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到笑柄——袁绍历史形象再评价_把梦阳.pdf

史学研究从英雄到笑柄 袁绍历史形象再评价把梦阳【摘要】作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袁绍谋诛宦官、谋立新君等政治作为，并未是要颠覆东汉正统，而应是对固有政治体制的重建。但在传世史传中，“悖逆”“昏聩”始终是打在袁绍身上的固定标签。事实上，根据对汉末史料的再次梳理，不难看出，袁绍作为“悖逆”之臣的罪名实际并不成立，而其负面的历史形象也是因为其作为胜利者曹操的反衬对象，因而被后世史家有意塑造的结果。【关键词】袁绍政治文化历史形象历史书写作为东汉末年重要的政治人物，袁绍在汉晋以来的史料记载中，一直是以昏庸无能的庸碌之辈，但却又觊觎汉室的谋逆者的负面形象出现。这一形象经过 三国演义的文学化塑造，得以持续的强化。特别是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雄才大略且统一北方的曹操相比，袁绍的昏庸、野心、妒忌等负面品质更是成为曹操的“参照对象”。不过，联系东汉末年的思想动态与政治局面，并对史料细节加以勾稽，则不难发现，早在灵帝后期，袁绍就已经是崭露头角且能够主导政局的政坛新星;关东起兵后，袁绍也一直是汉末群雄之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在汉魏之际有着重要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其本来面目似乎并不应是传世史料中所展现的那般负面。其实，就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认识，如方诗铭认为袁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王永平亦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多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从而忽视了袁绍的历史地位”。学者们虽然没有言及袁绍的历史形象是否存在着被重新书写的可能，但都不否认袁绍在汉末时代本来应具有的政治地位，并且已经谈到袁绍历史地位的下沉，是与其最终失败的命运相连，而并不能以之概括其政治生涯的全部。因此，根据以上学者所提供的启发，笔者认为，对于袁绍的历史地位应当做一个重新估量，同时对其历史形象的形成，也应重新考论。在后文中，笔者将通过东汉中后期政治、思想传统以及史料构建两个角度来论述这两个问题。一、出身名门:袁绍政治理想形成的历史背景西汉以来，随着董仲舒主导的公羊经学成为帝国统治者所主导的最高意识形态，其“大一统”、“正名分”的思想内涵，亦即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上升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政治准则。所以，明君臣之分的尊王思想也就成为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不过，随着意识形态化的经学，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原本丰富的学术内涵，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到了东汉，这一保守的政治观念自然无法适应政治形势的剧变。这使得士人阶层对经学，及其背后的政治准则与信仰开始产生怀疑;而在政治上，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威胁程度也愈发提升。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虽试图从理论601国学学刊(二二二年第四期)戴燕:三国志讲义，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 10 15 页。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 从一个侧面看袁绍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 年第 2 期。王永平:论袁绍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1 期。史学研究上对董仲舒公羊经学有所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达到重建儒学大一统地位的目的;同时，白虎观会议虽也强调君权至上，但依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分割。到了桓、灵时代，皇权削弱的现象持续发酵，遂有何休作 春秋公羊解诂，影射东汉豪强兴起、皇权衰微的局面，继续提倡“尊王”的思想内涵。据史传记载，汉末之际，荀彧、张纮、沮授等人都提出过“兴复汉室”的主张，这应是“尊王”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一般认为，袁绍是站在这种思潮的反面，试图取刘汉正统而代之。这一认识，往往是根据袁绍的确所为之事，且明确针对汉献帝正统的几桩“悖逆”之事所得出。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应注意到，面对汉末“天下大乱”的纷繁局势，作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高门子弟与颇受士人拥戴的领袖人物，袁绍与“尊王”类似的政治抱负在史料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一是在与何进谋诛宦官时，其有“为天下诛除贪秽”之议;二是占据冀州后，对沮授“兴复汉室”之咨询。这些言论往往不被学者所关注，或被视为其矫饰野心之辞。但是，打破宦官集团对皇权的操纵，实现清流士大夫对朝政的全面掌握，并建立维护汉正统的政治体系，应是东汉士人的普遍追求。换言之，就史料所展现的内容看，袁绍的政治作为，还是处于“尊王”观念的范畴之内。因而，至于其是否真的要以袁氏取代刘氏而继承皇统，其实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再者，造就了“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亦为袁绍提供了充分的个人社交空间。袁安(绍之高祖)传祖父袁良之孟氏 易学，安子京、敞、京子彭、汤亦传家学;不过，到绍父袁成与兄弟逢、傀用事时，袁氏已非单纯的清节士家，子弟中既有身为中常侍的内官，又与专权的外戚有所连结。因此，袁氏家族逐渐体现出政学一体的特色，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博爱容众，无所拣择”的官僚大族。不过，作为家族青年代表的袁绍虽然“好游侠”，但其并未和袁术等人一样成为“兢为骄奢”的纨绔子弟;而是利用自己的家族声望与人脉资源，“折节下士”10以博取清名，形成了在士人中颇有清誉的交际圈;且其“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与相见”11，显然，这与其家族广泛交结的官僚气息亦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应与袁绍的庶出身份有关12。在讲求出身、名誉的汉魏时代，袁绍固然可以凭借汝南袁氏子弟的身份成为士人活动的中心人物，但在家门内，特别是在同样以任侠为名，且嫡出于袁逢的袁术面前，袁绍则相形见绌。多年701从英雄到笑柄 袁绍历史形象再评价101112黄朴民:白虎通义对董仲舒新儒学的部分发展 ，社会科学辑刊1989 年第 6 期。黄朴民:何休 公羊大一统思想析论 ，孔子研究1999 年第 2 期。