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pdf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编号:C S H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李永萍,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年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J u l 第 卷第期I NN E R MONG 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 D O I:/j c n k i i s s n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李永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摘要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关键词 新家庭主义;家庭转型;现代性压力;功能本位;伦理实践 中图分类号C ;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家既是“伦理本位”中国社会的基础,又是“家国天下”的起点.家的伦理动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塑造了“家庭主义”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外显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变化实际上体现着家的伦理底蕴之变迁.在经受了现代性力量的洗礼之后,以“家庭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制度的伦理内核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紧迫的政策意义.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变迁状况,立足于乡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从伦理韧性的层次探究新家庭主义的实践形态与政策启示.(一)中国家庭转型的现代图景学界关于中国家庭转型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即国家视角与市场视角.这两个研究视角共同编织了中国家庭转型的现代图景.国家视角侧重于考察国家力量对家庭的改造,隐含了“家国关系”由家国同构向家国对立的转换.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力量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经济基础,逐渐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第二,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输入逐渐瓦解了传统的宗族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民间文化体系,冲击了父权的文化基础与制度基础(P );第三,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家庭的数量增加、家庭边界日趋固化,家庭的私域性越来越明显.总体来看,国家力量的改造主要涉及家庭的“硬”要素,聚焦于家长制的权力结构,赋予家庭成员更为平等的 经 济 权 力 与 法 律 权 利,促 进 了 家 庭 的 民 主化(P ),因而具有“解放政治”的意义.既有研究从市场视角借鉴了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理论资源,聚焦于工业化与家庭变迁的关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家庭变化:家庭结构核心化,核心家庭成为当代家庭结构的主导形态;家庭关系离散化,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 身 的 需 要 而 非 家 庭 伦 理 来 建 构 家 庭 关系(P P );家庭伦理逐渐弱化,个体的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家庭功能逐渐弱化和外化.综上,国家视角和市场视角主要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中国家庭变迁的共同趋势,即家庭的民主化、松散化、理性化与核心化,这两种视角都突出了家庭转型的外部变量,进而将家庭转型视为国家和市场等现代性力量单向塑造家庭的线性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和市场是现代的、积极的改造力量,相应地,家庭被视为是传统的、消极的改造对象.可见,家庭转型的国家动力和市场动力主要突出了家庭之“变”,忽视了家庭转型过程中的“不变”,因而家庭转型呈现为家庭日益问题化的过程.(二)回归家庭转型的伦理韧性:家庭主义再认识实际上,在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家庭转型的复杂动力中交织缠绕并产生了家庭转型的悖论现象.不少学者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展开了对中国家庭转型的反思性研究.在家庭结构方面,王跃生()认为,虽然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核心化”的趋势,但进入 年以来家庭结构具有扩大化的趋势,已婚成年子女与其亲代之间形成了“既分又合”的直系组家庭形态.在家庭伦理方面,阎云翔()认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共生的局面,并产生以家庭中 的第三代为 核心的“下 行 式 家 庭 主义”.在家庭功能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家庭形式核心化并不必然会导致家庭功能的弱化,而是可以形成家庭成员高度整合的功能性家庭.以上反思性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特征的转变并不一定会弱化家庭凝聚力,家庭依然是人们应对现代性压力的基本单位.可见,对于变迁家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素的分析,需将研究视野从宏大的历史进程拉回到家庭变迁的微观层次,深入家庭运行的伦理动力与功能调适.