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社会政策的价值分析.doc

第八章 社会政策的价值分析 作为一门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和意识形态议题。本章首先阐述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然后讨论社会政策中的主要价值争议及意识形态类型。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问题，也是社会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分析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是进行社会政策价值分析的基础。 一、“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1．价值中立的基本含义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包括社会政策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论议题。虽然对此议题不少学者有过阐述，但集大成者是马克斯·韦伯（赖金良，1996；郑杭生，2000）。韦伯赋予价值中立两层含义：第一，一旦课题按价值相关的原则选定，研究者就必须把价值放在服从的地位，而遵循事实材料所揭示的指导线索。研究者不能把价值强加给事实材料。相反，应该接受研究的事实结果，而不管这种结果是否有损于自己珍视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应以科学家的角色，而不是以公民的角色出现，应严格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分析，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第二，应把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命题区分开来，并把事实判断作为科学基础，而不能从事实判断推论出价值判断（郑杭生，2000）。 2．价值问题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 另一方面，韦伯也承认价值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是价值关联的。这种价值关联性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在确定课题阶段，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研究者挑选其专攻问题的选择过程，所以价值相关的原则首先是“选择的原则”。第二，即使在研究（解释）阶段也同样有价值参与，社会科学家在分析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行动时，都必须探讨行动背后隐藏的意义，也即探讨行动表现的价值。在他看来，社会现象的意义是人为附加到现象上的，为了理解这种意义就必须探索行动者在什么观念驱使下做出这一行动，这就涉及价值，即与价值相关。第三，在课题成果的应用阶段，应用的目的性、应用的利益考虑，更是与价值相关的（郑杭生，2000）。 总体上来看，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韦伯既主张价值中立，也主张价值关联；不是把它们割裂，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必须涉及价值，与价值相关，同时社会科学家应该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区分开来。可以说，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价值相关与价值中立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郑杭生，2000）。 二、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1．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主张价值中立的倾向 如前所述，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包括社会政策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论议题。就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来讲，同样面临着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议题。早期的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偏向于价值中立，当时的研究者们相信，科学方法不仅可以被用来揭示自然现象，而且可以被用来了解和改善社会状况。 19世纪初期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创立，促进了这种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的取向（Midgley，2000）。因此，那些早期的、以问题为焦点的社会政策研究具有强烈的科学取向，而且社会变革和社会行动的诉求也不是以良心或道德为基础的（Blakemore，1998）。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信息被经常运用在社会政策制定当中。譬如，关于大萧条中失业和贫困程度的统计资料在发展美国“新政”社会政策当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时至今日，在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趋势，即要避开意识形态并强调该事业的科学性质（Midgley，2000）。 2．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主张价值关联的倾向 尽管不少研究者主张在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中应当价值中立，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历史上也一直有一些学者主张要价值关联。米奇利（Midgley，2000）指出，即使那些打算为政府的政策提供实际资料的研究，也常常和规范性的偏好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社会政策学者承认价值和意识形态在这个领域中的关键角色，并强调必须阐明它们。事实上，如果说早期的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倾向于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话，那么自蒂特马斯以来的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则增加了价值的纬度（Midgley，2000）。而且随着发展，这种价值纬度不再是蒂特马斯最初的单一价值观，而是演化成多元价值观及多元意识形态（Mishra，1986；Alcock，1998；Blakemore，1998）。 3．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结合 当然，在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中，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诚如布莱克莫尔（Blakemore，1998）所言：为了进行诚实和客观的鉴别，社会政策研究者必须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把个人的价值和政治见解放在一边。例如，如果一个男人的个人立场是特别反对向前妻支付抚养费，或者一个女性的个人立场是认为所有的离婚和分居的妇女都是受压迫的，那他和她都不适宜去做一个关于儿童问题的研究，因为他们过于极端的个人立场可能会影响其研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尽管客观性重要，但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政策又是同时和价值纠缠在一起的。总体上来讲，虽然社会政策学者试图在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但由于社会政策的规范性性质，大部分社会政策学者似乎更加强调价值关联在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性。譬如，蒂特马斯（1991）声称，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亚特里迪斯（Iatridis，1994）也认为，比较社会政策分析必须包括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中立的社会政策”和“中立的分析”都只是充满矛盾的修饰。 第二节 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争议 由于社会政策具有价值关联性，因此人们的价值立场不同会导致对社会政策的态度和评价的差异。与社会政策有关的价值争议主要表现在对公平与效率，对自由与控制，对个人与集体，以及对人道主义与人权的价值立场和态度等方面。 一、公平与效率 1．