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较少民族人口流向与经济生活变迁研究_吴清秀.pdf

人 力 资 源EN LI ZI YUAN城镇化进程中较少民族人口流向与经济生活变迁研究吴清秀1，2(1 呼伦贝尔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021008;2 北京特华博士后工作站，北京100029)摘要:文章以现居或原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 3 个较少民族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分别从祖辈、父辈、晚辈三代居住地变化、收入来源、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就业变化、受教育程度 6 个方面，对其人口分布变动、经济生活演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3 个少数民族的户籍城镇化率低于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率;异地城镇化趋势增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辈提高。关键词:城镇化;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流向;经济生活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28(2023)02017904一、问题的提出深入研究较少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生活，诠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动机和形式等行为特征，对了解少数民族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程度，掌握经济、生活、习俗改变方向，促进边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较少民族人口居住越来越分散，分布越来越广泛，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融合得更为密切。以往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向的研究大多基于人口普查数据14、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 5、2013年全国人口流动数据6 等这样宏观数据从整体角度分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形式和变动，对不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化的原因特点分析不深入;对个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研究多集中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且多从个别城市的角度7，考察的多是暂时居住的流动人口，并能不能完全代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而且现有研究较少针对某个特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89，从城镇化角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的又是少之又少。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 年)数据显示，全国达斡尔族总人口 1322 万人，人数位列 56 个民族的 34名;鄂温克族总人口 346 万人，位列 42 名;鄂伦春族总人数 092 万人，位列 51 名，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分别占全国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的 583%、859%、908%。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 3 个较少民族人口涌向城镇的原因是什么?原来的经济生活方式继承和转变的情况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二、研究设计(一)样本选取文章调研的对象是原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较少民族。定义祖辈(70 岁以上)、父辈(5069 岁)和晚辈(16 49 岁)，在此基础上对 3200 户采取田园调查、面对面深入访谈，线上问卷等方式，确保回答问题的受众对调查问卷不存在歧义和误解。共发放 3200份问卷，线上 2200 户，线下 1000 户，有效问卷为 3000份，问卷有效率为 9375%。具体问卷分布如表 1 所示，有效问卷中，70 岁以上的受访者即本研究定义的971作者简介:吴清秀(1982)，女，达斡尔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经济、产业经济。基金项目: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城镇化进程中三少民族人口流向与经济生活变迁研究”(2020MZYB10);呼伦贝尔学院服务地方重点项目“呼伦贝尔市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战略比较研究 基于 12 个旗市区规划”(项目编号:2021JYZD01);呼伦贝尔学院学科专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特色村镇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2JSZXYB20)。人 力 资 源EN LI ZI YUAN祖辈为 460 人，占总答卷人数的 1533%，均为入户面对面访谈;5069 岁的受访者即父辈为 1080 人，占总答卷人的 36%，其中入户访谈 800 户，线上问卷 280人;1649 岁的受访者即晚辈最多，为 1460 人，占总答卷人数的 4867%，其中，入户访谈 300 户，线上问卷 1160 人。表 13 个少数民族人口流向和经济生活变迁样本基本情况民族问卷数/户答卷人祖辈(70 岁以上)/人占该民族户数比例/%父辈(5069 岁)/人占该民族户数比例/%晚辈(1649 岁)/人占该民族户数比例/%达斡尔1100220200034030915404909鄂温克1100160145549044554504091鄂伦春80080100025031254705875共计300046015331080360014604867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问卷整理而来。(二)问卷设计问卷共 36 道题目，题目的形式有单选、多选、填空 3 种题型。问卷第 1 部分是对填写问卷人以及受访家庭基本情况的了解，共 5 题，包括受访人的民族、年龄、婚姻状况等。问卷第 2 部分共 27 题，分别对祖辈、父辈、晚辈的居住地、就业状态、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6 个方面设计了同样的 9 道题目进行调查。问卷第 3 部分共 4 题，主要是为了分析三少民族人口涌向城镇的意愿和决策，原来的经济生活方式继承和转变的态度等行为特征。三、结果分析(一)3 个少数民族人口流向变化分析受访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人口流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农业户口越来越少，转成非农业户口越来越多。调查的 3000 户中祖辈农业户口占 8612%，父辈农业户口降为 7256%，到了晚辈降为 6356%，说明少数民族户籍城镇化的脚步开始加快。(2)祖辈、父辈和晚辈多出生在村(嘎查)、乡(苏木)，但在城镇出生的比例逐辈增加。三辈人出生在城镇的比例分别为 10%、17%和 34%。与户口性质相比，很多晚辈虽然出生在城镇，但是没有改变农业户口;同辈人现居住地大多不是出生地，居住在城镇较多，三辈人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分别为 77%、82%、89%，城乡两栖生计明显，3 个少数民族三代人出生地和现居住地的变化说明户籍城镇化不及人口城镇化的步伐。