与个体崛起相伴随的并不一定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式微,而可能是家庭伦理的转换与重塑,“走出祖荫”的年轻一代既努力追求和践行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又看重代际团结带来的实际利益,并形成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行为逻辑的分野.因此,当代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是一种糅合了传统家庭主义和现代个体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家庭价值观.基于中国家庭变迁的复杂性,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家庭主义”的概念.然而,由于坚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相关研究将家庭本身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格为个体的策略性,“新家庭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权宜性家庭策略建构的产物.事实上,仅仅立足于个体策略的层次无法充分说明“新家庭主义”的伦理韧性.不宜简单地将“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还原为个体策略的建构,而应着眼于唯实论的家庭观,从能动性功能适应的角度出发理解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与生成机制.这意味着理解中国家庭转型需摒弃线性的、单向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新家庭主义”并不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或回归,而是家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能动适应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转型期家庭的运行逻辑,揭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与动力机制,以反思中国家庭政策的定位和走向.二、新家庭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结构表达家庭主义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种偏重于家庭整体利益而非成员个体利益的伦理实践原则.中国人的家庭主义观念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孕育的,体现为特定的家庭制度模式.新家庭主义延续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乡村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内涵,是转型期形成的以实现家庭发展目标为核心、以家庭成员整合与家庭资源动员为基础的伦理原则,贯穿于家庭再生产的日常实践之中.下文论述了现代性压力在农民家庭生活中的配置形态,进而从“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揭示新家庭主义非均衡的伦理内核.参见桂华 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载 文化纵横 年第期.(一)现代性压力的配置形态理解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需将农民家庭置于乡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在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松动了传统村庄社会的边界,将农民家庭再生产置于现代性的压力体系之中.然而,由外而内的现代性压力并不是以长驱直入的方式影响家庭,压力如何进入、压力如何传导以及压力的表现形式均是在家庭再生产的能动实践中被定义的.因此,在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现代性压力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基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焦点事件呈现为三种配置形态.第一,婚配压力.婚姻是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渗入农民家庭的切入点.我国人口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了部分男性存在婚配压力,尤其是处于婚姻市场洼地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男性的婚配压力急剧增加,典型表现为彩礼涨价,一些地区甚至存在“天价彩礼”现象.第二,城市化压力.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动进城.由于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强,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普遍.二是婚配压力的倒逼.当进城买房与完成婚配的任务绑定时,各地农村出现了进城购买婚房的普遍现象.第三,教育压力.教育是实现家庭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年轻父母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进城、陪读、上补习班等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教育压力意味着家庭要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这对家庭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子代家庭通常难以独立完成育儿任务,中老年父母到县城甚至大城市带孙子的现象颇为普遍.可见,在转型期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现代性压力主要转化为农民家庭的婚配压力、进城压力和教育压力,这是现代性压力的具体化过程,蕴含了农民家庭的能动性回应.