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pdf

110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杜传忠薛宇择摘要：发展智能制造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基于竞争优势差异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则为各国协同打造智能制造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契机。鉴于动态竞争优势模型中基础要素赋、产业发展机遇、政府及制度环境等传统因素以及国际合作机制对智能制造发展的显著影响，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时应充分考虑其现实状况以判断中国竞争优势所在。在科技革命、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素叠加下，中国应充分发挥要素赋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既要在短期内有序引导智能制造区域合作转移，同欧洲各国、东亚邻国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达成互惠共利、优势互补的不对称合作机制，又要着眼于国际博奔的长期规律，与北美地区积极展开标准竞争，以自身竞争优势的确定性对冲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实现智能制造国际博奔中的占优策略。关键词：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竞争优势；国际产业链对接；工业互联网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文章编号：0 2 5 7-5 8 3 3（2 0 2 3）0 7-0 1 1 0-1 2作者简介：杜传忠，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宇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国制造业发展进程始终与竞争优势的演进提升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凭借资源投入与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基本实现由成本优势向规模优势的成功转型。但相比于发达国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累积，中国在技术水平、产业能力、人才基础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缩小这一差距。而面对数字技术催生的智能制造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初始赋被重新赋予，技术水平、产业能力和人才基础等方面大致相同，如果此时针对竞争优势精准发力，智能制造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换道超车”的发展路径。加之新冠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严重冲击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催生出的诸多新型商业和消费模式向制造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智能制造作为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不断融合发展所形成的新型生产制造业态，可以提供高效、灵活、低成本且可持续的生产方式，降低经营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数据不透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趋向及应对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06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制造业关键技术缺失、成因及创新突破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 9 AZD015）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 0 2 0 年第2 期。111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等情况的发生，从而提升传统产业效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是疫情后制造业领域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共同催生出智能制造的新发展机遇。在新发展机遇下，不仅我国提出“深人实施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球主要经济体均相继加深制造业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知，积极将先进适用技术引人制造体系，竞相布局并完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以期抢占发展先机、获得竞争优势。然而，在高技术时代即使是超级大国也难以在极为广泛的技术领域和产品市场中获得全部竞争优势。由此，各经济体基于智能制造技术架构、资源慕赋、产业生态等竞争优势差异共同获得合作收益，并在不同技术领域和产品市场中实现竞争优势相对提升的不对称国际合作机制是可行的，即波特传统竞争理论中由低层次的“成本竞争优势”转向高层次的“产品差异竞争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 0 3 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现阶段，我国已同相关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在智能制造领域展开技术、标准、人才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如中德智能制造/工业4.0 标准合作、“中日韩+X”技术合作、中日韩智能制造大会、国际智能制造联盟等。但受制于宏观经济波动、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影响，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存在多重不稳定因素，而当前关于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和战略前景的分析讨论却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基于国际博奔分析方法构建动态竞争优势模型，判断我国智能制造竞争优势所在、如何运用竞争优势差异开展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合作进程中应当注意的现实问题，为我国充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已有合作机制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具体路径。智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判断中国智能制造是否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和具体优势领域所在，以及如何基于优势领域差异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需要对影响智能制造这一产业发展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从既往研究来看，竞争优势理论为国家竞争力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解释。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竞争优势由4 个基础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以及两个辅助因素（机遇、政府）共同组成。进一步，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是一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的竞争能力，并以此提出经典的“钻石模型”来分析国家如何在特定产业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该理论为产业竞争提供的完整分析框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不少学者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动态影响，对“钻石模型”做出相应改进。