(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九州春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9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378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 卷四五 袁张韩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1517 1527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四五 袁张韩周列传 :“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注引 英雄记:“(绍父)成，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其结好。”请参见(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英雄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英雄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 188 页。裴注引 魏书、章怀注引袁山松 后汉书皆云袁绍为袁逢庶出，又过继袁成为子(裴注又引 英雄记云“绍生而父死”而不云庶出一事)。作为正史的 三国志 、后汉书虽在绍本传篇首皆未详述此事，但结合后文将要引述 后汉书所录公孙瓒攻讦绍语与袁术辱骂之词，可见范晔默认了袁绍庶出的史实。史学研究后二袁交恶，袁术甚至有“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之辞，虽然这种言论性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原貌，但袁术“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的行为却极有可能，因此公孙瓒在上表袁绍罪状时，亦将其出身作为攻讦理由。可以推断，袁术对袁绍的轻视，在袁氏家族尚为煊赫之时就已显现。袁绍自然不会屈就于袁术之下，更不可能与这些放浪无度的公子为伍，就转而选择多与外界负有名望的清流士人交际，从而与“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的袁术以及族内的纨绔弟兄也就拉开了距离，而形成了与彼时其家风相异的个人交际。不过，袁绍虽成为家族的另类，却有效延续了其家族日渐淡化的士风，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兴兵讨董的士人领袖奠定了基础。东汉中后期以降，法纪废弛，豪门大族普遍不修法度，在清流士人看来，成为新贵的宦官及其党羽，亦是维护法纪的最大障碍。同时宦官把持皇帝，致使士大夫集团无法借助最高权力以行事，因而导致政治斗争激化。伴随两次党锢事件，士人运动转入低潮，但力图重建统治秩序的士人仍在寻觅机会，而“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也就成为清流集团重点拉拢的对象，并因此得以进入以何进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从此走上了汉末群雄的历史舞台。二、谋诛宦官:被历史记载忽略的重要史实三国志袁绍仅与董卓、袁术、刘表等人并传，其本传记事也较为简略;同时，裴注所引续汉书 、九州春秋也缺乏明确的时间线索。此后，范晔作 后汉书，将上述旧史重新整理编排，从而对袁绍的生平进行相对而言更为详细的还原，但是，范氏所记，也仅限于袁绍的出身与性情、袁绍董卓之争、夺取冀州、灭公孙瓒、袁绍为曹操所败等几个方面，不少原本应连贯展现的史实，因为诸多史料记载各有偏重的缘故，也大多湮没于杂乱的史料细节之中。因此，笔者试图重整史料，以梳理出袁绍生平的若干重要政治作为:首先，即其参与何进主导的谋诛宦官一事。与党锢事件中窦武、陈蕃的联合类似，何进与袁绍组成的政治集团亦是外戚、士人联盟的体现，这也体现出对既往政治经验的借鉴。中平之际，何进、蹇硕两大集团的斗争性质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党锢事件后，朝廷清、浊势力的又一次对抗，体现了袁绍等士人希望消灭宦官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围绕灵帝立嗣而展开，体现了何进与蹇硕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依照正统，灵帝当立何进妹、皇后何氏所生的刘辩，这是何进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而灵帝则偏爱王美人所生之刘协，后来灵帝“疾笃”时，曾“属协于蹇硕”，所以刘协是蹇硕集团所倾向的人选。纠结于正统约束，又碍于两个集团的压力，灵帝对此“久不决”，但这也为此后因立嗣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801国学学刊(二二二年第四期)(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439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439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裴注引 典略，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243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按 三国志术本传但云“以气侠闻”而未云“飞鹰走狗”之类，未知范书何所据。(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六九 窦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248 页。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点校: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 342 页。范晔以窦武、何进并传，又于其后论曰:“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埶，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馀乎?”。笔者认为，范晔亦看到汉末外戚联合士大夫斗争宦官的经验传承，故而在史传中做出如上处理。(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六九 窦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247 页。史学研究中平元年或稍后时，西北爆发了北宫伯玉之乱，朝廷久攻不克。而蹇硕欲使灵帝派遣何进前去征讨，意在调虎离山，但被何进识破。其遂遣袁绍募集徐、兖二州兵，以此为拖延。查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六年(189)前诸条，并无何进平叛西北的记载，因此笔者猜测，何进很可能未如蹇硕之愿出征。而作为此次斗争中的重要角色，作为“募兵”将领的袁绍显然也十分圆满地配合何进完成拖延，最终迫使朝廷在紧急军情下另择他将。而中平五年(188)八月时，灵帝又设西园八校尉，“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而同年冬十月，灵帝又于平乐观讲武，随后“诏使(何)进悉领兵屯于观下”。结合次年四月灵帝崩的史实与前文关于其“疾笃”一说，笔者认为，灵帝很可能在中平五年时已有病态，故而确定继嗣人就变得刻不容缓。因此，这两次军务行动，无论是灵帝有意使蹇硕与何进互相牵制而为之，或是二人迫使灵帝分别授以其兵权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