在回应压力的过程中,家庭再生产逐渐偏离传统轨道,无论是婚姻竞争、教育竞争还是城市化,都预示着农民的家庭目标日益呈现出发展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些压力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累积、扩散,推动了家庭结构的变动.(二)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的结构配置主要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有关.在现代性的压力之下,家庭结构既要服从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规定,又要服务于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的需要,农村普遍形成了由中老年父母、成年已婚子代夫妻和孙代构成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新三代家庭结构”突破了传统三代直系家庭“同居共财共爨”的基本形态,呈现出家庭成员的空间分离、家庭经济的相对独立和间歇性共爨的新特点,但这并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实质性功能的联合,家庭结构呈现出“虚分实合”的特征.具体而言,转型期农民家庭“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主要有两种实践形态.一是“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形态.当前,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模式,即年轻子代夫妻到大城市务工,中老年父母在村务农并兼顾抚养孙代,以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最大化.从家庭结构形态看,“半工半耕”家庭实际上是祖孙两代人构成的“留守家庭”与年轻夫妻构成的“流动家庭”的组合,家庭成员在过年过节时实现整体聚合,平时则处于空间分离的状态.二是“老漂”的家庭结构形态.随着农民城市化的推进,近年来出现了“老漂”群体.一般情况下,“老漂”群体至少要在城市里将孙代带到上初中不需要接送上下学为止,“漂”的时间大致会持续 年左右.从家庭成员的空间分布看,如果是中老年夫妻一起进入城市照料孙代,那么三代家庭成员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起;如果是中老年女性一个人进城照料孙代,那么中老年男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独居”生活.“老漂”的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是两个相对自主的家庭单位,但二者围绕孙代抚育形成了阶段性聚合.在上述两种家庭结构形态中,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呈现出“分”的形式,但代际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合”.代际之间形式上的“分”主要体现在家庭成员阶段性的空间分离和相对自主的家产支配权;代际之间实质上的“合”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家务方面的合作,虽然父代和子代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但家庭资源仍然能够实现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代际整合.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凸显了家庭的功能导向,体现了家庭以代际整合的方式应对现代性压力的家庭策略.家庭结构的调整和适应源于家庭的伦理内核,反映了转型期农民家庭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平常 因 两 代 人 可 能 分 居 两 地,所 以 是 异 爨,而 过 年 过 节 是共爨.(三)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内核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显示了农民家庭强大的凝聚力和适应性,是新家庭主义伦理形态的经验表达.在家庭变迁过程中,虽然代际之间在家庭结构方面呈现出松散的形式,但强韧的伦理纽带依然维系着代际之间的紧密关联.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家庭不仅是一个财产单位和生活单位,而且是农民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农民通过践行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伦理责任实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由此获得了内在超越性的价值体验,为有限的生命注入了价值感和意义感.(P P )在家庭伦理的浸染下,代际互动遵循“父慈子孝”的基本原则,父代责任和子代反馈呈现出“厚重平衡”的特点.父代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抚育和婚配两个方面,而子代对父代的伦理反馈主要体现在子代要为父母养老送终.为了应对现代性压力,农民家庭资源的配置往往向年轻的子代家庭倾斜,家庭伦理由“厚重平衡”的双向伦理实践逐渐转变为父代对子代的单向伦理实践,在父代伦理责任扩张的同时,子代对父代的伦理反馈逐渐减弱.可见,新家庭主义强化了“恩往下流”的家庭伦理,其代际伦理向度并不均衡,子代家庭的发展是代际绵延的重心.在家庭资源有限且家庭面临着较大压力的背景下,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近乎无限地延长,子代从物质层面反馈给父代的能力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父代对于子代物质反馈的期待并不高,父代希望能够将家庭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子代家庭,以促进子代家庭的发展.可见,转型期的家庭伦理肯定了家庭发展的优先性,从而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并极大地弱化了子代对父代的伦理反馈,将“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彻底化了.三、功能调适: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机制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由事业的大小决定.