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落户门槛、就业歧视与农民工同乡聚居_刘启超.pdf

刘启超 城市落户门槛、就业歧视与农民工同乡聚居内容提要：结合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机理。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会因户籍性质而存在差异，落户门槛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拥有外市户籍农民工的同乡聚居概率。机制分析表明，就业歧视是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机制，即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越严重，为了规避就业歧视以更好地实现就业，进而会选择与同乡聚居。基于此，研究认为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调整力度，放宽放开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消除城市就业歧视。关 键 词：农民工落户门槛同乡聚居就业歧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了“流而不迁，迁而难入”的“候鸟式迁移”，并未朝着融入城市和实现市民化方向发展（刘守英、王一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二者相差 个百分点，这个差额所代表的正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近年来，我国政府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但大城市还存在基于一定就业年限、社保年限等落户条件，即存在落户门槛。落户门槛的存在造成农民工落户意愿和落户条件存在结构性矛盾，进而使“想落不能落，能落不想落”的现象并存（程郁等，）。可以看出，传统户籍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探讨户籍制度的变化对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市民化具有较高的政策意义。在“候鸟式迁移”过程中，农民工往往选择与同乡相聚而居以适应城市生活、获取就业信息，甚至形成诸如北京“浙江村”、深圳“湖南村”等同乡村（杨高，）。农民工同乡聚居案例的存在，预示着城市内部可能已出现与户籍相关的群分现象。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不仅使群分效应在居住空间这一维度上长期固化，进而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刘启超，），而且也在城市内部造成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收入和地位差距，形成了新的二元社会分割（陈钊等，）。现有文献基于案例分析，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个体偏好等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形成机制，但鲜有文献实证分析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而厘清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和落户政策的调整、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聚居或居住分割是由特定群体通过选择相同或相近区 域 的 居 住 场 所 而 产 生，即 群 分 效 应（）在居住空间上的突出表现（陆铭、张爽，）。居住空间是个体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和进行社会互动最为频繁的空间，聚居一旦形成，势必对居住其中DOI:10.13891/ki.mer.2023.03.011 现代经济探讨 改革发展的个体的健康状况、教育质量和就业表现等产生影响。比如，新移民在移居地选择居住在移民聚居区，可以弥补在流入地社会资本的缺乏以更好地获得社会及就业支持（、，）。与之相反，也有研究则认为上述聚居固化了社会阶层、拉大了贫富差距，并且使上述不平等在代际间进行传递，从而不利于城市 的 社 会 和 谐 与 发 展（、，）。具体而言，聚居会造成弱势群体难以获得优质资源和与其他阶层进行社会互动的机会，并使得公共资源呈现不均 衡 分 布，加 剧 社 会 隔 离 而 降 低 社 会 流 动 性（，）。除此之外，聚居区内存在的犯罪行为和较差的教育状况，进一步不利于聚居区内个体的职业发展。等（）研究了居住隔离与低收入居民的社会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聚居区内较高的犯罪率和较低的职业声望水平，在聚居区长大的个体通常拥有较差的职业发展预期。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到社区内其他居民，因而外来移民聚居区内对本地居民的低信任水平会通过同群效应而得以放大，从而阻碍两类群体相互融合（汪汇等，）。相比于分析居住空间上的群分效应对个体的影响，探讨群分效应在居住空间的形成，则更有助于认识聚居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政策。现有研究认为聚居区的产生与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有关，并呈现出地域差异特征（王春超、王聪，）。比如，聚居区在美国主要以种族、文化隔离为主，受福利制度影响西欧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在发展中国家则以收入、社会地位等隔离为主。更为一般的研究则认为经济地位不平等、社会歧视和个体偏好是形成聚居区的重要原因（刘保奎，）。与其他国家不同，户籍制度的存在使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农民工由于未拥有所在城市的户籍，与本地居民所享受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有着巨大的差距，并且在劳动力市场经常遭受到就业歧视（、，），比如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被限制进入特定行业与部门等。此时，在城市中相对弱势的农民工群体倾向于选择抱团取暖，进而形成“浙江村”、“四川村”和“河南村”等同乡聚居现象。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城市落户门槛会提高农民工选择同乡聚居的概率。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流动人口的聚居区多以地缘为基础，即基于地缘的同乡聚居而非族裔聚居，且以农民工为主。对于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社会网络和城市管理政策等 是 农 民 工 选 择 同 乡 聚 居 的 重 要 因 素（杨 高，）。王汉生等（）认为同乡聚居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种“用脚投票”公共选择的自然演化结果，即农民工的聚居选择是权衡自身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后的结果。基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和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数据，刘启超（）的研究就发现，借助社会网络实现就业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选择与同乡聚居。同时，农民工对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同乡聚居的依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减少（王春超、王聪，）。除上述个体层面因素外，就业待遇歧视、就业保障歧视和就业机会歧视等就业歧视也被认为是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农民工进城后多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且由于较高的流动性造成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意愿不足，从而遭受就业待遇歧视，此时往往会选择相聚而居以借助同乡关系来分担风险（杨高，）。此外，由于农民工无本地户籍，进而无法与本地居民同等地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而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进一步造成农民工选择与同乡聚居以获得就业支持和满足相应需求。胡武贤等（）通过对珠三角 个农民工聚居地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发现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工会选择同乡聚居以满足其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上述就业待遇和就业保障歧视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所遭受的歧视，而在实现就业过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就业机会（吴珊珊、孟凡强，）。