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学年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doc

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刚刚蜚声文坛，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选用鲁迅作品《故乡》、《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论雷峰塔的倒掉》、《秋夜》、《风筝》等①。这表明，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历史地位，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即已确立。鲁迅在语文教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鲁迅作品的选录经历了一个稳定、更替和逐步发展的过程。五六十年代，中学语文教材所选鲁迅作品一般都在十几篇左右，1978年以来，则增至二十篇以上。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居古今中外作家之首。      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第一套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各6册，这套课本，适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它注重课本的思想政治性，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缺乏系统性的编排。1950—1955年的教材共收录鲁迅作品16篇，其中《一件小事》、《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药》、《〈呐喊〉自序》、《祝福》、《“友邦”惊诧论》、《藤野先生》等成为以后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保留篇目，基本确定了新中国语文教材收录鲁迅作品的内容。另外，1950年和1951年版教材还收录了杂文《最先和最后》，散文《鸭的喜剧》、《风筝》，历史小说《非攻》等，而这四篇文章在1952年修订时被删去了。这时期的鲁迅作品教学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教学中的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尤其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使教师对作品的阐释呈公式化、标准化倾向。教学照搬苏联的“四步骤”教学法：即介绍作者——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点。正如这套教材的《编辑大意》所说：“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这样，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工具。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实行了亲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思想时尚和时代氛围中，鲁迅散文《鸭的喜剧》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记录，鲁迅成了中苏友好的先行者；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编者要求学生领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恨，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的愤恨；反过来说，就是对于苏联的热爱”。一位中华民族土壤上所诞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和“五四”精神的启蒙者，经这样一番阐释，竟仿佛成了保卫苏联的卫士和预言家，这显然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所致。当时教科书对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和小说《药》的解释，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刘和珍等“三•一八”死难者被界定成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鲁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而《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红白的花，被解读为“革命者永远杀不尽，也表示后死者会接受先烈的教训，为革命另辟一条光明、胜利的路”。在这种解读中，鲁迅寄寓在小说之中并深深慨叹的那种先驱者与看客之间的巨大鸿沟就被乐观主义地填平了，阴冷、凄凉的绝望被一只花环化解了，鲁迅已经不是在铁屋子里做无望呐喊的启蒙者，而真的成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② 的革命先驱了。      1956年秋季全国中学使用新编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这是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的第一次改革，文学、汉语教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各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编排形式有所创新，但对读写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中学文学教材，编选者特别注意从文学特质上把握入选的作品。这套教材共选入鲁迅作品14篇，和1950年的教材相比，增加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社戏》、《论雷峰塔的倒掉》、《风波》、《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最适合做初中教材，文中向往走近大自然，迷恋游戏和玩耍，使中学生对鲁迅感到很亲切，有一种认同感。鲁迅最满意的小说《孔乙己》第一次被收录，小说选择了一个初涉世事的小伙计的眼睛来观察人物，体验环境，中学生读起来有亲切感而容易接受，因此成为各个时期教材鲁迅作品的必选篇目，直到今日。但教参对这篇文章分析中，把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原因归结为他的“迂腐”、“好吃懒做”、“逃避现实”的性格，而丁举人的凶残，酒店掌柜和酒客们的冷酷，小伙计的势利都消失了，鲁迅自己所说的“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 ③， 被抽象成了“揭露造成人们不幸命运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罪恶”。      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对教材的阐释有了一个经典的预设前提，即毛泽东所宣称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④，因此，用鲁迅作品来诠释、证实现实的政治形式和现行政策，也是时代的需要。如小说《故乡》，1950年版教材对意义的阐释仅限于作者与闰土隔膜的悲哀，即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而1956年版的教材认为“他（闰土）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认识了造成他生活痛苦的原因。他沉默寡言，用‘摇头’表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可以预料，像闰土这样的农民，内心蕴藏着的愤恨和反抗的火焰，终有一天会爆发的”。在这里，闰土的形象有了质的飞跃式的变化，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广忧愤变成殷切的期待，鲁迅也从一个启蒙者、一个试图变革现实的知识分子被解读成了革命家。鲁迅写于1936年10月以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孔乙己》等文章，成了“憎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歌颂人民的英雄和人民的事业，打击人民的敌人，暴露敌人的罪恶”等思想教育的材料，教材编者们把其文本内涵勉为其难地朝现实政治路线上靠，为符合当时主流话语，迎合形势政策而偏离了作品的文本，对鲁迅作品的收录和解读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尽管如此，鲁迅作品中最适合做教材的大部分篇章被选了出来，并形成相对稳固的体系，经历50年风风雨雨及时代变迁的检验，仍给21世纪的中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珍贵的思想养分。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随后在全国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对语文教育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文教材版本屡次变更，课文内容大增大删，几乎变成报刊时文的集锦，忽视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鲁迅作品的收录和解读的指导思想都基本没有变化，被当做“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服务。