家的伸缩性边界固然始于伦理差序,但“事业的大小”却是家庭结构调整的契机.作为事业组织的家庭强调家庭的功能属性.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原则是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压力配置和功能调适的结果.如前所述,家庭是现代性压力的配置单位,因此,理解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机理,需要关注农民家庭本身的能动性.现代性压力改变了农民家庭运行的基本条件,重塑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整合机制.下文将从发展目标嵌入、村庄竞争激活和家庭风险内化三个层次探讨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机制.(一)发展目标的嵌入家庭伦理是通过家庭再生产体现出来的,蕴含着目标导向.农民家庭再生产通常可以称之为“过日子”,这一说法隐含了农民生活目标的弥散性.传统农民家庭再生产主要遵循“简单家庭再生产”逻辑,其核心目标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实现家庭的继替和延续.现代性压力重构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农民家庭再生产不仅要完成家庭的继替,而且要尽力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而家庭发展目标会逐渐超越原有家庭再生产模式的承载能力.问题是,从父代的角度看,他们如何认同现代性压力之下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并通过代际之间功能性整合的方式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要回答上述问题,需深入发展目标探讨农民家庭的嵌入式路径.所谓目标嵌入,是指在现代性进村的过程中,外部社会体系中的价值和目标并没有从根本上替代家庭的原有目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和利用了传统的家庭动力机制,并从中获得了目标实践的动力.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机会结构早已突破了村庄框架,呈现出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情形.扩大的机会结构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进而使发展目标的嵌入成为可能.目标嵌入承认了传统家庭伦理动力的延续性,而新的家庭目标反过来再造了家庭再生产的伦理动力.具体而言,在家庭再生产实践中,目标嵌入是通过目标锁定和目标连带两个机制实现的.第一,目标锁定.如前所述,现代性压力改变了传统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目标弥散化的状态,压力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了家庭目标的锁定,进而突出了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生育、抚育、婚配、养老等生命历程事件中,婚配是现代性压力作用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焦点.婚配是家庭再生产和代际绵延的前提,其事件性、仪式性的特征非常突出,致使父代在完成子代婚配的人生任务方面面临着刚性的伦理责任.随着村庄开放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婚姻竞争加剧,婚姻成本增加,子代婚配任务的完成需要父代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了提升子代的婚姻竞争能力,父代不得不为此积攒更多的资源,否则就可能无法完成子代婚配的人生任务.第二,目标连带.目标连带是指为了完成特定的家庭再生产目标,而不得不额外达成其他本来并无直接关联的目标.目标连带是目标锁定的延伸效应.当农民家庭资源配置锁定特定目标时,在以此特定目标为中心配置家庭资源的同时,也强化了当下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关联,进而为外部目标的嵌入提供了基础.仍以农民婚配任务来说明,不均衡的婚姻市场除了形成天价彩礼之外,往往还绑定了在城镇买房的条件.“婚房进城”嵌入父代的婚姻责任,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家庭资源的配置逻辑.可见,在婚配目标之上还附着了农民家庭城市化、为子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等目标.为了达成子代婚配的目标,父代需要面对和回应现实压力,否则就不能为儿子娶上媳妇.可见,随着农民的生活世界逐渐超出村庄范围,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层次随之扩展,进而导致家庭的运行成本增加,形成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相对于传统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目标的弥散性状态,扩大化再生产模式下的家庭目标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逐渐聚焦.在这个意义上,目标嵌入事实上是外部压力导向下家庭目标的整合过程.在家庭转型中涌现出的目标沿着农民的人生任务轨道进入家庭再生产过程,体现为目标嵌入而非目标替代.虽然家庭发展目标在表面上聚焦于年轻子代,但这些目标与父代的人生任务相互绑定,使得父代不得不卷入其中.(二)村庄竞争的激活虽然新家庭主义伦理形态始于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目标转换,但其形成离不开乡村社会土壤.村庄不仅是农民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空间,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动力机制,直观地体现为村庄竞争.村庄竞争是现代性压力传导至农民家庭的重要媒介,其作用是将外在的、遥远的压力转化为农民可切身感知的面子压力,促进现代性压力向家庭领域渗透并激活了家庭的伦理韧性.村庄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村庄社会中的面子竞争压力可以渗入并影响家庭伦理动力.