智能制造这一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发展，一方面，需要考虑其发展所需基础要素的绝对条件，如数据信息、科学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规模与水平、智能制造所处的产业生态是否完善、一国市场对智能制造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规模、企业所处市场的竞争结构与竞争战略；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其发展所处环境的推进作用，如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等，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制度环境等因素。此外，随着“竞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各经济体间通过加强分工互补与经济合作在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需要从动态的国际竞合角度充分考虑智能叶子：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飞跃，人民日报海外版2 0 2 1 年1 1 月3 0 日，第5 版。时段弘等：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名家笔谈），国际安全研究2 0 2 0 年第6 期。规划司：“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s:/ 0 0 3 年第7 期。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 0 1 2 年，第1 1 4 页。安玉荣、张之梅：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述评，生产力研究2 0 1 2 年第1 期。7黄卫平、刘一姣：竞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新格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1 2 年第2 期。112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制造发展范式的长期能力、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等。但当前针对动态产业竞争优势的研究仍然缺乏从国际合作机制角度出发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需要进一步完善“钻石模型”。因此，本文在波特的传统竞争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智能制造领域的动态竞争优势模型（图1），具体表述为：要素资源、产业生态、需求条件和市场结构作为竞争优势的基础测度要素是评估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智能制造内部发展能力的重要测度条件，直接决定该国家或经济体智能制造发展的绝对优势水平；进一步，只有在国内政府提供良好制度环境的条件下，充分考虑智能制造发展机遇和国际合作机制等外部因素影响，产业能力优势才能转化为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H产业发展机遇产业政策疫情后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发挥要素资源作用政府及制度环境革新产业生态制度环境优势基础要素桌赋要素赋优势扩大需求规模优化市场结构外交政策贸易摩擦：智能制造战略竞争贸易政策国际合作机制H产业链整合：国际合作平台图1 智能制造动态竞争优势模型（一）基础要素赋以下对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四个基础要素进行具体分析，并基于要素特点分析打造智能制造动态竞争优势的具体路径。一是发挥要素资源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发展智能制造所需的要素赋集合从早期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扩展到数据信息、技术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连接平台、状态感知、数据分析等能力支持，不仅可以支撑海量数据信息的实时储存、挖掘、处理、分析，无限拉近生产商与消费者或使用者的距离，升级传统制造业生产模式，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也可以向企业提供按需购买、即取即用的各项服务，无需大规模投资数字化设施和能力，从而实现智能制造的低成本转型。二是革新产业生态。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可以从提高创新活力、改良生产方式、革新商业模式等方面全面支撑智能制造的健康发展。各国围绕产业生态制定智能制造竞争战略关乎能否实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革新，从而率先取得智能制造竞争优势。三是扩大需求规模。较大市场规模不仅可以通过研发人员数量、市场竞争、创新投人等机制增加国内高技术供给，也可以整合产业链供应链中各要素联结关系，打造产业生态和应用空间，降低智能制造发展风险。在此背景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及联通国内国1林毅夫、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2 0 2 2 年第5 期。肖静华、毛蕴诗、谢康：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智能制造体系与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经济评论2 0 1 6 年第2 期。3任志成：习近平关于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科学论述的战略性与实践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 0 2 0 年第5 期。4李晓华：面向智慧社会的“新基建”及其政策取向，改革2 0 2 0 年第5 期。5李晓华、刘峰：产业生态系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 0 1 3 年第3 期。M.Hermosilla,Y.Wu,Market Size and Innovation: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Research Policy,Vol.47,No.5,2018,pp.980-991；凌永辉：国内市场需求与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还是抑制？，上海经济研究2 0 2 2 年第1 1 期。盛朝迅：产业生态主导企业培育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改革2 0 2 2 年第1 0 期。113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际双循环，更好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等，都对于打造智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四是优化市场结构。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政府放任大型企业形成垄断地位，不利于拓宽国内市场空间、营造产业生态系统，而过度竞争也可能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因此，只有推行寡占竞争结构将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众多企业打造的产业集群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智能制造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基建规模，协调其生产、组织和管理形态与发展战略，以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规模共同推进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二）产业发展机遇“机遇”作为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模型的外生冲击条件，不属于竞争优势基础要素集合所衡量的产业内部能力。