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含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政策研究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对价值，对它们及其关系的不同认识通常会影响到社会政策的目标追求。大体上来讲，学术界一般对公平作三种理解：第一，公平即平等（equality）。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是一种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它企图寻找保证人们在生活中享受到相同结果或成果，譬如相同的收入、相同的一段生活时间、相似水平的教育和健康等的途径。换言之，它所追求的是“同等的分享”（杨思基，1996）。第二，公平即公平本身（equity）。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可以看作是对平等概念的一个扩展，它主张为了达到相似的最后状态或结果，有必要公平地而不是平等地对待个人、家庭或团体。因而，公平意味着公正但有区别地对待人们，以便人们之间最终有某种平等。换言之，公平所追求的是“合理的分享”（杨思基，1996）。第三，公平即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如果说对公平的前两种理解更多的是从结果或后果的角度，那么机会平等则更多的是从起点的角度。它意味着社会所提供的生存、发展及享受的机会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有同样的机会来参与社会允许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说能力相当且意愿相同的人，都应有权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焦国成，2000；徐梦秋，2001）。 相对于公平概念的多重含义来讲，效率概念则要简单得多。它一般被学者们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譬如，袁贵仁（2000）指出，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最根本的（不是全部）是指生产效率，是人们在解决人和自然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水平，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又如，焦国成（2000）认为，效率概念表示的是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投入成本低于产出收益，我们称之为有效率。投入成本越低，产出收益越高，其效率也就越高。相反，如果投入成本平于或高于产出收益，我们就称之为没有效率。 2．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作为两种价值，公平和效率都会对社会政策发生影响。重视社会公平的人总体上都会把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譬如，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凯恩斯、萨缪尔森和加尔布雷思等学者就认为，公平是一种“天赋权利”，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标价；效率本身不仅不代表“公平”，因为它可能来自于“不公平”。因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收入就不可能公平地分配。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强调要在政府干预下推行社会福利事业，缩小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以实现公平（袁银传，2002）。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在世界各国的扩张，追求社会公平即是其动因之一。 效率对社会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那些追求效率的人来说，通过市场来配置和分配资源是最重要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艾哈德等学者就主张，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把与市场相联系的效率确立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因而极力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推行再分配，以达到以收入均等化为中心的“结果均等”，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袁银传，2002）。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美社会政策上的“反福利国家”或“返回过去”的趋势，不能不说和这种追求效率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关。 3．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尽管公平和效率是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但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温克勤、赵士辉，1994；袁贵仁，2000；焦国成，2000）。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的思想家认为，公平与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二者必须兼顾。这里关键是要区分公平与平等的不同含义。公平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它与作为事实判断的效率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但平等与效率均为事实判断的概念，二者之间有时可能会发生矛盾。但即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方面也可以协调，即追求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奥肯主张，市场竞争机制需加以限制，但不能限制过分；同样，收入均等化措施必须要有，但也不能过度。因此，要解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在平等与效率、结果均等与机会均等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即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又要牺牲某些效率。罗尔斯也提出了所谓的“差异原则”（适量的不平等），主张每一项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应当是平等。生活中的各种资源和机会，譬如教育和职业机会、福利服务、闲暇等，都应当尽量平等地分享。但他同时声称，一定数量的不平等（对于社会中境况较好的人刚好足够产生报酬和刺激）将不仅有益于优势者，而且也将有益于地位最低的弱势者。由于有适量的刺激，社会中境况较好的团体将以最适合程度的效率工作。如此每一个人将从良好运作的公共服务和商业组织中获益（Blakemore，1998）。如此看来，平等和效率这两种价值也并非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美社会政策上的“反福利国家”或“返回过去”的趋势，也并不是完全放弃国家的责任，而是在保留国家责任的同时，引进了更多的市场机制，譬如政府把某些社会服务“外包”给非营利机构甚至营利机构就是一例。 在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分强调平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绝对平均主义，对效率的损失很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中都强调效率，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平等和共同富裕，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弱化了对公平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导致了一些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近年来，政府和公众都越来越重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尤其是强调通过社会政策去体现社会公平。 二、自由与控制 1．自由与控制的基本含义 自由与控制是社会政策研究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又一对价值理念，它们也会对社会政策研究及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自由，简单地说是个人对其自身的事务具有自我决定（选择）的权利和能力。