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经济不发达,村民之间围绕经济的竞争相对较少,村庄竞争的标的物主要是“做人之道”.然而,现代性压力进入农村,改变了村庄竞争的模式,其显著效应是竞争的短期化和竞争烈度的增加,从而放大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压力.村庄竞争模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竞争规范和竞争内容两个方面.第一,竞争规范的变化.竞争规范规定了竞争者的竞争动力和价值取向.传统村庄具有较强的熟人社会特征,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较强,村庄竞争总体上呈现出有序竞争的状态,因而村庄竞争过程是村庄价值规范再生产和村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庄的社会边界日益开放,村庄内生的价值生产能力有所弱化,外部的价值目标更容易进入村庄竞争规范体系,并重塑村庄竞争规范.农民认为走出村庄、进入城市才是出人头地,能否走出村庄的“向外竞争”逐渐主导了村庄竞争.消费导向和城市面向的价值取向与传统农业社会重视积累、面向村庄的价值导向相对立,使村庄竞争逐渐背离了村庄整合.因此,竞争规范的外部化激发了村庄竞争的动力,其结果是撕裂了保护性的村庄社会关系,导致村庄竞争的无序化.第二,竞争内容的变化.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竞争内容直接源于村庄的日常生活,并且在人情互动中形成了面子竞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竞争开始聚焦于农民家庭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如房子的好坏;进入 世纪以来,村庄竞争内容进一步扩展到进城买房、教育投入、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等.可见,村庄竞争的内容日益聚焦于具体对象,从而扩大了村庄竞争的策略空间,村庄竞争趋于短期化.农民家庭在村庄竞争中的地位主要依赖于家庭经济资源的积累、投入和转化,而非长期的人情互动和关系经营.在此情况下,一个家庭能否在村庄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在于其能否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提高家庭资源的积累能力.因此,激烈的村庄竞争强化了代际之间功能性整合的必要性.村庄社会的信息对称、互动在场和价值共享等特点 使得现代性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一步强化.在村庄竞争压力的传导过程中,代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父代而言,后和 后年轻人与村庄的社会关联较弱.然而,村庄依然是其父代的价值归属.事实上,后和 后年轻人的父代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工具性意义,即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他们对于年老返乡有着比较明确的预期.而中青年子代的行为逻辑则有所不同,他们外出务工不仅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且有着体验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考量.这意味着在转型期乡村社会中村庄竞争压力的传导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父代是竞争压力首当其冲的承受者.由于子代的家庭生活逐渐脱嵌于村庄社会,父代通常难以将其面对的压力沿着代际链条向下传递,因此,村庄竞争主要激活了父代的伦理责任.父代对于村庄社会的归属限制了其在人生任务方面的回旋空间.对于父代而言,支持子代不仅是父代的伦理责任,而且是村庄竞争本身的内容.只有充分动员和整合家庭资源,强化代际之间的合作,才能在村庄竞争中获胜,实现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性价值.(三)家庭风险的内化新家庭主义是农民家庭能动性地适应和配置现代性压力的产物.现代性压力的传导必然伴随着风险的流动和扩散,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和风险.这些风险既可能溢出并撕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也可能通过特定的压力配置方式实现家庭风险的内化.因此,在应对现代性压力的过程中,家庭的功能调适能否消化现代性压力并避免不均衡的压力配置所引发的风险,决定了新家庭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原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面对现代性压力,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风险体现在多个环节和方面.例如,男女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和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放大了婚姻匹配的风险,造成了年轻子代沦为“光棍”的风险增加.又如,随着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动员,养老主体的缺位增加了老年人的照料风险.父代在其人生任务的支配下主要采取以子代为中心的资源整合,这自然会导致风险上移.在纵向的代际关系链条中,家庭成员共担着家庭转型的压力,虽然老年人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但老年人对于自身承载的风险表现出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并逐渐形成了“学会做老人”的自觉.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在有劳动能力时通常会选择自养,在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也会尽量避免向子代家庭索要资源.可见,家庭的能动性不仅体现为目标嵌入带来的父代人生任务的扩张和村庄竞争带来的社会压力的集聚,而且体现为农民家庭对于风险承载与消化的能力.事实上,现代化压力在激活家庭能动性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家庭的责任分担能力,因而中国家庭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容易溢出家庭并转化为社会问题,而是被锁定在家庭领域之内.