国家如果重视把握引发“机遇”的时间，往往会先发制人，放大优势弥补劣势，甚至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人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因此，在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加强、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的支持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显然成为智能制造发展的“机遇”之一。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引发各国政府和市场对宏观经济普遍担忧的背景下，疫情后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则构成当前分析动态竞争优势的另一“机遇”因素。新冠疫情不仅暴露出各国传统制造业价值链普遍过长过细所引致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弊端，相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出各国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受到冲击明显较小，已然成为稳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发力点，甚至为健康医疗等新业态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三）政府与制度环境政府提供的产业政策能否真正打造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始终是多个学派争论的焦点。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反对产业政策，认为进行产业竞争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本身，政府仅起到放松约束和刺激市场的作用。但一国政府如何为某一产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适合创新和进步的制度环境仍然是解释国家竞争优势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智能制造的初期发展阶段而言，态度积极的政府不仅会影响国内产业生态与企业行为、刺激国内需求大幅上涨；当政府采取积极的制度环境推进参考架构和标准体系制定、采取技术创新税收减免和固定资产置换补贴等政府政策时，自然会鼓励企业制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智能制造发展进程来说，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的营收主体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存在也让政府成为智能制造的主要受益者，从而以参与者身份进入动态竞争优势模型。此外，一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国际局势变动等外部冲击的态度也会对本国智能制造形成短期甚至长期的持续影响。因此，在动态竞争优势模型中政府的主动性更强，制度环境也由传统竞争优势模型的产业政策拓展至外交政策、贸易政策等多个维度。（四）国际合作平台智能制造作为新兴领域，任何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都存在不足，由此拓宽的国际合作范畴不仅可以提升国家内部的要素赋水平，也可以相对改善国际资本和技术在不同经济体间分布不平衡的现高柏、朱兰：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改革2 0 2 0 年第6 期。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2 年，第2 6 页。家栋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 0 2 0 年第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工业稳增长：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政策导向，中国工业经济2 0 2 2年第2 期。张宇燕等：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 0 2 0 年第4 期。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第1 1 3 一1 1 5 页。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一一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2 0 1 8 年第710期。J.Gans,S.Stern,“The Product Market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Commercialization Strategies for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8ResearchPolicy,Vol.32,No.2,2003,pp.333-350.114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冲突和矛盾。但在同一竞争优势下，无论是对世界市场份额的占据还是国家间的优势地位象征，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奔，此时开展不对称合作的后果只能是在权力基础背景下的不对称性合作收益分配，导致合作机制的不稳定甚至瓦解。各经济体只有基于竞争优势差异达成不对称合作机制，才能保证重复博奔的时间连续动态和非零和收益性质，由此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对于任何经济体都存在占优策略，此时任何经济体单方面改变其策略都不会提升自身收益，国际博奔的纳什均衡状态以及合作机制的相对稳定有序状态也由此达成。具体而言，尽管中国面临着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国际科技“脱钩”态势严峻的障碍，发达国家不会过多暴露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发展策略、未来合作意向等信息，但在开展国际不对称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仍然可以基于国际合作平台利用已有竞争优势形成技术一经济范式变革，从而引发国际力量相应调整的契机，提升参与国际治理的嵌人程度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同时加强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交流、完善创新战略顶层规划设计、提升专利技术保护意识、激发国内企业创新动力，从国家内部着力突破制约中国发展的现实弊端，增进智能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基于国际合作平台开展不对称合作的理论基础来自各经济体竞争优势的互补性。对于智能制造领域来说，疫情冲击下的各经济体竞争战略调整与国际区位分布演变都是影响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要探索中国基于现有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的具体路径，必须率先分析国内竞争优势与国际发展范式并加以对比，由此得到智能制造竞争优势的互补性。（一）国内智能制造竞争优势分析1.工业互联网范式实现要素整合效应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作为支撑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将海量工业大数据上传至云平台的两条基本途径，因此各国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基本范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工业互联网范式和物联网范式。相比于物联网简单实现“物一机器”相连，仅起到数据汇总至智能制造平台体系的基础设施功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于2 0 0 8 年提出以物联网作为原型的工业互联网，强调“物一机器一人”的互联互通，是实现包含服务型制造在内的崭新智能制造发展范式与现实路径。我国当前主要基于工业互联网范式推进智能制造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打造全新工业生态和新型应用模式，同时以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协同作为智能制造的关键基础设施，实现海量数据汇总至云平台。