同生活经历间的巨大鸿沟，看到彼此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属性上的特殊性，继而涌现出更多的情感共鸣和联结。注释：李祖佩：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中国农村观察2 0 1 7 年第6 期，第1 1 6 页。陈赞：“去家化”与“再家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探索与争鸣，2 0 1 5 年第1 期，第8 0 页。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3 年版，第2 2 页。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 0 2 0 年第1 期，第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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