人的自由是在社会制度中的自由，它包含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个人的自由是与自我约束相关联的，人在具有自我决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其次，从内容上看，人的自由包括人们免于受到冠害的自由；以及有权利决定自身事务的自由（Blakemore，1998）。 作为自由的对立面，社会控制是与天生的自我约束不同的另一种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过程。它是通过社会性行动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所以，所谓社会控制就是运用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动实行制约和限制，使之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社会过程（韩明谟，1997）。 2．自由与控制的价值目标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自由与控制这两种价值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高扬自由的旗帜而反对控制，他们不相信国家，认为如果排除国家的干涉，那么社会就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因此，他们强调个人主义，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大力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与此同时还强调要警惕不断扩展的国家对自由、私营企业、自由市场经济及个人私人空间所形成的威胁（刘军宁，1998；Spicker，1995）。这种强调自由反对控制的思潮反映在政府的社会政策上，即表现为政府缩小自己的作用范围，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 虽然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施加在个人、市场及社会上的控制，但从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英国的济贫法，还是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甚至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促成它们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政策去加强和优化社会控制，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个人与集体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基本含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也是社会政策研究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对价值。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各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但不同的社会通常会有或者以个人主义为主，或者以集体主义为主的主流文化（Gudykunst & Matsumo-to，1996）。大体上来讲，英美等国家一般盛行个人主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一般奉行集体主义（Chung & Ma11ery，1999/2000；Eaton & Louw，2000；Fijneman & Wi11emsen，1996；Triandis，1993）。 特里安迪斯（Triandis）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各自特征作了如下描述：第一，集体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某个群体的组成部分，而个人主义者热衷独立于群体的自我概念，因而在互相依赖的自我和独立的自我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集体主义者拥有和其群体目标互相交叉的个人目标，当这些目标之间出现差异时，他们会视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而个人主义者拥有和其群体目标或交叉或不交叉的个人目标，当这些目标之间出现不一致情况时，他们会视个人目标高于群体目标。第三，集体主义者强调人们的社会行为应该遵从社会规范、职责和义务；而个人主义者则更强调人的态度、个人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对社会行为的意义。第四，在集体主义者方面，关系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些关系的成本超出报酬，他们也依然会维持这种关系。在个人主义者方面，当成本超过报酬时，他们就会中断这种关系（Niles，1998；Singelis & Triandis，1995）。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些不同主张，在社会政策上有不同的反映。吉尔伯特和特雷尔（Gilbert & Terre11，2002）提出了一个由四个选择视角（分配、供给、传递和财政）、三条分析轴线（可能之选择、价值和理论）、两个分析层次（具体说明选择的视角和说明一定选择的背后的原因、依据）组成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架构。在这个分析架构中，价值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以公共援助为例，阐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社会政策选择的不同影响，并把其表示如下（表8-1）： 表8-1 选择的视角和相互竞争的价值取向 从表中可见，在分配、供给、传递和财政等选择的四个视角上，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有不同的主张。就分配来讲，个人主义强调的是成本效益，而集体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就供给来讲，个人主义强调的是选择的自由，而集体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控制；就传递来讲，个人主义强调的是异议的自由（传递系统主要根据民主路线来设计），而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效率（传递系统主要根据官僚路线来设计）；就财政来讲，个人主义强调的是地方自主，而集体主义强调的是集中化。 四、人道主义与人权1．人道主义与人权的基本含义 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哲学范畴，人道主义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人是什么，探讨人的本质、人性和人格等问题。其次，关心人和人、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尊严和地位。再次，关心人的权利和价值，主张平等、自由和人的全面完善的发展。最后，强调人性，特别强调人的理性是社会的发展动力，突出人的神圣使命。作为伦理道德的规范，人道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第二，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第三，宣扬博爱，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帮助、友爱、关心、同情和团结（柏元海，1998）。 人权是当代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具体来讲，它至少包括以下因素：一是“人”包括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权利”指基本权利和自由；三是人权包括应当拥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四是“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五是人的权利受一定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制约；六是人权需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尽管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和共同的行动，但迄今为止在法律上仍主要是属于国内法管辖的事项。 2．人道主义与人权观念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享有的权利，所以作为政府和社会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加以保障。当代社会政策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政府和社会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举办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正是体现政府的这种基本责任。 