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风《大裁缝》看当代文学中的上海叙事语言_张乐颖.pdf

大学语文建设872023年第2期（总第326期）【提 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出发，研究禹风新作大裁缝的上海叙事语言，发掘其对上海书写文学传统的突破，是本文的主旨。为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考察大裁缝的语言艺术与上海书写文学传统的关系，在文学史层面上研究其对上海书写的继承和突破；再从大裁缝逻辑严密的语言艺术中的上海空间书写、裁缝行当书写出发，在文本层面上证明其对上海书写的继承和突破。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大裁缝为客观书写上海租界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范例，其文学史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绘了上海地图，二是在上海书写中引进了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红帮裁缝”形象。【关键词】大裁缝上海叙事语言空间书写裁缝行当书写上海叙事语言无疑是解读 大裁缝 的基本门径。大裁缝的章节并不呈现出简单“连续”的结构，从整体上看，小说整体结构呈现为双线结构，在书写上海-宁波-哈尔滨-横滨等地域空间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国近百年浩荡的历史变迁。换言之，小说于丰富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中讲述乔家裁缝家族秘史，书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真实人物。从文本细部看，乔方才、乔端冕和乔正冠、乔百祥和乔新吾这三代裁缝的家族变迁构成了小说叙述展开的三条支线，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而联结起乔家三代的核心故事空间，正是 1860 至 1943 年的上海。不仅如此，小说巨细无遗地营造出一个纸上的上海租界空间，并借助这个空间，折射出“红帮裁缝”在历史浮沉中的发展史，从而进一步考量了裁缝行当书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现代性书写的关系。一、对上海叙事语言的延续与突破张鸿声在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中提到：“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想象赋予意义的城市。”禹风将个人生命体验中的地方记忆与对上海租界的历史性想象融合。大裁缝的城市书写虽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上海书写文学传统之上，但并不完全属于非虚构或纪实写作，而是蕴含了一定的情感体认和价值判断。上海书写、上海因素等等，早已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新鲜话题。换言之，提到上海书写就等于撞见了某种危险性。读者往往对上海存有许多刻板印象，如充斥着金钱和情欲的十里洋场、流言细碎的幽暗弄堂、华洋杂处的都市景观等。不过，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经验，正不断涌现出更为全面的呈现方式。现当代文学评论家王春林指出：“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直到金宇澄的 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绕不过去，他们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海上花列传以四马路为中心，书写晚清开埠下的上海烟花之地中的“海上繁花梦”；左翼文学（如茅盾的子夜）以社会剖析角度审视上海现代化；张爱玲的文学语言关注历史浮沉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王安忆的长恨歌落笔于上海弄堂空间里的流言与人事；金宇澄的繁花则巨细无遗地呈现了上海某一时期的城市图景。禹风的大裁缝“以家族秘史的方式，揭示中国现代以上海为中心的百年历史”，提供了当代上海书写的新范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裁缝的上海叙事语言显出了新意。换言之，上海的经验内容在大裁缝中有了实质性的拓展首先体现在小说中的上海租界书写。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首先，大裁缝对上海租界的刻画细致入微，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小说以小见大，从“西服”这一物象出发，将 1840 至 1943年之间的上海租界生活实景铺展开来，并思考出“西服在上海早已超出了服装的范畴”这一耐人寻味的体悟。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上海租界里，像恒必祥西服公司这样的高档西服店，都懂得审时度势，并葆有民族气节和坚韧的民族精神，“不露声色做百家生意”是他们在乱世中无奈的选择。