(3)与上一辈居住地相比，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截止 2020 年，3 个少数民族人口年龄在 5069岁之间的父辈，5556%没有居住在出生地，年龄在1649 岁之间的晚辈，5926%没有居住在出生地，按父辈和晚辈的工作区间估算，3 个少数民族 2000 年、2010 年人口流动率平均为 1852%、2965%，略高于何立华等(2016)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 3 个少民族流动率平均值，高于 2000 年(783%)和 2010年(1477)全国的平均值。表 5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人口流动率比较年份本研究人口流动率何立华、成艾华2 20001852%1344%20102965%2058%注:本研究中 2000 年数据为父辈与祖辈相比居住地变化比率除以 3 个工作区间段;2010 年为晚辈与父辈相比居住地变化比率除以 2个工作区间段。父辈居住地与祖辈居住地相比多为跨省同级别(3 7%)、跨 省 高 级 别(14 81%)、市 内 同 级 别(74%)、市内高级别(2963%);晚辈与父辈居住地无变化的为 4074%，与父辈居住地发生变化的为5926%，晚辈居住地与父辈居住地相比多为跨省同级别(37%)、跨省高级别(1852%)、省内同级别(1481%)、市内高级别(2222%)，由此可以看出，3个少数民族人口在每一辈居住地都会发生很大的变081人 力 资 源EN LI ZI YUAN化，如文章中的父辈大多与祖辈不在同一个地区，居住地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从居住的村、乡、镇变动到高一级或更高级别行政区划的乡、镇、村。在晚辈中更是，晚辈的居住地变化更为广泛，省内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迁出到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省外从内蒙古迁出到苏州、深圳、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父辈居住地变动的原因多为工作调动、为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留在了长期打工的城镇、结婚;而晚辈居住地变化的原因多为升学留在本地、工作调动、留在了长期打工的城镇、为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结婚，说明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人口城镇化的原因是就业驱动、教育驱动。由此可见，随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加速了户籍城镇化，但户籍城镇化水平低于人口城镇化。(二)3 个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变迁在城镇化进程中，3 个少数民族的收入来源、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经济生活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点特征:(1)工作性质的转变，祖辈多为务农或放牧、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打工或在国企上班的比例不高;父辈务农或放牧的比例有所减少，公务员或从事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较高，打工和在国企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晚辈务农或放牧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从事公务员或事业编工作的人员也减少，打工和国企工作的人员迅速增加。(2)祖、父、晚辈初次参加工作的年龄越来越晚，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基本本专科毕业之后参加工作，年龄大多在 2125 岁，如读硕士、博士则参加工作的时间还要推迟 36 年，高学历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3)家庭月收入逐辈增加，祖辈间、父辈间收入差距不大，两代人的收入水平都不高，晚辈的月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明显，与全国相应时期的水平一致。由此可以看出 3 个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较高。(4)家庭月消费水平也逐辈增高，与家庭月收入相比较，消费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晚辈这一代，同辈人的收入差距较高，但是消费水平却基本一致，大多存在入不敷出的现象。(5)从三代人消费消费种类也可以看出城镇化的痕迹，三代人共同的消费种类是生活用品和人情往来;三代人消费越来越少的是生产资料和看病，由此可以看出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城镇医疗政策的实施;三代人消费越来越多的是房贷和子女教育支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3 个少民族人口对城镇住房的需求增加，但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完全支付全款，由此也反映了 3 个少数民族人口消费观念的转变;晚辈对电子产品和旅游等科技产品和休闲产品的需求不但增加，体现了 3 个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时代发展的趋势。(三)3 个少数民族对城镇化影响的评价在城镇化进程中，3 个少数民族三代人对城镇化影响的认识有以下特征:9637%的人都认为与上一辈相比，生活条件有改进，其中 5563%的人认为改进了很多，4074%的人认为改进了一些。1082%的人认为未来孩子不会和自己生活在一个城市，2307%的人认为都可以，4018%的人无法确定，由此可以看出绝大部分 3 个少民族家庭接受城镇化。9259%的受访者认为孩子未来的经济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382%的受访者认为孩子的生活会保持现状。由此可以看出，3 个少民族体会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好处，并对其充满信心。受访者对本民族同胞涌向城镇的态度中除了认为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团结。由此可见，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正积极参与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接受着城镇化给自身民族带来的改变。由于各民族在语言、体质、装扮、饮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城镇化的参与度与接受程度不同。这一点结论与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10)9 研究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结论相同。四、对策建议推进城市民族事务工作治理效能，促进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人口逐步向一线、二线城市扩散，少数民族人口结构正经历着从由181人 力 资 源EN LI ZI YUAN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过程。这种人口分布变化对民族政策、民族自治地方、中东部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1 流向地应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展的实际问题，适时调整区域发展政策，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践行“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13 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鼓励和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的融入和发展;第二，加快完善少数民族社会权益保障体系，让少数民族同胞在流向地享受在流出地同等民族待遇，解决住房租住、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同时，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优势，促进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2 流出