马歇尔的“公民权”和“社会权”理论实际上涉及人权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民权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法律权、政治权、社会权。社会权包括公民在受教育、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简而言之，社会权是公民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但是在当今世界，人们对人权的概念和内容还有不同的理解，各国对人权保障的程度及重点领域也有所不同，与人权保障有关的法制体系的健全程度和落实情况也不尽一致。在人权理论与人权保护实践方面的这些差异是导致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3．公民权观念的变化 在社会福利领域当中，以往讲人权和公民权是比较绝对的，认为只要是人，就有享受福利的权利；并且既然有享受福利的权利，那无论工作与否，都可以过上社会认可的体面生活，即认为人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但近年来这种比较绝对的人权和公民权观念发生了变化。譬如，米德（Mead）即对马歇尔和蒂特马斯著作中的无条件的权利概念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公民权是与责任、义务及互惠等连在一起的。从社会获得福利帮助的人也应该有负责任的行为，应努力避免依赖福利，并应该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米德认为，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文化破坏了这些规则，造成了一个懒惰和越轨的下等阶级。对美国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贫穷、不平等或缺乏经济机会，而是不工作。未来的全部福利都要求解决这个问题（Midgley，2003）。 第三节 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类型 所谓“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关于社会政策的价值、态度和理论体系的总和。它包括人们对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在基本价值观指导下对社会政策的基本分析视角，以及建立其上的关于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体系。关于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差异早在古代社会中就有雏形。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对社会福利问题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对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入，各种理论的表述也更加精致和完备，但研究者关于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立场仍然是分化的，并由此而导致了在社会政策研究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类型，以及由此而划分的不同学派。在当代社会中，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实践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了解当代主要的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类型是全面和深入理解当代各国社会政策变化发展的基础。本节就几种主要的社会政策意识形态进行阐述。 一、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从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流派，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两种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的意识形态。它们对工业化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政策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理念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将通过暴力革命等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取代私人所有，生产将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求来进行调节；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个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并彻底铲除犯罪根源的社会，因而庞大的国家机器几乎成为多余；共产主义社会亦是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本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福利制度多持批判的态度。首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产生是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的产物，即促进资本的需求或要求的国家行动、对阶级冲突的回应以及用俾斯麦的方法破坏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国家先发制人的行动（George & Wilding，1994）。其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福利国家是一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形式：它包含着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因而将是受欢迎的；但它也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的保护和支持，因而是不可以接受的（George & Wilding，1994）。也就是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承认国家的介入客观上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好处，但认为这种介入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中，收入的分配将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而经过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收入的分配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George & Wilding，1994）。 从以上三点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有许多批判性的意见，但同时也有一些建设性的观点。米什拉（Mishra，1986）曾根据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概括出社会主义的福利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福利观的核心是“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换言之，诸如健康和教育这样的普遍性、综合性和免费的社会服务是一种集体消费，它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模型。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分配收入和资源。米什拉还把社会主义的福利观念称作结构性的（structural），并和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福利观念（剩余性的和制度性的）进行对比，以刻画它的主要特征。表8-2中的内容综合了米什拉关于福利类型的表述（Mishra，1986）。 表8-2 福利的类型 2．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本来与社会主义是一家，它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与现代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根源，乃至于现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还标榜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是，100年来，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演变，已从反制度的革命政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体制内温和的执政党（周穗明，2001）。