虽然家庭再生产的风险来源于外部压力,但是家庭内部的风险分配直接取决于代际关系的状况.在代际关系相对松散的情况下,家庭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性较弱,家庭再生产的风险被更多地归结为外部原因.反之,代际整合的强度越大,家庭的能动性就越强,因而家庭策略自然成为风险的主要归因对象.例如,如果子代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失败,父代难免会将责任归于自身.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再生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家庭策略而内部化,并进一步强化代际整合.风险内化机制构造了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现代性压力在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向弥散化,而是沿着特定的路径进入,形成了独特的压力配置格局.在家庭转型过程中贯穿着家庭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压力和风险在家庭内部配置中逐渐失衡,并呈现为“代际剥削”的形态,父代尤其是老年人成为风险和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家庭回应现代化压力的能动性越强,则家庭的风险内化效应就越突出,代际剥削的状态也就越持久.四、伦理本位与功能本位:新旧家庭主义辨析新家庭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传统家庭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现代性压力下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并逐渐沉淀为新型家庭伦理形态.新家庭主义与传统家庭主义最直接的区别在于其“家庭”内核的差异.传统家庭主义立足于“扩大的家”或家族,家的边界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而新家庭主义主要着眼于由中老年父母、年轻的已婚夫妻和孙代构成的三代家庭,家庭边界相对固定.新家庭主义延续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家本位”观念,但二者之间具有本质差异.传统家庭主义的核心是“伦理本位”,通过家庭伦理塑造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而新家庭主义的核心是“功能本位”,通过家庭功能调整家庭结构和重塑家庭伦理.(一)传统家庭主义:伦理本位传统中国社会,家庭主义的核心是“伦理本位”(P P ),家庭主义与伦理本位是一体两面,二者共同建构了中国家庭区别于西方家庭的本质差异.伦理本位建立在家父长制的基础之上,老年人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权威.伦理本位具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长幼尊卑,并以此来维系家庭秩序.有学者将传统家庭伦理归纳为“礼”,“礼是指中国家庭生活的基本原则,它既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规则,也包含家庭组织结构模式,还包含着个体进入家庭生活的方式,以及家庭生活对个体提出的规范要求”,认为“礼”具有社会性和价值性两个维度,前者是指“礼”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交往的基本规则,后者则强调了“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P P )在家庭生活中,“礼”或“伦理本位”体现为对人伦关系的遵守以及对家庭伦理和家庭规范的践行,而个体正是在践行家庭规则、家庭制度或家庭规范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伦理本位是传统简单家庭再生产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家庭再生产的动力与方向.具体而言,伦理本位对于家庭形态的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本位的规范下,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遵循的不是效率原则和发展逻辑,而是公平原则和生存逻辑.家庭资源会优先分配给家庭中的长者,并通过“承继中的权责均衡”来保证家产的顺利传递,同时,家庭资源分配会兼顾弱者的利益.其次,家庭关系具有很强的规则性,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家庭成员之间个体性的情感互动受到了抑制.再次,在伦理本位的影响下,家庭功能主要围绕人口繁衍和抚育等目标展开,传宗接代构成了农民家庭的主要目标,既具有家庭结构再生产的意义,也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宗教性意义.总之,伦理本位维系了传统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家庭结构服从伦理原则的规范和引导,并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化中裂变和更替.(二)新家庭主义:功能本位现代性进村引发了农民家庭再生产从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由于提升家庭再生产目标的难度增加,农民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农民家庭充分动员和整合家庭资源,通过代际合力的方式应对现代性压力,促进了家庭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相对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色彩,新家庭主义具有鲜明的功能导向,家庭整合主要源于家庭的功能性需要,而非传统家庭伦理自然而然的延伸.基于家庭整合的功能导向,可以将新家庭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功能本位.从家庭伦理的变迁逻辑看,功能本位并不是对于伦理本位的简单替代.事实上,功能本位是有其伦理底蕴的,代际之间的功能整合离不开传统家庭伦理的支撑.