从“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到“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再到“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5 G+工业互联网”等战略规划，中国顶层政策规划和市场环境始终推进以工业互联网范式革新智能制造工业生态系统和商业应用模式。尤其是在人口规模大、企业数量多、应用场景丰富等市场规模优势的背景下，中国极易基于工业互联网范式建立起智能制造用户基础，培育出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龙头企业以及相关标准。此外，不仅消费互联网前期发展的技术与经验为工业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互联网范式也正联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弥补制造业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长期问题。因此，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渐衰退，产业链低端和高端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中国智能制造在工业互联网范式的支持下，仍然可以凭借战略统筹规划下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打造的产业生态优势以及“新基建”孙杰：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 0 1 5 年第9 期。1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2 年，第1 0 一1 8 页。严佳佳、许莉莉：双支柱调控框架视域下多国政策国际协调研究，经济学动态2 0 2 1 年第3 期。4张于喆等：中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笔谈），宏观经济研究2 0 2 1 年第1 0 期。吕越、马明会、李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管理世界2 0 2 2 年第1 0 期。宁振波：智能制造的本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 0 2 1 年，第3 4 一3 5 页。6王晓蕾、杜传忠、刘磊：工业互联网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化逻辑与路径优化研究，经济学家2 0 2 2 年第1 0 期。高柏、朱兰：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改革2 0 2 0 年第6 期。89武汉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课题组：“十四五”时期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国软科学2 0 2 0 年第5 期。115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技术和数量优势等基础要素募赋的整合效应，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2.国际合作平台实现多主体联动效应基于区域投人产出数据（ADB-MRIO）对中国同主要国家制造业中间品与最终品进出口增加值份额进行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已经同北美、欧洲以及东亚三大区域价值链主要国家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网络中的主要中间品与最终品提供者。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为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对接国际范式、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以实现智能制造竞争优势的联动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主动提出构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特色大国外交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外交基调，是抵御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积极扩大国际共同利益的主要践行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关系的支持下，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被赋予更为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更有利于基于相对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提升竞争优势。因此，充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合作协定，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利的不对称合作机制，是进一步提升我国智能制造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二）国际智能制造竞争优势差异及区位分析迈克尔波特提出：“制定竞争战略的核心是对竞争对手进行分析。”按世界银行的区域划分标准来看，北美地区、欧洲及中亚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作为智能制造发展的前三位重点区域，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呈现出以美国、德国、中国作为核心节点的“北美一欧洲一东亚”三足鼎立区域格局基本吻合。1.北美模式：制度环境缺位北美地区智能制造主要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推进。作为相邻国家，两国不仅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加拿大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约7 0%的软件和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出口直接流向美国，双方在多领域互通有无，合作的紧密程度远胜于其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优势也均在于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为智能制造领域提供的强力支撑。这为两国智能制造竞争战略奠定了高度相似的参考架构方向与发展模式，美国“先进制造业”也因此成为代表北美地区智能制造的典型发展战略。尽管美国各大企业最初试图以工业互联网范式形成智能制造技术革命周期，通过推进商业模式变革和打造产业生态以抵御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行趋势。然而，工业互联网范式不仅没有为北美地区如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由GE牵头发起的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也于2 0 1 8 年全面转型为工业物联网联盟。除较低的回报率与技术限制外，制约工业互联网范式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难以实现“万物互联”。标识解析作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基础设施，象征着网络基础领域向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度延伸，是智能制造实现信息共享、“万物互联”的基础。但北美各企业接触互联网技术较早，已经各自形成并倚重不同的标识编码体系，贸然推进统一标识解析标准必然会侵害到一些企业的垄断权益，加之联邦政府对反垄断领域的敏感性导致其对标准统一的不作为，必然会引致企业利益纷争，制约标准体系的制定与推行。美国智能制造由此被动转向物联网发展范式，工业互联网仅起到数据汇总平台的基础设施功能。这也意味着本应由工业互联网打造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受限，必然要U I B E G V C 数据库：ADB一MRIO数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http:/ 0 2 2-12-0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2大会上的报告，第1 2 一1 3 页。