在文化方面，上海租界中的洋人与国人的生活习俗在无形中相互从 禹 风大裁缝看 当 代 文 学中的上海叙事语言张乐颖毛海莹DOI:10.14014/11-2597/g2.2023.02.039大学语文建设88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26 期）影响，如乔百祥“把杯里的冷咖啡吞下肚”，穿着“英国薄呢西服”，进了对面英国店家杰姆斯的店堂，看到店堂里头有个“中式天井”和“茶桌”。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在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这都来源于作者禹风在创作前期积累的历史著作和史料汇编。其次，为引出“奉化第一代裁缝走向上海”这一关键情节，大裁缝还描画了 1860 年时代变动中的奉化乡村空间四四方方的乔家祠堂、白墙青瓦的村舍、稻叶稠密的庄稼田、成片成片的棉花地等等。这与上海租界空间形成对照，更突出了上海与世界激烈碰撞的时刻，反映了小说对城市命运的关怀与广阔的视野。总的来说，小说最终的目的是在书写中探寻1840 至 1943 年之间的上海，并进行一次当代文学上海叙事的探索。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在于，小说的主角并不是乔百祥、乔新吾等一南一北乔家人，也不是茄生、王小虬、麦牧师等新旧交替时代中的人物，而是这些人物所处的空间上海。围绕着乔家三代手艺匠人的命运纠葛，跨越了南京、北平、哈尔滨、横滨、昆明等地理空间，小说的意图仍然在于书写 1840 至1943 年上海的城市历史浮沉。换言之，大裁缝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租界空间书写和裁缝行当书写两方面显示出典范意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经验有所突破，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二、三部分作具体阐述。二、空间书写语言重绘上海地图以上海作为叙事的主要空间，首先要将上海在语言艺术中营造完成。大裁缝对上海空间的刻画可谓巨细无遗，近乎考据学般认真。小说开篇讲“六月，上海租界还在梅雨里泡着，连着几天淅淅沥沥，静安寺路积水成潭”，这静安寺路便是上海历史发展的见证。身处华洋杂处的上海租界，茄生和乔百祥都能说会写英文。小说刻画的上海公共租界里，英文得以弥散缭绕的空间更引人注目：苏州河、静安寺路、戈登路巡捕房、外白渡桥、外滩公园桥、斜桥路、南京路金隆大酒店。来看看乔新吾眼中的上海滩“是刚才黄浦江江滩上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成群苦力；是外白渡桥往北走，走出租界外，那土丘黑浜间乌鸦吃死孩子的贫民窟”。乔正冠和乔端冕“沿着外滩慢慢走，请太太们好好看看上海滩的门脸一直走到十六铺，好搭乘法国人经营的有轨电车去宝昌路上的文艺复兴酒吧”。小说并不缺乏诸如上述例子中的空间流动感。禹风借助小说人物的脚步与目光，描绘上海滩的具体地理坐标与具体建筑格局，并借助文本的空间流动将“大历史”和“小人物”都嵌入上海租界。一般来说，文学书写者与笔下的城市之间存在三种位置关系，即书写者的核心观点落在城市的哪个点；书写者的姿态处于高位还是低位；书写者与城市大众距离远还是近。禹风基于大量的史料（如中国近代史、上海租界史等）写成了大裁缝，他对上海租界空间的刻画，呈现出一种“史料态度”和“写实态度”。小说里涉及到空间的所有建筑、标识都是具有标志性且纪实的。而这些非虚构的空间标识会与对某些读者产生具体的联系，并唤起共鸣。很显然，禹风对上海空间的处理显示出与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上海叙事代表作家的不同。张爱玲笔下的石库门旧式房子、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等日常生活空间，成功地将市民生活与上海都市世界连接起来。前者代表促狭的传统市民生活，后者象征着纷乱的现代都市生活。正如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 中写到的那样，“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作出一首诗，使我自己非常诧异而且快乐。一次是看见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极慢极慢地掉下一片来，那姿势从容得奇怪。”作为文学书写者，张爱玲与笔下城市的关系是带有隔膜的。她作为文学书写者，同时做出了“买菜”与“作诗”这样互相矛盾的举动。“买菜”是融入上海普通大众的尝试，却因为“作诗”这一审美感知行为与这座城的群众拉开了距离。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开头提到：“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书写者完全处在高位，自上而下俯瞰上海都市空间，试图将上海的精神文化根底与弄堂相勾连。这与大裁缝带有现实色彩的刻画手法不同，是带有寓言性和抽象性的上海书写。金宇澄的 繁花 以上海空间作为一种叙述方法，比起 大裁缝，他的“肉身”与上海城里的平民百姓更近。如果说繁花绘制的上海地图是贴近上海市民的，大裁缝 的上海地图则更带有宏阔历史的标识。