正是基于家庭伦理的韧性,由外而内的压力才可能转化为家庭发展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本位彰显了家庭的伦理韧性:一方面,转型过程中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让渡了部分功能(如教育、控制和生产等功能);另一方面,由外而内的家庭发展压力引发了家庭的能动性回应,通过将传统伦理动力导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实践,重塑了伦理的运作逻辑.相对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动力而言,新家庭主义形态下的伦理动力不再完全是自我规定的,而是以功能适应为媒介建立了与现代性压力的紧密关联.因此,在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下,家的范围虽超越了核心家庭,却主要局限于三代家庭的结构形态,并形成了内部高度动员的整合机制.可见,在面对现代性压力的过程中,家庭并未走向简单的功能弱化,相反,纵向的代际关系纽带仍然是家庭功能调适的基础.经由家庭能动性的适应和转化,现代性压力改变了代际关联逻辑和家庭伦理动力,进而孕育了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总体来看,新家庭主义充分体现了农民家庭在压力应对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其功能导向的作用下,家庭再生产突破了伦理本位的束缚,使伦理动力服务于家庭发展的现实需要.五、新家庭主义的潜在张力与政策启示新家庭主义彰显了农民家庭面对现代性压力的能动性适应,充分激活了中国家庭的伦理韧性,提供了一种通过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来理解家庭问题的辩证视野.本文关于新家庭主义的分析并不回避家庭转型中的问题,因为不均衡的代际伦理为家庭秩序注入了潜在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新家庭主义的伦理韧性构成了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支撑,其中隐含的潜在张力构成了家庭政策的现实切口.新家庭主义是功能本位的伦理形态,在代际整合模式下,家庭再生产过程是老年人日益边缘化的过程.农民家庭通过对劳动力的高度动员和合理分工扩大了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从而实现了家庭发展目标.然而,就代际功能整合的伦理动力而言,新家庭主义事实上蕴含着潜在张力.新家庭主义的潜在张力源于代际伦理的非均衡性,并体现为对家庭成员的选择性吸纳和选择性排斥.在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价值在于他们对家庭发展的功能性意义,个体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成为衡量其价值和成为新三代家庭成员资格的重要标准.因此,新家庭主义的功能性整合具有选择性,具体包括选择性吸纳和选择性排斥两个层面.选择性吸纳是指对具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父代的整合与吸纳;选择性排斥是指对不具有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的排斥.高龄老年人因劳动能力弱化而被视为家庭负担,在家庭中逐渐被边缘化.在“恩往下流”和“责往上移”的代际关系中,家庭资源主要是自上而下向年轻子代家庭集聚,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弱化了自下而上的代际资源反馈.因此,在新家庭主义的伦理韧性中始终潜伏着老年人危机.相对于家庭现代化理论将老年人危机简单地归因为伦理弱化的判断,本文关于新家庭主义的分析说明,老年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村庄地方性社会的场域塑造了中国农村现代性的实践形态,抽象的现代性压力被转换为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竞争压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的目标不仅仅是完成结婚、生育等简单家庭再生产,而且还要完成城市化、教育等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并且,在激烈的村庄竞争中,这些原本可以渐次完成的人生任务,日益聚焦于生命周期中特定的时间节点、以特定的事件为媒介来完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农民的婚姻、买房、教育等目标相互强化并捆绑在一起,向农民家庭注入了强劲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催生了新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意味着现代化并没有导致中国人走向个体化的“无根”状态,家庭仍然是农民现代性适应的有力支点.现代性是农村家庭转型的外在动力.新家庭主义体现了转型期中国家庭的能动性,意味着农民家庭并不是现代化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积极的回应者.新家庭主义对于家庭政策的原则和方向具有三个方面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由于家庭是国家与个体对接的重要载体,因此,家庭政策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非绕过家庭直接对接个体.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基础权力的扩张,国家倾向于直接面对个体,以个体为单位落实政策和分配资源.然而,国家对个体的直接关照面临着极大的权力实践成本.如果悬置个体的家庭背景,可能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失准.第二,新家庭主义意味着家庭政策应当重视转型期家庭本身的能动性和适应性,重视引导和发挥家庭自身的活力,形成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之间相对平衡的关系.国家不可能完全包办代替私人生活的事务.第三,新家庭主义的伦理韧性之中蕴含着压力的不均衡分配,导致部分家庭成员较多地承受了家庭转型的代价,因此,家庭政策应当深入家庭转型的实践情境,引导家庭压力的有序释放,从而维系家庭的持久活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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