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白皮书（2 0 2 1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https:/www.china- 0 2 1 年，第5 0 一5 9 页。CSA Group,“Reaping the Benefits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IIOT),https:/www.csagroup.org/article/reaping-the-5benefits-of-the-industrial-internet-of-things-iot/,2022-11-01.116社会科学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2023年第7 期为智能制造寻找其他技术以及平台以解决“万物互联”这一基础问题。从区位发展来看，北美智能制造的劣势表现在政府与制度环境方面，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弊端。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后投资和消费持续低迷、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的情况下，相应制度环境的缺位将会进一步加剧各大型企业在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垄断势力划分。受制于各垒断企业间的过度利益争夺和联邦政府初期管制的缺位，北美智能制造如果在长期内仍然难以实现“万物互联”，尽管工业物联网范式仍然可能在短期内提振其智能制造经济效益，但制造业发展持续“空心化”、社会撕裂程度加深、经济极化现象显现等问题必然会随之而来。2.欧州模式：要素桌赋受限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各国相继提出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相关参考架构，如德国“工业4.0”、英国“工业2 0 5 0 战略”、法国“新工业法国”等，欧盟也在详细梳理成员国相关文件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欧洲工业”计划。尽管欧洲各国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均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在技术路径、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其战略的先进性与前瞻性始终较率先提出“工业4.0”的德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以物联网发展范式为基础的德国“工业4.0”更能代表欧洲智能制造的普遍范式和最高水平，除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国际闻名的大型企业以及研发机构外，其优点更是在于以物联网范式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AI）结合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同时重视5 G、云计算、物联网、数据技术与网络安全等方面标准化工作的推进。尽管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工业4.0”模式取得了成效显著，但德国经济研究所（DIWBerlin）等多家研究机构于2 0 1 9 年1 0 月联合发布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德国制造业已经陷入迅速恶化的境地且欧洲制造业普遍下滑。“工业4.0”模式的提出者HenningKagermann和WolfgangWahlster也指出，不仅“工业4.0”模式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挥，其推进也存在较大问题。从基础要素赋分析来看，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智能制造的要素赋基础数量明显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欧洲各国一直致力于强化数字创新中心建设以提供智能制造的新型基础设施，但各国的新型基础设施部署仍然明显落后于东亚与北美地区。另一方面，难以打造产业生态也是欧洲国家智能制造面临的普遍问题。虽然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制造业产业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闻名全球，但其产业链普遍较短且相对单一，且各国发展战略也缺乏协同，而“工业4.0”作为物联网范式的系统概念，单靠制造能力与技术水平难以推动“工业4.0”在生态系统和商业应用方面达到预期成效。3.东亚模式：国际合作受阻东亚地区的智能制造发展主要由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推进，作为相邻国家，中日韩与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在智能制造发展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三国优势领域和技术架构的迥异导致智能制造战略方向截然不同。中国智能制造基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主要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新型基础设施、工业生态和应用模式的发展路径；日本“互联工业”和“Society5.0”围绕制造业优势领域拓展出包括自动驾驶及服务、制造及机器人技术、生物医疗、智能生活、设备及设施安全等五大重点发展领域的国家战略；韩国“制造业创新3.0”以智能制造和培育融合新型产业为主，推广发展智能制造、提升重点领域（新材料、元器件）的产业核心力、夯实制造业创新基础等三大战略。其次，三国经济社会状况决定智能制造发展预期目标不同。中国的预期目标在于提高核心技术水平、改善国内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劣势；日本希望通过发展智慧型社会解决人口老龄R.Y.Zhong,et al.,“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 4.0:A Review,Engineering,Vol.3,No.5,2017,pp.616-630.2DIW Berlin,“Joint Economic Forecast Autumn 2019:Economy Cools Further-Industry in Recession,https:/www.diw.de/en/diw_01.c.679945.en/,DIWBerlin,2022-07-01.Frankfurter Allgemeine,“Zehn Jahre Industrie 4.0,https:/ Commission,“Digitising European Industry,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system/files/ged/dei_wg_future_partnerships_report_1.pdf,2022-06-30.117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2023年第7 期社会科学化、劳动力不足等社会性问题；韩国则预期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将2 0 2 4 年韩国制造业出口额提升至1 万亿美元，以解决韩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一一出口增速明显放缓的核心问题。最后，三国贸易往来关联度较弱导致智能制造战略模式难以对接。相较于北美自贸区和欧盟内部高度的贸易往来，中日韩三国间贸易比重明显偏低，智能制造乃至多数产业的交流十分欠缺，智能制造所需的标准体系、技术体系等均难以对接。尤其在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日韩在智能制造领域无法避免长期竞争关系，不仅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再次于2 0 2 2 年5 月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限制芯片等高技术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韩国也多次强调阻止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靠近美国发起的半导体联盟、“芯片四方联盟”等多个科技联盟，进一步制约了智能制造国际合作步伐。然而，随着国际区域一体化程度普遍加深，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在中日韩三国间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并在相互依存中成为利益共同体，三国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潜在的纽带联系、达成相对和谐的区域秩序。