比如，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条件下，只有部分高技能农民工能够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从事正规就业，即农民工在某些部门、职业、行业面临进入歧视（原新、韩靓，）。无论是就业待遇和就业保障歧视，抑或是就业机会歧视，均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户籍制度。具体而言，在以户籍为标尺提供差异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下，户籍开放度越低或落户门槛越高，城市所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就难以覆盖到全部人口，尤其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程郁等，）。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而城市就业保护政策会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遭受不公平的就业机会，较难进入体制内单位，以及造成本应在 白 领 岗 位 就 业 的 农 民 工 却 从 事 于 蓝 领 工 作（、，）。此外，户籍制度也是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原因，拥有本地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垄断了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而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也有优势（孙婧芳，）。在引发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制度因素未得到彻底变革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准入效应和身份歧视效应会依然存在（蔡昉等，）。作为户籍制度改革进度和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落户门槛的存在势必降低农民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加深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歧视现象，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章莉等，）。此时，为了更好地规避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农民工会倾向于选择与同乡聚居。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说：就业歧视是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途径。三、数据说明、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数据说明本文所主要使用的数据集为 年和 年中国乡 城 流 动 人 口 数 据（，）形成的混合截面数据及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其中，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统计局和德国劳动研究所等，于 年在上 海、深 圳 等 个 城 市 进 行 的 实 地 调 查。自 年起，该调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独立开展。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参考国家统计局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的定义，本文只保留了上述数据中已就业、农业户籍和年龄在 岁的样本，从中共得到 个农民工样本。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来自于张吉鹏和卢冲（），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此外，文中用到的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住宅租金数据来自于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数据库。计量模型设定结合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采用 模型来研究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计量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其中，表示第个农民工，表示第个城市。被解释变量 是衡量农民工聚居选择的变量，表示农民工选择与同乡聚居，表示 农 民 工 未 选 择 与 同 乡 聚 居。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是刻画城市落户门槛的变量。是与农民工及其所在城市有关的控制变量矩阵，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为地区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为职业虚拟变量，用来控制职业固定效应。为年份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年份效应。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农民工邻里情况来衡量农民工的聚居状况，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邻居主要为同乡，则认为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同乡聚居。具体问题为“周围是否住着很多同乡？”，若农民工回答为“是”则赋值为，否则为。以往文献也有采用该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同乡聚居，比如刘启超（）。（）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投影寻踪法计算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来衡量各城市落户门槛。现有文献关于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经济行为决策的研究较少，很大原因在于难以对落户难易程度或落户门槛进行衡量。该指数包含投资、购房、就业与人才引进等四类细分门槛指数，以及由这四类细分指数通过投影法、权重法、熵值法等计算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指数越大则表示落户门槛越高。在本文中，主要采用投影寻踪法计算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来衡量各城市 现代经济探讨 改革发展落户门槛。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采用权重法、熵值法等综合计算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做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老家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聚居选择的相关变量。对于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进城前非务农经历等。家庭特征包括同住家庭人数、家庭收入和耕地流转状况等。对于老家特征，主要包括老家与最近中学距离、老家劳动力外流状况等。城市特征变量主要选取了城市发展水平、市场潜力、外商投资额、与港口城市的距离、住宅租金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所示。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变量名称变量具体含义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同乡聚居邻居主要为同乡，虚拟变量，是，否 城市落户门槛基于投影追踪法计算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 性别虚拟变量，男，女 年龄个人年龄（岁）婚姻状况虚拟变量，已婚，未婚 受教育年限个人受正规教育年限（年）身体健康状况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虚拟变量，好，不好 非务农经历进城前非农工作经历，虚拟变量，有，无 家庭规模目前共同生活的家庭人数 家庭收入家庭月收入（元），取对数 家庭耕地流转状况家庭耕地已流转，虚拟变量，是，否 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