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表现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接纳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世界一体化眼光、主动应变的精神；不同点表现为指导思想、党的性质与作用、奋斗目标、变革现实的道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态度（杨玲玲，2000）。具体来讲，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世界观以多元主义为总体特征。第二，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第三，改良主义是改造社会最重要的工具。第四，未来社会的价值原则是“自由、公正、互助”。第五，经济制度上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第六，国际政策奉行国际民主（杨玲玲，2000）。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是福利国家的积极支持者和建设者，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家庭和市场来讲，社会福利最好通过政府机构来提供（Midgley，2000）。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不仅如此，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吉登斯，2000）。正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引导之下，英国首先建成了福利国家制度，而后扩展到其他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建立起以法定权威、公共资金、科层方向、普遍覆盖等为特征，提供给所有人口的、广泛的社会服务方案（Midgley，2000）。 3．当代“新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 在从左至右的各种意识形态类型中，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属于左派或中间偏左的派别（Spieker，1995）。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营中又出现了所谓“新左派”。他们围绕着资本主义如何在赤裸裸的剥削关系中仍然能够维持有效性及资本主义如何在各种矛盾中发展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奥康纳（O’Connor）认为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是资本积累，另一个是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教育与卫生等方面的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福利以减轻工人的不满情绪，从而冲淡了对立的意识。因此，社会服务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从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出来并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生存的基础（赵维生，1999；George & Wilding，1994）。高夫（Gough）认为，社会政策不但中和阶级矛盾并增加民众对资本主义的认可程度，同时也起到了劳动力再生产的作用。但他同时也试图表明，社会服务支出既可以改善也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利润。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的社会支出率是英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原因（赵维生，1999；George & Wilding，1994）。奥菲（Offe）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是回应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危机，而非受制于这些危机。国家行为取决于国家官僚的政策，换言之，国家体制有很大程度上的自主性，它的政策可以说是国家官僚的决策过程的结果。据此，奥菲提出为了平衡资本积累与合法性这两个具有相反作用的趋势，国家必须做到以下四项：尽量减少干预市场、鼓励投资、保护资本积累和制造保护全民利益的形象。所以在奥菲看来，资本主义不可以同福利国家同时存在，资本主义也不可以没有福利国家而存在（何国良，1999；George & Wilding，1994）。 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1．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基本含义 大体上来讲，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和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然而，对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它们是基本观点近似的意识形态还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语境及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吉登斯（1998）指出：对于那些赞成市场力量无限扩张的保守主义者，可以一般性称为“新右派”，也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 2．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立场及其发展 自由主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包括洛克、边沁、穆勒及斯密等。他们都是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为核心，以建立、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在政治领域，提倡个人自由和人身自由，反对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主张个人应当享有政治权利，并且要维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实行分权原则。在经济领域，主张自由企业制度，给个人和企业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放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财产公有，认为剥夺私人财产会造成可怕的痛苦；主张不干涉主义，实行放任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反对政府干涉任何私人经济活动。 20世纪初，一批自由主义者如美国的布兰代斯、杜威、罗斯福等，对传统自由主义作了一些修正。他们反对个人至上的旧个人主义，提倡依靠群体力量和智慧的新个人主义；反对个人为所欲为的旧自由主义，提倡把自由放到机会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反对不受任何干涉的放任主义，提倡国家政府的“积极干预”；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以提倡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为特征的新的自由主义逐渐兴起，自由主义已经和它本来含义相反的内容相联系了（熊家学，1997；江莹和江兰，1999）。 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经济学”和“撤切尔革命”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活力，更注重企业的利益和改革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当代“新自由主义”更注重恢复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的市场和效率的线索，更尊崇20世纪哈耶克和贝勒兰山学派的传统自由主义理念。 3．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及其发展 传统的保守主义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它反对以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人不可能自我调节和自我限制。因此维护政治统治是必不可少的，尊重权威的统治是社会安宁必要的条件；认为人生而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不尊重社会制度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得节制自由，社会发展靠发扬旧传统、旧习惯、老经验，不能拆旧换新，强行变革；认为宗教是市民的团体，神赋予现存制度以合法性，一切权力来自上帝。