繁花的上海空间里散布的都是老上海的小市民，更具有生活气息；大裁缝的上海空间则集中了百年来上海滩真实存在过的风云人物，多了几分历史浮沉下时代的大气魄。书写者的创作立场、写作意图与感知方式决定了他们将选择哪种方式来呈现“上海空间”。无论书写者与笔下城市的位置关系如何，创作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在书写上海经验的过程中，作家是否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为思想和主题服务，才是创作大学语文建设892023年第2期（总第326期）出时代所呼吁的优秀作品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禹风通过空间书写绘制出 1860-1943 年的上海地图，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上海空间写作。三、裁缝行当进入上海叙事语言正如小说开篇所言，西服在上海其实早就超出了服装的范畴。裁缝行当书写被引入上海叙事语言，其中的文学史意义值得考察。“红帮裁缝”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红帮裁缝”，在上海发达起来，与上海有血脉联系。行当的秘密就是上海的秘密。在小说中，乔家三代的行业发展史与历史上“红帮裁缝”的发展史相勾连：1860 年，茄生跟着舅舅吴其英走出奉化，带着乔家“家学”，先后经过上海、宁波、日本横滨，这便是第一代宁波洋装裁缝；乔百祥开创的修长型西服，被叫作“海派西服”；乔正冠与乔端冕从西服、日本士官服和学生服等服装中博采众长，设计出中式新服“中山装”。诸如此类的史实，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红帮裁缝”的主角是乔家三代。他们的家族精神折射出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乔百祥是阿爹照着上海派头培养的新式买办，是小说中最能体现上海文化性格的人物，也是承载着中国百年历史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西化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透过乔百祥这扇窗，我们可以对“红帮裁缝”身上的上海城市精神进行解读。乔百祥身上有种“吃透上海的老成”。在他看来，上海滩的秘密，就隐藏在做洋装的过程中。“在他（乔百祥）眼里，这名单（上海滩名人表）并不瘆人，这和桌上摊开一块布料差不多：拿来时你只见布料，看不见衣服，等你伏身上去动了手，慢慢布料自会变成一件漂亮洋装”。服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上海人的身份和性格，透过西服、旗袍、中山装等各式各样的服饰装扮，乔百祥炼就了一双看透上海的火眼金睛，因此他能够在适应时代变化并实现个人发展的同时，不失传统中国人身上的“仁”和“义”。“红帮裁缝”手中的西服象征着上海滩对荣耀的渴望。“紧跟洋人发洋财”，是乔家秘而不宣的行业密码。历史上，“红帮裁缝”得以在上海立足，靠的就是租界外国大班、买办资产阶级等阶层。但乔家从未丢失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无论是乔家的为人处事方式，还是乔家店铺的运营方式，都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完全殖民化”，而是各个方面都注入了本民族的元素。总之，小说以“红帮裁缝、乔家三代、上海”三者之间的联系为切口，穿针引线勾连出裁缝行当书写与上海现代化书写之间的关系，于字里行间更可以窥见作者对人及事物发展的细腻洞察力。四、结语大裁缝浓墨重彩书写了百年上海的历史浮沉，无疑是一部具有独特视野的扎实创作，为当代文学的城市叙事提供了一种可能与路径。小说中，茄生、乔正冠与乔端冕、乔百祥与乔新吾三代手艺匠人，无论何种境遇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家族精神。从作家创作论的角度来说，禹风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在访谈里提到自己一直痴迷于一个想法，这可被视作小说上海书写的动力所在：“有没有一种从上海诞生之日起就属于上海城本身的性格，它历经战火和岁月，始终不曾变化地暗暗存在，演化为上海和上海人不可磨灭的特征？答案是有的，大裁缝用整部小说的篇幅来展示”。作为一部在新时代中诞生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大裁缝从上海文化性格洞视数千年来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不变的民族性格，无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裁缝通过重绘上海地图和引进红帮裁缝形象，把中国现代性被动嵌入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形态透过上海租界这个空间阐释得非常深入，这为客观书写上海租界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范例。换言之，读者可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