2 0 1 9 年日韩爆发贸易争端，两国相互制裁所造成的双输结局，从反面说明了这种紧密关联的客观存在。三、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路径选择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是竞争者通过实施不同机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大小，尽管国际关系中充满潜在的冲突和竞争，但各经济体为避免冲突或维持现状通常采取联合行动以获得更高的利益，从而表现出合作的有序机制。对于智能制造这一新兴领域来说，发展差异大多来自当前技术架构、资源募赋、产业生态等多重因素。因此，各经济体基于智能制造竞争优势和利益关注点差异，通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共同获得合作收益是可行的。此外，合作与竞争作为国际博奔中基本的行动策略，与博奔参与国、博奔信息、博奔收益共同构成博奔的基本要素，参与国选择合作还是竞争作为行动策略主要依据可观测或预测到的博奔信息一一国际关系进行判断。当国际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很有可能出现囚徒困境等单期博奔的双输局面，导致合作机制的不稳定甚至瓦解，促使博奔参与国选择竞争作为占优行动策略；相反的，只有国际关系走势良好，多期重复博奔的国际合作机制才可能得以维持，成功搭建互惠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非零和收益。（一）与北美地区积极开展标准竞争自2 0 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以来，美国“对华脱钩”态势逐渐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投资限制和科技封锁力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其本质目标是通过限制和打压中国技术发展以维持美国自身竞争优势。尽管拜登政府表现出“再挂钩”的政策回调，但其并未真正扭转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对华脱钩”政策，其在部分领域“对华脱钩”政策表现甚至更为激进。结合美国政府的政策及国际交流表现来看，中美博奔不仅是市场之争和技术之争，更是不同政治与经济模式间的制度之争和观念之争。在美国孤立主义的政治思想与国际霸权的经济思想影响下，强调对华竞争、尝试通过政策手段减少对华依赖并非某一届美国政府的短期政策实践，而是美国两党在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共识。智能制造作为国际战略竞争高地，必然是美国政府利用联盟体系持续实施“对华脱钩”政策的重点领域。因此，中国不应过于寄希望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带来的可能合作机制，而应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博奔中寻求占优策略。一方面，利用制度环境优势与美国等国家积极展开标准竞争，自主构建统一可控的国家型工业互联网范式标准体系。标识解析作为支撑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并没有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形成工业互联网范式的统一标准体系，只有应用于物联网范式的标识解析方案，鉴于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本质区别，物联网在生态、功能、安全、管控方面不能完全满足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需求。中国应及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时代机遇，充分倚重网络发展优势，借鉴原有信息通林毅夫、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2 0 2 2 年第5 期。余振、王净宇：美国对华经贸的“脱钩”与“再挂钩”：思想渊源与现实逻辑，国际展望2 0 2 2 年第3 期。时弘等：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名家笔谈），国际安全研究2 0 2 0 年第6 期。118新发展机遇下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的理论机制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信、物联网等领域的相关标准和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构建工业互联网范式的国家型标识解析体系。在此过程中，应当将重心放在全面实现国内跨行业、跨领域、跨平台的互联互通以及同国际其他标识解析体系的兼容共享，同时解决智能制造领域目前存在的标识解析应用混同问题，提高企业间标识与数据互联互通性，降低标识与数据存储的泄露风险。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首要出发点对智能制造市场结构进行及时把握。由于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一样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最先积累足够用户基础的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极易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并形成“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为防止此类现象的出现，中国应持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规范依据，维护智能制造领域的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共利益。2021年2 月以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垄断监管政策的陆续发布也标志着中国区别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垄断治理的积极态度。同时，统一规划智能制造标识解析体系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避免无效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二）中欧基于智能制造优势互补展开不对称合作从中欧合作进程来看，欧洲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度逐年提升，2 0 2 0 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双方贸易额的逆势上涨充分显示了中欧经贸合作以及价值链融合的高度韧性。尽管从中长期来看，中欧之间无法规避智能制造领域的高度竞争关系，但中欧不仅关于“新基建”、产业生态、市场需求等基础要素慕赋之间存在优势互补，在价值链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为双方各自围绕优势领域搭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平台奠定了良好基础。“5 G十边缘计算”融合应用由此成为中欧推进智能制造国际合作的选择方向之一。一方面，5 G可以为中欧智能制造提供“新基建”合作的基础。截至2 0 2 3 年2 月，中国5 G基站建设总数达2 3 8.4 万个，是全球规模最大且技术先进的5 G独立组网网络。相反的，欧洲各国5 G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弱，且德国、英国等政府并未采纳美国要求欧洲国家限制华为的倡议，表示将会有条件地使用华为5 G技术也印证了欧洲对华相对友好的合作态度。另一方面，边缘计算可以为中欧智能制造发展范式对接提供技术保障。边缘计算作为靠近制造业生产线和数据源头侧的关键性平台，是发展智能制造、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中国工业互联网范式对边缘计算应用的诉求也逐年增多，但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中国边缘计算概念、范畴界定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边缘云和边缘计算平台如何协同、管理权限及建设成本的归属等隐患仍呕待解决，产业生态和商业模式等也存在不清晰的问题。而欧洲智能制造在长期物联网范式发展的支撑下已经基本实现边缘计算竞争优势，不仅具备搭建集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为一体开放平台的技术能力，拥有为智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