总之，要崇尚过去，推崇传统，维护稳定，反对变革，维护神权，反对人民主权。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传统保守主义逐渐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包含着两种思想因素：一是源于传统自由主义，它使新保守主义承认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同时，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更多干涉；二是源于传统保守主义，它使新保守主义承袭了保守主义崇尚过去，力求稳重的保守特性和某些政治观点。所以，新保守主义不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再现，而是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综合”。 战后，新保守主义在哈耶克、弗里德曼、柯克及李普曼等学者的推动下日趋向新自由主义方向靠拢。哈耶克崇尚“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自由与个人，反对国家权力，坚持自由市场的观点，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就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反对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观，认为它使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结果经济上得不到发展，政治上却失去了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法西斯经济和凯恩斯主义混为一谈。再如，弗里德曼把自由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把个人视为社会的实体，认为每个人都有要求自由和机会平等的权利。他声称发现了一个社会趋于自由的两条基本原则：政府的范围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而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自由经济市场。他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主张把政府的计划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熊家学，1997；江莹、江兰，1999）。 从以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它们的起点不同，但在经过曲折的发展之后，它们现在在许多观点上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也就难怪吉登斯等学者要专门区分不同语境及不同时代下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从意识形态连续体来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属于右派或极右派（Spicker，1995），所以对（“新政”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又有“新右派”之说。 4．新右派的社会福利理念 基于他们的基本理念，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新右派对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由于自然秩序的实质、理性规划及实现共同目的的不可行，建立一个综合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的；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建立在对人类实质、社会秩序及福利的错误观念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的扩张、理想社会的观念、平等主义及缺乏选择性，导致福利国家对自由造成了威胁。由于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依赖科层组织和专业组织、科层组织和专业组织的难以控制、服务的过度供给或供给不足以及普遍性服务的大量支出，导致了福利国家的低效率。由于减少了对成功的奖赏和对失败的惩罚，导致福利国家对经济造成了伤害。由于政府责任不断扩大以至于最终难以承担，并且由于福利国家造就了利益集团，导致福利国家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最后，福利国家还对社会造成了伤害，一方面表现为它消除了个人责任：没有认识到个人责任、个人责任的消除、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人们选择权的剥夺、依赖文化的形成以及道德伤害等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消除了社会责任：损害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家庭不稳定、破坏了社会的“中间结构”等等（George & Wilding，1994）。 三、“第三奈道路” 1．“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对迅速发展，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地导致经济危机，不仅有生产过剩危机，还有财政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造成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对经济活动实施国家干预；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大规模再分配，拉动“有效需求”的增长，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时，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采取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会分配的矛盾。但在70年代后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动，发生了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失业，社会保障体系负担日益加重，对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并发症。对此，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也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时，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崛起取而代之，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控制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费用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当时起到了缓解经济危机、抑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的作用。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面临着如何再发展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力图从新的方向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和再发展问题。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使资本主义获得再发展。 2．“第三条道路”学派政治经济理念的要点 在吉登斯（1998）看来，所谓“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翻天覆地的世界，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总的目标是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的时代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口号一个是“无责任即无权利”，另一个是“无民主即无权威”。在政治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认为“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扩展民主的过程。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热衷于扩大政府，新自由主义想要缩卟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和“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它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