1958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次收录鲁迅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编选意图在课后练习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学生学习“鲁迅先生的立场和精神”、“痛打、消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落水狗”。杂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课后设计的练习题要求学生“理解革命作家接触实际社会斗争的重要意义”，让青年学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鲁迅讲话的特定环境被有意的虚化了，成为完成当时思想教育任务的工具。杂文《文学和出汗》用来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来证明文艺只有阶级的属性。与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文学领域内的“灭资兴无”、大批特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遥相呼应。当时中苏交恶，中美关系紧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成为时代的又一精神需求。鲁迅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鼓舞人们学习“中国的脊梁”，历史小说《铸剑》启示人们树立“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此期教材鲁迅作品的收录除了随政治形式的变化而频繁地增删外，对一些传统的保留篇目，从分析解读到教学要求以及练习设计等，也趋时随意多变，越来越远离鲁迅的文本，自相矛盾。如《祝福》中把祥林嫂的婆婆、大伯、柳妈之类人物划归到地主阶级的阵营里去，并且认定作品主旨是对鲁四老爷等“地主阶级憎恶”。此时的鲁迅，由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启蒙者”一跃而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战士”了，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命题把鲁迅的一生都概括在了政治革命的概念下。这个观点对语文教材的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      这个时期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命运，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其他作家作品被大肆删斫，相对增加了。革命领袖对它的高度评价，使它也就有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具有的神圣性和崇高地位，而曾经与鲁迅发生论战的所有非左翼知识分子在此时差不多都成了千夫可指的敌人。此期解读和1957年以前的明显区别在于，1957年的解读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时代局限所致，是编者的实际感受，而此期差不多是曲解，更多的是在政治高压下违心之论和曲意逢迎。     “文革”十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没有出版统编教材，在当时的极“左”思想路线下，语文教材的选用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⑤， 这种“语录加大批判”式的文章，完全置语文教学的规律而不顾。鲁迅作品教学被严重扭曲，但这一时期鲁迅的名字却叫得最响，影响面极大，许多今天活跃在讲台上的中青年教师最初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理解就是在“文革时期的鲁迅”影响下形成的。由当时各省市自编教材的选编意图和解读材料上看，鲁迅成了伟大领袖虔诚谦恭的学生，知识分子的伟大先驱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前只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小兵和马前卒。鲁迅作为文化革命的先驱只是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鲁迅仅仅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来理解。其作品被改造成为“革命大批判”武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当时人们的感知里是一根“横眉冷对”的打人的棍子：“批孔”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入教材；评《水浒》批宋江时，《流氓的变迁》被选入教材；《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来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三月的租界》用来批判知识分子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要向工农学习；《孔乙己》是说明“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是“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旧中国的黑暗而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友邦惊诧”论》是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檄文。      在“文革”结束前，语文教育纯粹是政治的工具，它的存在仅满足于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没有“人”只有国家意志的教育，是不关心人的终极关怀的教育。语文教育对鲁迅作品的全面曲解，极为功利、狭隘地歪曲、糟蹋了鲁迅及其作品，是“学着鲁迅反鲁迅”。但是，鲁迅及其作品是客观存在的，对其思想有意无意的曲解阉割和篡改虽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但是弱势群体却能从中汲取反抗专制强权的精神力量。许多人正是在“读点鲁迅”的间隙中，借助鲁迅作品找到了和主流意识不同的更富有意味和启发性的思想资源。年轻一代对“文革”的怀疑、对专制主义的抗拒、对独立思考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阅读鲁迅作品实现的。      粉碎“四人帮”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即已结束，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新编全日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和新编全日制重点中学阅读课本、写作课本和试教本。这套课本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鲁迅作品篇目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978年的初高中教材新增了《拿来主义》、《狂人日记》、《阿Q正传》、《范爱农》、《雪》等五篇文章。这时期鲁迅作品教学也获得了复苏和发展的机遇，这并不是鲁迅作品在文革期间还允许存在因而容易起步，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鲁迅作品的自身性质和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十年浩劫”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反动。“浩劫”结束，人们从“浩劫”中醒来，才猛然发现“五四”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于是人们呼唤“五四”、纪念“五四”、重提“五四”。一时间，以鲁迅思想为核心，鲁迅遗产的各个方面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开掘：《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用来启发青少年“热爱新社会，痛恨‘四人帮’，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社戏》“实际上提出了辛亥革命没有看到也不可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启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到农村去，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一重大课题”；《论雷峰塔的倒掉》成为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的最有力的明证；《人生识字糊涂始》是围绕着语文改革问题，阐明了大众文艺应当运用有生命的语言的原则问题；《答北斗杂志社问》用来告诫文学青年应该认真学习文艺理论，严肃对待创作，深入生活，走革命文学的道路；《拿来主义》第一次被收录，通过对拿来过程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